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吨重的大炮在他们手中只发出轻轻的撞击声，如果不是硕长的炮管，简直看不出这就是能发出惊天怒吼的大炮。
当年志愿军炮兵被炸断的手臂在他眼前抽动的时候，陶勇就痛下决心，炮兵阵地一定要改进。
一阵火光和巨响之后，二层楼高的大炮又悄无声息地缩回了坑道。石壁再次合拢，灌木“长”回到原处。硝烟消散处，除了石壁，还是石壁。
部队建设
实现火炮无杂声操作
1964年，全军开展了大比武、大练兵活动。全国各地部队的练兵场上龙腾虎跃，捷报频传。
海军也不示弱，开展了多种形式、多种条件下的以实战为背景的练兵活动。
就在这年春天，海军岸防某部炮兵处参谋宫德林来到高炮一〇七连检查部队训练情况。在到阵地最前沿的二班阵地视察时，他突然发现阵地和往日不太一样。
正是训练的时候，可是阵地上听不到“哗啦啦”的机械碰撞声。难道二班没有按照规定进行训练吗？
正奇怪的时候，一阵操练的口令声从树丛后面传来。宫参谋探头一看，不由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
二班正在训练，不过手法比较轻柔，轻柔得像大姑娘捏着绣花针在描龙绣凤。数吨重的大炮在他们手中只发出轻轻的撞击声，如果不是硕长的炮管，简直看不出这就是能发出惊天怒吼的大炮。
宫参谋走上前去，找到连长，问他们在搞什么名堂。连长挠着后脑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二班驻守在海防最前沿，离敌占岛屿只有一水之隔。在这样严酷的对敌斗争中，战士们对火炮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视火炮为第二生命。
在大练兵中，他们遇到了一个武器器材磨损的问题。因为长期使用，火炮的某些机件磨出了缺口，有些机械装置也松动了。看到武器磨损得如此严重，战士们心疼得直皱眉。他们知道，这将影响火炮的射击精度，火炮甚至会在战斗中突然出现故障。
火炮是战斗的武器，要随时随地都能打击敌人。如果在平时训练中就“非战斗减员”了，到了战时，怎么能发挥作用呢？这让战士们很着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二班的战士们曾经想出了许多替代的办法。比如，用木头作“瞄准机”“距离划分筒”，用旧纸板做“方向分化盘”等代用品进行操作。
代用品虽然减少了火炮的磨损，但终究与真炮实弹操作不一样，对提高作战技能有一定的限制。一时间，训练效果和火炮寿命似乎成了一对冤家！
就在二班为这对“冤家”头疼不已时，连长知道了这个情况。连长对二班的做法非常支持，启发二班的战士们说：“大家都来动动脑筋，是不是可以从改进操作手法上多想想办法呢？”
这句话提醒了二班的战士们，他们想起在平时的训练中的确有手法太重、太粗、猛扳猛撞的现象。于是，他们在操作中开始注意手法轻巧，减少撞击，并把它作为一项操作要求提出来。
于是，出现了让宫参谋感到吃惊的一幕。
“哦！”，听到这里，宫参谋为战士们视武器为第二生命的想法感动了。看到二班的战士们轻手轻脚地操作火炮，他突然想起《解放军报》的一篇报道，陆军某炮兵部队创造了无杂声操作法。
“这样操作很好，是不是发展一下，学学陆军老大哥，在岸炮也搞无杂声操作？”宫参谋兴奋地说。
接着，宫参谋努力搜索记忆，将自己知道的无杂声操作法告诉了二班的战士们。战士们听了很感兴趣，训练后找来《解放军报》阅读，深受启发和鼓舞，都说：“陆军老大哥这个办法好，我们也试一试。”
连长也对这个办法很感兴趣，全力支持二班进行试验，并亲自负责制导。宫参谋也留在二班提供帮助。
在进行无杂声操作的试验中，二班遇到很多困难，还走过一段弯路。
无杂声操作对于二班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报纸上的报道既没有介绍怎样操作，也没有说明手法要领是什么。而且，岸炮与陆军的火炮有很多不同，机械比较复杂，操作人员也比陆军的多。二班的战士们只能从头摸索。
开始时，几个主要炮手尝试着操作许多次，但怎么也免不了出现撞击声。虽然人们操作时十分小心，动作也尽量做到轻柔，但送弹盘一碰着炮尾的挂钩，还是“咔嚓”直响。
“吃饭时，筷子碰牙还有声呢，何况是钢铁大炮！”面对困难，信心不足的战士开始发牢骚了。
