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亚非文学概论
现代亚非文学是指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直至今日的亚非各国的文学。但由于发展不平衡，有些国家和地区，迟至20世纪20年代才完成从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过渡。
20世纪是个动荡与发展并存，破坏与建设并存的世纪。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亚非各国的文学发展出现纷繁复杂的局面。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为支持战争，加紧开发、掠夺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源，使得亚非一些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不少国家的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力量不断壮大。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极大地鼓舞了亚非各国人民为争取彻底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亚非各国人民进一步觉醒。大战的胜利为其进行民族解放斗争、推翻殖民统治开辟了广阔道路。亚洲的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巴基斯坦、朝鲜、韩国、中国等，先后获得独立和解放。非洲各国人民至70年代初也大多获得解放和独立。亚非各国在这样一个维护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新的历史时期，孕育了以民族革命文学为主流的现代亚非文学，并使之逐步成长。
20世纪亚非现代文学是新生事物，因而表现得生机勃勃，不仅表现出重新振兴之势，而且在20世纪后半期已表现出飞跃发展、走向世界的态势。当然，与同时期的欧美现代文学相比，亚非现代文学在某些方面成绩还不够明显。但无可否认，亚非文坛上已经涌现出许多具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家、作品。总体观察整个20世纪亚非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对内反对封建主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性。
亚非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长期处于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近代以来又多先后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饱受民族压迫、经济剥削之苦。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乱生活，又使亚非许多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过程中历经千辛万苦。这一切都为各国的民族文学，提供了丰厚的创作素材，使之在自己的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亚非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深刻矛盾的主题，反映了亚非人民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表达了亚非人民要求独立、自由和民主的迫切愿望。
第二，植根于深厚的民族传统，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族性。
亚非现代各国的民族文学几乎都是在古老的文学传统土壤中孕育成长、开花结果的。任何一位有影响的民族作家几乎都是独特民族特色的继承者，也是民族新文学的开创者。这个时期在亚非各国出现的不少伟大的作家，首先都是一些具有强烈民族情感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源于民族传统、民族生活、民族情感的创作，使他们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坚强斗士。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印度的普列姆昌德、埃及的塔哈·侯赛因等。
普列姆昌德毕生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而奋斗不已，他强调“文学的复兴就是民族的复兴”。作为印度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创作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而且在世界上也有较高的声誉。塔哈·侯赛因是埃及和阿拉伯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一生不趋时媚俗，不肯向封建权贵和传统势力低头，也反对全盘否定阿拉伯古代文化遗产。他是一位将本民族文学推向世界的积极追求者与探索者。
第三，由于发展的日益平衡、内容的逐渐认同、文体的弃旧图新所表现出的趋同性。
统观亚非现代文学的发展，尽管有先后之别、快慢之分，但逐渐齐头并进，纷纷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例如，中国、日本、印度、埃及等国的现代文学，比与之相邻国家或地区发展得要快，要早，也更为丰富多彩。另外，东亚、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现代文学发展得较早一些，西亚北非地区现代文学发展得较晚一些，而黑非洲地区则更晚一些。但到了20世纪后半叶亚洲各国的文学发展，已由原来的不平衡，逐渐趋于平衡。
亚非现代文学尽管开始时起步不同，题材各异，但是在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符合历史前进的大趋势、表达人民的愿望和情绪等方面，都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来了。亚非现代文学正是由于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生活，格调积极向上，因此，才显示出真理之所在，才成为亚非人民向各种恶势力斗争的有力工具，在这一点上亚非人民自觉地取得了共识。
趋同性的最后一点表现在亚非现代文学的体裁方面。就传统而言，亚非各国文坛原有的民间故事、话本、诗剧、散韵结合的故事体、章回小说体及各国曾流行一时的律诗体等，在现代面临严峻的挑战。由于现代意识和现代科学思想的影响，亚非各国人民不约而同地将西方的现代小说、现代戏剧、现代诗歌等引进国门，用以表现民族的精神。时至今日，亚非各国的文坛上无论使用语言的技巧有何不同，也不论其表现手法怎样各异，但其所用的文体则大致相同，这是与传统很不相同的。
第四，现代亚非作家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教育，因此，作品表现出融合性。
这些作家长期生活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上，通晓民族文学，热爱民族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但是，他们又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文化教育后成长起来的，因此，从他们的创作中，极容易发现运用西方文艺观点、文学理论、文学形式、创作手法表现本民族文学内容的事实。正是这种融合性才揭开了民族文学的新篇章。亚非许多作家都是以直接翻译西方作品开始文学生涯的，也有的作家是通过翻译作品接受创作启蒙的。无论是通过改写、移植、模仿、翻译西方作品开始进行文学创作，还是用西方的文学表现形式来反映民族的社会现实生活，这种融合性无疑都对这些国家文学的发展，起到并仍将继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上述亚非现代文学的几点特征，是将其置于世界文学体系中考察出来的。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非作家先后有6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充分说明现代亚非作家已在世界文坛崭露头角，并为世界所公认。当然，决不只是这几位亚非作家达到现代世界文学的最高水平，还有许许多多的作家异常优秀，我们坚信亚非文学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现代日本文学
日本现代文学的开始，是以无产阶级文学为先导的。最初，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苏文学的影响，留学法国归来的小牧近江（1894~1978）同金子洋文（1894~1985）于1921年创刊《播种人》杂志，成为日本现代文学开始的标志。在此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主要有有岛武郎（1878~1923）、江口涣（1887~1975）、平林初之辅（1892~1931）等。
