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战葫芦口
1950年4月，在苍茫的西南大凉山中突然传来急促的枪声，随即，耀眼的火把也在山中点亮。山岭之上，但见由彝族子弟和解放军组成的追歼队伍遍布四野，呐喊声好象要把大山震醒。
这是我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最后一仗——西昌战役，正在进行当中。
西昌，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最后一座城市，位于川滇的交通要道。周围地区为崇山峻岭，且有雅江、大渡河、金沙江环绕，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后，西康省西昌地区，尚有国民党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原所属的一个多师在活动。贺国光收容了由川西逃出的国民党残敌共3万余人，依托西康偏僻山区，企图在西昌、康定等地建立反革命根据地，与我解放大军继续顽抗。
于是，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军事领导人的部署下，发起了著名的“西昌战役”。
1950年3月9日，根据西南军区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五军四十三师发出命令：
一二七团由政治委员张振军、参谋长马玉芳率领，从昭通开进鲁甸、会泽、巧家三县，强占巧家对岸葫芦口，抢占铁索桥和洼坞街渡口，以保证我军主力部队北渡金沙江，全歼国民党胡宗南、贺国光、苏绍章残部；“边纵”六支队三十二团一营整修洼坞街至葫芦口道路，为支援参战部队保证后勤供给。
葫芦口位于川滇结合处，是四十三师由巧家北上通往西昌的咽喉要道。保护葫芦口铁索桥，对西昌战役十分重要。
3月19日，进驻巧家的一二七团团部，接到抢修道路的“边纵”三连的敌情报告：
国民党金沙江中游守备司令苏绍章1200余人进犯洼坞街，前锋已快接近街口，请求派兵支援。
时间就是命令。
三营副营长刘子林奉命立即率领八连强渡金沙江。
子弹在主攻一排指战员头上纷飞，被手榴弹炸起的浪花把小船打得左右摇摆。
三班战士首先靠了岸，勇猛地向滩头守敌发起冲锋。
敌营长把赌注压在了滩头上，疯狂地进行抵抗。
在三班的掩护下，一、二班战士快速登岸，吓得敌人纷纷向后逃走。
恼羞成怒的敌营长使出了最后绝招“鸣枪警告”，但这帮畏惧解放军的敌人哪里还顾得上自己长官的鸣枪，反而逃跑得更快了。
紧接着，我军二、三排渡江迂回，拦截了逃跑的敌人。
八连经过3小时激战，全歼敌军一个营，重创了守备司令苏绍章部。
坐镇西昌指挥“西南游击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和国民党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大为震惊，当即从西昌调集祝耀宗三三五师和贺国光的一个加强团2000人，大举向洼坞街、葫芦口一线逼来，扬言拿下葫芦口铁索桥、洼坞街渡口后，攻占巧家县城。
我军三营九连的阵地葫芦口立即成了国民党残敌的首攻目标。
一排在陈世荣连长率领下，抢占了葫芦口高地，多次击退来犯之敌。
担任铁索桥制高点守卫的三排指战员，机智勇敢，沉着应战，连续8次打退敌人连、营规模的进攻。
敌酋祝耀宗见攻不下阵地，红了眼，着了急，贺国光马上调来一个迫击炮排给其打气、壮胆。顿时，炮弹像雨点似的落在三排阵地上，掀起的浓烟、尘土漫天弥漫。
交战中，敌人玩弄伎俩，伪装成“边纵”八支队人员，来阵地“支援”三排，企图趁我不备夺取高地。
这一雕虫小技被机警的三排长郑春连一眼识破，敌人撕下伪装的面纱，更加疯狂地向三排阵地袭来。
战斗越加激烈了。指导员陈荣珠身负重伤，三排伤亡剧增，眼看就要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