这些早在干部的预料之中。
团部的炮兵处处长来了，给战士们讲红军时期红军战士惜枪如命的故事；副排长也来了，给战士们讲游击队战士宁可牺牲也不缴枪的感人事迹；连长还用岸防部队的英雄安业民宁可被烧死也要保护火炮的事情。
年轻的战士们被感动了，纷纷说：“为了一支枪，一门炮，我们的革命先烈贡献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今天，我们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吗？”
试验继续进行，很快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二班操炮的声音明显小了许多。
部队领导很高兴，但很快就觉察出这里面有问题。无杂声操作试验能这么快就成功吗？陆军兄弟可是练了大半年呢？
他们来到二班，认真仔细地检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环节。经过一番明察暗访，他们终于发现了这其中的“猫腻”：
机械撞击的地方被垫上了橡胶垫；机械应该联结紧的地方被故意放松了螺丝；火炮松动的地方被插进了竹片；有的硬弹簧也被换成了软弹簧……
领导们有些失望，但也有些高兴，毕竟，战士们动了脑子。
部队领导语重心长地对二班的战士们说：“动脑筋，想办法，是好的。但是，任意改变机械原有构造，不仅会损坏武器，打仗也不适用。搞无杂声操作，减少武器磨损，是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不能为无声而无声。”
二班从“弯路”被拉了回来，开始扎扎实实地进行试验。
他们从改进操作手法要领入手，千方百计地消除人为撞击。一个人摸索着操作时，大家在一旁观看，对每一个动作进行研究。
哪个动作声音大，撞击重，大家就研究为什么，手法应该怎么改进，姿势怎么摆好。遇到了困难，就集体“会诊”，群策群力，人人都出主意，想办法突破。
就这样，依靠大家的智慧，通过领导、专业干部和群众的三结合，二班共改进17项操作手法，摸索出了“两慢一快”、“平准稳快”等16个操作要领。
接着，为了熟练掌握新的操作技术，二班掀起了苦练新技术的热潮。二炮手原先操作时主要依靠机械弹簧的伸长力和惯性力，比较省力。现在，为了减少撞击，他用大拇指压住转子，用手力代替了机械力，这就减少了杂音。但是，他的大拇指就吃苦了，练不了几次就起了血泡。
二炮手为了练出铁一样的拇指，一有机会就在床沿、桌边、石头上磨大拇指，大拇指磨出了厚厚的一层老茧。
七炮手为了练出臂力，他把60多斤重的炮弹放到送弹盘上又拿下来，一次又一次、一天又一天地苦练。
各个炮位上的战士为了熟悉每一个动作，进行了上千次的演练。
经过一番艰苦的训练，二班终于掌握了一套新的操作技术。操作的速度也完全达到实战的要求。
这天，在海军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现场会上，岸炮一〇七连炮二班进行了无杂声操作表演。数吨重的大炮在二班战士的手中，只发出轻微的声音，甚至不发出声音。
现场的观众被惊呆了，随即报以热烈的掌声。
炮兵处的同志向观看表演的叶剑英汇报：
一〇七连炮二班去年各种弹簧的损坏率达50%，更换和修理量达60%；今年开展无杂声操作以来，操作次数比去年大为增加，但没有坏过一个零件。
据几个岸炮部队统计，去年损坏配件39件次，今年推广无杂声操作后只有两次。
叶剑英听了高兴地说：
无杂声操作贯彻了勤俭练兵的精神，减少了机械磨损，要大力推广。岸炮、大炮、小炮都应该学习这个经验。
改进设计岸炮阵地
1953年冬天，华东海军司令员陶勇到某岸防炮阵地上视察。
这一年正是海防形势严峻的一年。国民党不断派出小股部队对大陆沿海进行袭扰和封锁，岸防兵担负着繁重的反袭扰和反封锁任务。岸炮阵地的建设成了海军领导们心中放不下的问题。
陶勇从岸防阵地上回来，在操场上遇到了苏联专家阿克包夫和岸防部参谋张全福。
寒暄之后，陶勇问阿克包夫：“我们华东海军的海岸炮兵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该怎么解决才好呢？”
阿克包夫比较谨慎，觉得自己不是首席专家，小心地说：“这个问题等我请示首席顾问后再回答副司令员同志吧。”
