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渐强大的西康
西昌战役的胜利结束，不仅标志着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块地盘获得了解放，也标志着当时西康省的全部解放。西康从此迎来了全新的时代。
西康省位于川藏之间，面积达53万多平方公里，分为康定、雅安和西昌三个地区，它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省份。
从西康省1939年建立到1955年撤销，它在历史上仅仅存了16年的时间。纵观西康建省前后的经历，多少故事，则鲜为人知。
清末以前，“西康”这里被称作“川边”或“炉边”，后来还有许多叫法。
1925年2月7日，北京段祺瑞执政府发布命令，改川边镇守使为西康屯垦使。这标志着“西康”经当时执政府批准，正式成为行政区域名称。
1927年夏，刘文辉入主西康，在成都二十四军军部设立边务处，在康定设临时政务处、财务统筹处，分理民财事务。
刘文辉，四川大地主刘文彩之弟。四川军阀，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在民国初期军阀混战中逐步壮大势力，和堂侄刘湘一起成为四川最有实力的两个军阀。刘文辉占据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刘湘占据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
1928年9月5日，国民党第一百五十三次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将西康与绥远、察哈尔、热河、青海、宁夏等特别行政区改为行省，着即迅行规划，依照法令组织省政府。这是西康行政区正式被列入行省级别之始。
1933年，刘文辉在与刘湘争霸四川的军阀战争中遭到失败，撤退到雅安一带，占据四川的宁、雅两区和西康地区，以此作为自己的防区。
第二年，刘湘出任四川省主席。他为了取得对四川的实际控制权，决定打破防区制，下令四川军阀交出防区以统一行政。各军阀慑于刘湘有蒋介石的支持，不得不交出各自的防区。刘文辉被迫将宁、雅两区交出，只剩下西康一隅。出于发展自身势力，摆脱困境的需要，他开始积极向国民政府谋求西康建省，得到蒋介石的同意。
1935年2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西康建省委员会组织条例》，决定将西康地区改为行省，并设立西康建省委员会，任命刘文辉为建省委员会委员长。
1935年7月22日，西康建省委员会正式在雅安成立，1936年9月迁入康定。
1939年11月1日，西康省政府在康定宣告成立。长达三年半的西康建省委员会结束。成立大会上，省主席刘文辉与省政府委员、厅长宣誓就职。
1939年，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西康省主席的刘文辉，视西康为自己的地盘，一上任就提出要“化边地为腹地”，争取在短期内使西康达到内地各省市的水平，以便更好地承担抗日大后方的重任。
西康是贫瘠的山区，经济困难，不像川中那样富庶。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不拨经费给养的情况下，刘文辉入康不久，便注意到辖区的黄金开采问题，于是大力开发，效益十分显著。刘文辉的另一重要财源是种鸦片。为了解决军政费用，增辟财源，他在西康境内广植鸦片，运销内地，从而引起国内舆论的非议。
刘文辉有了足够的经济来源以后，西康省在他的领导下便逐渐强大起来。
西康这个刚刚发展起来的地方，没想到被垂死挣扎的蒋介石看上了，妄想作为“大陆反共复兴基地”。
蒋介石与刘文辉的争斗
30年代末，强大起来的西康省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为了能将西康据为己有，他几次三番地使用各种伎俩想要整垮刘文辉，却又均被刘以各种理由和借口一一应付。
1938年1月，刘湘因病去世于武汉。当晚蒋介石就在武昌行营召开会议，谋划如何以刘湘之死为契机，完全控制四川。蒋当即下令撤销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理由是司令长官既死，该战区自当裁撤。仅隔一天，他又任命亲信张群为四川省政府主席。由四川地方实力派主掌的川康绥靖公署，亦准备撤销。
