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印度尼西亚文学
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生于20世纪20年代，分成无产阶级反帝文学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文学两大派。
印度尼西亚无产阶级反帝文学的代表作家是马斯·马尔戈（1878~约1930），他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是《宫廷秘史》（1914），之后又写了小说《疯狂》（1915年？）、《大学生希佐》（1919）和诗集《香料诗集》（1918）。由于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倾向，因此作者遭到多次监禁。
《自由的激情》是马斯·马尔戈的代表作。小说描写一个出身土著官吏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因不满荷兰殖民统治下的黑暗社会现实，去寻求真理，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深刻地指明殖民地人民要获得独立自由，必须掌握革命的理论。作品正面塑造了为民族解放而探索、奋斗的早期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对印度尼西亚革命文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另外，鲁斯丹·埃芬迪（1903~1979）的诗剧《贝巴沙丽》（1928年？），借用神话人物揭露殖民者面目，号召人们奋起斗争，也是较有影响的无产阶级反帝作品。
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文学流派中，耶明（1903~1962）和萨努西·巴奈（1905~1968）最先采用十四行诗体写诗，是现代诗歌的开拓者。他们通过歌颂祖国河山，缅怀民族历史，来表现民族主义精神。在小说领域里，麦拉里·西雷格尔的《多灾多难》（1920）和马拉·鲁斯里的《西蒂·努尔巴雅》（1922）以其反封建习俗、要求婚姻自由的主题，赢得了广大读者。此外，穆伊斯（1890~1959）的小说《错误的教育》（1928），是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揭露种族歧视和殖民教育给印度尼西亚民族造成恶果的作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0年代，印度尼西亚出现了全国性的文化月刊《新作家》。经常在此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作家被称为“新作家派”。
在小说方面代表人物是主张“艺术是社会的镜子”的小说家尔敏·巴奈（1908~1970）。他的代表作《枷锁》（1940）是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揭示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虚伪生活和颓废思想。作品通过一对夫妇由于私欲和虚荣心引起矛盾，分手后才从过去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的故事，说明个人欲望的束缚如同枷锁一般，表现了30年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面貌。
“新作家派”的代表诗人有阿米尔·哈姆扎（1911~1946）和阿斯玛拉·哈迪（1914？）。他们的诗歌都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但风格不同。哈姆扎的诗集《相思果》（1941）和《寂寞之歌》（1937）主要表现恋情、乡愁、绝望等凄婉低沉的感伤情调；哈迪的《夙愿何时酬》（1932）等诗篇热情豪迈，充满了反对帝国主义，要求独立的战斗激情。
1942~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期间，印度尼西亚资产阶级作家大多创作“双刃文学”，即把为“大东亚战争”效劳的一刃和为民族主义的一刃结合起来。这时，作家的创造受到了一定的限制。1945年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其文学也进入了现代时期。除普拉姆迪亚以外，乌杜依·达唐·宋达尼（1920~1979）也比较著名。他创作的剧本有《笛子》（1948）、《饭店之花》（1948）、《阿瓦尔和米拉》（1952）等，内容多写对前途怀有希望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揭露社会上的种种不合理现象。他的长篇历史小说《丹贝拉》（1949）是当时的的优秀之作，描写的是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班达人民反抗荷兰东印度公司推行殖民主义政策的斗争。
1950年“人民文化协会”成立后，许多新老作家，如普拉姆迪亚、乌杜依等，都写出了不少反映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人民文化协会”中有影响的诗人是班达哈罗·哈拉哈普（1921~）。他早期的诗集《沙丽娜与我》（1939）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1956年发表的诗集《来自饥饿和爱情降临的地方》，以铿锵有力的诗句表达了革命人民坚强的斗争意志，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在人民文化协会以外，代表民族主义者的诗人西托尔·西杜莫朗（1924~）和代表“最新一代”的诗人、作家阿伊普·罗迪等，在50年代也颇有影响。
现代马来西亚文学
随着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到来，在印度尼西亚文学发展的影响下，马来西亚文学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50年8月，马来西亚作家哈马扎（1927~）、马苏里（1927~）、马斯（1924~）、罗斯美拉（1927~）、季米·阿斯马拉（1921~）等在新加坡成立了“五十年代作家行列”，亦称“五十年代派”。他们的宗旨是“发展和提高马来亚文化与文学”，“进行文学革新”。他们中的多数是在“为社会而艺术”的口号下从事创作活动，其作品大多反映战后马来亚社会的贫困和劳动人民的怨恨，同时也表现革命者争取国家独立的决心，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因而有“被压迫者文学”之称，在马来西亚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十年代派”的作品以短篇小说和诗歌居多，著名的有克里斯·玛斯的短篇小说集《前仆后继》（1963），乌斯曼·阿旺的短篇小说《心声》（1963）和诗集《浪潮集》（1961）、《刺与火》（1967）、《天边》（1971），马苏里的诗集《时局的色彩》（1962），克里斯·玛斯等9位作家的短篇小说合集《鲜花怒放》（1959）等。
在“五十年代派”作家之中，哈马扎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的作品如长篇小说《家是我的世界》（又名《私生子》，1951）偏重于艺术技巧，有唯美主义的倾向。
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政府推广马来语，鼓励文艺创作。在“五十年代派”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新作家。他们的作品大多描写底层社会的贫困，帝国主义的奴役以及现代建设和种族融合等。