《播种人》的创刊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诞生的标志，因为它自觉选定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方向。小牧近江在《艺术上的国际主义与世界主义》一文中，主张要发展建立在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艺术。平林初之辅在《文艺运动和工人运动》一文中则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艺运动首先是无产阶级运动，其次才是文艺运动”。他们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阶级性。这些理论建树，对以后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1923年11月，关东大地震的“天灾人祸”迫使《播种人》停刊。1924年6月，青野季吉（1890~1961）、平林初之辅、小牧近江、金子洋文、前田河广一郎（1888~1957）等13名《播种人》同人，又创办了宣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文艺战线》。文艺理论家青野季吉发表了著名的《“调查了”的艺术》（1925）一文，提倡“有意识、有目标地去调查现实，由此而产生出思想”。在这种理论引导下，一批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纷纷问世。叶山嘉树（1894~1945）的小说《卖淫妇》（1925）、黑岛传治（1898~1943）的小说《二分铜币》（1926）、里村欣三（1902~1945）的小说《苦力头的表情》（1926）等。
1925年11月，以《文艺战线》的同人为主，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统一战线组织“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第二年，青野季吉的评论文章《自然生长和目的意识》（1926）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性质不同，前者是“自然生长起来的”，不是运动，只有在阶级意识的启发下，才可能形成运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就是文学领域灌输目的意识的运动”。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给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带来了转折。
以青野季吉的《自然生长和目的意识》一文为契机，“文艺联盟”内部出现了论争和裂痕，最后导致了无产阶级文学内部公开分裂成“劳农艺术家联盟”、“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和“前卫艺术家同盟”。1928年3月25日，对共产党表示支持的文学艺术家终于成立了“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简称“纳普”）。从此，“纳普”成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导者，为无产阶级文学的成长壮大做出了贡献。1934年，“纳普”被迫解散，无产阶级文学遭到全面扼杀。但是，小林多喜二（1903~1933）、德永直（1899~1958）、中野重治（1902~1979）、宫本百合子（1899~1951）、佐多稻子（1904~）、村山知义（1901~1977）等一批无产阶级作家，以自己不朽的创作，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推向高峰。
德永直是“纳普”时期最重要的无产阶级作家之一。她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小学未毕业便去印刷厂当学徒、1922年进入东京博文馆印刷厂当排字工，并先后发表了《无产者之恋》、《马》、《多余的人》等短篇小说。其间，他参加了出版行业工会的组织工作。1926年，他参加领导了印刷厂工人长达2个月的大罢工。罢工失败后被厂方开除。1929年，他在纳普的机关刊物《战旗》上发表了取材于这次罢工的长篇小说《没有太阳的街》。这部小说真实地记录了那些生活在两山之间太阳难以照射到的人们的悲惨生活。将参加罢工的工人及其家属这些社会底层的人们为争取生存权利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组织罢工及罢工工人与各方面的矛盾等，一览无余地展现给人们。因此，尽管小说在艺术上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成熟，但是它的问世还是引起了文坛的轰动，并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德国、苏联等国相继翻译出版，中国在30年代也翻译了这部小说。
1923年关东大地震，致使不少文学杂志停刊，也为不少的作家提供了崭新的题材机遇。在1924年，主要作家横光利一（1898~1947）、川端康成（1899~1972）、片冈铁兵（1894~1944）等14名年轻的同人作家创办了《文艺时代》杂志。当时著名评论家千叶龟雄（1878~1935）在读了《文艺时代》创刊号后，发表题为《新感觉派的诞生》（1924）的专论，对该派作家感觉之“新”进行了肯定。于是，新感觉派由此得名。新感觉派的文学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西方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立体派、未来派等先锋艺术风格的影响，企图以新感觉、新认识、新表现来革新文学。由于新感觉派作家多为文学新人，创作倾向处于变化时期，再加上当时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主潮，因此，新感觉派艺术生命很短暂，它随着《文艺时代》1927年停刊而完全解体。但是该派中的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等，还是为文学史留下不少风格独具的作品。
横光利一是新感觉派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早年就喜好文学，曾积极向《文章世界》投稿。并同早稻田大学校友创办同人杂志《街》、《塔》。其早期作品多取材于自己的家庭，如《姐弟》（1917）、《能够悲痛的时候》（1921）等。1923年，他成为《文艺春秋》杂志的同人，同年发表中篇小说《太阳》和短篇小说《苍蝇》，在文坛引起很大反响。这两部小说已充分显示出新感觉派的艺术特色。《太阳》采用福楼拜历史小说《萨朗波》日译本的直译式文体，以自己独特的理解和丰富的想象力，着意表现为争夺美女而进行殊死决斗的强烈色彩，以及女主人公卑弥呼凭借美貌，努力改变被掠夺、遭欺侮的命运，最后登上犹如太阳一般光耀的王位这一过程的因果关系。作者通过新鲜的语言勾画出动态形象，造成新奇的视觉效果，以表达对命运、人生、事件之间关系的特殊理解。
《苍蝇》也是如此，马车驭手因喜欢吃豆包而导致了豆包满腹后产生瞌睡，最后马车坠入深谷。小说从一只大眼睛的苍蝇的视角描写人惨死的悲剧，以表现偶然事件对人生的制约力。
1929年底，一些在文学上或思想上与无产阶级文学持不同观点的作家组成了“十三人俱乐部”。1930年4月，在“十三人俱乐部”的基础上又组成“艺术派”作家的团体“新兴俱乐部”，一些非主流派作家也加入了这一团体。这些被称为“新兴艺术派”的作家中，不少人露骨地描写都市享乐的物质生活，低级庸俗。如龙胆寺雄（1901~）的《放浪时代》（1928）、浅原六郎（1895~1977）的《都市点描派》等。由于这派一些作家迎合商业出版的需要，艺术审美趣味浅薄，所以，不到一年，新兴艺术派实际上就从文坛上消失了。但这种派别的作家也有一些佳作问世，如井伏鳟二（1898~）的《鲵鱼》（1929）和《夜深梅》（1930），堀长雄（1904~1953）的《圣家族》（1930）等。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些新老作家写了不少属于纯文学性质的作品，一时间文坛又相对繁荣起来。如德田秋声（1871~1943）的《伪装人物》、永井荷风（1879~1959）的《墨东绮谭》（1937）、谷崎润一郎（1889~1965）的《春琴抄》（1933）、岛崎藤村（1872~1943）的《黎明前》（1929~1935）、志贺直哉（1883~1971）的《暗行夜路》（1937）、伊藤整（1905~1969）的《幽鬼街》（1937）等。
1933年以后，日本文坛称之为“文艺复兴”的一段美好时光很快就过去了，被“日本浪漫派”和“国策文学”等宣扬“日本精神”、“民族主义”的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文学所取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文坛上各类文学刊物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复刊或创刊，为战后文学繁荣准备了条件。最先发表作品的，多是那些在文坛上久负盛名的作家。如志贺直哉的《灰色的月亮》（1946）、永井荷风的《舞女》（1946）、谷崎润一郎的《细雪》（上卷，1946）等。
