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馆门前，张学良焦灼地等待着。当秦邦宪、周恩来领着中共代表团拐进小巷时，他急步迎上前去，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两个人激动地对视着。
“张将军，您好！这一阵子您瘦多了！毛泽东先生让我向您问好！”
“感谢毛先生！”张学良惊讶地盯住周恩来，“你的胡须……”
周恩来在下巴处抹了一下：“剪了。”
霄菲样长的美髯，太可惜了！
周恩来答：“张将军这口向太辛苦了！我剪去长须，在城里也就不惹眼了——可以更方便地协助张将军排难解纷。”
张学良又一次拉紧了周恩来的手，感激他说：“谢谢周先生！谢谢代表团！”
周恩来一一介绍代表团的成员，张学良逐个儿握手，寒暄。当张学良、周恩来并肩携手领着众人走向东楼的时候，许多人窃窃私语：一个是“剿共”的副总司令，一个是被剿共党的副主席，怎么会亲热得象一对朋友呢？张公馆并立着三座格局一致的精致小楼，洋式建筑，俱为三层。代表团被特意安顿在东楼三层楼上，周恩来靠东楼两间，一作卧室，一为客厅。三楼中间大屋里摆一张长方大桌，鸡、鸭、鱼、肉，香气扑鼻，张学良以丰盛的晚宴欢迎中共代表团。天低云暗，雪花稀疏，暮色已经合拢了，屋子里，酒暖饭热，却是一派融洽的欢乐气氛。张学良为代表团敬过酒之后，作陪的应德田又上前敬酒，张学良向周恩来介绍：“这是我的私人秘书，美国康乃尔大学毕业的博士，忠诚爱国，是我要好的朋友！”周恩来与之两杯相碰，宾主一饮而尽。
晚宴之后，周恩来独个儿走上西楼，张学良和赵一荻在楼梯口迎接他。周恩来将手伸向女主人：“这是赵一荻小姐吧？我们虽然没见过面，交道可是打过不少哩！”
张学良与红军的交往属于绝密，此类密电，全是赵一荻一手处理的。赵一荻听出话味儿来了，美丽的睫毛动了动，莞尔一笑：“汉卿天天盼您呢！您再晚来几天，他要急出病的。”客室里清静异常，一盆水仙花幽香四溢，赵一荻端上茶点，默默退出，倒锁了门，守候在外间客厅里，有意无意地翻阅着画报。
张学良说：“杨主任听说您到了，急着要过来看望您和代表团。我说您明天早早就过去，杨主任说他在‘止园’里专候。”周恩来笑着点了点头。两人的谈话便进入了正题。
张学良叙述了蒋介石自下的情况、南京的动态及各路军阀的反响，继而说道：“委员长独断专行，立逼我和杨将军配合中央军继续‘围剿’红军，我们劝说他，苦谏不行，进行哭谏，委员长反而声言要把我们的队伍调离西北。我俩实在是忍无可忍，万不得已，只好实行兵谏。倘若不捉他，不加之以兵，就无法使他猛省，内战就不能停息，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谈。”说到这儿，张学良面起忧色，叹息一声，从兜里掏出一张《消息报》拍在桌子上，连连摇头：“可苏联这态度，一派胡言，实非我始料所及！”
周恩来盯了一眼《消息报》，又怔怔地注视张学良。张学良语调很沉重：“本来，我一直是想与苏联取得联系，盼望苏联支持我们抗日的。我通过李杜，通过新疆，都试图竭力沟通。这个事，你我四月在肤施会面时也通过气。但我万万没想到……”他愤愤然拍了下眼前的《消息报》，“莫斯科电台却连日大骂我是亲日派，我的行动是暴乱、投机、分裂，比任何电台都骂得难听，弄得我和杨主任进退失据，啼笑皆非。你说说，这事让我怎么办？”
苏联以第三国际的名义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周恩来是清楚的，他也感到电报对张、杨二将军的义举中伤太重。面对张学良，他既是同情，多少又有些尴尬。呷了口茶，才徐徐回答：
“对苏联的看法，请张将军不必多所顾虑。它不大了解我国的国情，看问题难免偏颇。我党已努力在向苏联解释，相信他们只要了解了事实真相，是会改变对张将军和西安事变的态度的。”
周恩来一边讲，一边谨慎地观察着张学良的细微表情，斟酌着用词的分寸。张学良是个爽性人，他努力挥开了《消息报》投射在心头的阴影，诚恳地表示：“对《消息报》我不介意。整天盼您来，我是想听听贵党毛泽东先生和您的意见。”
“我们党和毛泽东本人，这次特别让我向张将军致意，对您和杨将军的爱国热忱和正义行动表示钦敬！义所当为，毅然为之，这一举动是进步的！是果断勇敢的！不仅符合我们共产党人的意愿，也符合全国人民的心愿，它将成为转变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枢纽。”
张学良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心里热乎乎的甚为感动，但一想起目前的处境，情绪并不松快：“是功是过，现在还难说哟。”他身子往沙发背上靠了靠。
“这就要看张将军如何处理，如何收局。”
张学良的神情很诚挚：“周先生，事情现在很棘手，很难办。我盼您来，就是盼你早日帮我拿定个主意。”