1958年以后，马来西亚语言图书局举办文学创作竞赛，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阿·萨玛德·赛义德的长篇小说《莎莉娜》（1961）是一部获奖作品，它的出版标志着现代马来西亚文学走向新的繁荣。小说描写一个少女被日本帝国主义者侮辱而沦为妓女的遭遇，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恶。作者获得“文学战士”称号，并于1979年在泰国获东盟文学奖。夏嫩·阿赫玛德的长篇小说《满路荆棘》（1966），描写一个9口之家的农户遭遇天灾的痛苦经历，作品获得文学奖，作者亦获“文学战士”称号。其他获奖的长篇小说还有哈山·阿里（1928~）的《流浪汉》（1964），阿雷纳·瓦蒂（1925~）的《环》（1965）、《人质》（1971），伊卜拉欣·奥玛尔（1936~）的《偏僻的村庄》（1964），卡蒂佳·哈西姆的《白鸽又在飞翔》（1972），阿卜杜拉·侯赛因（1923~）的《连锁》（1971），安哇尔·里查万（1949~）的《艺术家的最后光阴》（1979）等等。
这时期的短篇小说有18家作品选集《对抗》（1968）和17家作品选集《奖》（1972），汇集了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的作品60篇。
诗歌方面，20世纪50年代末期，马来西亚出现了“朦胧诗派”。“朦胧诗派”追求形式主义的美，内容晦涩难懂，其代表人物有扎查里（1930~）、努尔（1933~）、阿明（1929~）等。这时期诗歌创作的主力是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五十年代派”诗人，如乌斯曼·阿旺、马苏里等，以及新成长起来的一批院校诗人，如加西姆、阿赫马德（1933~）、格玛拉（1941~）、瓦哈卜·阿利（1941~）、基哈蒂·阿巴迪（1938~）等。这时的院校题材较以前新颖。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的三诗人——拉迪弗·默希丁、巴哈·扎因、穆罕默德·哈吉·沙勒，他们的诗歌创作和文艺思想在70年代以后的马来西亚诗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拉迪弗·默希丁的《湄公河》（1972）、巴哈·扎因的《真情之延宕》（1973）、穆罕默德·哈吉·沙勒的《有识者游记之二》（1975）等都是风靡一时之作。1979年出版的诗集《时代小桥》，汇集了从20世纪30~70年代马来西亚著名诗人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民族特色。
马来西亚的剧本创作，在60年代已由传统的“邦沙万”剧发展到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现代剧。加拉·迪瓦塔（1925~）的《瓦顶与沙峨树叶的屋顶》（1963），乌斯曼·阿旺的《从星星到星星》（1965）、《肯尼山上的客人》（1968），加拉姆·哈米迪的《厄运》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剧作。剧作家萨哈罗姆·侯赛因（1919~）创作的历史剧《丹戎布德里的驼子》（1960）也是在马来亚地区颇具影响的优秀作品。
现代埃及文学
由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9年，埃及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这对埃及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必然要起到促进作用。“埃及现代主义派”（又称“埃及现代派”）的出现，标志着埃及现代文学的开端。这一文学流派，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于20年代，繁荣于30年代，在阿拉伯各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埃及和阿拉伯各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流派。但是，它同西欧的现代主义颓废文学是迥然不同的。这一派主张，以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文化复兴为目的，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以表现人民大众的苦难和不幸为理想和愿望，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服务。这一流派的主要成员有：迈哈穆德·台木尔（1894~1973），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朱麻谢赫和其他故事》（1925）问世后，受到埃及文学家的称赞，被誉为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陶非格·哈基姆（1898~）是现代阿拉伯戏剧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的取材于司法工作的小说《乡村检察官手记》（1937），赢得了好评。他的哲理剧题材广泛，含义深刻，如：取材于基督教故事的《洞中人》（1936）、以《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为题材的《山鲁佐德》（1934）和取材于希腊神话的《皮格马利翁》（1942）都是杰作，有的作品还借鉴了西方荒诞派的艺术手法。享有世界声誉的塔哈·侯赛因，也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在阿拉伯文学中，埃及小说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小说创作的良好局面凝聚着老中青三代作家的辛劳。
老一辈作家仍笔耕不辍，继续有新作问世，著名作家纳吉布·马赫福兹（1911~）继战后50年代发表著名的3部曲，《宫间街》（1956）、《思宫街》（1957）、《甘露街》（1957）之后，于20世纪70~80年代又出版了许多新的作品。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1919~）是个多产作家，出版有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30多部，如《我家有个男子汉》（《难中英杰》）（1957）、《罪恶的心》（1958）、《一切都无所谓》（1963）、《子弹仍在口袋中》（1975）、《我们都是贼》（1982）等。阿卜杜·拉赫曼·阿斯谢尔卡维（1920~）在20世纪50~60年代发表了《土地》（1954）、《农民》（1968）之后，转向宗教题材的创作，又发表了《伊玛且阿里》、《欧麦尔·本·阿卜杜·阿齐兹》、《欧姆鲁·本·赫托卜》等长篇小说。
一批中青年作家关注时代的变化和现实斗争，艺术上不断探索和创新。他们的努力正日益受到阿拉伯以及西方评论界的注意。其中最突出的是穆罕默德·优索福·格伊德杰马德·黑托尼、马吉德·突比亚和穆罕默德·杰拉勒。自1971年起，格伊德，连续发表多部小说，其中有《迈尼西庄园的消息》（1971）、《冬夜》（1974）、《干旱的日子》（1974）、《一周是七天》（1975）等。格伊德的《迈尼西庄园的消息》、黑托尼的《吉尼·贝拉卡特》和《宰阿法拉尼区的案件》、突比亚的短篇小说集、杰拉勒的《红石榴》已被译成法、英、俄等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享有一定声誉。
现代黎巴嫩文学
在现代黎巴嫩文学中，埃及现代主义派的最早成员，就是赛勒马·萨伊格（1889~1953）。她的代表作《气息》（1923）等反映了劳动妇女的悲惨生活，富有现实主义力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黎巴嫩又出现了“道路派”，此派因反法西斯联盟创办的杂志《道路》而得名。他们的创作表现了反侵略的思想以及争取和平、向往民主的愿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黎巴嫩的现代文学又有新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新的作家和作品。老一辈作家陶菲格·万素福·阿瓦德（1911~）于1972年发表新的长篇小说《贝鲁特磨坊》，反映1968年黎巴嫩的政治、社会危机。此外，还有艾哈迈德·苏维德（1927~）的小说《来自太阳的宽恕》（1955），穆罕默德·达克鲁勃（1929~）的短篇小说集《长街》，乔治·汉纳的中篇《教堂的祭司》（1953），莱伊拉·巴阿莱贝基（1936~）的《我活着》（1958）和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新作《丑陋女神》等。