除老作家纷纷复出以外，一批年轻作家也以各异的创作方法表现战争与战后的现实。其中以自虐的姿态表现对二战后现实的批判精神的所谓“无赖派”，又被称为“新戏作派”，因他们自嘲的态度、戏谑的手法与明治时期“戏作派”文学一脉相承而得名。著名作家作品主要有坂口安吾（1906~1955）的《白痴》（1946）、太宰治（1909~1948）的《斜阳》（1947）、石川淳（1899~）的《黄金传说》（1946）等等。这些作品以主动堕落的态度批判已有的政治观和道德观，反映了战后人们企图寻找新的精神出路的一种思潮。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二战后的日本文学中，由曾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作家、评论家组成的新日本文学会的活动。其中最令人注目的作家是宫本百合子，她将在战争中积聚的愤怒、痛苦、激情以及解放感、期待感统统融于她的创作中。著名作品《播州平原》（1946~1947）、《风知草》（1946）、《两个庭院》（1947）、《路标》（1947）等，将她个人对战争实质的认识及自己的成长道路和日共的工作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其他如德永直的自传体小说《妻呵，安息吧！》（1946）、佐多稻子的《我的东京地图》（1946）、中野重治的《五勺酒》（1947）等。这些作品大多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与感受表现对战争、对天皇制的反感和揭示时代的变迁。
在“近代文学派”的基础上形成的“战后派”最能代表二战后日本文学的走向。《近代文学》杂志创刊于1946年1月，最初的同人是原属于新日本文学会的7位评论家和作家，后因与新日本文学会的主要成员的社会观、文学观有分歧，形成要求发挥文学主体性、确立现代的自我等新的文学观念，人称“近代文学派”。在其理论影响下，战后一批日本文学的生力军又成为《近代文学》杂志的同人，终于以“战后派”的姿态给予战后新文学以巨大影响。著名作家主要有野间宏（1915~1991）、椎名麟三（1911~1973）、梅崎春生（1915~1965）、武田泰淳（1912~1976）、中村真一郎（1918~）、埴谷雄高（1910~）等。
野间宏是战后派作家中第一个引起文坛注目的作家。二战后，他的短篇小说《阴暗的图画》自1946年4月~10月在《黄峰》杂志上连载，为他赢得很大声誉，大家公认小说问世宣告了战后派文学的诞生。小说以主人公回忆的形式，采用意识流写法，描写“七七事变”前后京都大学几个学生参加进步活动而被捕惨死狱中的故事，表现了革命与个人追求的矛盾冲突，反映了帝国主义的罪恶；此后，野间宏连续发表了《两个肉体》（1946）、《脸上的红月亮》（1947）、《崩溃感觉》（1948）等。这些作品深刻揭示出面对战争，由于本能和自私，人们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矛盾与困惑。1952年，他发表了代表作，反战反军国主义的长篇小说《真空地带》。作品描写一个普通士兵受到的诬陷与迫害，揭露了法西斯军队非人性等黑暗、丑恶的现实；尖锐指出日本军队就是扼杀一切生命的真空地带，敢于坚持正义的人在那里都要受到灭绝人性的摧残。
二战后，日本文坛还出现了一批艺术性较高、介于纯文学小说与通俗小说之间的“中间小说”。比较著名的中间小说作家有井上靖（1907~1991）、石川达三（1905~1985）、丹羽文雄（1904~）等。井上靖曾在大学专攻美学，写过诗、剧本、小说，长期担任编辑工作。他大器晚成，因小说《斗牛》（1949）获1950年芥川奖，确立了自己在文坛上的地位。继后，他又发表了《猎枪》（1949）、《一个伪作家的生涯》（1951）、《冰壁》（1956）等一批构思精巧、引人入胜的上乘之作。如，《冰壁》以诗情画意般的描述，将歌颂登山运动员高洁的情操，上升为歌颂人际间纯洁的爱和信任的高度。这在战后的纷乱世界和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商业社会里，都是难能可贵的精神。
20世纪50年代，日本文坛崛起了一批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作家。这是相对于野间宏等早期战后派作家而言，并无十分明确的界定，主要是表明他们受到文坛承认要晚些时间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著名作家主要有三岛由纪夫（1925~1970）、大冈升平（1909~1988）、安部公房（1924~）、掘田善卫（1918~）等。他们的作品从关心个人的存在逐渐转向关心社会，表现出各自非常显明的创作个性和文学发展道路。三岛由纪夫以《假面的告白》（1949）发表登上文坛，后又发表《潮骚》（1954）和《金阁寺》（1956）等。《金阁寺》是他的代表作，主要表现形成于战争期间和战后的人们的变态性格与变态心理。男主人公沟口患有严重的口吃症，这造成他内心世界与外部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终于，他在恶德畸形发展之后将美的象征金阁寺烧毁了，领略到瞬间的快感与辉煌。这部小说充分表现了作者颓废的文学观和美学观。
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日本基本走出战败的阴影，而迈向安定和繁荣的道路之时，文坛上出现了“第二新人派”作家。这些作家一般比战后派作家要年轻。他们一改战后派作家创作的实验性、抽象性等特点，着重描写对日常生活的感觉。文体近于私小说传统，但本质上有区别。因为他们只是借助“私小说”的形式构筑他们的文学大厦。代表作家作品主要有小岛信夫（1915~）的《美国学校》（1954）、安冈章太郎（1920~）的《海边景色》（1959）、远藤周作（1923~）的《海和毒药》（1957）、吉行淳之介（1924~）的《骤雨》（1954）、庄野润三（1921~）的《游泳池旁小景》（1954）等等。
20世纪60~70年代，世界文化进入多元化时期。文学的多元性使日本战后出生的一批作家以表现西方文明濒临崩溃、文化转型期的青年一代的心态和现代所关注的事件与问题为主。如三浦哲郎（1931~）的获奖作品《在白夜里旅行的人们》（1985）、开高健（1930~1989）的《夏天的昏暗》（1972）、井上光晴（1926~）的《心灵善良的叛逆者》（1969~1973）、大江健三郎（1935~）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和《个人的体验》（1964）等等。
现代朝鲜、韩国文学
1910年以后，日本对朝鲜实行野蛮的殖民统治。此间前后，崔南善（1890~1957）在他创办的《少年》、《青春》等杂志上，发表他和李光洙（1892~1951？）的新体诗和现代小说。
1919年爆发的全民性的反日运动，促进了进步力量的兴起。在日本执行“文化统治”时，西方的文艺思潮也进入朝鲜文坛。“创造派”、“白潮派”、“废墟派”等文学流派，将欧洲的唯美主义、颓废主义和自然主义等引进朝鲜。在金东仁（1900~1951）、廉相涉（1893~1963）、朴钟和（1901~1981）等代表作家的作品里，充满了颓废、感伤。
1923年，在国内外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一批文学新秀组织了文艺社团“焰群社”，首先举起革命文学的旗帜。他们的作品多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揭露社会的黑暗，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之情，所以，又称“新倾向派”。著名作品主要有宋影（1903~1979？）的《黑暗的村庄》（1923）、《日益扩大的人群》（1924），崔曙海（1901~1932）的《故国》（1924），李箕永（1895~1984）的《穷苦的人们》（1924）等等。
崔曙海是新倾向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家之一。他自幼家境贫寒，16岁时即四处漂泊，过着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这种来自社会底层的经历，使他亲身体验了劳动人民的痛苦与不幸。因此，他的作品主要描写劳动人民的痛苦遭遇和强烈的反抗情绪。他的几十篇短篇小说分别结集《血痕》（1926）和《红焰》（1931）出版。著名的《朴石之死》（1925）写因无钱求医而死了独生子的老妇对金钱社会的诅咒。《饥饿与杀戮》（1925）的主人公京洙因找不到工作而被逼发疯，并发出要“砸烂这个鬼世界”的怒吼。代表作《出走记》（1925）中的主人公朴君善良、勤劳，曾怀着“开辟新生活”的美好愿望弃家出走，但结果仍难以生存。经过5年痛苦挣扎与求索，终于认识到“对于这种只能维护和纵容那些虚伪、奸邪、残暴和懒惰者的制度”，“不能置之不理”，他最终走上了觉醒并反抗之路。朴君的形象是有代表性的，因此这篇小说也成为新倾向派文学的典型之作。
1925年8月，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简称“卡普”）成立，它是以原来新倾向派作家为基础组成的。“卡普”初期沿用原文艺社团焰群社的纲领。1927年9月“卡普”改组后，制定了新纲领，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一翼开展无产阶级的艺术运动”。“卡普”主张以文学创作教育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彻底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从新倾向派到卡普的成立、改组，标志朝鲜无产阶级文学从萌芽、发展到高涨。这时期出现了一批无产阶级作家，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如赵明熙（1892~1942）的短篇小说《洛东江》（1927）、李箕永的短篇小说《元甫》（1928）和长篇小说《故乡》（1933）、韩雪野（1900~）的短篇小说《过渡期》（1928）和《摔跤》（1928）、宋影的剧本《拒绝一切会客》（1929）等。“卡普”以其强烈的革命色彩引起日本统治者的仇恨，于1931年和1934年先后两次对“卡普”作家进行逮捕、镇压。1935年“卡普”被迫解散。但“卡普”文学的巨大影响不可低估，它支配了1925~1935年间的朝鲜现代文坛。