消息传来，引起川康军政界的强烈反应，刘湘高级幕僚张斯可立即找刘文辉驻蓉代表段升阶，要刘文辉从雅安快速赶到成都来筹商对策。
当时邓锡侯尚在前线抗战，刘文辉同潘文华和刘湘部下的其他几个将领会商，都认为这么一来，军权政权都给抓走了，四川就成了姓蒋的，那么川康的军阀们也就没有了立足之地了。同时，他们还估计到，当时正在全民抗战期间，蒋介石无力也不敢对四川用兵，只要他们一致反对，蒋就没有办法。于是决定向蒋提出反对意见：主张保留川康绥靖公署，拒绝张群来川主政。
因四川实力派联合抵蒋，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了让步，但仍向刘湘的部下们讨价还价：一面答应保留绥署，以邓锡侯任绥靖主任；一面又要求在不更动省府委员和各厅处长人员的条件下，派张群独自一人来接省主席。
刘湘部下和刘文辉很快地认识到这是蒋介石的诱鱼上钩计划，只要张群一插足进来，四川局面迟早要为蒋所控制，于是仍然决定不为此作出让步。
蒋介石自知计划被识破，便改派张群为重庆行营主任，由四川将领自推一人暂代省主席。
刘文辉等人首先推选的是刘湘最忠实的将领潘文华，当时他正出任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潘接到这个消息，却以自己体弱多病为由，拒绝了刘文辉等人的邀请。
与此同时，四川军阀王缵绪垂涎省主席宝座，立即出来四处活动，拉拢各方支持他出任四川省主席。他暗中与刘文辉进行政治交易，以刘支持王任四川省主席为条件，王则同意在地域庶县和财政上支持西康建省。刘文辉趁势提高价码，要划川边21个县归西康。王缵绪只答应将四川的宁雅两区划归西康管辖。刘文辉在刘湘那里没有得到的，在王缵绪这里得到了，则见好就收，表示同意。
此时，蒋介石迫于日寇要灭亡中国的严峻形势，急需促成西康建省，发挥对四川、重庆的后卫作用，稳定“陪都”大后方，也有意拉拢刘文辉，安抚王缵绪，避免川康方面联合起来与他作对。遂对刘、王二人商定的财政补助和划地方案点头赞成。
1938年4月，蒋介石电召刘文辉赴汉口，商谈西康从速建省问题，对刘文辉的请求，均作原则上的确定，随即着刘文辉与有关部门分别商洽，予以落实。
自此，蒋介石与刘文辉的矛盾由明争转为暗斗。
新上任的四川省主席王缵绪，为人利欲熏心，反复无常，刘文辉等人以为，将省主席职位给他，可以使得他安心地帮助他们办事。可哪知道，王一上任就被蒋介石收买，不仅处处与刘文辉等人作对，还将他们的一些反蒋内幕通通向蒋告密。
刘文辉等人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他们发动了手下的几个师长，联名向国民政府发出电报，历举王缵绪十大罪状，要蒋撤去其省主席一职。
不仅如此，这些师长还在发出电报后，立即调动部队包围了成都，剑拔弩张，准备动武。
此时正处在全国抗战攻势的关键时期，前方的战斗异常艰苦和激烈。在这种局面下，王缵绪为避免后方的内乱，主动提出辞去四川省主席职务，愿率部队出川抗战。
于是，四川省主席一职又空缺了下来。
趁此机会，蒋介石再次向刘文辉等人提出，要张群继任四川省主席。刘文辉他们当然不能同意，再次拒绝了蒋介石的建议。
1939年9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四川省主席职务，着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兼任，任命贺国光兼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
第二年，蒋介石辞去四川省主席，再由张群接任。张本来就是蒋的心腹，因此便很快地控制了驻守在四川地区的刘湘部下，而西康省却由于刘文辉的反控制，终于成为了蒋介石难以插手的省份。
这样一来，蒋介石对刘文辉的旧仇未消，却又添了新怨。
1939年，蒋介石的“张群继任四川省主席”计谋被刘文辉识破后，他又派出其走卒曾鲁出任雅安团管区司令，企图控制住在那里的刘文辉。
曾鲁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毕业生，在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立即前往雅安任职，并快速地勾结雅属各县的土匪恶霸，由蒋介石给钱，成立了新兵第一补训处。
很快，这个新兵补训处就引起了刘文辉的注意，他立即授意属下毛国茂去摆平这件事。
于是，毛国茂派出便衣队在一天深夜，将补训处的武器全部抢走。事后，刘文辉对外宣称说：“补训处军纪不严，让老百姓就把它解除武装了。”
不过，曾鲁对于这次警告并不十分在意，他继续用蒋介石给他的钱大肆招兵买马。仅半年的时间，曾鲁的这个新兵补训处就已经凑成了两个团的人马。