现代巴勒斯坦文学
1948年5月后的巴勒斯坦文学分为被占区文学和流亡区文学。
被占区文学又称“抵抗文学”。开始时只有农村流行的一些民歌，这些民歌表现了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以后，艰难的时势造就了一批诗人。他们的诗歌摆脱了悲观失望情绪，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迈哈穆德·达尔维什（1941~）的长诗《巴勒斯坦情人》抒发了对祖国的热爱，表达了作者与祖国同命运的感情。陶菲格·齐亚德（1936~）在《决不能》一诗中抨击了当局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指出巴勒斯坦是不可征服的。塞米哈·卡西姆（1939~）在《道路之歌》（1964）、《我满手鲜血》（1967）等诗集中也表达了巴勒斯坦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陶菲格·法亚德（1939~）的长篇小说《被损毁者》，揭露以色列当局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黄色的街道》表现了巴勒斯坦人受压迫的苦闷。迈哈穆德·舍吉尔的短篇小说《别人的面包》、叶海亚·耶赫里夫的短篇小说《第一天》等揭露了阶级压迫，反映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被占区的作家大多遭到迫害，或被监禁，或被迫流亡。
流亡区初期的作品带有失望和思乡的情绪。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作品的基调也起了变化。如女作家赛米拉·阿扎姆（1927~1968）的短篇小说《又一年》，描写分界线两边亲人难以相会，情调凄凉。后来写的《因为他爱他们》则表现为愤怒的呐喊。格桑·卡纳法尼的中篇小说《阳光下的人们》（1963），暗示人们只有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才有出路。随着武装斗争的开展，作品的题材和内容也更加广泛。叶海亚·耶赫里夫的短篇小说集《母驹》，赖沙德·艾布·沙维尔的短篇小说集《回忆往昔》、长篇小说《情人》，赛勒瓦·巴娜的长篇小说《大河彼岸的新娘》等，表现了游击队员的生活和斗争。宰因·阿比丁·侯赛尼的短篇小说《海米斯先死去》，歌颂了一对恋人为了解放事业而不惜牺牲的精神。格桑·卡纳法尼的中篇小说《塞阿德大妈》塑造了一个坚持斗争的妇女形象。迈哈穆德·里马维的短篇小说《小穆罕默德的疑问》表现了儿童的觉醒。
流亡区文学的诗歌方面，有哈伦·哈希姆·拉希德（1927~）的《和流亡者在一起》（1953）、《革命的土地》（1959），女诗人法德娃·图甘（1920~）的《孤独度日》（1952）、《在关闭的门前》，阿卜杜·凯里姆·卡尔米（艾布·赛勒玛）的《流亡者》（1953）、《祖国颂》（1959）、《以我之笔》（1971）等。
巴勒斯坦现代文学是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诞生的，不少诗人和作家为了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但他们在现代巴勒斯坦文学史上留下的作品却永放光芒。
现代伊拉克文学
伊拉克的现代文学，大约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最早是在小说创作方面显露了现代的特点。迈哈穆德·艾哈迈德·赛义德（1901~1037）的小说《杰拉勒·哈立德》（1928），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迈哈穆德·艾哈迈德·赛义德是伊拉克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者，他的早期创作有浪漫主义倾向，后来受到苏联文学的影响，提倡“人民文学”。祖·努·阿尤布（1908~），是属于埃及现代派的作家。他敢于尖锐地揭露社会黑暗和无情抨击反动势力，他的短篇小说创作在现代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伊拉克现代文学中还有许多作品也比较著名，在小说方面如祖·努·阿尤布（1908~）的小说《彷徨的人们》（1958）、《魔鬼》（1958），阿卜杜·马立克·努里的小说《人性的使者》（1946）、《土地之歌》（1954）。
在诗歌方面，有诗人穆罕默德·麦赫迪·贾瓦希里（1903~）的诗集《贾瓦希里诗集》（1957），女诗人娜齐克梅拉伊卡（1923~）的诗集《碎片与灰烬》（1949）、《波谷深处》（1958），巴德尔·沙基尔·塞亚卜（1926~1964）的诗集《掘墓人》（1952）、《武器与儿童》（1954），阿卜杜·阿里·瓦哈布·阿里·白雅帖（1926~）的抒情诗集《天使与魔鬼》（1954）、《破罐》（1954）、《光荣属于孩子和橄榄树》（1956）、《流亡的诗》（1957）等。
现代伊朗文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伊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浪潮高涨，对现代伊朗文学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1946年，在德黑兰召开了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著名诗人和作家巴哈尔、尼玛·尤什吉、萨迪克·赫达亚特、伯佐尔格·阿拉维、萨迪克·秋巴克、赫加泽等。大会从诗歌、散文和文艺批评等方面探讨了伊朗现代文学发展问题。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伊朗相继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短篇小说，如萨迪克·赫达亚特的《明天》（1946），阿赫玛德·萨迪克的《同志》（1952），奥密德的《白色地平线》，达里亚的《反叛》（1952），伯佐尔格·阿拉维的《一个吉兰农民》（1951）、《书简及其他故事》（1952）和《水》（1952）等。
1953年，伊朗穆罕默德·礼萨推翻了民族主义者摩萨台的政府，镇压蓬勃发展的人民革命运动，出版事业和文学创作又一次遭到沉重打击。1953年以后，西方侦探小说和色情作品开始在伊朗泛滥。
20世纪60年代，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现了一批反映现实的长篇小说。这类作品如穆罕默德·阿里·阿富·尼的《阿胡夫人的丈夫》（1961）、贾玛尔·米尔·萨迪基的《长夜漫漫》、萨迪克·秋巴克的《坦格斯坦人》和《顽石》等，特别是《阿胡夫人的丈夫》反映了伊朗妇女的不幸和宗法制的家庭关系，出版后获得广泛注意和很高的评价，被认为是伊朗现代文学创作中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
现代叙利亚文学
现代叙利亚文学，大致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1919年，由诗人和作家建立的阿拉伯科学学会创办了文学刊物并出版了文学作品，这对叙利亚的语言、文化的复兴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1920年，叙利亚变相成为法国殖民地以后，叙利亚人民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现代叙利亚文学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诞生了。
最早出现的是表现了反侵略、反压迫、渴望自由的文学作品。诗人舍菲格·杰卜里的《黄莺之歌》、海鲁丁·齐拉克利的《我的祖国》等，表现了反对压迫、渴望解放的迫切愿望。虽然有的诗人在艺术表现上采取了象征和寓意的手法，但是，爱国主义热情却溢于言表。