赵明熙是“卡普”文学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他20世纪20年代初写的抒情诗，有着较多的感伤和神秘主义色彩。从日本归国后所写的剧本《婆娑》（1923）、诗《在春天的草地上》（1924）等，表明他创作思想的进步。1925年他积极参与组织“卡普”，此时创作的作品主要描写朝鲜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所遭受的苦难，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如短篇小说《到地下去》（1925）、《低气压》（1926）、《洛东江》（1927）、《春善》（1928）、《儿子的心》（1928）、《美妮和龙儿》（1928）等。其中《洛东江》是他的代表作，小说的主人公朴成云是洛东江畔渔民的儿子，他苦苦探索反日独立之路，最终由一个民族主义者转变成为社会主义者。这篇小说是20世纪20年代朝鲜人民革命运动和反日斗争的一个缩影。
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朝鲜各方面的统治，进步作家已难以公开活动。只有在金日成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中产生、发展的革命文艺，如诗歌、小说、戏剧以及政论等，为朝鲜现代文学史留下光辉的一页。其中《血海》（1936）和《卖花姑娘》（1930）等，都是著名的戏剧。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朝鲜人民也迎来了自己的解放。但是几年之后，朝鲜北部和朝鲜南部分别成立了两个国家，于是朝鲜现代文学实际就成了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的现代文学。
朝鲜解放后40余年来，无论是在反美侵略的解放战争，还是在战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老作家一同创作，将现代文学不断推向繁荣发展的新阶段。朝鲜比较著名的作品有：描写抗日武装斗争的赵基天（1913~1951）的长篇叙事诗《白头山》（1947）、朴世永（1902~）的长篇叙事诗《密林的历史》（1962~）等；描写土地改革的有李箕永的长篇小说《土地》（1~2卷，1948~1960）、千世峰（1915~）的长篇小说《大河奔流》（1964）等；描写祖国解放战争的有黄健的短篇小说《燃烧的岛》（1952）、千世峰的中篇小说《战斗的村民》（1953）、石润基的长篇小说《时代的诞生》（1964）等；描写社会主义建设和千里马运动的有李北鸣（1908~）的中篇小说《劳动的一家》（1947）、权正雄（1925~）的短篇小说《百日红》、赵白岭（1913~）的剧本《红色宣传员》（1961）、尹世重的长篇小说《在考验中》（1963）、李根荣（1909）的中篇小说《第一次收获》（1957）等。这些作品都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作者对社会主义现实的理解和感受。
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于民族灾难之中。长期的日本殖民统治和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在韩国人民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此时西方的文艺思潮也蜂拥而入，一批年轻的文学青年形成了80年代韩国文坛上的“战后文学派”。战后派作家的作品，内容上主要宣泄战争中郁积的苦闷，揭露战争给人性带来的毁灭；形式上否定文学传统，竭力学习和模仿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审美观念和创作方法的大胆变革。战后文学派的主要作家有吴永寿（1914~）、孙昌涉（1922~）、金声翰（1919~）、徐基源（1930~）、河瑾灿（1931~）等。
孙昌涉和徐基源是战后派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孙昌涉的小说《血书》（1955）以强烈的感情色彩，在忧郁、压抑的气氛中描写了主人公所受的非人侮辱与绝望心情。作品中无论是白痴少女昌爱、残废军人俊锡，还是失业者达寿、无望诗人奎鸿等，都是麻木、漠然、反常的被弃者。通过他们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苦苦挣扎，反映了韩国战后的社会现实。徐基源的名篇《深夜的拥抱》（20世纪50年代）不仅描写了战争对人性的毁灭，而且笔触深入主人公的灵魂深处，写出了他的觉醒。主人公从战场上偷跑回家想看望病危的妻子，但又痛感自己罪孽深重而无颜去见。总觉得他曾强奸并杀害的一个姑娘仿佛就是妻子。最终他的人性得到觉醒，决心回到妻子身边去。
如果说韩国20世纪50年代文坛的主流是战后派文学的话，那么20世纪60年代新感觉派的出现也堪称是韩国文坛上的一件大事。这派作家一反战后派文学过分执著于表现历史的倾向，反对从“悲剧性的历史出发来感伤和哀叹”，主张努力去“探索现实与未来”。他们格外强调语言技巧，注重语言的感觉、意象的跳跃和心理分析，提倡到“无意识”中去寻找创作源泉，竭力表现梦境和幻觉。新感觉派作家主要有金承钰（1941~）、朴泰洵（1942~）、徐廷仁（1936）、金成一（1940~）等。
金承钰大学时代发表处女作《生命演习》（1962），确立了在韩国文坛的地位。
他的短篇小说《汉城，1964年冬》（1965），描写寒冷的冬天，在汉城一家酒馆里，无耻的主人公“我”和一个姓安的大学生偶遇一中年汉子。“我”因出身卑微、升学无望，当兵作公务员，都觉得无意义；大学生“安”虽为不愁吃喝的富家子弟，也同样感到空虚、困惑；中年汉子更惨，爱妻得病死在医院，他卖妻子尸体领到一笔钱。他用这点钱求人同他聊天，以解除孤独与绝望。但最终未能使他得到解脱，第2天他在客店自杀。在这3个人物身上集中概括了韩国当时一代人的彷徨、悲观、空虚、失落、百无聊赖的精神面貌。
20世纪70年代后，韩国的经济有了迅速发展，文坛也出现了色彩纷呈的景象。这时，纯文学、暴露文学、商业文学等，都异常活跃。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采用最多的表达方法，为人们所追棒。
在作家队伍里，中青年作家思想表现敏锐，不少成为文坛新秀，他们的作品也较多受关注，这些作家作吕是：黄皙暎（1943~）的描写劳资矛盾的小说《客地》（1971）；女作家朴景利（1926~）的反映近代农村生活史的长篇历史小说《土地》（1~3卷，1969~1978）；赵世熙（1942~）的深刻揭示韩国社会矛盾和社会悲剧的12篇系列小说《矮子射向上空的小球》（1978）；李范宣（1920~）的描写社会底层市民生活和心理的《黑海峡》（1976）和《白乌鸦的手记》（1979）；女作家孙素熙（1917~）的以心理描写见长富于抒情色彩的《黑夜》（1974）和《华丽的我们》（1978）；千胜世（1938~）的（1974）写占领军的专横野蛮与兽性的《黄狗的悲鸣》。由于这些作品代表了韩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因而在文学史上占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现代菲律宾文学
1901年菲律宾沦为美国的殖民地之后，英语逐渐代替西班牙语，出现了不少用英文创作的小说，它们继承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传统，具有独创性和强烈的吸引力。它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08~1924），称为“模仿时期”，作者大多数是大专学生，创作大多模仿美国的小说。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家、作品有：帕兹·马奎斯·贝尼特兹的《死的星星》、《丘陵之夜》和选集《菲律宾人的爱情故事》；乔治·博科波的《发光的符号》。
第二个时期（1924年~1935），称为“实验和独创的时期”。这时期共有两批作家，第一批的主要代表是克莱门西达·乔文·科莱科和何塞·维拉·潘加尼，前者的代表作是1924年发表的小说《他的归来》。后者的代表作是于192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心爱的人》。第二批都是青年作家，虽然他们受到欧洲文学的影响，但他们的作品却有浓厚的乡土色彩。其中比较杰出的有卡洛斯·布罗山、曼纽尔·E·阿贵拉、何塞·加西亚·维拉和阿马多尔·T·达格奥等人。
卡洛斯·布罗山（1914~1956）擅长写作讽刺小说。曼纽尔·E·阿贵拉（1911~1944）的成名之作是短篇小说集《兄弟利昂携妻而归》（1940），收有30篇小说，都是以菲律宾的北部地区为背景，着重描写农民、渔夫、佃户和无产者的生活与斗争。阿贵拉于1944年因从事抗日活动，惨遭日军杀害。
第三个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至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更伟大的独创时期”。这时期出现了一批青年作家。其中著名的有尼克·华奎因、内斯多尔·V·M·刚萨雷斯、史蒂文·贾维拉纳、克利玛·坡罗丹·杜维拉等人。这个时期的文学运动的主流仍然是爱国的民族主义文学，作品的主题多数是宣扬热爱家乡，热爱民主与自由，歌颂纯洁的爱情，反对异族侵略等。例如刚萨雷斯（1915~）的长篇小说《四月的风》（1940）、《沐恩的季节》（1956）、史蒂文·贾维拉纳（1918~）的小说《没有见到黎明》（1947），以及埃迪尔伯多·K·廷波的《夜里的警戒》等。