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刘文辉看清了自己的危机局势，他认为“细石头可以打烂大锅子”，便趁其尚未发给武器时，采取“先斩后奏，”以曾鲁违反“兵役法”规定，收编土匪，破坏地方秩序为由予以解散，后呈报中央，请其“察照备案”。
蒋介石看到“木已成舟”，只好承认既成事实，乃电复“准如所请”，并把曾鲁调走了。
蒋介石妄想控制西康
为了控制西康，1942年，蒋介石又借口西藏地方亲英势力拒绝修筑康藏公路为由，命令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出兵讨伐，另派中央军的两个师进康接防。
实际上，蒋介石是想借西藏问题图谋获取西康，要把刘文辉的部队消灭于康藏高原，而以他的嫡系部队来控制西康。
刘文辉当即识破了蒋介石的奸计。他将计就计，慨然表示接受这个任务，并拟定了一个对藏的军事计划，提出了对藏用兵的三易三难，同时开了一个帐单，向蒋介石要枪械、装备、经费、物资等，还要求扩大编制、补充实力等。
蒋介石生怕自己“偷鸡不成蚀把米”，也就只好将此事搁了下来。
刘文辉为此和蒋纠缠了大半年，最后由何应钦出面，说“中央财政困难，负担不了这笔庞大的经费，对藏用兵暂缓进行”，此事才收场。于是，蒋介石的阴谋也才就再一次宣告破产了。
蒋介石一计不成，又来一计。1942年，蒋介石在西康设立了一个经济检查处，以军统大特务罗国熹任处长。名为经济检查，实际上是布置军统力量，要把西康置于其控制之下。
幸好西康军警力量此时都为刘文辉所掌握，罗国熹未能直接控制武力，也就不能为所欲为。因此，两年过去了，西康地方秩序仍然正常，一些进步人士在雅安自由来去，特务们也不敢加以迫害。
蒋介石看见自己的计划再次失败，便于1944年初派遣中央军一个旅，由罗国熹率领进入西康。
刘文辉接到情报后，立即派两个团的兵力集结于邛崃地区，阻止其进入康境。当罗国熹的先头部队进至邛崃县以东的羊场时，刘文辉部队即给以迎头狙击。
与此同时，刘文辉发动地方人士举行群众示威，闹得满城风雨。当时抗日战争尚在进行，蒋介石不敢在后方扩大事态，被迫将其部队中途撤回。
为此，西康地方秩序始终保持正常，没有变为蒋帮特务的恐怖世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企图用整军的幌子来消灭一切杂牌军。
所谓杂牌军就是指不是蒋军的嫡系部队，这里当然也就包括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
1946年春，蒋介石叫张群向刘文辉转达，要他去做中央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刘文辉当然知道这是“调虎离山”之计，于是向张坚决表示，宁愿到乡下去做老百姓，也不愿到南京去作“一品京官”。蒋介石见刘文辉的态度这样坚决，其计又不能得逞，只好就此作罢。
同年7月，蒋介石正式向刘文辉下命令，要将二十四军改为整编师。
在当时的气候下，刘文辉不好正面反对，表面上依照他的命令，把二十四军改编为整编二十四师，以副军长刘元宣为师长，应付一下场面。但实际上，仍是原封不动，二十四军还是由刘亲自统率。而且对内对外连名义都没有改变。可以说是改编由他改编，军队刘文辉自带之。
蒋介石随即向刘元宣发过多次命令，要他开赴前线参加内战。刘文辉这边却多次以“西康边防重要、兵力分散不能抽调”为理由予以搪塞。因此，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始终没有抽调一兵一卒前去参加蒋介石的反革命内战。
后来，蒋介石见此计不得逞，便只得承认事实，仍然恢复了二十四军的番号。
自1938年5月刘文辉完全统治西康省到西康解放的12年间，刘、蒋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局势错综复杂。这一切为刘文辉最后不得不选择投奔共产党、推翻蒋介石奠定了基础。
刘、潘与我党接触
刘文辉为了避免被蒋介石中央政府吞并，从1938年开始，就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秘密的联系。
那年夏季，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等由陕北去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途经成都，与刘文辉在他成都的住所方正街会了面。