这时，张全福说：“小炮、旧杂炮太多，中炮太少，装备不全，而且配置也不合理。”
阿克包夫听了，点点头表示赞同。
陶勇说：“得找你们岸防部领导和专家研究一下。”
不久，陶勇亲自主持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岸炮建设中的问题和改进办法。
会议根据当时对敌斗争形势和装备、财力情况，决定先抓重点，在浙江东部岛屿构筑两个中口径岸炮临时战阵地，为解放一江山岛作战前准备。
同时，陶勇指出：
岸炮的“脸盆阵地”也得改一改。
建国初期，我国按照苏联专家的指导，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设计了岸炮阵地。
阵地采用掘开式暴露炮场。一个连的4门炮等距离等高度一字或前后成“W”形摆开，置于前沿岛屿山巅的临界线上。远远望去，炮阵地就像一个脸盆子一样。
这种阵地设计的优点是火力集中，射击迅速，但远离陆地，缺乏空中掩护，完全暴露，容易遭到攻击，而且选址困难。
经历过朝鲜战争的陶勇对阵地隐蔽的重要性有着切肤彻骨的体会，尤其对炮兵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所遭到的损失刻骨铭心。当年志愿军炮兵被炸断的手臂在他眼前抽动的时候，陶勇就痛下决心，炮兵阵地一定要改进。
陶勇的这个想法与海军岸防兵部部长王效明不谋而合。
还是在担任海军炮兵学校校长的时候，王效明就到朝鲜实地调查，参加了我岸炮八连阵地的勘察和设计工作。升任海军岸防兵部部长后，他又率团前往朝鲜考察海防防务，对岸炮“脸盆阵地”的弊端有所察觉。
相同的经历使两个将军想到了一起。他们坐下来，很快就拿出了第一批阵地改进的论证方案。
但是，当通知苏联专家开会，讨论改进“脸盆阵地”时，苏联顾问却拉长了脸说：“研究这个问题，我不能参加。”
“脸盆阵地”是苏联专家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设计的，并由他们一手指导构筑的，而且，苏联的岸炮阵地也都如此。苏联专家当然不同意修改，而且，他们也没有改进的经验。
苏联专家不参加，这在陶勇和王效明的预料之中。虽然，这多少给两个人制造了些压力，但他们还是主持召开了会议。因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能再没有坚固的海防了。
虽然没有苏联专家的意见，经过这些天来的实地考察，两位将军对于如何改进阵地早已成竹在胸。
陶勇在福建前线带领人们勘察选点时，关于岸炮阵地的选择人们拿出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是主张炮阵地靠后，以避开敌炮火袭击；另一种是主张尽量靠前，以多杀伤敌人。
陶勇支持第二种意见，他说：“你向前多推进几米，就可能多得到几个战斗的机会。”
陶勇还强调说：“阵地要尽量向前推，以便充分发挥岸炮的战斗威力，不要怕挨打。至于防御问题，另想办法解决。”
王效明的想法是：搞全掩体炮阵地。
会上，两个人的想法得到了与会人员的赞同。接着，两个人密切配合，指导设计人员对图纸进行反复研究，通过试验取得科学数据之后，用事实说服了苏联顾问，终于研究出第二批炮兵阵地修建方案。
1956年2月24日，海军司令部岸防兵部向海军首长提交报告，提出加固海岸炮阵地。
报告根据当时国家的财力和岸炮阵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只加固130毫米以上口径的岸炮阵地，100毫米以下口径的岸炮阵地暂不再进行加固。
4月12日，肖劲光、苏振华、王宏坤、周希汉5位海军首长联名向总参谋部提出《呈请批准海军130毫米海岸炮连阵地加固方案》。
其加固原则是：
各连的炮场不动，应根据具体地形和地质情况、阵地位置构筑坑道工事。施工时应尽量节约，自己动手，基本上不动用工兵部队。经过加固后保证人员、弹药、重要仪器、指挥所、中央哨所等均进入掩蔽阵地，并具有一定的防护能力。
总参谋部批准了这个报告，并指示拿出5个炮阵地进行试点。
勘察建设新型炮阵地的工作随即展开。
构筑全掩体岸炮阵地在当时来说是个不小的工程。尤其是在一些礁群上设置这种阵地，工程尤为艰巨。
有的礁群水文气象条件复杂，高潮时露出水面的礁石面积仅为90平方米，低潮时也不过才1000平方米。而且，礁群周围密布的暗礁延伸到数千米以外的海域。