尼克·华奎因的《有两个肚脐的女人》（1961）和克利玛·坡罗丹·杜维拉的《敌人的手》（1961）两部小说获得国际笔会菲律宾分会主办的“斯通希尔小说奖”。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有比恩维尼多·N·桑托斯写的关于旅美菲侨的短篇小说集《你们，可爱的人们》（1955）及其续集《兄弟，我的兄弟》（1960）和《苹果的香味》等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乡土色彩的作品以及幽默小说家阿历山德罗·R·罗彻斯以菲律宾的民族风俗（斗鸡）为题材所写的活泼有趣的短篇小说。在70年代里，青年作家埃尔温·卡斯蒂罗所写的英文短篇小说《拉狄安娜的手表》被评为1975~1977年东盟文学的优秀作品之一。
在诗歌方面，诗人巴东布亥战后曾发表《我看见那割下来的头》、《圣诞树》和《这就是他们的罪状》等诗，揭露反动集团篡夺抗战的胜利果实、镇压人民的反动本质。
戏剧方面发展比较缓慢，比较优秀的剧作是尼克·华奎因的3幕剧《作为菲律宾人的艺术家肖像》（1953）。
1946年7月4日菲律宾独立以后，政府逐步推广一种菲律宾国语，已有一些作家运用它从事翻译和创作。
现代新加坡文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加坡文学向现实主义发展，并强调地方色彩和题材多样化。这时期涌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有不少是反映底层社会的贫困，揭露社会的不合理。
华文方面比较著名的作品有：苗秀的长篇小说《残夜行》（1976，曾获新加坡1978年度书籍奖），石剑洪的中篇小说《高楼内外》（1979），以及黄孟文的《再见惠兰的时候》、李汝琳（原名李宏贲）的《新贵》（1978）、韦西（原名黄辉，1935~）的《捉贼》（1977）和蓉子的《画像》（1979）等短篇小说。此外，老作家于沫我（杜又明，1916~）的新著《于沫我短篇小说集》也于1979年出版。
在英文小说方面，有吴宝星描写新加坡青年爱情故事的长篇小说《长梦悠悠》（1972）和陈国盛所写的3部曲《新加坡之子》（1972）、《马来西亚的人》（1974）和《放眼世界》（1975），还有弗兰西斯·托马斯的《一个移民的回忆录》（1972）和N·I·罗氏的《被遗弃在热带海滨的华人》（1974）等。短篇小说方面比较著名的有嘉蒂莲·林的《怪物》（1978）和叶裕金的《家长》（1975）。其中的《家长》被评选为1975~1977年的东盟文学的优秀作品之一。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批描写爱情的长篇小说。如玛斯的《马伊尔要结婚》、苏来第·西班的《大炮与爱情》和奈英姆·代比的《毁灭》（1978）等。比较优秀的短篇小说有福阿特·沙林的以追求自由为题材的《我要把心儿带到何方》（1974），卡玛列亚·阿旺以试管婴儿为题材的《他不是咱们的》（1975），以及尤诺斯·赛伊德的描写航海生活的《马玛特船长》（1976）等。
诗歌方面，1979年获东盟文学奖的知名诗人艾温·谭布（1923~）著有英文诗集《大地的肋骨》（1956）、《第二语音》（1976）和《上帝也会死》（1977）等。他的诗《一个普通的人》，反映了旧的观念与现代思想之间的冲突对于亚洲传统的家庭观念的影响。穆罕默德·拉蒂夫·穆罕默德的诗《我的同胞在我出生之日》获1974年马来诗歌创作一等奖。泰米尔文诗歌有诗人伐南所写的《节日的歌》（1978）等。华文诗歌方面，较突出的有柳北岸（原名蔡文玄，1903~）创作的长达3254行的叙事诗《无色的虹》（1977），描写一个普通华侨的生活史。此外，有周粲（原名周国灿，1934~）的诗集《捕萤人》，杜红（原名郑亚本，1936~）的诗集《五月》（1955），王润华（1914~）的诗集《内外集》（1978）等。
剧本方面，有田流（原名钟文灵，1931~）的华文剧作集《三万元奖金》（1972）和《田流剧作集》（1979），其中有些电视剧，如《守财奴》、《国与家》（1971）和《赌》（1971）都以现实主义手法对社会的丑恶现象作了一定程度的讽刺与揭露。英文剧本有强调各民族和睦相处和作为新加坡人感到幸福自豪的作品，如吴宝星的《微笑之余》（1965），描写异族青年男女的恋爱，反映出种族意识被逐渐削弱；杨罗柏的《新加坡，你在何方》，反映不同种族的遭遇。
现代澳大利亚文学
20世纪2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小说有了显著的进步。帕尔默继承了劳森、弗尔菲的现实主义传统，写出了反映劳工运动的著名3部曲：《戈尔康达》（1948）、《播种时期》（1957）和《大家伙》（1959）。澳共的创始人之一、重要左翼作家普里查德，写过多部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小说和剧本，小说《库纳尔都》（1929）是最早的一部反映白种人和土著人关系，并对土著人寄予深切同情的小说。战后他发表的金矿3部曲《沸腾的九十年代》（1946）、《黄金的里程》（1948）和《有翼的种子》（1950）描绘了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历史的一个侧面。
从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初将近20年的时间里，左翼文学蓬勃发展，涌现出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如弗兰克·哈代（1917~），他的长篇小说《不光荣的权力》（1950）抨击了社会的黑暗；艾伦·马歇尔（1902~）擅长刻画儿童心理，以自传体小说《我能跳过水坑》（1955）著称；工人作家约翰·莫里逊（1904~）则主要反映工人生活，著有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蔓延中的城市》（1949）等。
20世纪30~40年代在澳大利亚文坛上有一些关于文学流派和文艺观点的论争。20世纪30年代初期，与诺曼·林赛有关的“幻影派”诗人反对文学艺术中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他们有意识地探求一种表现形式，以取代风行一时的“丛林歌谣”，在诗歌创作上过于追求形式美。代表诗人有肯尼斯·斯莱塞（1901~1917）、罗伯特·菲茨杰拉尔德（1902~）等。1938年雷克斯·英格默尔斯（1913~1955）发起了“津狄沃罗巴克运动”。“津狄沃罗巴克”是土语“合并”、“融合”的意思。英格默尔斯认为文艺家只有和澳洲本土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创作出具有美感的好作品；主张作家、诗人应该从土著民族的艺术、诗歌和传说中汲取营养。这一运动是他们首先从新的角度提出民族文学的口号，也是他们首先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土著民族文化的。20世纪40年代初期，马克斯·哈里斯（1921~）创办诗刊《愤怒的企鹅》，提倡先锋派诗歌，即在诗歌创作上袭用英美的超现实主义表现方法。
同时，意识流小说开始传入澳大利亚。帕特里克·怀特（1912~）在小说创作上着意运用意识流手法，并取得了突出成就。《人类之树》（1955）、《暴风眼》（1973）等都是他的成功之作。他的小说注重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在语言运用上也有独到之处。因此，怀特于197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个得到这种荣誉的作家。其他著名的作家还有：克里斯蒂娜·斯特德（1902~），著有《悉尼的七个穷汉》（1934）等；哈尔·波特（1911~）具有独特的风格，用词刻意求新，除短篇小说外，诗歌创作也很突出；伦道夫·斯托（1935~）的小说在写法上接近怀特，但多以西部生活为题材；托马斯·基尼利（1935~）是一位多产作家，共有14部小说和3个剧本；克里斯托弗·考什（1932~）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风格清新，被认为是近年来一位优秀作家。
诗人中最著名的是阿历克·德温特·霍普（1907~），此外还有著名诗人朱迪思·赖特（1915~）、戴维·坎贝尔（1915~1979）、詹姆斯·麦考莱（1917~1976）、道格拉斯·斯图尔特（1913~）等。
澳大利亚戏剧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了较快的发展，最主要的剧作家有亚历山大·布佐（1944~）、戴维·威廉逊（1942~）、杰克·希伯德（1940~）、巴利·欧克莱（1931~）、约翰·罗默里尔（1945~）等。
现代新西兰文学
20世纪20、30年代，新西兰的小说，逐步趋于成熟，开始具有了新西兰的民族特色。这时的作家作品有：琼·德万尼宣传男女平等和社会主义，她的第一部小说《肉店》（1926）曾轰动一时。艾伦写有《潦倒书生》（1936）和《篱雀》（1937）。内利·斯坎伦擅长刻画妇女形象，她从1922年开始撰写世家小说《彭卡罗》（1932），展现了整个世纪的新西兰生活图景。
新西兰现代著名作家及其作品是：约翰·李写过3部小说，其中《穷人家的孩子》（1934）及其续篇《被追捕者》（1936）以19世纪90年代经济萧条为背景，描写贫民窟中悲苦的生活。罗宾·海德的作品较多，比较著名的是《去地狱的护照》（1935）及其续篇《岁月又何曾坑人》（1938），以及历史小说《将你一军》（1936）和自传体小说《长嘴涉水鸟飞翔了》（1938）。约翰·马尔根只留下一部小说《孤单的人》（1939），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揭示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土地之间的矛盾。萨吉森著有长篇小说《我在梦中看见过》（1949）和3卷自传《一次已足》（1973）、《很多啦》（1975）、《永远不够》等。但他的主要成就在短篇小说方面，1934年他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反映新西兰经济萧条时期的社会生活。此后著名的作品有《和我叔叔的谈话》（1936）、《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1940）和《那个夏天》（1940），其中《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被称作“新西兰的声音”，是一部相当成熟的作品。他取法海明威，而不落窠臼。上述4个作家的创作，标志着新西兰的小说创作已达到成熟阶段。
