1.科学家上书
设在新墨西哥州的原子弹试验场20世纪30年代，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查得威克，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德国物理学家哈恩、施特芬斯等科学家在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发现，1克重的铀产生裂变后其能量相当于燃烧3吨煤或200升汽油所放出的能量，所产生的爆炸力也将是巨大和惊人的。人类从此进入了“核”时代。
然而，就在科学家们对这一科学的发现感到欣喜的时候，纳粹德国也把目光盯在了这个伟大的成果上了。他们要利用这个科学的发现，要把这一成果转移到战争中去，用科学的成果征服人类。1939年4月，纳粹德国将6名原子物理学家召到柏林，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开始制造能控制利用铀的装置，也就是原子弹。同年的9月26日，德国正式制定了代号为“U”的秘密研制核武器的计划。
纳粹德国研制核武器让一些开明的科学家感到担忧，流亡在美国的费米立刻联系了诸如西拉德、泰勒等人在美国积极奔走，呼吁美国尽快开展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当他们向美国军方提出这项计划时，美国军方并没有认识到原子弹能产生的巨大破坏力，所以对这些科学家的看法没有引起重视。
费米等科学家心急如焚，他们深知核能的巨大威力，如果纳粹德国抢先制造出原子弹，那么人类就将面临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而要制造原子弹是需要雄厚的经济后盾和完整的科学体系以及科学人才的，还要有安定的社会环境。
这些条件，就当时的世界来说，只有美国是最有条件的，也只有美国才有可能挑战纳粹德国，与纳粹德国相抗衡。
费米、泰勒等科学家决定直接上书美国总统罗斯福，只有说服他采纳这个计划才能尽早开始研究工作。他们还想到了德高望重的爱因斯坦，想请他作为代表向罗斯福进言，这样还可以增加说服的力度。
与此同时，罗斯福的好友和科学顾问阿列克谢·萨克斯也受科学家们的委托，向罗斯福总统进行游说工作，他讲到了拿破仑不听富尔顿的建议，拒绝制造蒸汽轮船，而丧失了进攻英国的时机的故事。他说：“总统先生，我个人认为，原子能就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总有一天会有人能够控制并释放它那巨大的能量，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不可能阻止他这样做，只能希望他不要把邻居炸飞。”
罗斯福听了萨克斯的话，幽默地说：“我明白了，你现在所寻求的是保证纳粹不要把我们炸飞。”
1939年12月6日，美国国会拨款20亿美元作为研究经费，正式启动名为“曼哈顿工程”的原子弹研究计划。
2.不同凡响的保密工作
德、美两国都启动了核计划，为了掌握对方的进程动态进而遏制对方，他们在自身的保密和置对方于死地方面进行了大量的间谍侦察和破坏活动。
美国研制原子弹工作规模庞大、人员众多，但他们居然能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未被德国间谍机关了解到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工程”行动计划。
在美国，要使这么大一项行动不泄密的确不易。要知道，“曼哈顿工程”有成千上万爱唠叨的热情的美国人参与其中，据统计，参加这项研制计划的美国人前后达60万之众，任何一个人如果口风不严都可能导致警觉性极高的外国间谍的注意。
“曼哈顿工程”的运作是分散在田纳西州、新墨西哥以及华盛顿等地秘密进行的。在这些人员庞大的研制队伍中，美国人组织了一批尽职合格的保密人员队伍。这些经过训练的青年男女之间谈话用暗语，对核心研制人员的行动进行监控，负责检查每一份文件资料的收发，对散落在办公室里的每一张纸片进行详细检查处理，做到万无一失。而最难的是对参加研制人员的严格控制。这些保密人员恪尽职守，他们对所有接触核心机密的成员都进行了严密的监控，经常用严厉的保密制度来约束这些人员。
在60万参与人员中，他们与所有人员都有严格的保密协定，其中2000多个因口风不严、说话随便的职员受到了处理。在文职人员中，他们特别注意对每一位适应做这样高度机密工作的人的善后安排，做得周到。完满，使这些人在调离工作岗位后，也不会因为被解雇后产生不满情绪而导致对“曼哈顿工程”工作产生负面影响。整个保密工作最困难的是参加研究的科学家们的保密工作。许多人在国际上是原子物理学方面的著名人物，德国人只要知道这些人的行踪，自然会尾随其后并容易推测出美国人在何时、何地进行什么样的工作。
因此，“曼哈顿工程”的反间谍机构对这些科学家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他们给这些科学家每人编上代号，并派专门警卫人员负责他们的行动安全。美国人的保密措施的确是十分出色的，他们不仅成功地使本国科学家的行踪一直不为外人所知，而且还十分成功地将许多国家的科学家带到了美国，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参与研制工作。
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帮助下，他们还把世界著名的原子物理学家玻尔从丹麦营救出来，化名贝克在美国秘密地从事了长达2年之久的研究工作。
德国已经注意到，虽然美国从事核领域的研究总的来说是在德国的后面，但是德国并不敢小视。因此，德国人在战争初期曾经派出两名最优秀的科学家来美国进行“交流”，但美国方面成功地阻止他们的企图，并利用科学家之间的这一“交流”，使德国人产生错误的判断。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人的研究还停留在初期的阶段。
“曼哈顿工程”的反间谍保密工作不仅仅针对德国人，就连美国二战时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人都难以窥其端倪。
英国物理学家阿兰对美国人的这项研究表现出极大兴趣，曾三次前往参观。美国人立即引起警觉，迅速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并协助英国有关部门对其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位科学家曾向苏联方面提供过铀标本和美国人研制的进展情况。英国方面立即将其逮捕，判以重刑。
“曼哈顿工程”的保密工作的确是美国反间谍部门的一项成功大作，真可谓史无前例的奇迹。人们在钦佩之余，也对此产生不解和疑惑，以德国间谍机构的高超水平，何至于对如此易于探出的情报无所作为？其实，这也是美国反谍报部门出色的工作所致。
“曼哈顿工程”实施期间，美国情报部门不断地制造假象以迷惑德国人，其中最多地是向德国情报部门提供假情报，使德国人误以为美国人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
另一方面，也与德国情报部门的科学家分析失误有极大的关系。日耳曼人愚蠢的优越感使这批科学家自以为是地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德国科学家都未能在原子弹的研制方面有关键性突破，美国的科学家更是不在话下，他们只能跟在德国人的后面亦步亦趋。相反，美国和英国的情报工作却十分出色，他们不但准确地把握了德国人研制原子弹的进展情况，而且还成功地策划了一次重大的破坏活动，炸毁了德国的重水工厂，阻止了德国人研制工作的进展。
3.海森堡是否在为纳粹卖命
美国核武器的研制成功，除了美国政府的巨大努力外，还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科学家密不可分。“曼哈顿工程”中的一些卓有成效的科学家起初都曾经为纳粹德国服务，尤其是丹麦的著名核物理学家玻尔教授，他当时并没有外逃，而是潜心地做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后来在英国情报人员的努力下，幡然悔悟，并逃到了美国，在“曼哈顿工程”中，玻尔教授带过许多学生，有些还是世界级的领军人物，且科学成就也是被人们所敬仰和尊重的，德国的核物理学家海森堡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开始人们认可的一个说法是：希特勒之所以没有研制出原子弹，是海森堡阻碍了希特勒开发核武器的进程。然而最近，随着玻尔一封尘封多年的信，关于海森堡在纳粹德国核武器研究中起到的作用问题，又一次在世人中掀起了波澜。海森堡与玻尔在哥本哈根的会面，再一次产生了一个令人无法解释的谜。
海森堡在科学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天才般的见地及在物理学史上的地位，世人虽有不同程度的评价，但无疑都是相当正面和肯定的。
然而，对于海森堡与纳粹德国的关系，他的为人处世，尤其是他的充满争议的哥本哈根之行，却存在着许多针锋相对的评价。肯定他的人，把他描绘成道德上完美的化身——他是一个身处逆境却迎难而上的人，为了保护德国的科学研究，不惜忍辱负重；他在战后为恢复德国科学所作的种种努力，使他在德国科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否定他的人，则把他看成是纳粹的帮凶，有着严重的人格缺陷，他战后的种种说辞完全是文过饰非。
多年来，人们对海森堡的看法随着新证据的出现，也在不断地左右摇摆，对立的阵营始终泾渭分明，他们之间无法找到一个令各方都能接受的阐释。1992年出版的《海森堡传》则试图在这两极之间寻找一种平衡。该书用充满同情的口吻详细叙述了海森堡的利学与生活，无论对与错、伟大与渺小都不放过，使得对海森堡的评价更趋客观。
1998年，米歇尔·弗赖恩出版了剧作《哥本哈根》，在剧中，海森堡就被描写成阻碍纳粹开发核武器的英雄。后来该剧被搬上舞台，并在英国连演18个月，之后还在百老汇上演，并获成功。2002年2月18日，弗赖恩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给海森堡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的文章，充分阐明了自己的“同情”观。