礁群海面气象瞬息万变，涌浪有时高达五六米。因为气象条件恶劣，有的地方一个月只能作业10来天。在台风季节时，每个月只能施工三五天。潮汐也限制了每天的作业时间。
为了抢时间，作业人员从登上礁石那天起，就没日没夜没假期地施工。他们克服了淡水奇缺、主副食紧张等困难，艰苦奋战，硬是在岛礁上建起坚固的岸炮工事。
新型阵地上，一个个全掩体阵地替代了“脸盆阵地”。这种阵地用8层钢筋和2米厚的混凝土浇制而成，坚如磐石。实践证明，新型阵地比第一批阵地优越得多。
陶勇和王效明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他们又提出了第三批炮阵地样式：暴露炮场、掩体炮场和坑道炮场相结合的多炮场阵地。其特点是：暴露与隐蔽相结合，固定与机动相结合。
这种创新式设计既利于保全自己，又利于消灭敌人，更符合现代战争对岸炮阵地的要求。
构筑多炮场阵地的关键是将固定式炮座改为炮车式的，能在轨道上移动的活动炮座。
在陶勇的亲自领导下，一个由军械、工程和岸防等部门组成的实验组宣告成立。实验组圆满完成了改装任务后，邀请炮兵学校的射击、战术教员进行射击试验。经过严格的检验，试验获得成功。
接着，某炮连工事被改建成能战能防的多炮场阵地。王效明当即在全海军推广了这个成果。
海军搞成了多炮场阵地，总参谋长粟裕听了很高兴，兴致勃勃地率领30多位高级将领前来参观、视察。
为演示多炮场阵地的作战效能，某炮连进行了演习。
海边的一处悬崖上，4丛灌木突然“裂开”，伪装得如同石壁一样的铁门轰然洞开。伴随着隆隆的轰鸣，4门高大的130毫米岸炮从坑道里钻出，顺着20米长的铁轨，迅速驶进炮位。
一阵火光和巨响之后，二层楼高的大炮又悄无声息地缩回了坑道。石壁再次合拢，灌木“长”回到原处。硝烟消散处，除了石壁，还是石壁。
看到这些，粟裕露出了微笑。
把阵地融进青山
1953年10月30日，海军炮兵负责人左爱和王效明向海军副司令方强和参谋长周希汉写报告，提出：
为适应战术的基本要求，要对现有的海岸炮兵阵地工事实施伪装，并做好新建阵地的伪装工作。
在报告中，左爱和王效明建议在即将召开的海军炮阵地建设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然而，因为这期间的战备任务十分繁重，这项工作直到1955年春天才排上工作日程。
这年5月，青岛青石湾上空，一架银白色的飞机在低空盘旋。青石湾山头上，战士们欢呼雀跃，不停地向飞机招手。飞机摇了摇翅膀，向战士们致意后消失在白云中。
过了几天，几辆军用吉普开进青石湾。从车上走下几个穿蓝裤子的空军军官，他们跟着海军服装的军官们走进了岸炮某连的会议室。空军军官从皮包里拿出一叠照片，交给连长。这是几天前那架飞机拍摄的阵地俯瞰照片，从上面可以看出阵地上那些暴露痕迹。
接着，会议开始，议题是如何搞好岸炮阵地伪装。
青石湾会议是左爱和王效明提交报告的结果之一。海军司令部决定将青石湾阵地作为试点，探索阵地伪装的路子。
苏联专家看了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哪些地方有工事，哪些地方有人烟，阵地区域内的汽车路和各战位之间自然踩踏成的小路更是清晰可见。
苏联专家指点一番后，说：“到阵地上看看去！”
阵地上，暴露的地方一目了然。
哨所附近由于人员活动频繁踩出的光秃秃的地带；野战交通沟没有遮挡；测距台的伪装是一个个架子上披上雨布，仪器虽然隐蔽了，但整个工事与周围环境的区别依然十分明显；火炮的伪装是在铁伪装架上铺上线编伪装网，伪装网的颜色的变换未能与自然取得一致，在空中能看到4个规则的圆包……
回到会议室，人们进行了研究，拿出了伪装的方案。
炮场、指挥所、测距哨、弹药库出口、阵地哨棚需覆盖伪装网；暴露在外的混凝土工事表面，进行伪装涂色；各阵地之间的小路及阵地内一段汽车路，都覆盖草皮；同时加强伪装纪律。
专家们走后，连长率领全连官兵按照伪装方案开始改造阵地。
首先集中全连人马拆除旧碉堡和废弃的野炮观察所，然后对暴露的地段进行填土、铺草皮。为了迷惑敌人，他们还在阵地空间堆起了许多假坟，用石头当墓碑。
苦战了两个星期，任务完成了。
副连长向连长报告：共填土17立方米，铺草皮3352平方米，植树500株，工事表面的混凝土涂上了色漆。