20世纪40年代以后，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作品。短篇小说以盖斯凯尔的《巨大的猎物》（1947）、珍妮特·弗雷姆的《礁湖》（1951）、莫里斯·沙德博尔德的《新西兰人》（1957）、莫里斯·达根的《伊曼纽尔的土地》（1956）和《砂金矿坑的夏天》（1965）比较著名。莫里斯·达根（1922~1974）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一生只留下20多篇短篇小说，却可与曼斯菲尔德和萨吉森媲美。珍妮特·弗雷姆（1924~）也写长篇，以第一部《枭鸟确在鸣叫》（1957）著名。
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新西兰诗歌基本上是移植和模仿英国的浪漫主义诗歌。这时期比较出色的诗人有查理·鲍恩（1830~1917）、托马斯·布雷肯（1843~1898）等。罗纳德·阿利森·凯尔斯·梅森（1905~1971）在20世纪20年代后所写的抒情诗也别具特色，被称为“新西兰第一流的诗人”。他生前担任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主席，1957年率领新西兰文化代表团访问过中国。他在20世纪30、40年代在奥克兰曾建立人民剧院和新剧院团体，共写过30多个剧本，已出版的有《老爷讲话》（1938）和《中国舞蹈》（1962）等。
20世纪30年代以后，新西兰的诗歌创作进入繁荣时期，其最重要的诗人有艾琳·梅·达根（1894~1972）、阿瑟·雷克斯·杜加德·费尔伯恩（1904~1957）、查尔斯·布拉什（1909~1973）、托马斯·艾伦·门罗·柯诺（1911~）、詹姆斯·丹尼斯·马修斯·格洛弗（1912~）、詹姆斯·巴克斯特（1926~1972）等。
新西兰的戏剧创作起始于19世纪。第一个剧本是1848年詹姆斯·亨利写的《玛尔西利娜》。此后，从事戏剧创作的著名作家有本杰明·法杰恩、乔治·达雷尔等。到20世纪有两个剧作家颇负盛名，即《不告而别》、《白色别墅》的作者雷金纳德·伯克利（1890~1935）和《风雨》的作者莫顿·霍奇（1904~1958）。
20世纪40年代以后，涌现了一批用英文写作的毛利族作家，最著名的是霍恩·图哈里（1922~）、帕特里夏·格雷斯（1937~）和威蒂·伊希马埃拉（1944~）。图哈里是诗人，出版过诗集《不是普通的太阳》（1964）。女作家格雷斯则有短篇集《威阿里基》（1980）和长篇小说《月亮睡了》（1980）。伊希马埃拉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和两部短篇集《绿岩，绿岩》（1972）与《新网捕鱼》。
现代蒙古文学
蒙古现代文学是从1921年7月取得人民革命胜利之后开始的。
20世纪20、30年代的蒙古作家主要描写旧社会人民的苦难生活，与新社会的新生活形成对比；也有些作家歌颂祖国的大好山河，表现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博音尼木和（1902~1937）的剧本《黑暗的政治》（1932），通过女主人公的遭遇，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现实。纳楚克道尔基（1906~1937）的剧本《三座山》（1934），描写青年男女牧民为了爱情同封建主所作的斗争。达木丁苏伦（1908~1986）的《被抛弃的姑娘》（1929）是蒙古现代文学中第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描写了女主人公革命前后截然相反的命运。策伯格米德（1915~）的著名短篇小说《牧童乃当》（1935）以同名主人公在革命前的痛苦生活控诉了旧社会。
20世纪40、50年代，蒙古经历了战争与和平两个阶段。前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军事题材以及有关战争与和平的诗歌、小说和剧本。后一时期描写祖国建设题材的作品占主要地位。著名作家那木达嘎（1911~1984）的剧本《哈勒欣河》（1940）表现蒙苏军队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达·僧格（1916~1959）的中篇小说《阿尤希》（1948），刻画了一个在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的英雄。拉·旺干（1920~1968）的剧本《医生》（1949）再现了蒙古人民和平劳动的现实生活。契·洛道伊丹巴发表的蒙古现代第一部长篇小说《在阿尔泰山》（1949）描写了地质勘察队员们的真实生活。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文名的仁亲在20世纪50年代又创作了重要的长篇巨著《曙光》3部曲（1951~1955），通过主人公革命前后的生活经历，展示了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近60年间的错综复杂的历史风云。
20世纪60~80年代，蒙古文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新作家涌现，各种体裁的作品增多，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出现了繁荣局面。
20世纪60年代活跃于诗坛的后起之秀主要有登·普尔布道尔基（1933~）。他不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草原风光，而且歌颂了牧民的美好心灵，如长诗《蓝布袍》（1969）、《女牧驼人的信》（1969）等。20世纪60年代仍笔耕不辍的老剧作家那木达嘎创作了反映社会新风尚的剧本《在新住宅里》（1965）。20世纪30、40年代就已成名的女剧作家奥云（1918~），20世纪70年代与他人合写了反映工业建设的剧本《瓶中之宝》。
20世纪60年代以后，长篇小说的创作有了大的发展，除那木达嘎和洛道伊丹巴等老作家描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问世外，更多的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如朝亦吉勒苏伦（1932~）的歌颂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忘我劳动的《汽笛声》（20世纪70年代）；图德布（1935~）的以农牧业合作化为题材的《迁移》（1964）、《游牧与定居》（1974）等。
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长篇小说比较有影响的是额尔德尼（1929~）的《生活》（1983）等。
现代印度文学
现代印度文学在南亚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二个时期：
20世纪20年代是现代文学继承近代文学的传统，并继续向前发展的时期。在近代文学史上闻名世界的伟大作家泰戈尔，在这个时期发表了许多重要诗作。作为现代文学的奠基者的普列姆昌德在本世纪之初登上文坛，20世纪20年代发表了许多重要作品，已经成为一位蜚声文坛的作家。
20世纪30~40年代是印度现代文学的繁荣时期。1936年成立的印度进步作家协会，有力地推动了印度文学的发展。在这个时期的创作中，反殖民主义的主题日益深化，并同反封建主义的主题密切结合；这时的创作也更紧密地结合现实生活，取材社会下层，描绘工人、农民的悲惨命运。一些优秀之作，在内容上表现了印度的民族苦难和斗争，在艺术技巧上也具有较高的水平。作为这个时期代表之作的有：普列姆昌德的《戈丹》，安纳德的《不可接触的贱民》和《两叶一芽》。著名作家钱达尔也在这个时期开始从事创作。
现代巴基斯坦文学
19世纪下半叶，巴勒斯坦文学在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中开始复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赫利勒·贝德斯、赛福丁·伊拉尼、穆萨·侯塞尼等著名小说家和阿卜杜·凯里姆·卡尔米、易卜拉欣·图甘等著名诗人。他们的作品描写各阶层人们的生活，表达了对殖民主义者的不满。
现代巴基斯坦主要作家有弗·艾·费兹、纳狄姆·卡斯密等。
费·艾·费兹（1911~）是一位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曾在拉合尔学院攻读英语和阿拉伯语，获硕士学位。1936年~1942年做英语教师，1942年~1946年在印度军队中任情报官，1947年印、巴分治后，做了《巴基斯坦时报》和《今日报》的编辑。50年代他曾因参加工人运动而被捕。1956年后多次访华。费兹在30年代就开始了创作生活，曾参加过印度进步作家协会的筹建工作。他的主要诗集有《诉怨》（1941）、《风之手》（1953）、《狱中诗抄》（1956）和《压在石下的手》（1956）等。他的诗作题材广泛，视野广阔，包括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支持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等内容。
卡斯密（1916~）是巴基斯坦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1935年获文学学士学位。自1942年起，他先后任《花》杂志编辑、《今日报》主编及巴基斯坦进步作家协会书记。1956年访华归国后，曾数次被捕。他的诗作大都取材于现实生活，揭露社会的不平，同情人民的疾苦。主要诗集有《独立以后》、《镰刀》和《最伟大的是人还是真主》等。