叙利亚作家迈阿鲁夫·艾纳乌特（1892~1948）的小说《欧麦尔·本·海塔卜》（1936）和欧麦尔·艾布·雷沙的诗剧《济·卡尔战役》（1936）以及赫利勒·欣达维（1906~）的《盗火者》，虽然都是取材于历史事件和希腊神话的作品，但是却共同地反映了阿拉伯光荣的过去和反侵略的优良传统，宣传了爱国主义精神。
20世纪30年代以后，叙利亚的小说有了新的发展和重大的突破。福阿德·萨伊卜（1910~1970）的以先进技术进入农村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机器的葬礼》和以农民自发反抗奥斯曼统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史》，在艺术上独具特色，被誉为叙利亚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
另外，叙利亚还有一些优秀的作家、作品，如哈纳·米奈（1924~）的长篇小说《蓝灯》（1954）、《不可见的线索》（1958）、《阴天的太阳》（1973）和《残画》（1974），女作家艾勒法·伊德里比（1912~）的小说《叙利亚故事》（1954），阿卜杜·萨拉姆·欧吉里（1917~）的长篇小说《塞维利亚之灯》（1956）、《噙泪的微笑》（1953）、《冈特拉城骑士》（1971）等。
现代土耳其文学
现代土耳其文学在诗歌方面曾出现过受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影响的“七火炬”流派。
20世纪30年代，内吉普·法泽尔（1905~）的表现个人在社会和宇宙中的孤独、绝望和痛苦的诗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纳齐姆·希克梅特则以其描写社会生活的自由体诗歌而闻名。后来，迪纳莫（1909~）、勒法特·厄尔卡兹（1911~）和阿·卡迪尔（1917~）等人也写了不少反映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诗歌。但由于希克梅特这些进步诗人被监禁及遭受迫害，这些诗人的创作未能顺利发展。
20世纪40年代，以诗人奥尔·韦利（1914~1950）为代表的“怪诞派”对土耳其诗歌进行了重大革新，进一步发展了自由体诗歌。这时还有一个不属于任何流派、风格独特的诗人达拉尔贾（1914~），以其抽象的、富有哲理性的作品而引人注目。这时在短篇小说方面，有不少作品描写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反映了严酷的社会现实。如：雷菲克·哈利特·卡莱伊（1888~1965）的《乡土故事》（1939）。此外，萨伊特·法伊克·阿巴瑟亚纳克（1906~1954）的作品也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1956年后，短篇小说创作方面曾出现过一个受存在主义影响的流派。他们的作品内容抽象，结构奇特，语言晦涩，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其中一些作家后来也都改变风格，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期间，土耳其政局动荡不安，各种思潮之间的斗争错综复杂，这一切都由感觉敏锐的青年作家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反映了出来，因而在这期间短篇小说的创作比较活跃。其中较为有名的有贝基尔·耶尔德兹（1935~）、奥斯曼·沙欣（1938~）和女作家菲吕赞·塞尔柱（1935~）。
在长篇小说方面，著名作家亚库普·卡德里的《外人》（1932），哈莉黛·埃迪普的《有苍蝇的杂货铺》（1936）及雷沙特·努里·君泰金的《戴菊鸟》（1922），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和人民生活，因而深受欢迎。20世纪30~50年代之间出现的萨巴哈丁·阿里、萨德利·埃尔泰姆（1900~1943）和雷沙特·埃尼斯（1909~）等作家，大多以城市贫民、士兵、农民、工人、囚犯和流亡者的生活为题材。埃尔泰姆的《当纺车停转的时候》（1931）是土耳其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小说。雷沙特·埃尼斯的长篇小说《泥土气息》（1944），描写了一个贫苦家庭的悲惨命运，反映了农民遭受剥削的处境，成为40年代的名著之一。
1954~1967年这几年是农村小说最风行的年代。亚沙尔·凯马尔、奥尔·凯马尔、萨米姆·科贾格兹（1916~）和奥尔·汉切尔里奥卢（1916~）等作家广泛而深入地描写了农民的生活。20世纪40、50年代期间一些毕业于“农村学院”（一种从农民中培养为农村服务的人才的学校）的学生也成了著名的农村小说作家。如马卡尔·马哈穆特（1930~）、法基尔·巴伊库尔特（1929~）和塔里普·阿普阿伊丁（1926~）等。马哈穆特写的《我们的村子》（1950）曾引起巨大的反响，它的出版被认为是土耳其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
20世纪60年代后期，长篇小说仍然以社会政治题材为主，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土耳其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题材也逐步由农村生活转向城市生活。这时期的作品一方面暴露社会的黑暗，一方面努力探索实现社会变革的道路。
现代非洲马格里布阿拉伯语文学
“马格里布”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是西方的意思，一般指地处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3国，是非洲文化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19世纪后，马格里布逐渐沦为西方殖民地。20世纪50年代，马格里布诸国相继独立，民族文学有较大的发展。
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语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8至11世纪，口头文学创作极为丰富。19世纪中叶，反法斗争领袖、民族英雄阿卜杜卡迪尔·杰扎伊里（1807~1883）的诗篇，是阿尔及利亚近代文学的先声。他的作品带有古典诗歌传统。
19世纪末，作家穆罕默德·赛义德·宰克利、穆罕默德·本·胡贾等人所写的政论，对唤醒民族自觉、反对殖民统治以及形成新的风格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20世纪30年代起艾哈迈德·里达·霍霍（1911~1956）开始从事创作，以《麦加少女》（1947）成名。这是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语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反映妇女的无权地位和要求解放的愿望。20世纪50年代，艾哈迈德·阿舒尔写了大量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的短篇小说。舍利夫·侯赛因、祖呼尔·瓦尼西等的作品批判了社会的落后现象。艾布·伊德·杜杜和阿卜杜·哈米德·本·赫杜格的创作表现武装斗争以及有关土地、妇女等问题，如短篇小说集《七支火炬》、《阿尔及利亚的阴影》和长篇小说《南风》（1971）等。20世纪60年代后，一批青年作家创作了大量的佳作。塔希尔·瓦塔尔的短篇小说集《我心中升起的烟》、长篇小说《地震》和《拉兹》是反映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作品；哈纳菲·本·伊萨的短篇小说描写民族解放斗争；艾哈迈德·穆瑙沃尔、穆斯塔法·法西等人的短篇小说抨击了黑暗的社会；塞马哈·哈比卜、哈菲里·穆罕默德·塞马赫的作品表现了石油国有化后的工人生活。