这是刘文辉同中共中央方面第一次正式接触。当时投降主义的逆流泛滥于国民党的权贵之中，抗日形势非常险恶，所以他们这次的话题也是以如何团结地方力量，坚持抗日战争，反对蒋介石投降妥协为中心。
从董必武等人的谈话中，刘文辉初步了解了中共的抗日救国方针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同时，刘文辉也把自己反对蒋政权和拥护中共抗日方针的态度向他们作了明确的表示。经过这次会晤，中共与刘文辉相互间有了一定的了解，为刘进一步认清方向开辟了一条坦途。
几天后，刘文辉和董必武、林伯渠等在重庆曾家岩潘文华家进行了第二次会晤。
当时正是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后不久，蒋政府的各军政机关都已疏散下乡，抗战亡国论在国民党当权派中又复抬头。
为此，他们的这次会晤也主要是谈有关抗日战争的问题。董必武、林伯渠等向刘、潘二人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阐释了抗战必胜、妥协必败的道理，坚定了这两个人投靠共产党的信心。
1941年春，南方局派《新华日报》原总编华岗——化名华仲修到西康王刘文辉处开展统战工作。
华岗与夫人来到雅安，在一家收购羊毛的富华公司做秘书。这里特务横行，为了掩护，华岗除了埋头看书，也陪公司经理及太太打打麻将。然而公司太小，难以起到掩护作用，华岗又到雅安中学找了一份代课教师的工作。安定下来后，很快与“皖南事变”后疏散到此的共产党员漆鲁鱼联系上，并与西康王刘文辉见了面。这位留着小平头、戴一副近视镜、两道浓眉、操一口大邑腔的军阀对华岗这位中共代表的到来表示欢迎。
华岗在雅安中学教历史课，课时不多，刘文辉随即把他安排到自己的军官训练班里当政治教官，彼此的接触自然便公开化、合法化了。
平时刘文辉派川康边防指挥部参谋长张伯言与华岗单线联系，遇有重大问题则直接与华岗会晤。
华岗一边授课，一边与刘文辉会晤。华岗给他分析国内国际形势，指出抗日救国的道路……这些谈话帮助刘文辉明确了政治方向，增强了前进动力。此外，华岗还著文宣传抗日。他的文章大多以化名发表在刘文辉女婿办的《健康日报》上。
雅安城内的秘密电台
1942年2月的一个深夜，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寓所秘密会见了西康王刘文辉。
周恩来见到了这个留着小平头的西南大军阀，热情地握住了他的手，寒暄过后，便转入了正题。
周恩来在谈话中给刘文辉扼要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指出了抗日救国的道路。他讲话的大意是：
当前全国人民的要求是，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而关键则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
在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民主派合作，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能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具体配合。
最后周恩来还给刘文辉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团结就是力量，须在国民党内部多做团结工作，通过川康朋友自身的团结去促进西南地方民主力量的团结。团结是为了斗争。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措施，都应该进行坚决反对和有效抵制。西南地方力量在现阶段有条件这样做，大胆行动起来，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给以支持。
面对着中共中央领导，刘文辉显得异常激动，他感触地说：“经过与华岗的多次接触，我已与中共的关系从一般联系进入实际配合阶段……希望可以建立电台保持上层的经常性接触。”
周恩来会心地笑了，他当即点头同意，并与刘文辉商讨好了建立电台的全部细节。
同年5月，秘密使者华岗奉召回到重庆的红岩村。6月，中共中央派王少春作为中共政治联络员长驻雅安，同刘文辉保持经常联系，并设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联系。
