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和福建一带，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到海外谋生的人很多。成千上万的海外华侨以生命和辛劳换来的财富滋养了家乡，也滋养了祖国。
可是，腐败的清政府不但不尽起码的义务保护华侨，反而将他们看作“弃民”，百般歧视、搜刮和迫害。在海外挣了一点钱，叶落归根的华侨，往往会受到无端的欺凌。
童年的孙中山曾亲眼看见过同村的一位归侨商人，青天白日之下，店铺就被盗匪洗劫一空，而清朝地方政府对此却不闻不问。
看着悲痛欲绝的归侨商人，小孙中山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有一天，正在村塾读书的孙中山看到一伙海盗光天化日之下入村抢劫一个从美国归来的华侨的住宅。
全村人和师生们都四散逃跑，只有孙中山没有跑，一直站在那里冷静地看着这场野蛮的抢劫。
被抢的华侨看着被洗劫一空的房子，绝望地哭诉：“天啦！我赚这点钱容易吗？为赚这几个钱，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我这点钱都是用命换来的。”
“我在洋人的皮鞭下拼死拼活，当牛当马，才赚了这几个钱。原本想回到老家，安安静静地过几天舒坦日子，不受外国人的气，不受外国人的白眼。”
“不曾想，今天落到这步田地！我这算是完了。早知如此，我还何必回来？”
“在洋人那边，还不会被人明火执仗地抢走呀，那边有法律保护，有负责的政府，哪会像这里青天白日之下，会有强盗出没。”
这位老华侨绝望的声音，在小孙中山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他陷入了沉思：“为什么中国没有洋人那样的法律？为什么这个华侨冒着生命危险挣到的金钱，洋人允许他带回来的财物，在中国竟得不到法律保护？”
这也许是孙中山意欲推翻腐败的封建王朝、建立共和国家最初的思想动力吧！
每次来翠亨村办差的县衙们，一个个都是凶神恶煞，不是催粮，就是逼税，要不就是带着锁链来抓人、抓差。
可是，一旦村里出现了盗匪，这帮平时耀武扬威的衙役们，就都成了一群废物，根本就抓不着盗贼。
老百姓交粮当差，养肥了县里的县太爷，也养肥了县里的衙役。可是，从来就不见他们为老百姓办过好事。
小孙中山亲眼目睹的另一件事情则明白无误地暴露了清政府的凶残、无道和贪婪。
翠亨村有李氏三兄弟，漂洋过海千辛万苦在美国的旧金山淘金挣了一点钱，回家乡置了产业，还建了一座小花园，村里的孩子都可以去玩，那里曾是孙中山和小伙伴们的一处乐园。
可是，突然有一天，一群如狼似虎的清兵闯进村来，不由分说地抓走了李氏兄弟，抄了他们的家，封了小花园。
孙中山为此感到不平，上前大声质问。领头的官吏竟然二话不说，拔刀便刺。幸亏孙中山闪得快，才躲了过去。
原来，李氏兄弟的产业勾起了当地官员的贪心，他们便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李氏兄弟投入监狱，霸占了他们的产业。
后来，李氏三兄弟一人被处死，两人不知所终。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童年孙中山幼小的心灵。
从此，孙中山似乎有点明白为什么洪秀全要揭竿而起，反抗清朝统治了。
生活中所见所闻的种种黑暗不公平的现象，深深触动了年少的孙中山。
村中的老百姓为什么能容忍这些事情的存在？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他的脑海中悬着一个一个的大问号。
对于农村中的妇女缠足、男人赌博等不良行为，自孙中山懂事起，就坚决反对。
孙中山很反对赌博。在翠亨村的孩子们喜欢玩一种叫作“掼乌白”的游戏。这是一种赌博游戏，就是大家轮流把钱放在手掌上，然后用力摔在地上。
正的一面是“通宝”两个字，另一面是满字。有通宝的一面是“白”，有满字的一面是“乌”，乌为胜，白为败。
有一天，散学散得早，几个年龄大的学生便躲在祠堂里玩这种游戏。
为首的是一个叫杨帝卓的学生是孙中山的好朋友，他从怀里摸出一钱来，“哗啦”一声倒在了课桌上面，就与其他几个人吵吵嚷嚷地赌起来。
由于自幼家教严谨，孙中山对赌博之事素来厌恶，不仅自己从来不入赌局，而且对同学当中有此恶习的人也总是规劝不已。现在他见杨帝卓等人又大赌特赌起来，忍不住在一旁好言相劝。