《哥本哈根》出版后，海森堡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它不只是引起了史学家的关注，而是扩展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弗赖恩本人并没有想到自己的作品会如此成功。
而就在这种同情观占据上风的时候，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刊出了最新消息称，玻尔研究所新公布了资料——包括玻尔写给海森堡但一直没有寄出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玻尔回忆了他和海森堡1941年的那次会面。信中披露，当时，海森堡曾警告他的导师说，希特勒已经成立了一个“铀俱乐部”专门研究原子弹。战争可能会由核武器的出现而结束，而他正是在从事核武器的研究。
这与以往的一些说法大相径庭。据以往的说法，海森堡虽然迫于形势不得不为纳粹工作，但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尽管当时海森堡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关键技术，他却避开原子弹的研究，集中力量研究反应堆和回旋器，显然是有意拖延研制进程。
两种不同的观点发生了激烈的碰撞。那么，当年海森堡和玻尔在一起到底都谈了些什么呢？
1940年春，德军占领丹麦的第二天，海森堡曾写过一封信给他的汉堡同行——德国原子弹计划参与者、德国核试验计划关键人物之一的德国物理化学家保尔哈特克。
在信中，海森堡请他或海森堡的学生卡尔弗里特里希·冯·魏茨泽克一道前往哥本哈根，因为他要在那里同某研究机构的负责人玻尔商谈要事。这封信有可能会重新评价海森堡和玻尔的哥本哈根会见。1941年9月，海森堡前往哥本哈根，找到他的老师玻尔并与之进行了一次谈话，但是谈话不欢而散。
如今，玻尔研究所公布的文献似乎对海森堡当时的动机持有疑虑：海森堡是否想从玻尔那里打探为德国制造原子弹的技术？但是，从海森堡写给保尔哈特克的信中看，这次哥本哈根之行一年半以前就已开始策划了。海森堡的学生魏茨泽克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海森堡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玻尔的安全，他只想知道，他的老师是否需要在他帮助下离开哥本哈根，或者说，他至少能让德国驻丹麦机构为玻尔提供方便。
开始，魏茨泽克通过关系找到了德国驻哥本哈根公使冯克，请他给玻尔以保护。但魏茨泽克得到的回答是玻尔根本不愿意与冯克接触。
后来，魏茨泽克在哥本哈根向德国驻丹麦代表处建议举办一次天体物理会议，这样，他就能邀请海森堡到哥本哈根来。德国公使采纳了魏茨泽克的建议，在哥本哈根举办了一次天体物理会议。
1941年春天，魏茨泽克才找到机会去哥本哈根作报告。他利用这次机会为海森堡和玻尔会见作了积极准备。
应当时所谓“德国科学研究所”的邀请，海森堡与魏茨泽克于1941年9月一道前往哥本哈根参加会议。但玻尔拒绝出席德国科学研究所的活动，并对海森堡产生怀疑。
玻尔的儿子阿格·玻尔后来回忆说，海森堡与他父亲和其他同事谈到当时的军事局势时说，德国会打赢这场战争。其实这一点不奇怪，因为当时德军已占领了差不多半个欧洲，并正向莫斯科推进。对海森堡来说，他没法在公开场合怀疑德军会打败仗。
最后，海森堡终于找到一个与玻尔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两人进行了私下谈话。现在看来，海森堡多半是接受了魏茨泽克的建议，劝诫波尔不要跟德国公使过不去。这次谈话导致了玻尔对海森堡的疑虑，他认为海森堡从一开始就有目的地要将自己引向德方。两人之间的误解可能就此深深埋下了。
可以肯定的是，海森堡当时确实谈到了原子弹的话题。这个话题之所以如此敏感，是因为海森堡参与了纳粹的原子弹制造计划。因此，海森堡在与玻尔交谈时十分谨慎，很多话不能直说，这也因此给玻尔留下这一印象，即海森堡全力以赴地为德国制造原子弹。
事实上，德国当时的情况是，1939年9月，在陆军装备局领导下成立了“铀协会”，研究如何将铀裂变并用于军事，但许多技术问题根本没弄清，如制造一颗原子弹需要几公斤或几吨裂变物。此外，德国手里当时除了有铀—235外一无所有。
1939年12月，海森堡建立了铀反应堆基础理论，后来试验成功。魏茨泽克的理论也证明，反应堆在运行时可以产生用于原子弹的裂变物质钚。但是，1939年海森堡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他认为，自然铀在获取核能时不会产生别的主要物质。也就是说，德国除了仅在进行核研究外，并没有一个关于制造原子弹的具体全计划。
那么，海森堡是否真想请教他视同慈父的导师，或者真想与玻尔密谋共同研制原子弹，迄今仍是一桩疑案。但是，玻尔当时肯定是中断了他们之间的谈话，而且气氛很僵。就像海森堡在结束谈话几分钟后对魏茨泽克说的那样：“全弄拧了！”
玻尔在谈话20年后写给海森堡的信中仍能让人们感觉到，玻尔没有将海森堡在公开场合与私下谈话区别开来，也许，他没有意识到海森堡对待他的真实想法。直到战后，魏茨泽克在美国见到玻尔，并问起那次的谈话情况时，玻尔仍说：“唉，随它去吧！我知道，在战争期间，人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祖国。”
那次不欢而散的谈话除了说明两人交流上的失败外，还说明了海森堡在政治上的幼稚和感情上的一相情愿。可能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从一开始，丹麦科学家玻尔就从未把他当成朋友或保护者，而是仅仅把他视为占领军的代表。
围绕这个像谜一样的问题，海森堡的辩护者和谴责者有过激烈的交锋。
辩护者称，海森堡从未主动要求去国外访问。他出使丹麦、匈牙利和瑞士等国，完全是官方刻意安排的。在海森堡被称之为“白色犹太人”之后，纳粹官方安排他出访，是对海森堡的承认和平反。如果拒绝，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海森堡进退两难，没有自主权。
对于一些德国人，尤其是像海森堡这样的非纳粹（或反纳粹）人士，存在一个道德的两难选择——一方面，他们并不希望希特勒主导战争；另一方面，他们又都是强烈的爱国者，并不希望德国战败。对于他们来说，最佳的解决办法是德国能避免战败，军队最终能摆脱希特勒的控制。虽然现在看来这个过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当时这种想法却是非常现实的。由于纳粹的片面宣传和有意隐瞒，德国民众只知道苏联的斯大林搞过大清洗，而对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却一无所知。一些高级将领想通过刺杀希特勒来避免失败。通过与反对派接近的“星期三聚会”，海森堡本人知道这些情况。毋庸置疑，他内心是讨厌纳粹政权的。在无法推翻它之前，最好是利用它。
反对者则称，海森堡当时相信德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他根本没有掩饰自己的态度。海森堡的目的至少是劝说玻尔冷静地对待德国即将获得的胜利。
对于这一点，辩护者称，海森堡其实并不希望纳粹德国掌握原子弹。经过初步计算后，他就不想再进行下去了。海森堡已经得到了正确的结果，但他没有向纳粹当局讲明真相，而是夸大了制造原子弹的难度，因而也拖延了研究进程。
反对者也称，海森堡并不是不想制造原子弹，他竭尽全力为纳粹服务，只是由于他的错误而导致德国的计划没有成功。海森堡没有仔细计算“临界质量”。按他的计算，制造原子弹需要成吨的纯“U—235”，而他估计盟国一年只能生产30公斤“U—235”。
辩护者认为，这种说法已遭到海森堡本人的有力驳斥。在《部分与整体》中，海森堡对他当时的心态作了很好的描述。
反对者称，玻尔档案馆公布的材料表明，玻尔在信中明确指出，海森堡曾说过，他曾竭尽全力地花了两年时间研究原子武器。
辩护者的观点是，这只是玻尔自己的理解。玻尔当时并不清楚反应堆与原子弹之间的区别。海森堡所言，是说经过两年的研究后，他得出结论：原子弹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很难制造，无论从技术上，还是经济上都是这样；而反应堆除了理论上，实际当中也是可行的，也比较容易制造，以后他将只研究反应堆。在海森堡还没有完全解释清楚之前，玻尔就中止了谈话。很显然，这是一种误解。
反对者坚持，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海森堡不阻止纳粹的计划？他去哥本哈根的“真实目的”是想从玻尔口中了解盟国在原子弹方面的研究进展。
辩护者感到好笑，海森堡用不着阻止纳粹的计划，因为早在1942年，纳粹就放弃了这个计划。他们从海森堡处得知，研制原子武器需要许多年，并且投入非常大。纳粹没有耐心等待，他们需要更直接有效的武器。海森堡去哥本哈根的真实目的并不邪恶。
反对者认为，海森堡，还有他的那个“谋士”魏茨泽克，通过容克的《比一千个太阳还明亮》，为自己洗清罪名，把自己打扮成是因道德考虑而主动放弃原子弹研究的，这是一种十足的虚伪，他在战后反对核武器，是一种不自然的表现。
辩护者认为，新闻记者容克在他的书中作了许多不必要的夸张和推广，有许多失真之处。无论海森堡本人，还是魏茨泽克都给他写过信，指出书中的不实之处，但容克在该书1957年的丹麦版本中，只摘出了海森堡出于礼貌而对他的工作表示感谢的话。
玻尔对这本书非常反感。正是容克的这本书给海森堡帮了倒忙，对海森堡人品的议论也由此开始。世人普遍认为是海森堡委托容克来作宣传的，这与事实不符。尽管战后海森堡多次在不同场合宣称，二战期间德国科学家并非不能，而是基于良知而故意只作反应堆的研究，但海森堡并不知道容克的意图。他无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纳粹的消极怠工者的形象。
可见，持不同见解的人的观点是何等的对立。从已有的材料来看，发生在玻尔和海森堡之间的误解构成了一出永恒的悲剧。也许海森堡当时还想以一种相互信任的方式与玻尔交谈，但是他忘了当时的情形——丹麦是一个被德国占领的国家。自战争爆发以来，他与玻尔已有两年多没有联系，玻尔把他看成是德国占领军的代表，怀疑他是代表德国政府来游说的。海森堡一点也没有察觉到这其中的心理差异，这从另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一些德国人身上习而不察的自大感和优越感。