阿尔及利亚诗人的创作也密切联系实际。1926年，诗人穆罕默德·哈吉·塞努西·扎希利编选的诗集《阿尔及利亚现代诗人》，收入他本人和许多著名诗人的作品，他们为被压迫人民的命运而悲叹，并号召人们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穆罕默德·伊德·哈里发（1904~？）是阿尔及利亚现代诗歌的先驱，他的作品对推动现代诗歌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艾布·卡西姆·萨阿达拉著有诗集《胜利属于阿尔及利亚》（1957），在形式上开始新的探索。穆斯塔法·阿什拉夫（1918~）著有诗集《阿拉伯少女之歌》。
阿尔及利亚戏剧文学产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部诗剧《巴拉尔》是穆罕默德·伊德·哈里发所作，通过对历史人物巴拉尔·本·拉巴赫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和忠于理想的顽强精神的描写，塑造了人们所向往的民族英雄典型，鼓舞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艾哈迈德·陶菲格·马达尼和阿卜杜拉·纳克里着力创作反抗侵略的剧本。艾哈迈德·齐阿布的剧本《继母》（1953）反对传统的宗法制度，要求用新的方法教育下一代。穆斯塔法·阿什拉夫著有《无罪者不担罪责》和《最后的屏障》，后者描写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摩洛哥的阿拉伯语文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蓬勃发展。以阿卜德·哈费德·法西、伊本·阿巴斯·卡巴尔等为代表的政论作家和以艾哈迈德·勃那尼、阿卜杜·拉赫曼·法西等为代表的杂文作家创造了新的散文风格。现代著名的小说家阿卜杜·迈吉德·本·贾伦著有描写殖民统治下人民的悲惨生活的《我的童年》和反映反法斗争的短篇小说集《血谷》（1948）；阿卜杜·凯里姆·古拉卜著有《论文化与文学》、长篇小说《七扇门》、短篇小说集《我们埋葬了过去》和《幸运儿之死》；穆巴拉克·拉比伊著有长篇小说《冬季之风》、《善良的人们》和《武器交易和赌博》等。新出现的青年作家中著名的有穆斯塔法·穆罕默德·萨巴格。在诗歌方面，穆罕默德·苏莱曼（1863~1925）、阿卜杜拉·法西（？~1930）和穆罕默德·哈立德等人的创作反映现实生活，表现反对殖民者的斗争，呼吁改革宗教。现代著名的诗人穆罕默德·哈拉沃依受古典诗歌的影响较大，主要作品为诗集《歌声与回响》（1966）。诗歌革新的代表人物有艾布·贝克尔·莱姆杜尼、穆斯塔法·穆罕默德·萨巴格等。民族戏剧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主要剧作家有贝利·哈希米、哈桑·萨伊赫等，写有反映妇女问题的社会剧和历史剧。
突尼斯阿拉伯语文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有所突破。作家穆罕默德·塞努西的《汉志游记》和阿里·瓦尔达尼的《西班牙伊斯兰艺术文物记述》等是突尼斯现代阿拉伯语文学最早的作品。诗人穆罕默德·沙兹利·哈兹纳达尔是诗歌革新的先导，他反对殖民统治，主张进行民族文艺复兴。
20世纪20~30年代，著名的诗人塔希尔·哈达德（1899~1935）以传统形式的诗歌创作反映现实生活，对人民的疾苦表示深切的关怀。诗人艾布勒·卡西姆·沙比（1909~1934）认为文学应该尽可能广泛地反映现实生活，为民族独立解放服务，他的主要作品有诗集《生命之歌》。穆罕默德·马尔祖吉（1916~）的诗集《眼泪与风暴》（1946）中多数是浪漫主义作品，并著有《突尼斯民间文学》（1967）一书，对突尼斯南部以方言为主的民间诗歌作了整理和研究。诗人欧麦尔·塞阿迪·盖里卜的诗集《锁链》，喊出了劳动人民的心声。迈赫穆德·马齐吉的哲理剧《水坝》（1955）歌颂了忠于理想的品德，也流露了作者的宿命思想。他还著有长篇小说《忘却的诞生》（1945）。
作家拜希尔·海里夫（1917~）的长篇小说《死亡，或者我受你爱情的诱惑》（1957）反映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突尼斯知识分子的生活，另外，他的长篇小说《夜间闪电》（1960）写16世纪的一个爱情故事。
穆罕默德·阿鲁西·马特维（1920~）的长篇小说《哈里姆》和长篇小说《苦桑》是他的成名之作。作家拉沙德·哈姆扎维（1934~）的中篇小说《巴杜达死了》，展示了突尼斯农村生活画面。穆罕默德·哈迪·本·萨利哈的长篇小说《在蜘蛛网里》、艾哈迈德·易卜拉欣·法吉赫的长篇小说《星辰消失》都受到阿拉伯文学界的重视。
现代非洲马格里布法语文学
马格里布法语文学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20世纪20年代只有出生于马格里布或在马格里布逗留的法国人创作的“北非流派”的文学，作家有路易·贝特朗（1866~1941）、罗贝尔·朗多（1873~1950）等。他们大多用殖民者的眼光观察马格里布社会，他们的作品属于殖民者文学的范畴。第一部阿尔及利亚法语小说是哈吉·哈穆的《卓赫拉，矿工之妻》（1925），批判了殖民统治对社会风气的影响。诗歌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是让·昂鲁什（1906~1962），其所著诗集《灰烬》（1934）和《隐蔽的星》（1937），描写了阿尔及利亚人民贫困的生活。1944年他在阿尔及尔创办杂志《方舟》，独立战争期间曾发表《阿尔及利亚的战斗》等诗。
1946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阿尔及利亚出现了一批重要民族作家。让·昂鲁什的妹妹马格丽特·塔奥·昂鲁什（1913~）是阿尔及利亚的第一位法语女作家，著有小说《黑风信子》（1947）和自传体小说《铃鼓街》（1960）。她还整理、翻译了卡比利亚山区的民间故事《神奇的种子》（1966）。作家穆鲁·费拉翁（1913~1962）著有3部小说：《穷人的儿子》（1950）、《土地与鲜血》（1953）和《上坡路》（1957），他的作品大多反映卡比利亚山区劳动人民的生活和习俗，特别是《上坡路》，描绘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殖民统治下的悲惨生活。穆罕默德·狄布（1920~）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写作《阿尔及利亚》3部曲，描写劳动人民贫困的生活赞扬了人们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精神。穆鲁·马默里（1917~）的小说《被遗忘的山丘》（1952）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卡比利亚的农村生活。此外，他的小说《公证人睡着了》（1955）也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表现了阿尔及利亚民族意识的觉醒，抨击殖民主义制度。
这一时期摩洛哥的代表作家是阿赫默德·塞夫里奥伊（1915~）。他著有短篇小说集《琥珀念珠》（1949）和小说《宝盒》（1954）。摩洛哥作家德里斯·什拉伊比（1926~）的自传体小说《简单的过去》（1954），由于批判了社会，曾引起激烈的争论。
突尼斯作家阿尔贝·芒米（1920~）的小说《呆若木鸡》（1953）取材于他在突尼斯的法国中学里的亲身经历，写一个殖民地青年发现自己处在两种文化之间无所适从，最后只好出走。他的小说《阿迦尔》（1955）写一个突尼斯人娶法国女子为妻，但最后和妻子决裂的故事。
1954年11月，阿尔及利亚爆发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起义。1956年，摩洛哥和突尼斯获得独立。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对马格里布法语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作家的创作中，民族解放斗争的题材显著增多。