现代孟加拉文学
17~19世纪，由于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孟加拉语文学中小说、戏剧、新诗、散文等文体纷纷产生，它们大多摆脱了神话和宗教内容，直接反映社会生活。伊希沃尔·金德尔·古普特是主要的启蒙文学家；拉姆·莫汉·拉伊组织了启蒙社团“梵社”，为现代孟加拉爱国主义文学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一时期孟加拉比较著名的作家还有：散文家伊希沃尔·金德尔·维德亚萨格尔、诗人伦格拉勒·本多巴拉雅耶、迈克尔·默图苏登·德特、剧作家拉姆纳拉扬·德尔格尔登、小说家班吉姆·金德尔·查特吉等。他们都对后来作家有过很大的影响。
20世纪初至50年代，孟加拉语文学最著名、最有影响的作家是罗宾德拉那特·泰戈尔。他一生作品众多，不仅对印度文学，而且对世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20世纪30年代，出现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派，维普迪·普尚·班纳吉、伯勒孟德尔·米特拉、马尼格本多巴拉雅耶等是前者的代表，布特代沃·巴苏、吉沃纳南德·达斯等是后者的代表。
孟加拉的杰出诗人、作家伊斯拉姆（1899~1976）一生写下了23部诗集、3部长篇小说、3部短篇小说集、4部散文集和5个电影戏剧脚本。
他的作品充分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心声，洋溢着浪漫主义的革命激情。他的诗歌创作成就尤为突出。代表作《叛徒之歌》，以高昂激越的语言刻画了一个顶天立地、英勇无畏的爱国英雄形象，给被侮辱、被损害者带来了巨大的鼓舞。
伊斯拉姆在泰戈尔之后为孟加拉诗歌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斯里兰卡文学
斯里兰卡是一个与印度半岛相望的岛国，公元前3世纪，这里曾是佛教中心地之一，佛教对其社会文化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很深。现代斯里兰卡文学除受佛教影响外，受印度梵语文学影响也很大。1815年英国占领全岛，西方文学影响也相继而入。20世纪初叶，斯里兰卡在继承自己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近代文学因素，开始建立自己的民族新文学。
比亚达萨·西利塞纳（1875~1946）于1907年发表的小说《幸福的婚姻》，就是一部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这部小说描写一个信仰佛教的青年和一个基督教徒之间的爱情，具有反殖民主义倾向。
玛·魏克拉玛辛河（1891~1976）是一位重要的作家。他出身于一个小康之家，当过店员。后经刻苦自学，掌握了僧伽罗语、英语、梵语和巴利语。他曾从事新闻编辑工作，担任过《太阳报》主编，1946年后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共写了80多部作品。他的代表作3部曲《乡村的变迁》（1944）、《争斗时代》（1947）、《时代终结》（1949）反映了斯里兰卡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深刻变化。他的中篇小说《神秘岛》（1947），（另译为《蛇岛的秘密》，是一部优秀的儿童读物。小说的主人公乌里帕是一个顽皮而又勇敢的孩子。他的一些恶作剧有时闹得四邻不安，谣传警察要抓他，于是乌里帕和小仆人吉纳连夜逃走，在农民波迪家中帮工。这个村子附近的大湖中有一座小岛，传说岛上满是毒蛇，人们不敢去，成为神秘之岛。乌里帕为探明岛上秘密，只身驾船而往，发现岛上果实累累，土地肥沃。后来他就带吉纳前去开垦，卖掉产品，一年能积蓄200卢比。可是，两年后，村长却以他们私自开垦为借口，企图霸占这块土地。经过激烈斗争，乌里帕才以每年缴纳25卢比的租金，获得岛上土地的开垦权。后来乌里帕发现谣传中岛上的妖怪原来是一个为逃避警察追捕的农民。乌里帕发誓为其保守秘密。有一个家道败落后靠欺骗混日子的公子哥儿，被乌里帕带到岛上，经过几个月的劳动，也能干活了。当乌里帕因父病暂时离开小岛时，那位少年为他料理着小岛。
这部作品反映了农民的悲惨处境，抨击了地主官吏的蛮横凶狠，歌颂了劳动人民的诚实、朴素，赞扬了乌里帕的勇敢和冒险精神。魏克拉玛辛河的重要作品还有《海市蜃楼》（1947）、《禁欲》（1956）等。
现代缅甸文学
20世纪20年代，缅甸现代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和作家是德钦哥都迈（1875~1964），他既是投身抗英、抗日，争取祖国独立的社会活动家，又是以文艺为武器，开创反殖民主义文学的旗手。他的长篇小说《嘱咐》（1915），描写了人民的风俗、文化及反帝爱国斗争，非常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被誉为缅甸现代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他满怀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激情，巧妙地写下许多诗歌与散文间杂的文体——“注”，其中尤以《狗注》（1925）最出色。这些长篇诗主要批判、讥讽英国殖民当局和出卖民族利益的败类，歌颂农民起义、学生罢课等正义斗争。1950年，他被缅甸政府授予“文学艺术卓越者”的称号，并于1955年获苏联斯大林和平奖金。
20世纪30年代初，仰光大学的师生在文学艺术界发动了一场历时10年之久的“实验文学运动”，它是缅甸新文学高涨的重要标志。缅甸文学的代表人物有：德班貌瓦（1899~1942）、佐基（1908~）、敏杜温（1909~）等。由于这些参加者社会地位的局限，“实验文学运动”没有明显的反帝、反殖倾向。但是这些作家热爱本民族的文明，提倡发扬缅甸文学的优良传统。他们冲破了封建思想和旧的创作方法的束缚，写出了许多风格清新、质朴、简练，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佳作，一扫消闲文学的不良风气，在缅甸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中以德班貌瓦的创作最具代表性。他不仅发表了不少文章批评殖民者轻视缅甸民族文学的政策，而且擅长以一种介乎小说与特写之间的文体来反映社会生活。如描写区长大人乘坐的官船“岗哨号”所到之处，穷苦百姓惊恐万状生怕被抓去法办的《“岗哨号”汽船》；揭露殖民主义教育实质的《失业者》；批判殖民者伪民主手段的《投票之前》等，都是缅甸现代文学中的名篇。
1936年，群众性政党——德钦党为适应反帝斗争的需要，成立了红龙书社。该社翻译、编写并出版了大量进步书刊，如德钦丹东的《新缅甸》和吴努译的《资本论》部分章节等，对缅甸的革命运动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又如著名作家吴登佩敏（1914~1978）的《摩登和尚》（1936）是该书社出版的优秀小说之一。这部中篇小说以生动的笔调描述了一些到处招摇撞骗、荒淫无耻的花和尚。作者以他们的卑劣行径影射了宗教的欺骗与伪善。
1942年日本侵占缅甸后，大大摧残和破坏了进步文学，直至日本投降后，才开始复苏。1947年，貌廷（1909~）发表了被誉为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的著名长篇小说《鄂巴》。作品通过农民鄂巴一家的痛苦遭遇，反映了40年代缅甸社会的变迁，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残暴、野蛮与黑暗。鄂巴从忍受、觉醒到反抗的过程，形象地概括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缅甸农民求生存的必由之路。“鄂巴”这个名字自然地成了缅甸农民的代名词。
1948年缅甸独立后，民族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政府支持并发展了各种整理古典文学，翻译外国文学和研究本国优秀文艺的机构，出版了数量可观的各种丛刊和读物。自1949年起缅甸设文学奖，奖励新创作的优秀文艺作品。
20世纪50年代的缅甸文坛相当活跃，出现了大批深受读者欢迎的小说、诗歌、戏剧等。在优秀的小说中，林勇迪伦的《公仆》（1954）占有重要地位。这部作品通过一雇农自述其在生活中的困苦挣扎和悲惨境遇，控诉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迫害以及社会的黑暗。女作家加尼觉玛玛礼（1917~）的《不是恨》（1955）描写一个羡慕虚荣的姑娘成为西方文明生活牺牲品的悲剧。还有吴登佩敏的《旭日冉冉》（1958）和八莫丁昂的《鄂奥》（1961）都出色地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缅甸的独立斗争。这些作品笔调清新、刻画细腻、形象鲜明，标志着缅甸现代小说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现代老挝文学
19世纪以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使老挝民族文学遭到严重的破坏与摧残，但随着民族的觉醒和独立运动的发展，老挝民族文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老挝现代进步文学约产生于20世纪40、50年代之交。当时只有一些诗歌、散文等作品刊登在进步报纸上，作者都是老挝爱国战线的工作人员和爱国战斗部队的战士，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西沙纳·西山、乌达玛、坎马·彭贡和宋西·德萨坎布。他们的作品大多是控诉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宣传老挝爱国战线方针、政策，号召人民抗击侵略，争取解放。