玻尔为人相当厚道。战后他之所以没有发出那些已写好的信，是不想伤害海森堡的感情。那些未完成的草稿，表明了他内心的彷徨，他不知道是否应该向海森堡讲明自己的感受。在海森堡60岁生日时，玻尔给海森堡寄去了热情洋溢的祝寿信，高度赞扬了海森堡的成就。也许有人认为这纯粹是出于一种礼貌，但是，另一些事情却很难将这种关系界定为仅仅是出于礼貌。当海森堡被关在英国的“农舍”时，玻尔也与海森堡保持着通信联系。战后玻尔还访问过海森堡在哥廷根的家，后来他们两家还一同去希腊游玩。可见，仅仅出于礼貌是很难维持这种关系的。
或许玻尔始终以一种师友的身份在等待着海森堡的自我检讨。遗憾的是，这种情形一直没有出现。可以肯定，在海森堡的心中，不能恢复与玻尔之间原先的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是他永远的痛。
二战结束后，海森堡与玻尔在1947年又一次见面。他当时已获知玻尔对1941年的访问有着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理解。但他并没有为自己辩护。按他的说法，如果这样做的话，一定会勾起双方痛苦的回忆，因而作罢。海森堡的余生一直为他与玻尔之间的误解而忧心忡忡。或许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玻尔也一直在思考1941年会谈的问题。如果玻尔把这些信当时寄出去的话，他们之间的误解也许就会消解了。
不过，海森堡的言行确有前后不一，文过饰非之处，加上有些“谋士”的辩解，使本来就异常复杂和不确定的海森堡形象变得更加无从定位。他虽不热衷政治，但不幸被深深卷入其中，进退两难，尽管在恐怖的纳粹德国没有人能保住尊严，但他的所作所为仍有检讨之处。正是由于他在德国科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他才更应该谨慎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
海森堡在纳粹德国统治期间的种种表现，是一出真正的历史悲剧。而这种悲剧的结局是他自己也不能预料到的。
其实，人性都有弱点，即使是科学家也不能幸免，我们应从大局看：海森堡起码没有让纳粹德国拥有原子弹。人们应该这样考虑：假若海森堡竭尽全力，德国是不会研制不出原子弹的。
4.忠诚勇敢的秘密特工
1938年初，苏联侦察局开始策划搜集美国核机密的计划。当时，苏联政府已经隐约地察觉到美国在搞原子弹，但美国人究竟使用什么东西来制造原子弹，在哪里研制和生产，进展如何，以及将来它的威力有多大，苏方对此不甚了解。于是，苏联向美国派出了一位化名“阿杜尔·阿达姆斯”的特工，专门搜集这方面的情报。
“阿达姆斯”的工作进展得十分不顺利，在美国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后来，这位经验丰富的老特工涉嫌“与国内托洛茨基分子保持联系”，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压下被从美国召回到国内。为继续搜集核情报，此后苏军情报部门开始物色替代“阿达姆斯”的人选，并为新的人取化名“德尔玛”。
1939年，物色候选人的工作已经进行到最后敲定阶段，“德尔玛”的热门候选人有好几个。最后，一个叫德米特里的年轻人被苏军侦察部门的考官看中。
德米特里是当年被刚刚应征入伍的，参军前，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某技术学院毕业，并被保送读研究生。这一天，德米特里收到了一张入伍应征通知书。第二天，德米特里作为应征入伍青年来到区兵役局，准备检查身体参加苏联红军。
德米特里的个人条件十分被侦察机关看好。他1915年出生在美国的一个来自苏联的移民家庭，通晓英语，熟谙美国生活。德米特里的父亲早年居住在苏联，是个木匠。有一次，父亲遇上一位相貌出众的姑娘，并深深地爱上了她，决定娶她为妻。但是由于家境贫寒，自己又没有积蓄，无法举办婚礼，情急之下，父亲决定到美国打拼一番，等挣足了钱再回国娶自己的心上人。
德米特里的父亲来到美国后，很快就找到一份收入相对不错的工作，干上了自己的老本行——排锯工。他省吃俭用，将自己的积蓄全部电汇国内，交给自己深爱的姑娘。姑娘深受感动，很快就到美国与年轻的木工结了婚。
两人在美国生活了近20年，他们一共生了3个孩子，德米特里是老大。随着孩子的增多和长大，开销逐渐增多，尽管父亲很勤劳，能吃苦，但毕竟靠他一人挣的钱难以养活5口之家，因此日子过得紧巴巴的。1933年，德米特里全家回到苏联，居住在苏联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德米特里在集体农庄里当钳工，修理各种农用机械，为农庄修建房屋。1934年，德米特里决定到高等学校学习。他只身来到莫斯科，顺利考入了莫斯科某技术学院，直到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被保送研究生。
苏军侦察机关觉得德米特里是个可塑之材，可以把他训练成一个出色的特工人员。在征求德米特里的意见时，德米特里表示十分愿意到这个全新的但又是未知的部门去工作。
1939年夏天，德米特里被派到美国，单线执行“德尔玛”计划，并化名“德尔玛”。他的任务是搜集美国科研实验室研制化学辐射物质的情况。当时，在研制化学武器方面美国人走在了德国人的前面，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1943年，二战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在美国潜伏了多年的德米特里，又被要求到美军部队服役。这让他感到十分为难，然而这次服役却改变了他的命运。
当德米特里到达应征处报道时才知道，他服役的地点不是野战部队，而是科研机构。他这才松了一口气，这对德米特里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机会。不仅如此，德米特里和苏军侦察机关还获得了意外收获——他还被选送去进修了。这次进修实际上是一个集训班，学员都是当时在美国生产放射性物质企业工作的年轻技术骨干。德米特里所在的集训班里有30多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二战后成为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其他人则成为美国重要公司的资深分析专家。
1944年8月，德米特里顺利地从集训班毕业，之后被分配到美国田纳西州橡树岭的一家秘密单位工作，担任一家生产辐射材料工厂的技术员，他们所生产的这种放射性材料是用于研制原子弹的。
德米特里在初到橡树岭小城所看到的一切让他大为震惊，这里面汇聚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有数万名，大批的警察。联邦安全局特工和军事情报部门的特工在这里从事着安全保卫工作。这个城市简直就是一个禁区，进出这个城市要经过多道严格的检查。城市当时并没有名称，在地图上也没有标识，对外只宣称某某公司。实际上这个“公司”的技术人员从事的是研制用于制造原子弹的重要元素——铀。
在1943年，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就得知，美国在洛杉矶和芝加哥两个城市开办了核研究实验室，但对橡树岭的情况却一无所知。德米特里的情报非常重要，苏联军事情报部门据此掌握了这个被美国人隐蔽多年的原子能城的具体位置。
后来根据德米特里的进一步报告，苏联得知橡树岭生产铀，而生产企业分为3个实验室。德米特里所在的企业大约有1500人。
1945年初，德米特里转到另一个实验室工作，这个实验室主要是完成美国核计划的一项单独研究任务。与此同时，德米特里也获得提升，新的职务使他具有了接触更多资料、掌握更多情报的机会。
在新的实验室里工作的都是著名的科学家，根据看到的情况，德米特里判断美国研制原子弹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德米特里立即将自己工作的变动及判断向莫斯科总部作了报告。
德米特里的主要贡献就是摸清了美国的原子能设施、结构、核材料生产量、参加的专家人数情况，并与美国其他秘密原子能计划及相关单位保持了联系。难怪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很诡秘地对斯大林说，美国已经拥有了令人震惊的武器，而斯大林只是面无表情地点点头。看来，当时苏联对美国的核研究已经有了很全面的了解。当然，这些都与美国的实验室对“德尔玛”很信任有关。
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之后，德米特里所在的这家美国实验室举行了庆祝活动，实验室主任对大家说：“你们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之后，这家实验室准备选派专家到日本察看轰炸效果，德米特里也被选中，但后来考察计划因故取消，德米特里未能到日本亲眼看看美国原子弹的威力。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米特里也很快从美军中退役，他想乘机离开这个城市。因为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报纸披露说在美国潜伏着一些外国“核间谍”，实验室也开始对所有研究人员进行重新审查。
正如德米特里所担心的，美国反间谍机关很快查清德米特里曾在1933年与自己的父母回到苏联定居，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返回美国。德米特里回到美国后就一直在重要的秘密部门工作。于是当德米特里离开橡树岭之后，美国情报部门就开始调查他。1949~1951年，他们对所有在橡树岭实验室与德米特里熟悉的人都进行了审查。他们还找到德米特里的父亲原来居住过的城市里的邻居进行谈话。因为德米特里的父亲有3个儿子，美国情报部门想要搞清楚1933年究竟是哪一个德米特里返回苏联定居，而后又是哪一个德米特里到美国的橡树岭秘密实验室工作，两人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
然而，美国情报部门的工作进展得不十分顺利，他们没能找到德米特里的任何有用的证据，1949年5月，德米特里离开美国回到了苏联。