穆罕默德·狄布于1959年发表小说《非洲的夏天》，歌颂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者的革命精神。马莱克·哈达德（1927~1978）发表了4部小说。其中《最后的印象》（1958）写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中一个年轻的工程师赛义德不忍炸毁一座由他负责建成的桥梁，后来参加了游击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小说《我将献给你一只羚羊》（1959）、《学生与功课》（1960）和《鲜花的码头不再回答》也都描写民族解放斗争。卡泰布·亚辛（1929~）的小说《娜吉玛》（1956）中的女主人公娜吉玛象征新生的阿尔及利亚民族，她和4个朋友的故事表现了青年一代对于旧世界的反抗。卡泰布·亚辛还以同样的主题写了剧本《报复的循环》（1959）和1首诗《鹰鹫》。亨利·克雷亚以诗人著称，代表性诗集有《首要的自由》（1957）、《革命和诗歌浑然一体》（1957）等。诗人让·塞纳克（1926~）主办过阿尔及利亚的文学杂志《太阳》和《平台》。他的主要诗集有《我国人民的晨曲》（1961）等。巴希尔·哈吉·阿利（1920~）的作品有民歌体诗集《十二月十一日之歌》（1961）、《愿欢乐常在》（1970）以及文艺论著《民族文化与革命》（1963）。
摩洛哥作家穆罕默德·阿齐兹·拉巴比（1922~）著有诗集《希望的歌》（1952）和《苦难与光明》（1958）等，1960年曾率摩洛哥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德里斯·什拉伊比的讽喻性小说《驴》（1956）和《群众》（1961）以抨击西方式的文明为主题。
突尼斯作家阿什米·巴库什（1917~）著有自传体小说《我的信念常在》（1958）和历史小说《迦太基的贵妇人》（1961），以及讽刺剧《牛皮大王》（1959）。
阿尔及利亚女作家阿西娅·杰巴尔（1936~）著有小说《渴望》（1957）、《不耐烦的人们》（1958）和《新世界的儿女》（1962），后者描写阿尔及利亚妇女在解放战争中的觉醒和成长。1967年，杰巴尔发表小说《天真的云雀》，也以阿尔及利亚战争为题材，在创作技巧上作了新的探索。
阿尔及利亚作家协会负责人、著名作家穆鲁·马默里于1965年发表他的第3部小说《鸦片和大棒》。卡杜尔·穆罕萨吉（1933~）的小说《灰烬的沉默》（1963），描绘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苦难生活和他们为争取独立自由而进行的斗争。穆拉·布尔布纳（1938~）的小说《报祈祷时间的人》（1968）和穆罕默德·狄布的《巴巴里地区的神》（1971）讨论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的前途问题。
这个时期摩洛哥文学中的主要作品还有德里斯·什拉伊比的小说《公开的继承》（1962）以及《一位朋友将来看你》（1967）、《文明，我的母亲！》（1972）；穆罕默德·凯尔·埃迪纳（1941~）用现代派的手法写作的小说《阿加迪尔》（1967）、《我是尖酸刻薄的》（1970）和《这个摩洛哥》（1975）等。
突尼斯作家阿尔贝·芒米于1969年发表他的第3部小说《蝎子》，他还主持编辑《马格里布法语作家选集》（1965），介绍了21位有代表性的马格里布法语作家的生平和作品。
现代非洲斯瓦希里语文学
斯瓦希里语属非洲班图语系，是东非国家坦桑尼亚、肯尼亚的国语，亦通用于东非、中非其他国家的部分地区。
早在16世纪，斯瓦希里语文学就受到了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的影响。19世纪80年代，德国、英国殖民势力相继侵入东非，坦桑尼亚、肯尼亚先后沦为德、英殖民地。经过长期斗争，东非人民在20世纪60年代初赢得了民族独立。斯瓦希里语文学在上述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
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即德、英殖民统治时期。这是现代斯瓦希里语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虽然殖民者对带有明显民族意识的作品加以重重阻挠，但仍有一些作家努力反映社会现实和民族斗争。诗人阿·贾马尔迪尼的长诗《马及马及之战》（1946）以1905~1907年坦噶尼喀人民的抗德武装起义为题材，描写了人民的深重苦难和反抗精神。
随着东非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出现了一批民族主义作家，如罗伯特·夏巴尼、阿姆里·阿贝德、马蒂亚斯·姆尼亚姆帕拉等。他们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的作品对于唤起人民群众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精神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诗人阿姆里·阿贝德在《阿姆里诗选》（1954）中深沉地唱出了殖民时代人民遭受的苦难，有力地控诉了殖民主义者的罪行。他的名诗《自由就是正义》和《团结》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印象。他还著有《诗歌格律》（1954），总结了斯瓦希里语诗歌的各种形式和韵律。
姆尼亚姆帕拉的诗篇《三块石头之梦》（1957），抨击殖民者的种族歧视政策，他把当时社会上的三个阶层的白人、印度人和非洲人喻为“三块石头”，呼吁这“三块石头”凝结在一起，冲破种族隔离的障碍，为建立新的社会而奋斗。这首诗寄托着诗人对平等社会的理想。
这时期的诗人沙阿达尼·卡多罗以写政治诗闻名，《我们何处去？非洲人的卫士站出来》（1949）针对殖民者分而治之的阴谋，强烈地呼吁民族团结。
作家詹姆斯·姆博特尔创作的长篇小说《奴隶的自由》展现了奴隶贸易兴盛时期东非农村的社会风貌，歌颂了劳动人民勤劳朴实的美德，对于他们的疾苦寄予深切的同情。
20世纪60年代以后。政治上的独立推动了现代斯瓦希里语文学各方面的新发展，并产生了不少富有朝气的作家。诗歌方面，诗人姆尼亚姆帕拉运用“恩高杰拉”（即对口诗）、多口诗等体裁创作了《我的妻子，咱们下乡去》、《乌贾马之歌》（1968）等诗。通过人物富有个性的对话，塑造了与贫困、愚昧、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非洲人民的新形象，抒发了人民创建新生活的豪情。
诗人阿·阿卜达拉的诗集《痛苦的声音》（1973）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表现手法受到英美诗歌的影响。诗集中《妈妈请不要杀我》一诗，以尚未出世的婴儿的口气写出了一个受殖民者污辱的非洲姑娘的惨境。
剧本创作在独立后趋于活跃。代表作品有剧作家伊·侯赛因的《金杰凯蒂雷》（1969）。剧作取材于马及马及起义，塑造了群众领袖金杰凯蒂雷的形象。此剧上演后，博得了社会的广泛赞扬。侯赛因的另一剧作《魔鬼》（1971）谴责政府高级官员营私舞弊的行径。达略特的剧本《分裂的世界》（1968）揭露了独立后社会上依然存在着的严重不平等现象。
小说创作注重在现实生活中挖掘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主题，在表现手法上也更为多样。比较优秀的作品，如克·奥马里的反映摆脱西方生活方式影响，努力追求思想行动非洲化的长篇小说《回家人》（1972）；杰·基因比拉创作的描写自由战士与帝国主义进行艰苦斗争的中篇小说《帝国主义必败》（1973）；穆罕默德·阿里创作的表现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的短篇小说《遗产不赐福》（1973）等。
现代非洲法语文学
非洲有以下一些国家和地区使用法文，它们是：塞内加尔、几内亚、马里、象牙海岸、上沃尔特、多哥、贝宁（原名达荷美）、尼日尔、乍得、加蓬、刚果、扎伊尔、喀麦隆、中非、卢旺达、布隆迪、毛里塔尼亚、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和塞舌尔。1934年在巴黎出版的杂志《黑人大学生》创刊号标志着非洲法语文学历史的开端，然而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民间口头文学的传统却是相当悠久的。