1965年以后，出现了不少报告文学、回忆录和小说，其中有些是描写被压迫的贫苦人民、被蹂躏的妇女和爱国青年男女走向革命的经历，如坎连·奔舍那的小说《西奈》，占梯·敦沙万的回忆录《革命的光芒》（1965）、小说《生活的道路》（1970），维昂亨的小说《离别西香顿》，万赛·蓬占的小说《万象街头》等。
此外，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作品以战斗故事为题材，如：翁赛·西沙纳·西山的回忆录《革命传统故事》，讲述老挝第一支武装部队的建立和斗争传统；苏万吞的小说《第二营》，描写一支部队突破敌人重围、转战南北的斗争故事；坎马·彭贡的小说《夺枪》、赛孔的小说《恶有恶报》、塔努赛的小说《洪沙女民兵》以及《不朽的西通》和《小阿努》等。
有松奔·塔维赛的短篇小说选《订婚戒指》、坎派·皮拉翁的《勇敢的莫罗》、乔玛尼的《在解放的道路上》，以及《暴雨》、《应该告诉她》、《野花》、《新生活》等则是反映少数民族的生活和解放区人民的生活与建设的短篇小说。
这一时期作品的内容多来自爱国军民的生产和战斗，因此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和时代感。作品的体裁和题材比较广泛，艺术技巧也有所提高。
现代柬埔寨文学
1945年以后，随着柬埔寨抵抗法西斯斗争运动的高涨，出现了反映人民斗争的作品，如《震撼高棉的革命》一书，收集了阿扎斯瓦起义、博昆宝起义等抗法斗争的故事。
1953年柬埔寨赢得独立，柬埔寨文学得到了发展。中长篇小说开始涌现，如诉说殖民统治时期的苦难、歌颂独立以后的美好生活的《新太阳照在旧的土地上》；揭露社会的黑暗、向往着光明未来的《汽车司机森》、《乡村女教师》、《劳工》；抨击封建婚姻制度、提倡婚姻自由的《河水流不息》、《蜂毁花》；揭露越南阮王朝侵吞下柬埔寨、谴责南越反动统治者侵略罪行的《露》、《孤女》等。
20世纪60年代初，诗人伊姆·乌莱写了许多慷慨激昂的反美爱国诗篇，他的诗集有《怒火熊熊》（1964）等。
1970年“三·一八”以后，柬埔寨人民进行了5年民族解放战争，解放区的文学工作者根据真人真事创作了许多革命故事。如小说《妈妈的牺牲》，以1967年三洛农民暴动和1968年1月西北区武装起义为背景，描写一个贫苦农民的一家在祖国的解放事业中英勇牺牲的故事。此外，还有以金边学生运动为题材的小说《达姆彭的红心》（1976）等。
现代泰国文学
泰国现代文学从1932年资产阶级维新政变的前夕开始。这时期，泰国一批留学欧洲的青年崇尚欧洲文化，大量评介和改写莎士比亚、果戈理等人的作品，从中吸取精华，使泰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泰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泰国的政治情况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多少有些不同。它自19世纪末一直处于“缓冲国”的地位，保有独立的国家形式。所以，它的现代文学的开创，不是针对反殖民主义统治等内容，而是以反专制制度、要求民主政治为旗帜的。
在泰国早期现代文学作品中，西巫拉帕（1905~1974）的作品为数最多。他原名古腊·柿巴立，1924年开始创作活动，仅1928年~1929年间就创作了近10部长篇小说。他的长篇小说《男子汉》（1928）很有影响，作品摒弃了以王公贵族生活为题材的旧传统，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描写一个出身卑微、品德高尚的有志青年，依靠个人奋斗取得的成功，以及围绕几对青年的恋爱故事，有力地批判了封建贵族的等级观念和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表现了新生知识阶层的愿望。
此外，阿卡丹庚亲王（1905~1932）描写贵族家族没落的长篇小说（生活的戏剧）（1929），女作家多迈索（1905~1963）描写青年人反抗封建礼教的长篇小说《她的敌人》（1929）等作品都反映了当时泰国社会新旧思想的冲突，以及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与理想。
1932年6月24日，资产阶级维新政变，废除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后，泰国现代文学开始进入评论家们称为泰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作家们以揭露社会黑暗、反对专制独裁和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为主题，创作了大量不同体裁的作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西巫拉帕的《生活的战争》（1932）和《一幅画的后面》（1937）。前者写一对情人因地位不同而离散的故事，揭露社会的卑污和人们的伪善。后者写一个青年与一个贵妇之间的爱情悲剧，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另外还有高·素朗卡娘（1911~）描写一个被拐骗到城市的农村少女，迫于生计，沦落烟花巷的长篇小说《妓女》（1937）；社尼·绍瓦蓬（1918~）探讨人生与爱情的长篇小说《失败者的胜利》（1943）和迈孟敦的《常胜将军》（1943）等，都堪称优秀之作。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初，泰国文坛相当活跃。进步作家除了继承战前现代文学传统，积极进行创作外，还针对当时出现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提出“为人生的艺术”的口号，引导战后文学健康发展。这时期，在文坛上享有盛名的，除西巫拉帕外，还有克立·巴莫（1911~）等一批重要作家。克立·巴莫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兼文学家、翻译家、戏剧家和政论家。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历史小说《四朝代》（1953）。作品借描述一个皇族妇女的一生经历及4代王朝的历史变迁，反映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泰国上层社会的现实，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20世纪60、70年代，泰国的两位女作家吉莎娜·阿索信（1931~）写的长篇小说《人类之舟》（1968）和《夕阳西下》（1972）以及索婉妮·素坤塔（1932~1983）写的《他的名字叫甘》（1971）以其较高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获得了东亚文学奖，同时，也为现代泰国文学增添了光辉。
现代越南文学
现代越南文学，由于受到法国殖民主义和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摧残，发展缓慢。在20世纪30年代初，只有几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文学团体，如“自力文团”等。其创作内容也只局限于提倡个性解放和要求恋爱自由。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才出现了一批比较成功的现实主义小说，如阮公欢（1903~1977）的短篇小说集《男角四卞》（1935）、《金枝玉叶》（1934）、《两个可怜虫》（1937）和长篇小说《女教师阿明》（1936）、《一片好心》（1937）、《最后的道路》（1938）等。《最后的道路》描写当时农民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反抗地主与高利贷者残酷剥削和压榨的斗争，曾被认为是接近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吴必素（1894~1954）的代表作《熄灯》（1939）反映了农民被残酷剥削的境况，深刻揭露了地主阶级贪婪、腐朽的本质，被公认是越南抗战前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
1942年，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被中国国民党扣押后，在狱中用汉字写下的充满革命理想和乐观主义精神的100多首诗，是越南文学史上的瑰宝。这些诗篇极大地鼓舞了越南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意志。
从1946年法国重新占领越南到1954年抗战胜利，文学艺术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家和作品。如阮辉想（1912~1960）歌颂北山人民起义事件的剧本《北山》（1946）；描写抗战初期革命战士英勇抗敌的剧本《留下来的人》（1948）；元鸿（1918~）的《火炉》（1946）；南高（1917~1951）的《边界纪事》（1951）；屠繁（1912~）的讽刺诗集《口碑》（1950）和刘重庐（1912~）的小说《第三战区》（1949）等等。素友（1920~）的诗集《越北》是一部反映越南人民为独立而战的优秀诗作。
进入20世纪70年代，则出现了描绘新时代的新人形象的作品，如友梅的《领空》（1971~1974）、勇河的《金星》（1974）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