1949年6月，苏军总参谋部第二总局局长扎哈罗夫大将签发了一份涉及德米特里命运和他在军事侦察机关工作的命令，命令指出：“列兵德米特里，1915年出生，按列兵军衔从武装力量中复员。”
不久，德米特里回到自己的莫斯科母校读研究生，两年后，他获得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但是，德米特里在毕业分配问题上却意外地遇到了麻烦，没有一所大学的科研机构、也没有一家工厂愿意接收他，因为“他的专业太偏了”。后来他才知道，没人接收他的真正原因是，有些当权者对他的简历不理解，认为他可能是有什么过错的人。的确，从1939年到1949年的10年间，德米特里在苏联红军服役，最后却是以列兵的军衔退出现役。德米特里知道自己不能对那些谨小慎微的官员说出他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不能说出自己受过高等教育，不能说出自己为什么服役那么长时间竟然在最后退役时没有戴上哪怕是少尉的军衔，而且只得到一枚奖章。
1953年3月，这位好几年没有被分配工作的技术副博士忍无可忍，他决定给苏军侦察机关的局长写信说明情况。苏军总参侦察总局局长沙林中将收到信后立即指示解决德米特里的分配问题，并在1953年3月16日给高等教育部部长斯托列托夫写信，说明情况。
信是这样写的：“兹证明德米特里在1939年至1949年10年间在苏军服役，由于涉及国家秘密和军事秘密，不便说出其服役性质。如果此事影响到高教部对他的分配，请直接找我们的代表，他将面对面向您解释一切。”
事实表明，德米特里的特工经历的确是举世无双的，他能够在美国特工部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渗透到美国原子能机密设施内，而这个设施在美国也只有少数高层官员和为数不多的科学家及技术专家才知道。而且，这家军工厂在当时属于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生产用于制造原子弹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铀和钚的工厂。由此可见，有关这家工厂的一切信息和资料都属于美国的最高国家机密和军事机密，德米特里所收集的任何情报都将是有着重大价值的。
由于总参侦察总局局长沙林中将的插手，德来特里终于在一所学院谋到了一个职位并一直工作到退休。
5.关注爱因斯坦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为间谍，怀疑的主要内容是：曾在德国柏林给苏联当过间谍；支持民权运动、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研究一种具有神奇力量的“死光”；和一个共产主义组织试图掌管好莱坞。因此，调查局一度对爱因斯坦进行跟踪、监视、监听等，但是，直到爱因斯坦去世也没有拿到有利的证据。
研制原子弹的建议是由爱因斯坦向美国政府提出的。最近，一本名为《爱因斯坦档案：埃德加·胡佛对付世界最著名科学家的秘密战争》的新书与读者见面。它深入地剖析了当年联邦调查局对爱因斯坦所作的一切调查，并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揭开人们对这一案件的好奇心理。
《爱因斯坦的档案：埃德加·胡佛对付世界最著名科学家的秘密战争》的作者弗雷德·杰罗姆是一名报道民权运动的记者，曾经当过教师和媒体顾问，并建立了一个促进记者和科学家相互了解的媒体资源中心。杰罗姆说，他在美国公民诉讼组织的帮助下，从政府和FBI那里得到了关于爱因斯坦有关调查文件的资料。经过仔细的研究，杰罗姆说，与他的想像相反，爱因斯坦身为理想主义者，而实际上却又是一位见多识广、机敏而冷静的战士，他知道自己应该支持什么样的组织。
在杰罗姆的书中提到，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确是一位干练的情报官，自1924年FBI成立，到1958年这长长的34年里，美国更换了14名司法部长、7任总统，但胡佛的职位始终没有变过。对爱因斯坦的调查就是他下的命令。
在他的授意下，FBI检查爱国斯坦的垃圾，监视他的邮件和电话。杰罗姆说，这些似乎是FBI的家常便饭。“情报人员打开别人的邮件并监听电话，就像他们早上起床、刷牙一样。”FBI对爱因斯坦的监视，一直到他1955年去世才终止。然而，FBI却什么证据也没有拿到。尽管调查没有什么成果，胡佛却在此期间根据个人的想当然，曾与美国移民和归化局一起，动过把爱因斯坦驱逐出境的念头。无奈碍于爱因斯坦的威望，这一念头没有实现。
说到爱因斯坦与共产主义有关，其实与当时的历史年代有着一定的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并存着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他们都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都在努力地缔造人类的和平。作为科学家，没有什么理由会像政治家那样去极度偏向哪一个政治制度。爱因斯坦也同样如此。
杰罗姆的书中提到了有关爱国斯坦与共产主义有关的内容。书中提到：FBI关于爱因斯坦的调查文件长达1427页。文件中说，此人（指爱因斯坦）与共产党有关联。自1937年至1954年，此人一直是34个共产主义性质组织的成员、发起人或与之有联系往来。他还是3家共产主义组织的名誉主席。但FBI拒绝就此内容进行明确评论。FBI发言人表示，他们听凭公众评估这份材料。
在杰罗姆的书中称，爱因斯坦是一位非常厌恶战争的人。爱因斯坦一生都没有掩饰过对战争的厌恶。
爱因斯坦1879年3月14日出生于德国的乌尔姆镇，父母都是犹太人。青少年时他曾在慕尼黑受教育，1895年10月，转到瑞士求学，据说部分原因便是不喜欢德国的黩武主义。
1914年4月，成名后的爱因斯坦接受德国科学界的邀请，回到柏林，当年8月即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战爆发的第二个月，爱因斯坦参与发起反战团体“新祖国同盟”，这个组织后来被宣布为非法，其成员大批被捕并遭到迫害，该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在此情况下，爱因斯坦仍坚决参加这个组织的秘密活动。1914年10月，德国科学界和文化界在军国主义分子的操纵和煽动下，发表了所谓“文明世界宣言”，为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在“宣言”上签名的有93人，许多享有世界声望的德国名人，包括伦琴、普朗克、斯脱等都在上面签了名，但爱因斯坦却坚决予以拒绝。在拒绝的同时，他在反战的《告欧洲人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成为《告欧洲人书》仅有的4位国际知名签名者之一。爱因斯坦的这一行为当即惊动了世界。
此后，尽管工作繁忙，爱因斯坦仍不时出席一些致力于和平和裁军的活动。1931年，在牛津大学短期任教时，他参加的争取和平的活动甚至多于科学会议。1945年8月，美国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爆炸，造成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灾难。消息传来，爱因斯坦极度震惊。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但他的著名质能方程式E=mc2就是制造原子弹的理论根据。爱因斯坦当即写信给《大西洋月刊》说：“我在担心新的战争到来。”1955年，爱因斯坦与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联名发表了反对核战争和呼吁世界和平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二战结束后，爱因斯坦继续积极参加多种社会活动。1946年，他支持黑人歌手、演员和运动员团结起来反对私刑。1952年，他公开呼吁给因间谍罪被判死刑的朱利叶斯·罗森堡夫妇免除死刑等。
杰罗姆的书中说，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胡佛就认为爱因斯坦是一个左翼人士，是有着共产主义意识的人物，也就是一个“危险的人物”。
胡佛曾专门写了封信总结爱因斯坦的反战和左翼活动，还拟就了一个未署名、未标明日期的“传记梗概”。这个梗概中说，在20世纪30年代初，即爱因斯坦于1933年到美前的两三年里，爱因斯坦在柏林的住宅是“一个共产主义活动的中心”，他在英国卡珀斯乡下的别墅是“莫斯科特使的匿身之处”。这份梗概因此推测：“基于这种背景，此人在短短时间内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忠诚的美国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一些历史学家怀疑，胡佛受到了德国右翼情报来源的影响。
一些历史学家都认为，FBI盯上爱因斯坦一点也不奇怪。《没有象牙塔：麦卡锡主义和大学》的作者、耶希瓦大学历史学家埃伦·施雷克说：“爱因斯坦危险，因为他赞同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他们认为爱因斯坦是左翼人士，因而是危险人物。”《秘密的权力：埃德加·胡佛的一生》的作者、市立纽约大学的历史学家理查德·吉德·鲍尔也认为，这并不奇怪，因为爱因斯坦太出名了，美国政府势必担心他这样的知名人物批评美国的政策，那会“误导”老百姓，所以FBI只有选择监视他，特别是在二战后。
二战后，FBI对爱因斯坦的监视工作逐渐升级，他们监视的范围已经不限于爱因斯坦本人。爱因斯坦的秘书海伦·杜卡。爱因斯坦的姐姐，还有他的继女马戈都受到了监视。
FBI对爱因斯坦的秘书杜卡可谓“情有独钟”。1943年，FBI就曾闯入杜卡的侄子、一个反法西斯组织的领导者家中“收集证据”。1944年，FBI又表示，杜卡很可能已经通过爱因斯坦取得有关原子弹的情报，声称她卷入了“高度可疑的”活动。到了二战后的1946年，根据FBI文件备忘录，负责监视爱因斯坦的情报人员一度要求允许监听杜卡的电话，但FBI上层拒绝了这一请求，因为担心“画虎不成反类犬”，如果被抓住的话，容易惹火上身。然而，情报人员仍然跟踪打到爱因斯坦家的电话和送到他家的邮件，前与收集有关爱因斯坦所接触人物的资料。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