战斗激烈到白热化程度。节约每一颗子弹，打击敌人，守住阵地，这是三排领导的指示。当敌人爬到离阵地十余米时，三排长跃出战壕高声喊道：“战友们，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冲啊！”率先冲入敌群，与敌人展开白刃战、肉搏战。
有个战士手里举着手榴弹向敌人头颅砸去，敌人的刺刀刺进他的胸膛。战士重重倒在血泊里，紧握的手榴弹沾满了敌人的脑浆。
郑排长举起卡宾枪向敌人脑袋砸去，卡宾枪被折成两截，敌人当场毙命，郑排长也倒在另一个敌人的枪口下。
“为排长报仇，冲啊！杀啊！”战士们把生死置之度外，20多个敌人在阵前毙命。
敌人又扑了过来，一位战士高举着冒着青烟的手榴弹冲向敌群，“轰”的一声，玉石俱焚！
坚守在桥东制高点与铁索桥制高点之间，作为预备队的三排，在副连长李连生带领下，从右侧杀了进来。看到援兵已到，三排战士向敌人发起全面冲锋，把最后的子弹射向敌人，把手榴弹投向敌群。
我军三营九连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企图配合祝耀宗抢夺铁索桥制高点的贺国光加强团，遭到一二七团八连和机枪连的猛烈阻击，在我军四十四师一三一团和向导部队、金江支队的增援下，敌加强团还未到达铁索桥就被歼灭于途中。
经过四昼夜的激战，一二七团三营与“边纵”三十二团一营毙敌连以下官兵400余人，俘敌营长以下3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454支，为西南最后一战的西昌战役拉开了序幕。
强渡天险大渡河
与一二七团一同接到参加“西昌战役”命令的一八四师于3月12日从成都出发，向西昌进军。
根据一八四师师长部署的进军命令，五五二团为中路主攻部队，沿乐西公路昼夜急行军。
3月18日，该团到达金口河，与敌羊仁安所部三三五师接火。战士们见了敌人，个个斗志昂扬，英勇顽强地投入战斗。
敌人不堪一击，节节败退，逃到大渡河南岸，凭险布防。他们强迫当地老乡交出大小木船，全部拉到对岸控制起来，妄图利用大渡河天险，阻止我军进军西昌。
我先头部队于3月21日占领富林县城，二营马不停蹄地进占大渡河北岸黄木场。大渡河河面宽约300多米，水势汹涌，北岸找不到木船。岸边没有人家，哪里有门板呢？
这时五班长及时召开诸葛亮会议，通过军事民主，动员全班献计策，并很快写出了决心书，人人情绪高涨，表示天大的困难，难不倒英雄的五班，就是泅渡过去，也要完成上级交给的光荣任务。班长郝玉芳总结发言，号召大家说：“同志们，我们五班是打太原淖马立过功的班，我们要学习当年红军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的光荣传统，攻克天险。同志们，这正是我们为人民立功、创造光荣历史的大好时机！”
3月23日拂晓，五班的勇士们神速逼近江岸。这时，望见最后一船敌人慌乱地划向了对岸，对岸敌人占领制高点，约有两个排的兵力，两挺重机枪封锁江面，妄想凭着大渡河天险顽抗到底。
五班长侦察了地形、敌情，又见对岸停靠着两只木船，迅速下定决心，只有强行泅渡过去夺取木船，才能完成掩护大部队渡河的任务。但天有不测风云，这时又下着毛毛细雨。早春天气，河风怒吼，河水冰凉。
班长一声令下，泅水强渡开始了。只见两个战士应声跳入浪涛汹涌的大渡河向对岸游去，这就是独胆英雄温焯芳和曾庆芳同志。到了河心，水更急，浪更高，他们被寒冷的河水浸泡的身体已无力向前进了。在这滔滔的急流中，对岸敌人又疯狂地扫射江面，独胆英雄温焯芳被敌弹射中，光荣牺牲了。而被浪花打下去的曾庆芳同志，被下游的老乡发现，被救了起来。
勇士们前仆后继，曾俊林同志又跳入水中。
这时，只见上游划来一只木船，原来是团领导派民运干事成廷贵、保卫干事赵好敏率领四班从上游找来船，并带来船工白登高、廖明阳。
五班长欢喜若狂，跑去抓住木船不放。五连长考虑五班的伤亡和疲劳，正准备叫九班上船，但五班同志坚决要求上。二营营长王贵章同志见相持不下，就对五连长赵春华说：“还是让五班上吧！”
五班同志们争先恐后上船后迅即帮助船工划船，有的用身子掩护船工，恨不得飞将过去，把敌人消灭光！