接着，连队制定了伪装纪律：只能在规定的道路上行走，操炮及卸炮篷布时避免在炮场周围践踏，以免造成光圈……
数场雨水过后，那架银白色的飞机再次飞临青石湾。青石湾一片寂静，绿树掩映的海岸线上，只有白色的海鸟在蓝色海面上翻飞觅食。
苏联专家接过飞机第二次拍摄的照片，脸上露出了微笑。照片上，找不出阵地的任何痕迹。
不久，从青石湾刮起一阵绿色的风，吹向共和国海岸线。硕大的岸炮消失了，复杂的阵地隐形了，一堵无形的钢铁长城巍峨矗立在万里海防线上。
培训民兵技术兵
1960年6月29日，海军司令部、政治部发出《关于训练海军民兵技术兵》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帮助驻地民兵培训技术兵。
两年前，金门炮战打响之后，参战民兵帮助搬运炮弹、修筑工事、救护伤员、维护通信联络线路，什么事情都干，有的还代替负伤的战士作战。
炮战结束后，海军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各岸炮连也开始利用战斗间隙有目的地培训岸炮民兵执行战斗任务。从1958年10月到12月的3个月里，海岸炮兵在阵地上培训出专业民兵近4000人。从此，海军普遍开展了民兵专业技术兵的培训。
为了将这个工作固定下来，海军总部专门发布了指示，以便为我海防提供稳固可靠的后备兵员。
各岸防部队积极贯彻了这个指示，与驻地民兵结成对子，帮助地方组建民兵岸炮连，民兵高炮连，民兵观通、雷达战，民兵飞机维护分队，民兵仓库军械维护分队等等。
海军高炮第六团三营七连，从1962年起，与大连旅顺地区土城子大队民兵七连建立军民联防。因为成绩突出，被辽宁省授予“海防前线双七连”的光荣称号。
其实，早在1958年，六团就有11个基层单位与驻地社队、工厂、学校挂钩联防，协助地方组建了民兵营、连组织，并进行民兵训练。除了学习一般军事课目外，还专门训练了民兵高炮七连。
两个“七连”亲热得就如同孪生兄弟。
民兵高炮七连组建时，完全参照高炮七连的建制，高炮七连有的，民兵七连一个也不落下。两个连队结成“对子”以后，成建制地开展军事专业对口训练。
两个连一套装备，训练时同操一门炮。战士操炮时，民兵在一旁观看。换上民兵操炮时，战士们列队伫立在两旁。
农忙时，高炮七连到村里助民劳动。农闲时，民兵七连派技术员指导高炮七连种菜。远离驻地进行打靶训练或射击表演时，两个连队同吃、同住、同娱乐。两个连队写的广播稿用同一只手提喇叭广播……
在高炮七连的帮助下，不少民兵的军事技术达到了海军高炮部队老兵的水平。
1965年，民兵高炮七连给42个国家驻华使节作射击表演。
警报一响，全连民兵从四面八方飞奔而至，一亮相就以紧张的作风、沉着的神态、熟练的技术博得了外宾的热烈喝彩。
随着民兵连长的指挥旗起落，漂浮在空中的气球一个个地被击落。外宾席上一次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1966年7月，民兵七连的女炮班在土城子靶场给尼泊尔王太子作高炮对空射击表演，三发三中，受到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的称赞。
“徒弟”的成绩让“师傅”们有些不服气，高炮七连和民兵七连进行了几次比赛。
然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民兵七连以全优的战绩赢了自己的老师。
当年的高炮七连连长吴殿卿在回忆那段美好的时光时啧啧称赞说：
民兵连比部队打得好哇！每次打靶，几乎次次都是全优。
开始我们不服气，后来一分析，其中有一个原因，他们的人员相对稳定，有的多次参加打靶。我们新兵多，有一个炮手弱了些就影响全局。没办法，只好认输。
建设导弹试验基地
1957年10月15日，中苏两国签署了引进苏联4套导弹武器系统及其设计制造和战斗使用资料的协定。在这4套导弹系统中，有一套岸舰导弹系统。
共和国把第一批现代化兵器装备给了岸防兵。
海军立即行动起来，组建我军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
1957年秋末，正在南京军事学院深造的原第二野战军军政处长杨国宇被学院领导叫到办公室。
学院领导轻声地告诉杨国宇：“北京来了密令，叫你去，干啥不知道。我猜啊，可能是让你和肖劲光司令员出国。”
“带什么东西吗？”杨国宇问。