1950年2月2日，美国逮捕了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德国籍科学家克劳斯·富克斯。据称此人向克里姆林宫透露了关于1945年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情况，并提供了一张原子弹的草图；富克斯的被捕，引发了美国对苏联间谍的大搜捕，FBI对爱因斯坦监视也相应进一步加强。据杰罗姆说，巧合的是，当年2月12日，爱因斯坦出席了埃莉诺·罗斯福的电视节目，讨论军备竞赛的危险。13日早晨，该节目第一次播出后，胡佛立即要求对爱因斯坦进行全面调查，并命令取得所有相关的“反面信息”。
杰罗姆的新书透露，FBI也注意到爱因斯坦曾与马加丽塔·科年科娃有过密切接触，后来有人说马加丽塔·科年科娃是苏联间谍，但证据并不足。而据1998年在索斯比拍卖行拍卖的爱因斯坦的有关手写信件中发现，科年科娃其实是爱因斯坦的情人，但FBI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直到爱因斯坦去世，胡佛也没有找到能证实爱因斯坦是间谍的材料，只好封存档案，不了了之。
6.美国为何要投原子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了原子弹，造成无数的生灵涂炭，一时间举世大哗，有人不由得要问：美国不投原子弹行吗？
早在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首席科学顾问萨克斯，就坚决反对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虽然美国研究原子弹就是在萨克斯的力荐下才开始的，但萨克斯却反对在战争中使用。同时，曾经上书罗斯福要求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和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也都反对在实战中使用原子弹。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主张动用原子弹的一方和不主张动用的一方的争论更加激烈。马歇尔和史汀生坚决支持对日的登陆作战不如动用原子弹，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美军的巨大伤亡。除一些科学家外，美军著名的将军艾森豪威尔也不支持动用原子弹，他认为日本的战败已经不可避免，使用原子弹毫无必要；还有些人认为仅凭美军对日本的战略轰炸就可以摧毁日本的战争经济基础。
但是，残酷的现实使得美国的决策者意识到，想让日本投降，或是登陆日本本土，那将造成美军的极大伤亡；如果动用原子弹来威吓，那样就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但战争就是战争，它不是以讲人道取得胜利的。况且，日本这个民族与其他的民族的确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
欧洲战场的战火于1945年5月7日就结束了，而太平洋战场的对日作战仍在继续，而且异常激烈；据当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估计，也许还要再打18个月。为此，杜鲁门总统在白宫与高级官员拟订了进攻日本本土的两个两栖攻击行动计划。第一个是“奥林匹克行动”，暂定于1945年11月1日施行。将动用美军陆军的11个师和海军陆战队的3个师，向日本本土最南端的九州岛发起进攻。参联会的计划要求美军占领九州南半部，建立起密集的机场网络，以加强对九州北部及日本主要岛屿本州的空中轰炸。如果从航空母舰和陆上机场发动的持续轰炸仍不能使日本投降，则将调集12个陆军师和3个陆战队师发起“花环”行动，于1946年3月1日进攻本州。这两个计划中，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都是：美军在进攻中还要损失多少人？
毫无疑问，这两个登陆行动和以后的陆上战斗必将是美军在整个二战中遭到的最血腥的战斗。无论进行哪种推测，最后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没人怀疑日军包括平民在内，将为保卫他们的本土决一死战。因为太平洋战争中发生的一切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经常看到成千的殊死顽抗的日军死于自杀，而不愿面对投降后的人道待遇，因为被军国主义思想所异化了的武士道精神将投降视为是军人及其家人的耻辱。
在“血腥的塔拉瓦之战”中，5000名日本守军殊死抵抗，最后除17名伤兵被俘外，其余全部战死。在塞班岛，陷入美第二十七步兵师重围中的3000多名日军还发动了大规模的自杀性近攻，日军的人性近乎疯狂。不仅如此，负隅顽抗的日军还向驻地的日本平民灌输盟军是“野蛮人”的思想，强迫他们以自杀行为反抗盟军的军事占领。一些不愿自杀的日本妇女和儿童都被灭绝人性的日军杀害。在冲绳，不到3个师的日军在受到美军空中和海上炮火的沉重打击后，虽然已毫无胜利或获救的希望，仍然面对数量、质量均占绝对优势的美军坚持抵抗了100余天。岛民们也在各种准军事部队或前线作战部队中负隅顽抗。
冲绳一役，双方都死伤惨重，日本军民死亡近20万人，幸存者多数自杀，被俘的约8000名日军几乎全是伤员，另有4000人躲入岛上的山中企图打游击。美军也损兵7万余人，其中死亡约12520人，仅在5公里的阵地上双方就倒下了3万具尸体。从3月初到6月末，有2000余架日本飞机对冲绳周围的美舰进行了自杀性攻击。美军13艘驱逐舰被击沉，37艘受重伤。
盟军的统帅们心中明白，面对日军的殊死抵抗，在“伤亡比”上，盟军并没有占多少便宜。因此，在盟军基本已稳操胜券的情况下，在此后的对日作战行动中，如何尽量减少自己的伤亡，自然成为了盟军方面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据美军参联会估计，对九州和本州的两栖进攻和随后的陆上战斗中，美军的伤亡情况是：在九州，阵亡和失踪21000~27500人，伤85000~105000人；进攻本州以及预计在东京平原的战斗将阵亡22500人，伤65000人。这与麦克阿瑟的估计也很接近。马歇尔则预计，登陆作战中美军至少要伤亡25万人，多则达100万人，日军方面的伤亡人数也大致一样。美海军因考虑到自杀飞机的威胁，更倾向于悲观的估计。
太平洋战区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也认为，进攻被强大的海空力量切断后路的岛屿的战例，不能被用做估计进攻有充足后援的日本本土时的依据。冲绳离日本本土的自杀飞机基地还有563公里，而本州离日本本土太近，到时，美国军舰就将成为靶子了。而且那时日军自杀性武器的数量将会数以千计，令人防不胜防。
在这些自杀性武器中，数KORYUD型袖珍潜艇叫人害怕。这种5人潜艇以16节的速度能在水下行驶40分钟，以2.5节的速度则可支持50个小时，一般装两枚鱼雷，鱼雷不够时，则干脆装炸药包。这样的潜艇日本每月可生产180艘，日本海军当时拥有540艘。另外，日军还计划到预定的美军进攻日期时，拥有740艘更先进的KARYU潜艇。这种两人潜艇也装两枚鱼雷或炸药包。日本海军还培训了“人雷”，即由潜水员携带装有触发引信的炸药包游到登陆艇上炸毁它。当时日军已组成了650人的“人雷”营，并打算在盟军登陆前组织到4000人。至于海岸边的浅水水雷就更不用说了。盟军的运兵船和两栖舰将是凶杀武器的首要攻击目标，这会给船上的登陆部队造成很大大伤亡。有人估计，登陆船队的海陆军伤亡将比冲绳高10倍。
同时让盟军的统帅们不得不考虑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日本人是如何对待盟国战俘和被捕的盟国平民的。在菲律宾被害的约10万平民有不少是死在美军即将解放马尼拉之前日军的大屠杀中的，至于在中国等地，日军的暴行更早已骇人听闻。
当然，在美军的心中留下最深阴影的还是日军残酷虐待不幸落入其手中的战俘的行为。从1942年4月巴丹陷落后，美、菲战俘的“死亡行军”，到修筑265英里的桂河铁路的27万名亚洲人和6.1万名盟军战俘分别死了87500人和12568人的严酷现实即可窥见一斑。战后的统计也证明了这一点：被德、意军俘虏的235473名英、美战俘死亡4%（9348人），而被日本人俘虏的132134名美、澳、英战俘死亡27%（35750人）。
另外，美国通过破译日本密码，了解到日本正在本土积极备战的重要情报。情报显示，日军方已要求驻欧洲中立国的外交官了解德国在欧洲战场的最后防御阶段的情况，以便吸取教训。
其他证据也表明，日本正在制定战至最后一人的防御计划。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如果他们能成功地使美国人在九州作战中遭受难以接受的损失，使美国人民相信对日本的大规模登陆会带来美军的巨大牺牲，并使他们感受到日本军队和平民的决死战斗精神，美国政府就会在来自国内公众的压力下，取消或者延迟在东京地区的关键战役。这样他们就可能赢得时间来争取得到有利的投降条件或者是其他方式的谈判。
面对败局已定而又决心孤注一掷进行拼死抵抗的日本，任何在以后的作战中尽最大可能减少美军的伤亡就自然成了杜鲁门关注的焦点。
杜鲁门总统是美国三军的最高统帅，同时他又是一个政治家。在对待是否动用原子弹这个问题是，他还有另外的一种考虑。
美国为了研究原子弹可谓耗资巨大，如果不在实战中得以应用，那么，他就无法在国会和国民而前交待，那样人们就会怀疑花费巨资研制的原子弹的意义和价值。
在政治上，虽然当时美国和苏联是盟友，但是两国受到自身利益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区别，两国必定要成为敌人。因此，美国不会也不愿意让苏联在太平洋战场上以很小的代价取得很大的利益。杜鲁门一定要在苏联参与进来之前打垮日本的斗志。他要提高美国在战胜日本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上述种种问题的分析看，能够在战略上及心理上给日本人以沉重打击的手段，并尽快促使日本投降的最有效途径，就是使用那个令杜鲁门和军方极感兴趣的“可怕的新家伙”——原子弹。