在我团炮火掩护下，小船似箭一般驶向对岸。对岸敌人慌忙向河面射击。在离岸尚有40米左右，小船被敌射漏，战士们纷纷跳入河中，向对岸猛扑过去，一阵冲锋枪，手榴弹齐向滩头敌阵打击，打得敌人死伤过半，活着的掉头就往后跑。
五班很快占领滩头阵地，迅速派出一个战斗小组占领制高点，并叫船工将敌人这边的两只木船划向北岸，接运大部队渡河。
就这样，五班战士们英勇顽强地完成了强渡大渡河的光荣任务。
彝民同心协力
五五二团的战士们成功地越过了天险大渡河后，便进入西昌境内的彝族地区。
部队刚进入彝区时，不少彝民一见到我军战士就跑上山躲藏起来，或者在隘口峭壁安放滚木擂石。
事件发生后，我方领导同志迅速召集各级政工干部会议，对部队普遍进行了一次民族政策教育。
我军干部们很快掌握了接近彝族群众的办法，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彝民宣传，说明解放军就是当年刘伯承的红军。为使彝族群众了解部队，官兵们露宿街头，不住彝民的房屋，宁可饿肚子也不动群众的粮食。当时，彝民百姓最缺食盐和针线，战士们就把食盐和针线送给他们。解放军严明的纪律深深地感动了彝民百姓，他们很快就把解放军看成了自己人。
随后，彝民主动接近我军，送回掉队人员和物品，为部队带路，当翻译，做群众工作。还有些彝族武装经过我军工作后，参加围歼敌军的战斗。
03月26日，敌宁雅联防司令、第二军军长羊仁安，西南军政副长官唐式遵向越西逃窜。事前羊说：“甘相营以北和汉源地区的彝人都怕我，都听我指挥，路上绝对安全。”岂料在小山区即被彝族武装围住，羊仁安几次写信、拿名片，派人联系交涉放行，但得到的回答都是：“活捉羊仁安！”羊仁安气得大叫：“反了！反了！”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在山头上。
西昌警备司令部邱纯川团在向东逃窜时，被彝族上层人士罗大英诱进喜德红莫地区歼灭。胡宗南独立一师残部，经大兴场向昭觉方向溃逃时，被彝族头人马革尔率领的武装和彝族群众歼灭于解放沟一带。盘踞在昭觉县境的敌二十七军副军长岭光电残部400余人，在我军强大力量的威慑下，全部缴械投降。
与此同时，中共西昌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金江支队，积极配合野战军，使我军有了“顺风耳、千里眼”，好似猛虎添翼，所向披靡。
1950年2月，趁胡宗南部署大肆“招兵”，“拼凑”反共救国军之机，中共西昌地下党采取打进去，拉出来，掌握武器，瓦解敌军的办法，在敌人新组建的队伍中控制了两个营。当领到武器后，连人带枪拖走，共获小炮3门，轻机枪9挺，步枪400支，子弹60多箱，削弱了敌人的力量，加速了胜利进程。
西昌战役开始后，他们介绍地理民情特点，提供敌布防情况，选择最佳路线，充分发挥了人熟地熟、情报快速的作用，使主力部队神速开进，为围歼敌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飞越花板岗
3月12日，我北面一八四师五五○团接到的作战任务是从盐井溪出发，翻越花板岗，朝尼日河畔的方向前进。
这花板岗，相传是“神仙隐居出入之地”，其海拔3500多米，全长达70公里。在这段人烟稀少的岗石路上，常年是积雪覆盖，空气稀薄，战士徒步前进极为困难。
就在同志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当地群众得知解放军的到来，纷纷要求给部队带路。
官兵们士气高涨，斗志昂扬，同志们团结互助，山谷中回荡着豪迈的战歌：
去！去！去！打到西昌去！
消灭胡、贺军！解放西昌人民！
我们是新中国的优秀儿女，
为人民解放，献出自己，
有呀，有志气！
哪怕山高路远，风吹下大雨，
挡不住我们的两条腿！
手拉手，向前进！战胜敌人，
胜利向前进，向前进！
沿着尖兵连开辟的道路前进，天黑了，后面的战士紧盯着前面战士背着的白色米袋，一个接一个地踏着险路前进。八连战士李水知不幸摔下悬崖，光荣牺牲了，后面的战士含着热泪继续前进。