王少春到雅安后，受到刘文辉的热情接待。王以刘文辉私人顾问张伯言的朋友身份，以避难的名义由重庆到雅安，由张伯言同王少春单线联系，如有急事临时约定时间地点由王少春直接同刘文辉面谈。
王每天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胜利消息向刘文辉传达，同时把川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党中央汇报。这样，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著作和党中央的重要政策文件，刘文辉都通过电台先一步读到了。
这个电台的设置，也是经过一番周折的。刘文辉事前就料到蒋介石的特务要来进行破坏，因此特意把它安在苍坪山下的一个旅司令部内，并在这司令部的前面安置了一个连的卫兵。
电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军统特务徐远举的手下有所觉察，他们暗中从成都运来一部电台，设在雅安城内。正在他们想要进行侦察和干扰之际，刘文辉接到报告，立即派兵没收了军统的电台。
刘文辉警告蒋介石安插在二十四军搞“特工”活动的政训主任丁国保说：“现在有奸人在雅安密设电台，图谋不轨，我已予没收，以后发现，定要严办！”
由于没有抓到任何的把柄，再加上刘文辉的警告，特务对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因此，中共电台在雅安一直工作到解放，历经8年而未遭到破坏。
刘文辉的民主运动
1943年到1944年间，是西康主席刘文辉较为紧张的一年。蒋介石向刘文辉节节进逼，既要改组西康省政府，又要刘文辉出兵打西藏，还要派中央军进驻西康，使刘文辉面临一次次的考验。
1944年的夏天，刘文辉到了重庆，在潘文华的住所与中共代表王若飞会面。
王若飞对时局的见解，令刘文辉获益匪浅。
次年2月，中共派张友渔到成都，专做争取刘文辉的工作，每天在他的家里谈话一两个小时，坚定了刘文辉“亲共”的决心。
刘文辉与中共有联系之后，一面应付蒋介石以求保全权位和实力，一面秘密参加民盟、民革支持民主运动。
1944年冬天，民盟主席张澜找到刘文辉，邀请刘文辉加入民盟。
不久，刘文辉同潘文华一同在成都慈惠堂张澜住所内填写了入盟申请书，成为了民盟正式成员。
考虑到两人的特殊身份，张澜当即焚毁了申请书。
第二年，中国民主同盟内部发生了政治分化，民社、青年两党投入了反动阵营，民主同盟成为独立的民主党派，张澜仍被推为主席，刘文辉亦被选为中央委员。
为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刘文辉对外始终是以同情者的面貌出现，同民盟的政治关系和组织关系主要是通过同张澜的个别联系去体现。
关于国内各个时期的重大政治问题和川康地方的各种重要问题，刘文辉同张澜经常交换意见，采取一致的态度。后来张澜离开四川到了上海，仍然通过刘的代表与之保持密切联系。而这期间，民盟的政治活动经费也均由刘文辉长期支援。从这一点上来看，刘文辉的内心可以说是真诚的。
1948年元旦，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
是年，李济深派杜重石到成都，将用大白绸书写的密函交给刘文辉，希望刘组织领导川康民革地下活动。
刘欣然接受，便立刻授意下属团长李宗煌负责具体筹备工作。
次年3月，刘、李筹建的民革川康分会在成都成立。刘文辉化名杨宗文任主任委员，李宗煌化名华正国任副主任委员。民革川康分会下设3个处，并在成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建立民革小组，成员30余人。
分会重点发展了一批四川军政界和地方实力派中的中上层人士。刘文辉任民革川康分会主任委员后，在联系地方武装力量及以国民党军政人员为发展对象等工作方面，暗中做了不少有利工作。
不仅如此，刘文辉还同其他进步人士建立了更为广泛的联系。
1941年春，他和李相符、杨伯恺、黄宪章、马哲民等教授在成都组织了一个秘密性的政治团体，取名为“唯民社”，其宗旨是：“全民团结，坚持抗日，反对独裁，实行民主”。刘文辉被推为社长。
“唯民社”先后办有《唯民周刊》、《大学月刊》、《青年园地》、《民众时报》，分别于成、渝两地公开出版，专门揭露蒋政权的反动罪行。“唯民社”对推动后方民主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可见，刘文辉是比较开明的，这为他后来和平起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