20世纪20年代，文学界开展了“黑人性”（另译黑人学）运动。“黑人性”运动是以美国“黑人文艺复兴”为前导而展开的。此时，杜波依斯（1868~1963）、克劳德·麦凯（1890~1948）、兰斯顿·休斯（1902~1967）等作家的作品中表现了黑人自豪感。他们对于法语黑人作家提出“黑人性”的概念具有深刻的影响。1921年圭亚那出生的黑人作家勒内·马朗（1887~1960）以他在非洲的经历写成了《巴杜亚拉，真正的黑人小说》。作品中作者指责殖民占领者对非洲的掠夺，号召为反对黑奴贩子而斗争。这部小说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并引起一场激烈的论战。结果小说被法国殖民当局查禁，作者受到迫害，但他的声音已深入到黑人作家的心中。
1932年，马提尼克大学生埃蒂安·莱罗等3人在巴黎创办杂志《正当防卫》，宣告一种黑人文学的诞生。
1934年，又有3个黑人大学生在巴黎创办《黑人大学生》杂志。这三个大学生是莱昂·达马（1912~）和艾梅·塞泽尔（1913~）以及莱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1906~）。达马于1937年发表诗集《色素》，揭示黑人处境的艰苦和西方的野蛮。塞泽尔在长诗《还乡笔记》（1939）中歌颂黑色人种。桑戈尔热衷于非洲口头文学和语言，写出了《阴影之歌》（1945）。塞内加尔作家乌斯曼·索塞（1911~）和比拉戈·狄奥普（1906~）扩大了《黑人大学生》的范围，前者写了两部小说《卡兰》（1935）和《巴黎的幻景》（1937），后者整理了几本民间故事集。同时“黑人性”这个词汇也由塞泽尔在《还乡笔记》中发表出来，它的概念已由桑戈尔确定为代表“黑人世界的文化价值的总和”。1947年，阿辽纳·狄奥普（1910~）筹办的新杂志《非洲存在》出版，以后又成立了“非洲存在出版社”，随着非洲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运动的开展，非洲法语文学逐渐繁荣发展起来。
诗歌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开始出现法语创作的非洲诗歌。桑戈尔的诗集《阴影之歌》和《黑色的祭品》（1948），表现了作者对祖国的热爱。他非常注重非洲的历史传统，他的戏剧长诗《沙卡》，赞美了19世纪上半叶祖鲁人的著名领袖沙卡统一了分散的部族。他编辑的诗集《黑人和马尔加什法语新诗选》（1948）标志着“黑人性”诗歌创作的高潮。其中塞内加尔诗人载维·狄奥普的《槌击集》（1956）是非洲独立前夕反抗殖民主义的著名作品，比拉戈·狄奥普的《诱饵和闪光》（1960）充满着非洲黑人生活的气息。
象牙海岸作家贝尔纳·达迪耶（1916~）著有诗集《昂然挺立的非洲》（1950）、《时日的交替》（1956）和《五洲的人们》（1967），他的诗号召非洲人民团结起来，主宰自己的命运。
扎伊尔诗人马尔蒂亚尔·辛达（1930~）的诗集《第一首出发的歌》（1955）表达了非洲青年愤怒的声音，其中的《锄头之歌》用民谣的形式写成，因此，非洲的锄头成了苦难深重的农民的象征。
马里作家马马杜·戈洛戈（1924~）的《我的心是个火山》、《非洲的风暴》等都是战斗性较强的诗篇。
喀麦隆诗人埃邦雅·永多（1930~）的诗集《喀麦隆！喀麦隆！》（1960）充满爱国的激情和民族自豪感。几内亚的歌手是凯塔·福代巴（1921~），著有《非洲诗集》（1950），其中《深夜》、《非洲的黎明》等叙事诗都具有非洲舞蹈的节奏。
1948年，马达加斯加的著名诗人雅克·拉贝马南雅拉（1913~）发表了长诗《祖国》，这是一支对他的岛国热情的颂歌。他还有长诗《朗巴》（1956）和《解毒剂》（1961）。他的作品反映了马达加斯加人民争取自由的史诗般的斗争。
毛里求斯诗人爱德华·莫尼克（1931~）著有《这些血鸟》（1954）、《怒潮》（1966）等抒情诗集。
刚果诗人契卡雅·乌·塔姆西（1931~）的诗集《历史概要》（1962）获1966年达喀尔的世界黑人艺术节诗歌大奖。他的诗基本上是用超现实主义手法写成。
非洲的诗歌从它表达的思想感情以及它的形象和韵律，都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有些诗歌在朗诵时要用非洲的乐器，如“塔姆—塔姆”鼓伴奏。通过音乐，非洲的诗歌又同舞蹈和戏剧艺术联系起来。
故事
非洲的民间故事，因故事的主人公不同分为两大类，内部草原的民间故事的主人公是兔子，这一类故事叫做“兔子系统”；沿海森林的民间故事则称为“蜘蛛系统”。
塞内加尔的比拉戈·狄奥普是“兔子系统”民间故事的代表作家，著有《阿马杜·库姆巴故事集》（1947）等。这些用散文诗写成的故事，据说是作者从格里奥阿马杜·库姆巴那里搜集来的，大多是动物故事，主人公是狡猾的兔子娄克，对立面往往是贪婪而愚蠢的鬣狗布基。
象牙海岸的贝尔纳·达迪耶是“蜘蛛系统”民间故事的代表作家，著有《非洲的传说》（1953）、《黑色缠腰布》（1955）等。主人公是蜘蛛卡库·阿南泽，和兔子娄克同样狡猾，但喜欢恶作剧，常常自食其果。达迪耶的故事中也有真实的人物和想象的神灵。
此外，塞内加尔作家乌斯曼·索塞的《黑非洲的故事和传说》（1962）、喀麦隆作家班雅曼·马蒂普（1932~）的《在美丽的星空下》（1962），乍得作家约瑟夫·布拉伊姆·塞德（1927~）的《在乍得的星空下》（1962），加蓬作家安德烈·拉蓬达·瓦尔克的《加蓬故事集》（1967），毛里塔尼亚作家库雷·图雷等的《从前在毛里塔尼亚》（1968），尼日尔作家布布·阿马的《尼日尔的故事和传说》（3卷，1972）等，都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非洲作家还经常写作传奇故事，颂扬古代非洲王国的伟大和光荣。1938年，达荷美作家保尔·阿祖美（1890~）发表历史题材的传奇《朵吉西米》，以19世纪上半叶的达荷美王国为背景，讲述公主朵吉西米悲剧性的恋爱故事。作品中出现的欧洲人当时是黑人嘲笑的对象。
传奇故事中的代表作是几内亚作家吉布里尔·塔姆西尔·尼亚奈（1932~）的《松迪亚塔》（1960），它描绘13世纪初黑非洲历史上的一位英雄人物松迪亚塔如何击败侵略者，建立了盛极一时的马里帝国，文笔生动，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文献意义。
上沃尔特作家纳齐·博尼（1910~）的《古代的衰落》（1962）回溯了上沃尔特近300年的历史，赞美了古代的非洲文明，谴责了欧洲殖民者的侵略。
戏剧
非洲早就存在着一些传统的娱乐性民间戏剧活动，但用法语表现的非洲戏剧则是20世纪30年代在“黑人性”运动的影响下，于塞内加尔的威廉—蓬蒂师范学校诞生的。师范学校的学生来自法属西非洲各地，他们集体编写了一些剧本演出，然后又把这种演戏的习惯带回自己的家乡。其中表现传统生活的有《达荷美的婚姻》（1934）、《格里奥的胜利》（1935），表现破除迷信的有阿蒙·达比的《女巫》（1957）等。
非洲的戏剧的主题大致包括3个方面：
第1类戏剧揭露殖民主义，主要是历史剧。较重要的有马里作家塞杜·巴迪昂（1928~）的5幕剧《沙卡之死》（1961），是第一部非洲法语悲剧，作者以19世纪祖鲁族的领袖沙卡作为战斗的非洲的象征。塞内加尔作家阿马杜·西塞·狄亚的《拉特·狄奥尔的末日》（1965），写塞内加尔国王拉特·狄奥尔趁法国人着手建造一条通过他的王国的铁路时袭击他们，但遭到失败。
象牙海岸作家贝尔纳·达迪耶写的《刚果的贝雅特里齐》（1970）以欧洲人初次侵犯非洲的历史为背景，描写女主人公贝雅特里齐宣传反抗，被活活烧死的故事，象牙海岸作家夏尔·诺康（1936~）也写出了悲壮的历史剧《阿布拉哈·波库》或《一个伟大的非洲女人》（1970）。
几内亚尼亚奈的《西卡索》（1971）写国王巴·奔巴在他的城堡西卡索沦陷时自杀的悲剧。作者号召非洲人团结起来抵御侵略者。
贝宁作家让·普利雅（1935~）的《凶狠的孔多》（1966）也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剧，曾获黑非洲文学大奖。
第2类戏剧讽刺旧的习俗，大多是喜剧。代表作是喀麦隆作家纪尧姆·奥约诺·姆比亚（1939~）的《三个求婚者——一个丈夫》（1960），作品写父母贪图彩礼，女儿以巧妙的办法终于和自己心爱的情人——一个穷大学生结成姻缘。
刚果著名作家居伊·芒加（1940~）的喜剧《神谕》（1969）也是写彩礼和妇女解放问题。他的其他著名剧本《科塔·姆巴拉的大锅》（1969）等描绘进步和落后之间的冲突。