周恩来顿了顿，两道浓眉扬了扬：
“月亮有阳面又有阴面，天下事无不具有两重性。坦白地说，张将军仗义行事，激于义愤，没有审慎地考虑后果。你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用惊险手段把他捉起来的，方式上这样做，是否容易让人误解为槁军事阴谋？”
听到“军事阴谋”几个字，张学良倏地红了脸，起身在房里踱起步来。周恩来也站起身，冷静地望着他的身影。一动一静，全屋默然，灯光照耀着两个高低胖瘦差不多的身影。周恩来偶一低头，看到茶几上一包待客的香烟，不知什么时候已被张学良揉得碎烂……
张学良仰头看了会天花板，最后还是他先开口，声调似乎平和，又似乎很冷峻：“我张学良为公而举，非是为私而动，天理，人情，国法，我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能称作‘军事阴谋’吗？”
周恩来从容地走上几步，缓缓他说：“事变出以公心，我们是完全理解的。也正因为我们是朋友，彼此最了解，言谈便无所忌讳。我把事情从另一方面点透，为的是寻求最妥当的解决方法。”
张学良的愠怒之色渐渐淡化了，注视着周恩来。周恩来说道：“眼下的蒋介石，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沙皇尼右拉，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法国拿破仑。前者是经过群众暴动被推翻的，后者是经过战争、全军覆没后被流放的。可蒋介石呢？虽是扣住了，他的实力还原封未动，所以各方面的反应就象暴风雨一样非常猛烈，在这种条件下处置蒋介石，就要非常慎重。”
张学良有些困惑地坐下来，把茶杯递到周恩来跟前：“请您坐下说。”递茶杯的动作，似乎有点儿漫不经心。
“西安事变目前存在着两种前途。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御侮，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先公审，而后杀掉，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反而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为日本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有利条件，这就使得中华民族的前途比现在更糟糕。”
张学良似乎镇静下来了，面容上没有了不愉快的表示。他若有所思地说：“若是后一个局面，那我张学良就是历史的罪人，唯有以头颅谢天下了！”
周恩来站起身来：“现实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向一个更好的前途，西安事变就是一个走向光明的转折点。我们现在必须说服蒋介石，使他放弃内战政策，走上一致抗日的道路。因此，我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同意你的意见：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可以考虑放他回南京。”
听到这儿，张学良笑了笑，以奇异的目光审视着周恩来。他怎么也没有料想到中共会提出和平解决的方案！当年“剿共”，血海深仇，谁能想到他们会以民族利益为基点而“以德报怨”呢？自己虽然也说过释放蒋介石的话，那在很大成份上只是出于义气、拿不出更高明的主张的一步退路罢了。周恩来耐心地至情至理地剖析全局，使他在仿惶、朦胧之中感到了主心骨之所在。他浑身一阵轻松，站起来了：“说心里话，我张学良对您和毛先生的意见一直是很尊重的，‘兵谏’是天大的事，既然连你们中共都同意和平解决，我张学良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张学良的语调是平静的，心情却极不平静！听到这个话，周恩来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便连忙调开话题：“毛泽东先生要我告诉二位将军：为促成和平解决，必须给予南京的进攻以沉重打击，促进蒋介石反省。在军事上，我们也决定给二位将军以积极的实际援助。这不是扩大内战，这是为了遏止内战，深化‘兵谏’，不得已而为之。”
两人继续商讨了一系列具体对策。夜半时分，张学良拿出一张纸条要周恩来看。这是蒋介石与给宋美龄的一份“遗嘱”：“余决心殉国。余死后，余乙全部财产由汝继承，望汝善视经国、纬国两儿，有如已出。祝上帝赐福于汝。”恩来看罢，沉吟片刻：“我不相信他要‘殉国’，这纸片也不是专给他老婆看的。真正视死如归的人，不搞这一套。色厉内茬、心理上空虚的人，往往倒喜欢来这一手。”