天亮后，由于大雾，战士们手拉着手前进着。开始，他们还在原始森林里钻，再往上走，就是矮树，许多树木只有半米高，像是“矮人国”的植物，过了矮树林，便是山顶了。
一到山顶，司号员便兴奋地吹起了军号。这号声使部队为之一震，立时加快了行军的脚步。到了山顶的人欢呼着：“同志们，我们登上山顶了！加油啊！”
接着，部队急速下山。兴奋的心情使大家忘记了饥饿、疲劳。中午的时候，部队走出了山口，来到了尼日河畔。
尼日河，河深三米，水流湍急，寒冷刺骨。原有三根竹索制成的一座悬桥，已被敌破坏。工兵排几次立桩架桥都没有成功。
陈捷第副师长率领团、营领导干部，沿河反复侦察河流情况，选择渡河点，研究渡河方法。
七八连的战士上山砍来竹竿，用背包绳绑成竹筏渡河。七连战士邱任福自告奋勇，撑上竹筏和急流搏斗，眼看要成功了，突然一个大漩涡把竹筏卷入其中，竹筏一颠一簸顺水流下，终被冲翻。
第一个试渡的战士牺牲了，第二个试渡的班长朱德生又牺牲了！这时，团领导急中生智，集中全团水性好的战士，带上背包绳，先泅水过去，然后两岸用绳子拉竹筏渡人。
泅渡终于成功！
迎来西昌解放
3月12日，与面一八四师五五○团同时向西昌进攻的十四军四十三师、十五军四十四师部队向西昌北进发。
3月21日夜，十五军四十四师一三二团安全地渡过了金沙江。23日，战士们又途经烂坝、力马河、翻马头山，迅速占领了会理西郊西来寺高地，并俘敌一二四军一个排，攻入会理城内，歼敌两个团1000余人。敌第七兵团司令兼一二四军军长顾葆裕、金江中游守备司令苏绍章率残部逃窜。
25日，我军解放德昌后，挥师直逼西昌，以截断西昌之敌的南逃大道。
与此同时，我十五军四十四师一三一团和四十三师一个营，在金江一支队配合下，于3月21日从云南巧家渡过金沙江，经华弹、武圣宫的激烈战斗，歼守敌朱光祖师及苏绍章守备部一部，俘敌400余人，23日解放宁南。25日粉碎敌人在白水河的阻击，解放普格。26日粉碎敌人在大箐梁子的阻击，抵达西昌大石板，直接威胁胡宗南居住的新村特宅。
鉴于情势危急，胡宗南向蒋介石频频发电，请求对策。25日，蒋介石致电胡宗南：“如西昌不能不放弃，吾弟是否仍将领导各部队行游击作战，继续与匪斗争，否则弟离部队后，何人可代为领导，速告知。”
次日，胡复电蒋：“为简化机构，减少目标，便于机动起见，遵于此间留置简单机构，由参谋长罗列负责领导，职率非战斗人员拟于本月26日飞琼转台。”
3月26日深夜11时，胡宗南与西昌警备总司令、西康省主席贺国光，秘密前往小庙机场，分乘两架飞机，仓惶飞离西昌。正在西昌城隍庙中静候命令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高级官员们，得知胡已飞走，个个怨声不已，面如土色。11时40分，参谋长罗列无可奈何地率领卫士连和第一师一个营，护卫长官公署机关高级官员、电台、文件、金银，向泸沽方向逃窜。
27日凌晨5时，我军第四十四师一三二团，占领小庙机场，突入西昌城内，西昌宣告解放。
西昌战役结束
3月27日，罗列率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机关、卫士连、第一师一个营逃到泸沽，与宁属靖边司令、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司令邓德亮汇合，继续向邓的老巢甘相营逃窜。
28日，西南军区命令各参战部队切实掌握溃散之国民党军的动向，适时追歼。同时，命令位于滇东北的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派兵一部，出巧家津及雷波配合作战。各部据此命令展开追剿作战。
第六十二军第一八四师于28日进占冕宁后，南下沪沽，于4月1日在喜德之甘相营、鸡窑沟地区全歼国民党军第一军第二团残部及西昌警备司令部警备团。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军、第三三五师等残部走投无路，向越西小相岭附近逃跑。第一八四师跟踪追击，至4月5日歼其4000余人。