第3类戏剧批评贪污腐化。重要作品有象牙海岸作家贝尔纳·达迪耶的闹剧《托戈·格尼尼老爷》（1970），揭露一个非洲的官员同白人掮客勾结，结果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同样性质的剧本还有刚果作家马克西姆·恩德贝卡（1944~）的《总统》（1970），描写一个虚构的非洲共和国内争权夺利的斗争；刚果作家西尔万·邦巴（1930）的《杀死鳄鱼的人》（1962）等。
1949年，几内亚作家凯塔·福代巴创办了非洲芭蕾舞剧团，至欧洲各地巡回演出。1959年以后，塞内加尔首府达喀尔、象牙海岸首府阿比让等地建立了大型剧院。历届世界黑人艺术联欢节和文化节的举行，对非洲戏剧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小说
现代非洲法语小说中最早引人注目的是几内亚作家卡马拉·莱伊（1928~1980）的自传体作品《黑孩子》（1953），小说用回忆的方式描写了非洲的风土人情。他的第2部小说《国王的目光》（1954），写一个穷途潦倒的白人在非洲被同化的过程。
刚果作家让·马隆加的《雅利安女人的心》（1954），描写少女索朗日由于拥有一颗“雅利安女人的心”，感到痛苦，因而自杀。她的情人芒贝凯则是高尚正直的黑人。
象牙海岸作家贝尔纳·达迪耶的自传体小说《克兰比埃》（1956）触及种族歧视的问题。他的另外两部小说《一个黑人在巴黎》（1959）和《纽约的老板》（1964）用黑人的眼光看待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文体幽默，后一部作品有较强的批判性。
喀麦隆的著名作家蒙戈·贝蒂（1932~）原名亚历山大·比伊迪，1956年发表小说《可怜的蓬巴基督》。这部小说挖苦一个白人传教士，指出了他和殖民主义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蒙戈·贝蒂的另外两部小说《完成的使命》（1957）和《死里逃生的国王》（1958）也是讽喻性的作品。
喀麦隆作家斐迪南·奥约诺（1929~）在1956年发表了两部反殖民主义的小说《家僮的一生》与《老黑人和奖章》，揭露了欧洲殖民者的虚伪和暴虐，反映出黑人觉悟的提高。塞内加尔作家桑贝内·乌斯曼（1923~）的小说《祖国，我可爱的人民》（1957）写一个非洲青年知识分子为建立“合作农场”所作的英勇斗争。
1956~1960年是法语非洲文学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有马里作家塞杜·巴迪昂的反对父母包办婚姻的小说《暴风雨下》（1957），塞内加尔作家阿布杜莱伊·萨吉（1910~）的写农村少女对城市生活感到幻灭的小说《玛伊慕娜》（1958），象牙海岸作家阿凯·洛巴（1927~）的叙述留学生经历的小说《黑人大学生科孔博》（1960），贝宁作家贝利·凯南（1928~）的具有浪漫情调的小说《无底的陷阱》（1960）等。
1960年，非洲国家基本上都获得了独立。除少数作家继续写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小说之外，大部分青年一代作家开始表现非洲独立国家中出现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桑贝内·乌斯曼的小说《热风》（1964）的第一卷描写1958年，一个虚构的非洲国家进行公民投票的情景。接着，他又写了《汇票》（1965）和《哈拉》（1973），批判本国的官僚和暴发户。
喀麦隆作家达尼耶尔·埃旺代的《总统万岁！》（1968）是一部激烈的杂文式政治讽刺作品。另一个喀麦隆著名作家梅杜·姆沃莫（1945~）的小说《阿非利加巴阿村》（1969）对现代非洲城市生活中的腐败现象作了尖锐的批判。
象牙海岸作家夏尔·诺康的叙事诗体小说《暴风》（1966）描写了一个非洲革命知识分子同独裁者的冲突。另一个象牙海岸作家阿马杜·库鲁马的小说《独立的太阳》（1968）把传统社会和现实生活作了对照，表达了对国家独立后一些人剥削自己同胞的现象的不满。
马里作家扬博·乌奥洛冈（1940~）的小说《暴力的责任》（1968）描绘一个想象的非洲王国近千年来持续受到的剥削和暴行。
几内亚作家阿辽纳·方图雷的小说《回归线》（1972）描写一次政变的故事，反映了作者消除政治混乱的愿望。
马里作家昂帕泰·巴（1920~）的小说《旺格兰的奇特的命运》（1973），获得1974年的黑非洲文学大奖。
现代非洲葡萄牙语文学
非洲使用葡萄牙语的国家有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这些国家长期遭受殖民统治，文化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现代非洲葡萄牙语文学实际上是从19世纪中叶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1948年，“安哥拉新知识分子运动”的组织成立了，他们的口号是“让我们来发现安哥拉”。1950年在罗安达出版了《安哥拉新诗人诗集》。1951年，这个组织创办了《信使——安哥拉人之声》杂志，传播爱国主义。它的创刊被认为是“安哥拉新文化的转折点”。这个运动的组织者和杂志的创始人是诗人维里亚托·达·克鲁兹（1928~1973），他的诗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宣扬了要求解放的呼声。政治家、诗人阿戈什蒂纽·内图（1922~1979）的作品有《阿戈什蒂纽·内图诗四首》（1957）、《诗集》（1961）、《神圣的希望》（1974）。他的诗富有战斗性，号召人们起来反抗殖民主义。
作家卡斯特罗·索罗梅尼奥（1910~1968）有“真正的安哥拉小说的开创者”之称。他的有些作品，如剧本《纳拉》（1939），小说及故事集《悲伤的夜晚》（1939）、《有出路的人》（1942）、《疾风和其他的故事》（1943）、《卡兰加》（1945）、《黑土地的故事》（1960）等，大多取材于部落社会的生活，带有神话和传奇色彩。他的另外一些作品，如《死亡的土地》（1949）、《转折》（1957）以及在他逝世后出版的《创伤》（1970），描述了安哥拉人民所受的剥削，揭露了殖民统治的残暴。
罗安迪尼奥·维埃拉（1936~）的小说集《罗安达》（1964）揭露了葡萄牙殖民主义统治，曾获得安哥拉文学奖和葡萄牙作家协会的文学奖。他的其他作品还有《古老的故事》（1974）、《我们马库卢苏人》（1974）、《新的生活》（1975）等。
曼努埃尔·多斯·桑托斯·利马（1935~）的小说《自由的种子》（1965）和《泪水与风》（1976），直言不讳地揭露殖民主义统治。
在佛得角，最早的葡萄牙语文学著作为若泽·埃瓦里斯托·德·阿尔梅达的小说《奴隶》（1856）。作品描写了19世纪上半叶的圣地亚哥岛上黑人摆脱了被奴役的屈辱地位。
但是，佛得角葡萄牙语文学的真正兴起还是在《光明》杂志（1936~1960）出版以后。杂志的创办人之一、诗人若尔热·巴尔博扎（1902~1971）在《群岛》（1935）、《环境》（1941）和《一位岛上居民的日记》（1956）等诗中描绘了佛得角人民所经受的干旱、饥饿、逃亡的苦难以及与世隔绝的生活。同时代的作家曼努埃尔·洛佩斯有故事集《海湾里的一只公鸡叫了》（1959）、小说《暴雨》（1959）和《东风的袭扰》（1960）等。
在几内亚比绍，1977年1月在解放区出版了诗集《支持斗争中的人》，其中收集了14位诗人的作品。这部诗集标志着几内亚比绍葡萄牙语文学的开端。
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诗人弗朗西斯科·若泽·特恩雷罗（1921~1966）1942年发表了诗集《圣名岛》，他的诗喊出了非洲人民的共同声音。女诗人马里亚·曼努埃尔·马尔加里多（1925~）的诗富有反抗精神，她的作品有《寂静的天空》（1957）。
在莫桑比克，诗人路易·德·诺罗尼亚（1909~1943）的诗描写了莫桑比克人民的灾难与不幸。他的作品有《十四行诗集》（1943）。女诗人诺埃米亚·德·索乌扎和若泽·克拉韦里尼亚的诗颂扬了她们的祖国和非洲人民，抨击了殖民主义者。
莫桑比克的作家奥尔兰多·门德斯的小说《关税》（1965），描写殖民者闯入非洲后给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的灾难。
路易斯·贝尔纳多·洪瓦纳（1942~）的短篇小说集《我们打死癞皮狗》（1964），揭露了殖民主义对非洲人民的残酷压迫。
作家维尔吉利奥·希德·费朗（1947~）的《北方》（1975）暴露了殖民军队内部的厌战情绪，并赞扬了解放区游击队与居民的融洽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