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司马谏议书

熙宁二年（1069），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行新法，朝廷上下对此议论纷纷。三年初，保守派司马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反复劝之”，后来王安石以此文答复。

文中对司马光加给自己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五个罪名逐一作了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全文简明严整，言辞犀利，针锋相对，是古代的驳论名篇。

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

某启 ：

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 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 ，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 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 、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 ，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

安石启：

昨天承蒙您来信指教，我私下以为与您友好相处有好久了，但是议论起政事来，政见常常不一致，这是由于我们所采取的政治主张和方法不同的缘故。虽然想要在你耳边强行罗嗦几句，但是我的意见终究不能被您考虑，所以我只是简单地给您写了封回信，不再一一为自己辩解了。但是再三考虑您对我的重视厚遇，在书信往来上不应该粗疏草率，所以我详细地说出我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希望您或许能够理解宽恕我吧。

我们读书人所要争论的，特别是在名称与实际是否相符合上。如果名义和实际的关系已经明确了，那么天下的真理也就有正确的认识了。现在你所用来教诲我的，是认为我推行新法侵夺了官吏们的职权，制造了事端，争夺了百姓的财利，拒绝接受不同的意见，因而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谤。我却认为从皇帝那里接受命令，议订法令制度，又在朝廷上修正，把它交给负有专责的官吏去执行，这不能算是侵夺官权。发扬前代贤君的治国原则，用它来兴办对天下有利的事业、消除种种弊病，这不能算是制造事端。替国家治理整顿财政，这不能算是与百姓争夺财利。抨击不正确的言论，驳斥巧辩谄媚的坏人，这不能算是拒绝接受他人的规劝。至于毁谤怨恨的人很多，这是我本来早就料到会这样的。

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已经不是一天了，做官者又大多不为国事操心，以附和世俗、向众人献媚讨好当做好事。皇上想改变现状，而我又不顾政敌多少，想尽力帮皇上抵制他们，众人怎么会不吵闹呢？，盘庚迁都的时候，连老百姓都抱怨，而不只是朝廷上的士大夫反对。盘庚并不因为有人怨恨就改变自己的计划，他考虑理由正当然后去做，他认为正确，看不出有值得悔改的地方。如果您责备执政久了，没能帮助皇上干一番大事业，也没能使这些老百姓得到好处，那么我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如果说现在应该什么事都不去做，墨守前人的陈规旧法就是了，那就不是我敢领教的了。

没有机会与您见面，内心实在仰慕到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