杨帝卓刚开始运气不错，赢了不少钱。此时正在兴头上，对孙中山劝说的话语一个字也听不进，头也不回地使劲拍着牌，孙中山见其不听劝说，便禁不住伸出手去拉了拉他脑后的辫子。
杨帝卓感觉到有人在拉自己的辫子，顿时脸色大变，回过头来恶狠狠地瞪了孙中山一眼，气势汹汹地说：“不用你管！”
几局赌下来，杨帝卓运气大变，不一会儿，他不但将赢来的钱全都输了回去，还搭上了老本。
这时，孙中山又去拉他，说：“看，不听我的话吃亏了吧。咱们走吧。”
杨帝卓本来心中有火，听到孙中山还在劝说他，恼羞成怒地一转身，揪住孙中山的辫子吼道：“都怪你，是你拉了我的辫子。”
原来，在赌博的时候，最怕别人拉辫子了。孙中山不知道这个规矩，犯了禁忌。
杨帝卓在盛怒之下将孙中山的头往墙壁上面猛撞，顿时流血不止，把孙中山撞得昏了过去。
杨帝卓一看闯了大祸，这才放手，一溜风地逃跑了。
经祠堂看管人涂药救护，孙中山才苏醒过来。孙母杨氏闻讯后赶到冯家祠堂，把孙中山带回家中。
杨氏教子极严，每遇孙中山在外面与别人发生了纠纷，总是严责孙中山，丝毫也不加以袒护，而这次错在杨帝卓身上，所以她也就没有再责怪孙中山。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孙中山更加地痛恨赌博，他亲眼看到了赌博可以使人变得疯狂，可以使得亲朋好友反目成仇，可以倾家荡产。
缠足是中国一项流传了一千多年的陋习。
女孩子到了六七岁时就要裹脚，用长长的布条一层层地将脚缠住，以阻止脚的正常发育。
因此，裹脚不仅疼痛难忍，而且阻塞血脉，严重妨碍女孩子的身体健康。
在中国，孙中山看到每一个女人都有一双尖尖窄窄的小脚，而且这小脚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三寸金莲”。
但是，这个陋俗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一个女孩子要是没有缠足，那是很难嫁到好人家的。
因为，从当时畸形的审美观看，女人有一双小脚，走起路来，摇摇摆摆，晃晃悠悠，正所谓风摆垂柳，被当时的人认为是一种美。
所以，社会上几乎所有的妇女都是小脚女人。孙中山的母亲，也不例外。
女子从七八岁开始缠起，脚趾骨被勒断，不让脚发育。孙中山的姐姐妙茜和妹妹孙秋绮自然也免不了这个痛苦。
一开始，孙中山还不知道母亲的脚为什么会那样小，后来看到母亲为姐姐妙茜、妹妹秋绮缠足，才知道女人的“三寸金莲”是怎么来的。
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因为从小参加劳动，一直没有裹脚。直到15岁那年，父母眼看女儿即将成人，再不缠足就不好嫁人了。
于是，才开始给姐姐孙妙茜缠足。由于姐姐的脚已经基本成型，缠足就要将已经长成的大脚，用布条拼命捆绑成小脚。所以，这种痛苦是切骨之痛，是难以忍受的。
姐姐终日以泪洗面，一夜夜的辗转反侧，痛苦地呻吟着，忍受着缠足带来的煎熬。
姐弟到底是血脉相连啊！姐姐的呻吟折磨着孙中山。
于是，他一再央求母亲不要给姐姐缠足：“为什么姐姐好好的脚，一定要用布缠起来呢？既然缠足让姐姐这样的痛苦，就请您不要再缠她的脚了！”
母亲伤心而又无可奈何地告诉他说：“唉！孩子，娘也不想让你姐姐受这份罪，但不缠足又怎么行呢？习俗就是这样。你姐姐不缠足，将来怎么嫁得出去呢？”
孙中山争辩道：“山里的那些客家妇女，不也有不缠足的吗？”
母亲无奈地看着孙中山，两行热泪扑簌簌地掉下来。
孙中山见此情景，更加对这种毫无人性的陋习愤愤不解，他央求母亲说：“好好的要将姐姐的两只脚毁伤，实在是岂有此理！”
其实，这时的孙中山已深深地知道，母亲的心比他还痛。
一想起妹妹秋绮缠脚的事，孙中山又一次感到心痛。那时秋绮7岁，母亲就用一条长长的布带将她的小脚紧紧裹起来。秋绮胀痛得呻吟不止，整夜地在床上辗转反侧，连下地挪动一下都痛得钻心。
看到妹妹痛苦不堪的样子，孙中山看不下去，他向母亲恳求道：“妹妹疼得实在受不了啦！您就不要再缠住她的脚了吧！”
母亲含着眼泪说：“帝象呀！我何尝不心疼秋绮，但是女人缠脚是顺理成章的事，疼痛也只好忍忍了。”
孙中山抗议道：“这不是要把她的双脚毁伤了吗？”
母亲说：“不会的，等缠得脚不再生长了，脚就不疼了。如果我现在不给秋绮缠脚，将来她会怪我的！”
孙中山又抗议说：“中国女子把两足毁伤实在是毫无道理。”
虽然他的抗争并没有替妹妹改变被缠足的命运，但妹妹孙秋绮生前每每回忆此事，都对哥哥充满了感激。
翠亨村有三家富户，家里都使奴唤婢。这些奴婢都是富人们从贫苦人家，或者人贩子那里买来的，其身份就是奴隶，是主人的私有财产。