更让杜鲁门心动的是，在世人面前展示一下这柄利剑的锋利，将会给美国在战后的世界地位铺下一块坚实的基石。这对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将是极大的诱惑，杜鲁门也难以拒绝这些。
但是，杜鲁门总统毕竟是政治家，在日本投降的问题上盟国给了日本最后一次机会——在《波茨坦公告》中，再次敦促日本投降。
7月28日，针对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日本首相铃木表示：“本国政府……除了完全不予理睬并坚决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以外，别无他图。”随后，陆军大臣阿南上将又在《告全军将士》中叫喊：“事已至此，夫复何言；惟有毅然保卫神州，将圣战进行到底而已。纵使啖草茹泥，匍匐山野，只要坚决战斗，相信死地自有活路……”
日本的强硬态度，促使美国人坚定了使用原子弹的决心。在决定使用原子弹攻击城市的问题上，军方的一致意见是：虽然不能以平民区为目标，但应对尽可能多的平民和最高决策当局造成极其深刻的心理影响。为此，有必要选择一个有军事和政治双重价值的大城市，并且为防止日本用盟军战俘作盾牌，不能事先警告；杜鲁门同意了这个意见。
最终，两颗原子弹落到了日本人的头上。
两颗原子弹当时造成了30万人的死亡，终于使裕仁天皇开了金口：“现在已经到了承受不可承受的结局之时了。”随着电波的传送，蛮横飘扬在他国的日本军旗，颓然落地。
虽然杜鲁门在战后回答人们向他提出的是否在决定向日本投放原子弹时很伤脑筋的问题时，做了一个轻弹手指的动作，并轻描淡写地说：“不，就像这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原子弹的杀伤效果在这位美国总统的脑子里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否则他不会拿这种武器与庞大的登陆计划及轰炸计划相衡量。
从杜鲁门的角度分析，他有百分之百的理由投放原子弹，但从人道的角度分析，死在原子弹爆炸中都是平民，这又让人难以接受，毕竟百姓无罪，但他们却作了那些玩政治人手中的替罪羊。
7.一个美国飞行员的证词
1995年5月11日，美国退役空军少将，唯一两次参与对日本实施原子轰炸的飞行员查尔斯·斯文尼在美国国会发表证词，用无可争辩的事实揭露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本质及其暴行：
“我是美国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我是唯一一位参加了两次对日本原子轰炸的飞行员。在对广岛的轰炸中，担任驾驶员蒂贝茨上校的右座领航员，在对长崎的轰炸中，任编队指挥员。”
“作为唯一一个参与了两次对日原子轰炸的飞行员，我将陈述本人亲身经历的往事。我要强调指出，我所陈述的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有些人就是无视这些明显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与他们头脑中的偏见不符。”
“此刻，作为经历了那段历史的人，我要陈述我的思考。观察和结论。我相信杜鲁门总统作出的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不仅符合当时的情况，而且具有压倒其他可能选择的道义上的必要性。”
就像查尔斯所说的那样，大多数参加过对日战争的美军将士，和那些被日本占领并被奴役过的人都会赞同他的这个看法：当年对日本的原子弹轰炸是非常必要和正确的，那些对轰炸持异议的人或是出生在战后，或是没有受过日本的奴役。因此，他们的所谓看法和意见是非常片面的，不合情理的。
查尔斯在他的演说中说道，像他们那一代人的绝大多数，都是喜欢和平和最不希望发生战争的。他说美国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作为一个民族而不是骑士，我们不渴望那种辉煌”。但作为这样一种心情，日本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只能认为吉尔斯是在说“风凉话”。
查尔斯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他列举了日本在亚洲搞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认为那是所有法西斯为了对他国进行侵略而打出的漂亮的旗号，其实质是用此去掩饰最卑鄙的阴谋。
查尔斯说，这种“共荣”是通过对中国进行残酷的总体战进行的。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统治亚洲，并由此占有亚洲的自然资源和广袤土地。未有丝毫的怜悯和犹豫，日军屠杀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30万手无寸铁的平民被屠杀。这是犯罪。这是事实。
查尔斯之所以提到南京大屠杀，是因为日本的右翼势力置历史于不顾，极力抹杀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他们一边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一边又否定曾经发动的侵略战争。这不能不激起全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人士的义愤。
此后，查尔斯用大量的事实和有力的观点阐述了当时美国对日本动用原子弹的理由和必要，同时，查尔斯对现今社会上歪曲历史事实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查尔斯在他的讲演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发动的偷袭珍珠港事件，是由于“日本认为美国是阻止其实现在亚洲的‘神授’命运的唯一障碍”，于是日本对驻扎于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进行了精心策划的偷袭。这足以表明日本是一个极具侵略性的国家，并且所用手段极其卑鄙。
查尔斯回忆说：“偷袭时间定于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数千名美国水兵的生命淹灭于仍然沉睡在珍珠港湾底的美海军亚利桑那号军舰里。其中的许多士兵甚至不清楚为什么受到突然袭击。战争就这样强加在美国的头上。”
查尔斯还谈到了科雷希多的陷落及随后日军对盟军战俘的屠杀。他说：“日军对待盟军战俘的屠杀驱散了人们对日军兽性的最后一丝怀疑。即使是在战时，日军的暴行也是令人发指的。巴丹省的死亡进军充满恐怖。7000美军和菲律宾战俘惨遭殴打、枪杀、被刺刀捅死，或惨死于疾病和饥饿。这部是事实。”
是的，当时由于受到“皇国精神”宣传的毒害，日本人认为投降是对自身、对家族、对国家、对天皇的污辱。他们对自身和对敌人都毫不手软。随着美国在广阔的太平洋向日本“缓慢、艰苦、一步一流血”地进军的时候，日本显示出自己是冷酷无情、桀骛不驯的杀人机器。无论战事是多么令人绝望，无论机会是多么渺茫，无论失败的结果是多么确定，日本人都战至最后一人，并全力以赴去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
“美军距日本本土越近，日本人的行为就变得越疯狂。”
据美国的统计，在塞班岛：美军阵亡3000人，其中最初几个小时就死了1500人；在硫磺岛：美军阵亡6000人，伤2.1万人；冲绳岛一役：美军阵亡1.2万人，伤3.8万人。
冲绳的战斗中，日军近乎疯狂，“神风特攻队”驾驶装载炸药的飞机撞击美国军舰，他们把这种行为认为是“天上人间至高的光荣，是向神之境界的升华”。在冲绳海域，神风敢死队的自杀性攻击使美军5000人阵亡。
在谈到美国动用原子弹的原因时，查尔斯表现了异常的气愤，他说：“日本用言语和行动表明，只要第一个美国人踏上日本本土，他们就将处决所有的盟军战俘。日本为大屠杀作准备，强迫盟军战俘为自己挖掘坟墓。即使投降后，他们仍然处决了一些战俘。这是事实。”
《波茨坦公告》要求日军无条件投降后，日本居然认为这是荒唐可笑的，并对此不屑一顾。从美国截获的密码得知，日本打算拖延时间，以争取可接受的有条件的经谈判的投降。
在8月6日之前的几个月里，美国飞机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猛烈的轰炸。日本城市一个个化为火海，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死去。但日军发誓绝不投降。查尔斯说到这里，用颤抖的声音说：“他们准备牺牲自己的人民，以换取他们所理解的光荣和荣誉——不管死多少人。他们拒绝救助平民，尽管我们的飞行员事先已就可能来临的空袭投撒了传单；在一次为期10天的轰炸行动中，东京、名古屋、神户、大阪的许多地方化为灰烬。”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8月6日，美国动用了人类史上第一颗原子武器，广岛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受罪体。即使在用原子弹轰炸了广岛之后，日本军部仍然认为美国只有一枚炸弹，日本可以继续坚持。在8月6日之后，日本本来有3天的时间用来投降，但利令智昏的日本人却不愿放弃他们已经虚幻的美梦。在长崎受原子弹轰炸后，日本天皇才最后宣布投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军方仍声称他们可以而且应该继续战斗。一个陆军军官团发起叛乱，试图截获并销毁天皇向日本人宣布投降的诏书。
查尔斯对在场的人用不可辩解的口气说：“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我们所面临的敌人的本质，有助于认清杜鲁门总统在进行各种选择时所要考虑的背景，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对日本进行原子轰炸是必要的。”
在美国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辩论中，一位所谓的杰出的历史学家竟然声称，往日本投原子弹是没有必要的，杜鲁门总统是想用原子弹吓唬苏联人，日本本来已经打算投降了。