“带，生活所需的一切都带着。”学院领导说。
出国怎么还带生活必需品？杨国宇有些糊涂了。
来到北京，海军副司令员罗瞬初对他说：“干什么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很秘密的工作。谁问你，就说来当‘营房部长’。”
从海军司令部出来，杨国宇还是一头雾水。过了几天，上级安排他去学俄语。俄语学成后，上级终于揭开了谜底。
“派你去组建岸舰导弹试验基地，基地建成后任基地参谋长。你先去为基地选址吧。”
看到杨国宇脸上兴奋的表情，领导又补充了一句：“只有你知我知，谁也不能说。”
杨国宇怀着兴奋的心情离开了北京，开始为岸舰导弹试验基地选址。
在选址的同时，为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选人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1957年8月，海军副司令员罗瞬初找到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干部部长史子才，对他说：“海军要组建导弹试验基地，确定你去做政治工作。”
史子才习惯地拿出本子准备记录，罗舜连忙摆了摆手，“不要记，一个字也不要记，记在脑子里就行了。”
看到史子才收起了本子，罗舜接着说：“你先为基地选人。这个基地是我军第一个导弹基地，人一定要选好……”
史子才郑重地点了点头。
这样神秘的谈话在北京海军干部部一个接一个地进行着。
某岸防炮营参谋长于波，奉命到海军干部部报到。一个科长接待了他，工作的问题还没说，就首先强调：“你的调动上不告诉父母，下不告诉妻儿。”
当天他到炮兵司令部报到时，接待的人也是先说那句话，“上不告诉父母……具体到哪里，等通知。”
青岛海军训练团电信大队干部李庆禄到干部部报到后，接待的人没说什么，只是把他秘密带到一个代号为“〇〇二九部队电影训练大队”的地方。
一到部队，部队领导就命令李庆禄摘掉领章和帽徽，并告之不得随便外出，更不许穿军装外出。训练的内容与电影毫无关系，大多数都与电信联系，无线电测距和遥控有关。
不久，二十兵团参谋长徐明对他们讲：“你们这些人掌握着机密的核心，你们都是搞尖端武器试验的。”
就这样，一个个优秀的干部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杨国宇最终把基地选在辽宁某地的一个山沟里。
1958年8月的一天，杨国宇和史子才带着地图来到沈阳，向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汇报建场的有关情况。
当时，准备设两种禁区，一种是绝对禁区，必须移民，也不许老百姓进入。另一种是一般禁区，这一地区里的不可靠分子必须迁走，其余的不必动迁。
史子才说：“我们的保密工作，不仅靠党组织，还要靠群众。”
黄火青十分赞同这个观点：
就是要相信群众。
接着，他提笔给基地所在地的市委写了封信，要求大力支援基地的建设。
杨国宇和史子才十分感激，当即带着这封信前往某市商谈绝对禁区的移民问题。
人才在聚集，部队在集结。
1958年7月到8月间，全国数百名解放军日夜兼程，来到了辽宁省某地的山沟里。
僻静的山沟立刻热闹起来。
8月18日，共和国第一个导弹基地破土动工。
陆军和海军的工兵一齐上阵，铁道兵也加入了进来。发射平台、掩蔽部、坑道，阵地间的公路，还有一条连接山外世界的铁路专线渐渐显出摸样。
10月20日，国防部授予基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训练基地”番号，直属海军建制领导。
12月26日，海军转发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0月11日颁布的命令：
任命郑国仲为基地司令员，王大华为政委。杨国宇、孙亮平为副司令员，史子才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59年6月13日，在完成首次海军导弹实弹发射任务后，训练基地召开成立大会。
会前，罗荣桓和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分别为庆祝基地成立题词。
罗荣桓的题词是：