张学良忆起蒋介石搬家时的狼狈相，不禁朗然地和周恩来一块笑了。一直静静守候在门外的赵一荻小姐，终于听到了亲切的、熟悉的笑声……她站起身子，轻轻放下了手里的画报。
北大街近北门处往西通一条长巷，叫九府街。九府街中街有一座门面朝南、典雅富丽的大型中式建筑，是杨虎城的另一官府——止园。唐朝初年，这里是政治中枢太极殿的所在地。千年变易，难以细数。1931年到1932年春，杨虎城改建为“止园”。初建时取“紫气东来”之意，叫“紫园”。易“紫园”为“止园”，才是上半年的事儿。
周恩来赴到止园，杨虎城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了。他毡帽布袍，马褂眼镜，一派关中士绅打扮。杨虎城热情地让周恩来入内，周恩来却盯住门脑上镌刻的“止园”二字不挪脚：
“噢！是辛亥元老寇遐的手笔，好精致的书法。”周恩来转过头问虎城，“杨主任，为什么取名‘止园’呢？”
“字面上是‘止戈为武’的意思，退一步看，我也有‘止平于此’、不更求长进的心理。”
陪伴周恩来的张义彬站在边上，插了一段话：“当蒋十月到西安，杨主任打算在止园宴请他一次，蒋介石下车后，一抬眼看见这两个字，死活不进门了，拧身非要返回临漳不可。当时众人闹不清是咋回事，弄得杨主任和十七路军几位主要将领目瞪口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杨虎城给张文彬使了个眼色，张文彬也便故意束住话尾，不往下说了。周恩来看看杨虎城，杨虎城意味深长地注视着周恩来，含笑不语，似有所待。
周恩来双手抱在胸前，望着“止园”二字略一沉思笑了：“我说蒋介石这个脑瓜也太迷信了——他的名字叫‘蒋中正’，这‘正’字去了头，不就是个‘止’吗？他不敢进杨主任的府第，心里觉得这个‘止’字是不祥之兆。”
张文彬与杨虎城交流着钦佩的眼神，忙将周恩来往里让：“外面太冷，快请周先生进屋里坐。”
二人坐定之后，杨虎城没有几句话，周恩来把先一天晚上同张学良的会谈作了介绍。杨虎城听了，愣着眼沉思了好一会，才说道：“我是个粗人，文化不高，见识浅陋。至于发动‘兵谏’，我杨虎城是追随张副司令的，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你们两方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
周恩来看得出，杨虎城是心里有话，不便直言。他主动靠近一些，诚恳他说：“虎城兄，这次事变是你和张将军共同搞的，你二人为主，我为客。至于蒋介石的为人，你更了解。有什么高见，还望直言。”
周恩来谦和可亲，从容不迫，杨虎城深深地吸了几口烟，嘴角终于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苦笑，说道：“蒋介石这个人，真真是凤毛麟角，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军阀包括我在内，都拧不过他，斗不过他。贵党和他对敌，长期分庭抗礼，地位上是平等的，可以和他平起平坐，要打就打，不打就罢。可我和张副司令是他的部下，轻易把他放了，他一旦失信，一旦翻脸，我们的处境就很危险，很不妙。”
“我要是处在杨先生这个位置，也会这样想的。”周恩来很耐心，“不过，说到蒋介石守不守信用，我以为信义问题在目前关系着蒋介石个人的政治生命，他倘若失信，更便于我们向全国人民揭露他，他在道义上必然是一败涂地。至于会不会报复，也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我们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与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团体，老蒋他纵有报复之心，也难以施展的。”
“蒋介石这个人，心如刀刃，毫无情义，媚诈阴险，眶瞅必报，什么瞎瞎事儿他都干得出来。文人反对他，他还勉强睁只眼闭只眼；我们武人反对他，便恨之入骨。”停住话，杨虎城磕磕烟斗，让自己的情绪稳了稳，继续说道，“话又说回来了，贵党比我肚量大，看得远。现在，你们置血海深仇于不计，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我还有什么顾虑的呢？我只是说，放蒋是有条件的，决不能轻而易举放他走。”分手时，周恩来说：“为了加强我们之间的联系，我打算电调南汉宸回西安。”
杨虎城一口答应：“好啊，汉宸与我是老关系了，他来了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