这些人提出的所谓论据是当年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说过，日本已准备投降，没必要使用原子弹。然而，这种论调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基于同样的判断，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曾严重低估了德国继续战斗的意志，在1944年他就下结论说德国已无力进行攻势作战。结果，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其后果是布尔兹战役的失败。数万盟军将士毫无必要地牺牲了生命。同盟国就是出为此役差一点丧失大好局势，给了德国拖延战争和有条件投降的机会。
查尔斯说：“一个相当公正的结论是，根据太平洋战争的情况，可以合理地预期日本将是比德国更疯狂的敌人。”
有一些人认为，如果当年盟军不是动用原子弹，而是用大批的军队进攻日本本士，美军的伤亡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100万，而是只要死上4.6万人就够了。“只不过是4.6万人！你能想像这种论调的冷酷吗？仅4.6万人，好像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美国人的生命。”查尔斯对这样的论调痛心疾首。他接着说道：
“在此时此地，我要承认，我不清楚在对日本本土的部队进攻中美军将会伤亡多少人，也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但根据对日本作战时行为的判断，我的确认为，一个公正合理的假设是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将是漫长而代价高昂的。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不是根据某些人的臆想，日本不打算无条件投降。在对硫磺岛——太平洋中一个8平方英里的岛屿——的进攻中，60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牺牲，伤亡总数达2.7万人。”
“但对那些认为我们的损失仅是4.6万人的人，我要问，是哪4.6万人？谁的父亲？谁的兄弟！谁的丈夫？”
是的，就当时的情况来说，美国没有选择，只能是等待，而日本则可以选择，或是继续战斗，或是投降，但是有一点是人们不应该忘记的，在等待中，美国的士兵在不断地阵亡。查尔斯说：“就在日本‘无所作为’的时候，随着战事的进行，美军每天伤亡900人。”
除了上述的说法外，人们还可以听到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认为美国应该与日本谈判，达成一个日本可以接受的有条件投降。
查尔斯用讥讽的口吻说道：“我从来没听过任何人提出过与法西斯德国谈判投降。这是一个疯狂的念头，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与这样一个邪恶的法西斯魔鬼谈判，就是承认其合法性，即使是已经在事实上打败了它。这并不是那个时代空洞的哲学上的原则，而是人类的正义要求，必须彻底、干净地铲除法西斯恶魔的势力，必须粉碎这些邪恶的力量、法西斯的领导者已经无情地打碎了外交的信誉，为什么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这么容易就被遗忘了呢？”
日本在战败50年后，其领导人轻率地声称他们是受害者，这是极不负责任的。他们应该懂得，广岛长崎与南京大屠杀在实质上是一回事！人们不无担心，也许历史正在被无情的现实进行着歪曲——对我们人类集体记忆的歪曲。
这就是现如今的日本人不理解为什么要让他们道歉的理由，因为整整几代日本人不知道他们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干了些什么。
与德国人认罪的姿态不同，日本坚持认为它没干任何错事，它的行为是受当时局势的拖累。日本的这种态度无法让持正义的人们理解和原谅，也永远不会弥合心灵的创伤。
查尔斯提醒道：“只有记忆才能带来真正的原谅。而遗忘就可能冒重复历史的危险。”
查尔斯用一个老兵的观点，用一个对生命无比珍惜的幸存者的意识，提醒那些心灵歪曲的人，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复辟和泛滥。他指出：
通过精心策划的政治和公关活动，日本现在建议使用“太平洋胜利日”来取代“对日本胜利日”这一术语。他们说，这一术语将会使太平洋战争的结束不那么特别与日本有关。
有些人可能会提出，这些文字能说明什么呢？“对日本胜利”和“太平洋的胜利”绝对不是一回事。“太平洋的胜利”是什么？它就是一个事件，让我们庆祝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胜利。庆祝一个事件，类似于庆祝一个商场的开业典礼，而不是庆祝战争胜利。这将分裂整个地球。数以千万计的死者、数以千万计受到身心伤害的人和更多的人将会不知所措。
这种语言是颠倒历史、混淆是非。如果文字可以如此更改，那么文字或话语就可以像任何一种武器一样具有毁灭性：上是下；奴役是自由；侵略是和平。
在某种意义上讲，通过抹除精确的描述文字而将其篡改，这种攻击要比50年前日本对我们进行的真正的侵略更具有危害性、至少在真正的侵略中，敌人是清楚的，威胁是清楚的。
今天的日本巧妙地打起了种族主义这张牌，以此来宣示其行为的正义性，它总是想把当年日本进行的侵略战争美化为不是进行罪恶的侵略，而只是从白人帝国主义中解放受压迫的亚洲大众。
查尔斯用一种嘲笑和轻蔑的语气继续说道：
“解放！多么可笑的解释。是的，他们用屠杀‘解放’了2000万无辜的亚洲人。我坚信，这2000万无辜的人，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后代，永远也不会欣赏日本这‘高尚’的行为。经常有人问我，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是否是出于报复，是否是蓄意毁灭一个古老而令人尊重的文明。”
查尔斯认为，这些人提出这样的疑问才是真正的“蓄意”。为此，他用事实来驳斥了那些所谓的“正义”人士。他说：
“对此，有如下事实：其一，在最初的轰炸目标清单上包括京都。虽然京都也是一个合法的目标，在先前的空袭中未曾予以轰炸，国务卿迪文森把它从清单目标中去掉了，因为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的文化宗教中心。其二，在战时，我们受到命令的严格约束，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轰炸东京的皇宫——尽管我们很容易识别皇宫并炸死天皇。毕竟我们不是为了报复。我经常想，如果日本有机会轰炸白宫，是否也会像美国这样克制。我认为日本不会。”
“在此让我澄清一个事实，纠正一个长期以来的偏见，那就是我们故意选择人口密集的城市轰炸。我们要轰炸的每一个目标城市都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广岛是日军南方司令部所在地，并集结了实力可观的防御部队。长崎是工业中心，有两个重要的兵工厂。在这两个城市，日本都把兵工厂和部队配置于市区中心。”
在对待战争中无辜死亡的人的看法上，查尔斯说：
“像在任何一场战争中一样，我们的目标——理所当然的目标——是胜利。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目标。”
“我不想否认双方死了许多人，不仅两国，而且是世界。我不为战争的残酷性而骄傲而欢乐，我不希望我国或敌国的人民受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但我的确认为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去问日本战犯，是他们以日本人民为代价追求自身的辉煌。他们发动了战争，并拒绝停止战争。难道他们不应为所有的苦难、为日本的灾难负最终的责任吗？”
“如果日本人真切地了解过去，认清他们国家在战争中的责任，他们将会看到是日本战犯要负起战争的罪责。日本人民应该给远东人民一个答复，是谁把灾难强加给远东各国，最后强加给日本自己。当然，如果我们与日本人一道抹杀历史的真相，那么这一点是永远也做不到的。”
“如果日本不追悔并接受真相，日本怎能安心地与自己相处，与亚洲邻国、与美国相处？”
“我和我的部属在执行原子弹轰炸任务时坚信，我们将结束战争。我们并没有感到高兴，而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我们想回到自己的家。”
查尔斯最后讲到原子弹对整个世界的意义和今后人们应该正确理解和使用核武器。他说：
“今天我站在这里作证，并不是庆祝原子弹的使用，而是相反。我希望我的使命是最后一次。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应该对原子弹的存在感到恐惧。我就感到恐惧。”
“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1945年8月，在战时情况下，在敌人顽固凶残的条件下，杜鲁门总统没有义务使用所有可能的武器结束战争。我同意杜鲁门总统的决定，当时以及现在。”
“战后几年，有人问杜鲁门总统是否还有其他选择，他响亮地说，没有。接着他提醒提问者：记住，珍珠港的死难者也没有其他选择。”
“战争总是代价高昂的，正如罗伯特·李将军所说：‘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否则就会有人喜欢它。’”
“感谢上帝使我们拥有原子武器，而不是日本和德国。科学有其自身的逻辑，迟早会有人设计出原子弹。科学不能被否定，它总会找到途径来证明自己的力量。关于制造原子弹是否明智的问题，终将被原子弹已被制造出来这一事实所压倒。”
在高空拍摄的广岛被炸后的照片。“由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被击败，世界变得更好了。”
“日本和美国的年轻人不再互相杀戮，而是生长、成家立业，在和平中生活。作为10个孩子的父亲和21个孩子的祖父，我可以证明，我很高兴战争这样结束。”
