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名篇的俄国文学巨匠“它，这个叛逆成性的，却祈求着风暴的降临，仿佛在风暴中才能安宁。”
俄国作家莱蒙托夫的这首诗曾被人用来形容托尔斯泰伟大的追求精神，这是很贴切的。作家的一生，正是在不懈探索中度过的。
列夫·托尔斯泰，1828年8月28日出生在俄国图拉省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的世袭贵族家庭。波良纳是家族的世袭领地，这里的大自然是神奇的、“独一无二”的。作家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托尔斯泰幼年活泼顽皮又多愁善感、富于幻想，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他看到周围的生活有快乐、有忧伤，尤其是当看到善良忙碌的家仆穷困痛苦时，他幼小的心灵悄然萌生出羞愧和自责。这种感情从此纵贯他的一生，使他时时进行自我剖析，求得道德上的完善。
13岁时，托尔斯泰离开波良纳，到喀山。16岁时，年轻的托尔斯泰身穿海狸皮大衣，戴着白手套、三角帽出现在喀山大学。
喧嚣的上流社会生活从此抓住了托尔斯泰。尽管他故作矜持，心中对这种生活却深感兴趣。童年绚丽的幻想，恍惚不清的理想都淹没在喀山生活的漩涡里，他的宗教观念也受到破坏。然而，年轻人在喧嚣中越来越感到孤独、厌恶，他思考着周围的虚伪。《苦命人安东尼》使他深刻领悟贵族与农民两重生活的差别与矛盾。年轻人恐慌了，他扎入知识的海洋，深入研究法学、哲学、文学，阅读别林斯基、普希金、果戈理、歌德、卢梭等人作品，期望找到解决现实矛盾的答案。
19岁时，他带着制定的乡村计划，没毕业就离开了喀山大学，回到波良纳，继承了这片庄园，成为这块美丽土地上的年轻主人。他着手经济管理，农事改进，试图改进农民的生活。同时，无法遏制的对真理的探索促使他自学地理、统计学、外国语、音乐、绘画、医学、文学……他急切地寻找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然而，面对农事改革的失败、农民的贫困，他对自己的生活感到痛苦，日记中记满他猛烈鞭挞自己的话语。
1851年，23岁的托尔斯泰在高加索参军入伍，经过考试，获准尉军衔，后至中尉。高加索自由的人们以其朴素、直爽、旺盛的生命力吸引了谙熟上流社会虚伪和矫饰的托尔斯泰，他从士兵和山民身上看到了俄国大地上的优秀精神。高加索年代是作家精神复苏、文学方面成长的时期。他读书、记笔记、打猎，创作欲望日益强烈。他写下了中篇小说《童年》、《少年》，短篇小说《伐森》、《袭击》，并构思长篇小说《哥萨克》。
《童年》是作家的处女作，在当时俄国的最进步的杂志《现代人》上发表。编辑涅克拉索夫（当时俄国诗歌的领袖）第一个肯定了他的才华，盛赞小说字里行间流溢的真诚。是的！托尔斯泰开始他伟大事业之初就为自己提出了真诚写作的要求：“……发自肺腑的声音即使较为粗陋，嗓音嘶哑，曲调最为平凡，但当听到这声音，我不知道别人，我自己则是热泪盈眶。”
26岁那年，托尔斯泰回到波良纳，不久又到塞瓦斯托波尔军港，克里米亚战争的战火正在那里燃烧。一种献身的精神鼓励托尔斯泰亲自参加了战斗，“危险常常从身边掠过”。他为俄国士兵的英雄气概所惊叹，他领悟到普通人是比其他人更爱祖国的真正的英雄。他为自己制定新的准则，必须从精神上完善自己。他写下子《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战地作品，为俄国文学中士兵心理描写奠定了基础，涅克拉索夫肯定了他这一更加深邃清醒的真实化倾向。
1855年，27岁的托尔斯泰以军事信使资格来到彼得堡，这位在文学界已知名的青年军人从此踏入了俄国文坛。他加入《现代人》文化圈，与俄国当时最优秀的作家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巴纳耶夫、涅克拉索夫等成为朋友。喧嚣的彼得堡使托尔斯泰莫名地孤独，连他也不知道心中到底在渴求什么。1857年，他到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旅游。8个月后，回到波良纳，便沉迷于改善农民的经济管理。他想劝说农民赎回土地，但农民不敢相信一个贵族老爷的善心。托尔斯泰决定办学校唤醒农民的意识。他出资办学，招收农民子弟，甚至出国考察西欧教育。波良纳学校的声誉传出图拉省，传到彼得堡，甚至国外。
作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文学使命。他写了《一个地主的早晨》、《琉森》、《精年》，完成了《哥萨克》。从1862年至1869年又写出了天才史诗、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小说以1807年国外战争和1812年卫国战争为背景，以四大家族生活变迁为主线，展示了战争前后1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风貌和各个阶层的生活，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作家以从“自我道德完善”来消除人世罪恶和“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小说艺术上炉火纯青。这篇伟大的天才作品的成功并非偶然，作家付出了他所有的真情和精力。正如作家对新婚妻子索菲亚所说：“你认为写作是无代价的吗？不，每个工作日都把一块肉浸在墨水里。”