他们对于主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他们的生活状况完全要取决于主人，稍有差错，就要受到主人的责骂乃至鞭打。
对于那时一般的中国人来说，主子打奴才，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官方的法律也规定：主人打奴才，只要没出人命，就不负担任何法律责任。
但是，孙中山对买卖、虐待奴婢的现象，则表示出极大的愤慨。他认为任何人都没有奴役别人的权力。
少年的孙中山，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父母有什么权力出卖他们的子女？主人有什么权力鞭打他们的奴婢？”
他激愤地向村中的老人们说：“这种蓄奴制度是违背常理的！不人道的！”他的这种举动，震动了村中的老人们。
少年时期的孙中山对于这种虐待女婢以及裹小脚的现象十分反对，认为这种制度是违背常理的。
缠足风波之后，又发生了另一件事。
原来，孙家在过去，也是个有田有地的人家，而且田地还真不少，足足有好几十亩。靠着这些田地，孙家繁衍生息，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到了后来，不知咋的，日子竟一天天衰落下去。
为了应急救窘，只好变卖田地。今天两亩，明天三亩，不知不觉，几十亩田地就变卖得一干二净。到了孙中山的父辈上，竟是一分土地也没有了，成了完完全全的佃耕农，日子自然是更不好过了。
田地虽然卖完了，而有关田地的事却并没有完。不仅是没有完，还变成了一根绳索，束缚得孙家喘不过气来。
原来，过去变卖田地是很随便的，只要履行个简单的手续就行，那就是卖主写张契约给买主，买主付出约定的钱，田地就归买主了，并不去官府申报盖印。当然，并不是不需要到官府申报，而是买卖双方都怕麻烦，都怕因申报而去花一笔多余的开支。
对于卖主来说，他们尤其不想公开，卖地毕竟是件不光彩的事，何必弄得大家都知道？买主只要达到田地归他使用的目的，自然是越简单越好。这样一来，人们就形成了一个惯例，田地交易都不申报，而是悄悄地私下进行。
于是，问题就出来了。卖地的已失去了田地，可在官府的地册上却依然写着他的大名，官府的衙役每年依然上卖主家收纳地丁税。孙家便是陷入了这样一种尴尬窘迫的境地。
每到纳税之时，衙役们在孙家坐着，孙家小心翼翼地陪着，然后到真正的田主家将税钱收来转交给衙役。
这样做，孙家却是多了道麻烦。但只要能把税钱收上来，麻烦点也没什么。可是时间一长，事情就不再是跑一趟，代收一下那么点麻烦了，而是根本收不上税钱来。
因为时间一久，地产已几易其主，转来转去，要想再维持原来收税的办法，确实是很难很难了。官府里仍是一到时间，就上门收税，孙家从田主那里收不到税钱，只好自己掏钱抵交税务。
于是，没有田地的孙家，却一直要代人交纳地丁税，无可奈何地忍受着这受拖累的巨大困扰，始终不得摆脱。
从孙中山的爷爷开始，孙家就被这地丁税搅得困苦不堪。一家人糊口尚且不易，到哪去弄钱赔出去呢？
年幼的孙中山，并不知道家中还承受着这一桩不合理的重负，他眼看着父母没日没夜地劳作。
他和姐姐也同别家的孩子不一样，当别人在尽情玩耍的时候，他和姐姐却学会了做各种各样的活。尽管一家人辛辛苦苦、拼死累活，却依然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
一天孙中山从父亲那里得知了田地交税的不合理事情，孙中山一听，愤愤不平，大声说道：“哪有这样的怪事！没有田地，却还要交田地税！”
老实厚道的孙达成，却没有儿子那分勇气和不满情绪。他看着眼前激动不已的孙中山，虽然知道他说得对，但却丝毫没有受到感染和振奋。
孙达成只是无可奈何地说：“这都是祖上留传下来的，是我们的命不好啊！有什么法子呢？”接着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没法子可想，孩子，这都是皇帝老爷订的规矩，不是想变就能变的。”
孙中山依然怒气冲冲地叫道：“皇帝订的规矩难道就不能变吗？”
由此，可以看出，孙中山从小就对他所见的不合理、不公平的事，不是接受成人或者村中老人的解释，不是像村中的大人一样见怪不怪，而是从善良纯真的心地出发，从对此产生怀疑，到不能容忍，并开始抗争，开始思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这表明孙中山从小就有着机智勇敢、善良正直、疾恶如仇、善于思考的品性。这对于孙中山后来的人生轨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