日本的确是罪不可赦，但查尔斯作为一个美国人，也有他的民族局限性。他并不知道，他的政府战后曾与日本政府做了许多龌龊的交易，比如释放罪不可赦的日本战犯，不追究天皇责任等等。
8.美国向日本投掷的是汽油弹吗
在二战，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是举世公认的事实。然而，从1995年开始，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德国以及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经过单独或是联合研究发现，无论是在文字还是在图像资料上，都有许多令人感到困惑的地方。他们在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令人吃惊，当年美国并没有在日本投下原子弹！难道这是一个骗局吗？研究人员提出了以下几个令人困惑的可疑之处：
首先，运送问题。由于承担投掷原子弹任务的飞机是B—29型，而该型号飞机的航程有限，投放原子弹的飞机起点应该是选择在距离日本较近的提尼安岛的美空军基地，而从美国本土运送两颗原子弹到提尼安岛需要分两个步骤来完成。一是先从本土把原子弹运到夏威夷，然后再从夏威夷运到提尼安岛。这是受到当时飞机的航程和安全性的限制，因此这两步只能靠军舰来完成。而这两段路程是很危险的。虽然日本的飞机在美国空军的打击下已经没有了战斗力，但日本还有相当数量的潜水艇，这些潜水艇在战争的后期仍可以偷袭美国的军舰。因此，运送原子弹的军舰很可能被日本潜水艇袭击。美国怎么会冒这么大的风险用军舰运送原子弹呢？
其次，数量问题。当时美国制造出来的首批原子弹只有3颗，而且其中一颗已经作为实验品在1945年的7月试爆了。所以，美国怎么还敢用仅剩的两颗原子弹去攻击实际上已经处于没有还手之力的日本呢？而且，美国在未来的几个月内不会马上再制造出原子弹，美国难道不考虑有可能出现突然的事件，而再动用原子弹吗？
再次，道德的问题。当时，爱因斯坦、费米以及奥本海默等科学家都认为，原子弹的威力过大，因此他们都极力反对使用这样的武器。作为原子弹的设计者提出这样的疑问，难道美国政府就一点也不顾及他们的意见吗？那样的话，以后还怎样去依赖这些科学家呢？
第四，资料的可信度问题。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后的电影和照片是人们经常见到的资料。但是，人们往往并不注意里面有多少值得怀疑的成分。其实，只要用心就会发现这些电影和照片资料中有许多问题在里面。就常识而言，原子弹爆炸后谁能在强烈的核辐射区域进行摄影或摄像。因为日本当时并没有防辐射的装备。在少得可怜的电影资料中，也存在着问题。人们发现一些“幸存者”在爆炸后从废墟中出来，是排成行的行走，似乎是经过导演的。
第五，“幸存者”的问题。从战争结束到今天，从未发现过一个可以直接证明在广岛和长崎有过原子弹爆炸的人。一些“幸存者”只是看到有大火产生，而另一些人展示的自己所谓因“受到辐射烧伤”的疤痕，也无法证明是火烧伤还是真正的“辐射”所致。
第六，计量的问题。战后，美国和德国的科学家在广岛和长崎两个地方进行了土样的秘密采集，经过化验发现，这些土的土质与普通土的土质几乎没有区别，辐射量并没有超标。根本无法与核试验中所采集土样的辐射计量相比。按理论讲，受到严重辐射的土地，几乎在几百年内是不可能生长植物的，人类在此环境下生活也是很危险的。但是，人们看到如今的广岛和长崎的现实生活并不是这样，这也是令人感到困惑的。
第七，重复的图像。美国、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科学家运用计算机的有限元分析法，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的电影图像资料进行分析后，惊人地发现，这3份图像竟然是同一颗原子弹，就是说3份电影资料是同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不同角度的拍摄图像，也就是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爆炸的那一颗。
另外，据日本战后的统计数字，说广岛和长崎两市因原子弹死亡30万人。但是，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推测，由于美国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而这种轰炸是异常猛烈的，因此，在广岛上居住的大部分市民已经逃到乡下去躲避战火了，城市里已经不足5万人。据广岛的一位日本老人说，当年他4月离开广岛去乡下时，城里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日本的其他城市也基本如此。因此，由于原子弹的爆炸死亡了30万人的说法是令人费解的。这也许是日本为了把自己打扮成战争受害者故意编造的一种说辞。但反过来，又可以推断出当时的真正的情况。
以上种种猜忌，后来被美国一位据说曾参加过“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以及另一位当年作为美军上级军官的人证实：美国的确没有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过原子弹，而这些都是美军进行的非同寻常的信息战和心理战。但后来据说这两个人都被美国有关部门软禁了起来，以致这样的消息在很小的范围内传播。据这两位曾经亲历过“轰炸”的人士所说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1945年7月16日，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爆炸成功。这颗原子弹的威力，大大超出了科学家们的预料。大多数的科学家已经预感到它将直接威胁到人类的自身。此时，欧洲战场的战火已经熄灭，在太平洋上，由于日本采取了与美国决一死战的架势，因此，尽管美军对日本的本土和军事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但是日本还是没有任何想要投降的迹象。
这时，盟军已经开始准备在日本本土登陆作战，由于日本的顽固抵抗，美军最高当局认为，施行强攻必定会遭到人员的重大伤亡。因此，动用原子弹就成了美国军方的强烈要求。但是，在美的大多数科学家都表示了反对或不赞成，他们认为那样会造成很多无辜平民的伤亡。
正在双方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个下级军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他认为，当时的日本已经成了一个孤岛，与外界的联系途径很少，美军对日本所有的通讯联络完全可以进行监听。日本各地的通讯设施已经遭到很大的破坏，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因此可以说，美军完全可以控制日本的喉舌，而日本此时又是处于听觉不灵的状态。所以，美军此时向日本境内发布虚假恐吓消息，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是无法辨别其真伪的。这样就可以达到促使日本投降的目的。
这一方案的提出，开始并没有得到重视，后来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论证，美方认为还是可以一试的。不过美军方仍然坚持动用真的原子弹，对于这个方案只是勉强接受，表示一旦此计划失败，立即投掷原子弹。
方案一通过，便立即进入实施阶段。在选择对哪个城市进行“攻击”上，美军方经过严格地筛选，最后决定选择离东京比较远，且通讯被基本切断的广岛和长崎两城市。
1945年8月5日，大量的美军战舰已经在广岛外海域部署完毕。8月6日清晨，美军一架B—29轰炸机在提尼安岛起飞，它携带了大量的凝固汽油弹。
B—29到达广岛上空后，按计划投放这种美军新型的炸弹。这种新型的炸弹主要是起到燃烧作用。直接杀伤力并不是很大，也没有辐射。
投放后，飞行员马上向地面报告炸弹已经投下，随后，美军立刻开始用电子干扰的方法切断了广岛与外界的无线电联系，并伪装日本在广岛的机构向日本全国各地发送无线电消息：广岛遭到轰炸，其轰击规模之巨大，超过以前的10倍。美国人中相信，在日本的物理学家们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判定为是原子弹的轰炸，因为他们知道原子弹的威力，这样，才能促使日本政府的投降。
然而，令美国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日本的通讯设施几乎瘫痪，有很多地区根本没有收听到这个消息，因此也就没有像他们预期的那样陷入一片混乱。
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6日晚，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全世界发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并向人们介绍了这种武器的强大威力，“相当于1.5万吨TNT……广岛已经消失了”。世界各地听到这个消息后一片沸腾，只有日本国内，在听到这样的消息后感到震惊的同时，还寄存一丝侥幸的心理。
美国军方在看到日本政府没有丝毫的投降迹象后，准备动用真的原子弹。但被反对方极力劝阻，称这样的反应是正常的现象，应该按计划再进行一次“攻击”，这次还达不到目的，再动用原子弹性不迟。
8月9日，尽管日本政府没有投降，但日本国民已经从各个渠道知道了广岛遭到了原子弹的轰炸，就在国内还被一片恐怖笼罩时，美国的第二颗所谓的“原子弹”在长崎“爆炸”了。这一次，日本国内真的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因为他们不知道下一个目标是哪里。日本政府也放弃了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不久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美国在日本没有投放原子弹只是人们的一种心愿，爱好和平的人们希望核武器永远不要在地球上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