《战争与和平》完成了，作家并没有轻松，他内心又产生某种强烈的莫名其妙的渴望，“想要什么？我究竟想要什么呢？”作家对自己害怕恐慌起来，这一时期，他的精神探索极为紧张。1861年的俄国农奴制改革并未给农民带来自由幸福，相反，触目可见，到处是贫困和掠夺。他所期望的人人道德高尚、幸福、心满意足的理想在俄罗斯大地上像个遥远的梦。这一时期，他对哲学、植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宗教等的研究，甚至他最喜欢的打猎、种树、和农民一起劳动等活动都无法消除他心中的痛苦。他渐渐明白“教会同福音书的教义并不相符”，教会是不幸者的敌人，而自己所属的阶级没有能力来拯救俄国，只有劳动人民才是真正的力量。他是那样深入体会普通人民的生活以至背离了贵族阶级，完全站到宗教法制农民的立场上来。
1873年至1877年，作家花了4年时间写成伟大著作《安娜·卡列尼娜》，塑造了一个被上流社会扼杀了青春、生命的安娜。安娜的悲剧是对整个上流社会的控诉。但是，作家的思想是矛盾的，小说中仍宣扬着他的“自我道德完善”和“勿以暴力抗恶”思想。完成这部小说后，作家的精神危机加深，他停止了一段时间的创作，甚至想自杀。
1881年，托尔斯泰一家迁往莫斯科。作家当时已闻名于世。好朋友、崇拜者伴随着上流社会的娱乐生活一下充满了这个家庭。托尔斯泰深感痛苦和厌恶。他写道：“1881年这个时期，对我来说，乃是从内心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观的一段最为紧张炽热的时期，我弃绝了那个阶级的生活。”他接近人民，去参观监狱、听审讯，去收容所和贫民居住区访问，还组织赈济灾民的活动。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托尔斯泰大胆地向统治者的世界发出炽烈的控诉，《教育的果实》讽刺贵族；《黑暗的势力》揭露金钱的罪恶；《克莱采奏鸣曲》揭露贵族婚姻的虚伪；《我们该怎么办？》、《舞会之后》……天才作家对黑暗现实揭发的声音响彻上空。1884年，一种念头越来越顽强地控制着他：放弃贵族生活。“只有一条生路——同农民一起劳动”。写作间隙他就像庄稼汉一样满面泥垢，耕田耙地、制皮靴、盖房，他说：“永久的和最高的幸福就是三样东西：劳动、忘我精神和爱。”
1889年至1899年，作家用10年之力完成了不朽的长篇小说《复活》，提出了那个时代最深刻和最复杂的问题。托尔斯泰没有一部作品像《复活》那样，对资产阶级地主制度的批判那样有力，也没有一部作品像《复活》那样无情地暴露教会、军国主义和资产阶级伦理的罪恶。列宁为此称他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同时，托尔斯泰在书中也寄寓了他探索一生的真理，即“人与人之间的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规律”。这种爱的哲学，真诚纯洁感人至深，然而在生死存亡的社会斗争中它毫不实用。沙皇给俄罗斯大地笼罩的是奴役和贫困。
托尔斯泰的思想博大精深，复杂矛盾。他又以矛盾的目光来看待1905年的革命。他赞同消灭沙皇，却不主张用暴力，希冀于爱和改良。这种矛盾性也正是1905年俄国革命的矛盾，正是那场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
《复活》触怒了社会，酝酿了多年的加害作家的计划出笼了。托尔斯泰被革出教门，开除教籍，遭到御用文人的恶毒诽谤。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竟寄来绳子，让作家吊死。然而作家赢得了人民，安慰和同情的礼物、信件从国内，从世界各地飞往波良纳。
晚年的托尔斯泰生活在波良纳，生活很困难。作家不要伯爵头衔，拒绝出任法庭陪审官，公开声明放弃财产所有权和版权，要求全家人过普通人的生活。这些都引起了家庭矛盾，妻子常和他冲突。托尔斯泰难以容忍，终于在1910年10月28日深夜，乘一辆轻便马车离家出走。秋雨绵绵中，这位82岁的老人病倒在乌拉尔铁路线的阿斯塔沃小站，11月7日与世长辞。
尽管政府力图封锁作家的死讯，但成千上万的人还是赶来为作家送葬，农民们举着旗幡走在灵柩前面，旗幡上写着“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关于你的善行的记忆将永远留在我们这些失去亲近的人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农民的心中”。
作家安葬在波良纳老扎卡斯峡谷的小丘上，坟墓上不立十字架，没有放墓碑。然而，世界人民永记他，自那时到现在，通往坟墓的小道上寸草不生，踩满了脚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