西昌警备司令部警备二团团长邱纯川，自贺国光逃走后，率部由西昌向东逃窜，被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原彝族上层人士罗大英诱进红莫彝区歼灭，邱纯川被击毙。
国民军驻防西昌、宁南一线并负责保卫胡宗南的精锐第一师残部，在朱光祖率领下，东逃大兴场，再向昭觉逃窜，被彝族头人马革尔武装消灭于解放沟。
驻守会理的七十六师三八二团残部500余人西逃，被我军四十四师一部和一八四师五十五团二连追至普威附近全歼。
驻守会理的一二四军和七十六师一部2000余人，西逃渡过雅砻江后，分股南窜：第七兵团司令兼一二四军军长顾葆裕率领1000余人，4月1日由丙南渡、排家渡过金沙江；七十六师师长张桐森率领500余人，4月3日由腊乌渡过金沙江，分两路向滇西逃窜，被人民解放军南线左翼部队一一九团一营8天的猛追，于4月7日晨在云南的姜街、盐丰平川被歼1600多人，一二四军少将参谋长陈文光、少将师长高惠民、师参谋长张藻章等被生俘。顾葆裕被俘后逃跑，张桐森逃至景东被抓获。
驻守昭觉的二十七军副军长岭光电率部400人投诚，军长刘孟濂、参谋长刘逢会于4月初逃至雷波，与起义后再叛逃的四川省交警大队大队长陈超会合，后被生擒。
西昌警备司令部警备一团三连及驻守大渡河边三五五师溃部100余人，被我军北线右翼部队一八四师五五一团歼灭。
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第四纵队八个大队及一个区队2400余人投诚。
至此，西昌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从1950年3月12日到4月7日，历时25天，经14次战斗，我军共消灭敌军第五、第七两个兵团部，第二、三、二十七、六十九、一二四五个军部的官兵1.0290万名。其中就歼的将领（包括毙、俘、降、逃）有上将两名、中将8名、少将30多名。团长以下官兵被击毙2600余名，被俘5100余名，投诚起义的2500余名。获缴飞机3架，八二迫击炮35门，山炮1门，火箭筒2具，轻重机枪270挺，长短枪3800支，战马344匹，汽车11辆，解放了县城21座。
1950年4月，这是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失败的最后时刻。意味深长的是，残军的番号竟是国民党军第一军第一师。
成都军区原副政委、时任二野三兵团第十军二十八师团特派员的魏敬斋老人回忆说：“西昌，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最后一座城市。”
南京军区原司令员、时任二野第十五军四十四师师长兼政委的向守志回忆说：“我们从安徽打到福建，再从广东打到广西，又经过38天的千里转战，刚刚抵达云南省曲靖地区时，突然接到陈赓‘在最短的时间内组织西昌战役’的命令。”
3月初，向守志率领四十四师兵分两路日夜兼程奔赴西昌。行走在自己当年走过的长征路上，一样的艰苦，向守志的感觉却全然不同：“这次是我们追他们。”
21日，四十四师会同北路的六十二军第一八四师完成了对西昌的包围。胡宗南见败局已定，再一次乘飞机逃往海口。
向守志率部乘夜占领了机场，并于3月27日突入西昌城内。“我们还没攻城，大部国民党兵就已跑散了。”向守志回忆，当地的彝民抓了不少俘虏，把枪和俘虏送交给了解放军。
1949年12月28日，胡宗南从海口飞到西昌“戴罪立功”，本来蒋介石要他固守西昌三个月，建立反共基地，等待国际形势变化。胡宗南也决意垂死挣扎，作最后的命运赌注，没想到却失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
胡宗南垂头丧气地刚飞到海口，就接到台北的撤职令，撤消了他的一切职务，从此他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被绑到历史的耻辱柱。
西昌解放了，蒋介石以西昌为“大陆反共复兴基地”的计划被彻底粉碎，凉山各族人民从此得到了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