搞好基地建设，熟悉使用最新技术，为巩固海防服务。
张爱萍的题词是：
海军特种武器训练基地的成立，标志着我军现代化建设走上新的阶段。
继续加强训练，打得准，打得狠，发挥特种武器的有效威力，胜利地保卫祖国海防。
自此，海军导弹试验基地组建完成，基地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岸舰导弹连成立
1959年1月2日，一列神秘的专列驶入辽宁省某地一个隐蔽山沟里的小车站。
车站内外戒备森严，每50米就有一个岗哨。为了防止不相干的人混进来，车站上的所有人都在左臂上扎了一条白毛巾。
车站附近的农村管制更加严格。村民得到通知，部队有军事演习，任何人不得出门。
这时，天空飘起了雪花，气温也降到了零下20度，工作人员不顾严寒，紧张地卸车。
一个个巨大的箱子被转移到了卡车上，一辆辆奇怪的汽车顺着坡道开到了雪地里。很快，一套岸舰导弹系统就被完好无损地卸下火车。
这是新中国国土上的第一枚导弹，它将装备给我军第一支导弹部队，海军岸防导弹连。
专列到达的同一天，担负培训任务的苏军官兵一行56人，由斯金科上校带领，到达了海军导弹试验基地训练场。斯金科到基地干部处翻阅档案，一边看，一边不住地摇头。
他问基地政治部主任史子才：“你配这些人，能学好技术吗？”
为了接受培训，基地筹建了一个由导弹营和两个干部中队组成的五〇三营，斯金科翻阅的正是这个营的人员档案。
“能！”史子才毫不犹豫地回答。他知道为什么斯金科摇头。
按照苏军的规定，导弹兵至少要大学毕业，而五〇三营的官兵们大多数初中才毕业。
“你别看他们都是初中学历，每个干部都是有实践经验的技术骨干，每个战士都是从海军各兵种挑选出来的优秀技术兵。他们的实际水平，已经远远超出档案里的学历。”史子才解释说。
斯金科听了，耸了耸肩膀，摊开手说：“你们跟不上可别怪我们没教好。”说完，走出了房间。
1959年1月16日，导弹连举行开学典礼，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专程前来参加。
开学后，苏联专家担任教员，负责培训导弹连掌握武器装备技术，干部中队的干部也只能旁听。
部队的学习条件很差，睡大通铺，坐小板凳，床铺就是课桌。没有现成的学习材料，只能随着学习的进度，一边翻译一边编写一边印刷。
28名俄文翻译除了按专业完成口译任务外，还译校了全套“五二四”导弹武器系统的说明书、操作惯例条例和战斗使用说明书。
洋洋洒洒100万字，浸透了他们的心血。
不久，第二批装备运抵基地，基地的警戒任务比以前更加繁重。
官兵们白天学习，晚上还要轮流到外场站岗。
天气十分寒冷，厚厚的棉大衣和翻毛皮鞋也挡不住透骨的寒气。站岗的人常常冻得直打哆嗦。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官兵们的学习热情。
他们勤学苦练，学习成绩大大出乎苏联专家的预料。
斯金科在史子才面前竖起了大拇指，“中国人真聪明，超过我们的本科生！”
5月，学员们结束了理论专业课学习，导弹连转场到发射阵地和技术阵地，转入实操训练。为了安全和保密，转场在午夜进行，沿途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哨。当地居民也得到政府通知：“今晚有军事行动，不要出门观看。”
当晚，外形酷似猪头的履带式牵引车拉着导弹隆隆驶过城区，明亮的车灯划破黑夜，又消失在夜色之中。
外场训练虽然艰苦，但进行得很顺利。随着时间的推移，实弹发射的日子一天一天地逼近了。
导弹连的官兵们训练成绩非常好，常常受到苏联专家的称赞。但是，连长于波却在暗暗着急。
苏联专家对装备器材管理非常严格，从来不让我方单独使用，也不让学员放手操作，装备车辆都是由苏联的司机驾驶。每天收操之后，待我方人员给装备车辆上了锁，全部人员都离开了，值班的苏联专家便拿着铁丝和一把专用的钳子走过去，先用铁丝在上锁的地方绕一圈，拧上一个扣，然后再用钳子在扣上压上铅块，铅块上留下了清晰的俄文字码。
于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部队没有独立操作的机会，将来苏联专家走了，有了问题再去问就鞭长莫及了。
这天傍晚，余波找到基地副司令杨国宇，说：“我们连想单独搞一次演习。”
“器材呢？”杨国宇也在为这事犯愁，所以于波一说他就明白问题的关键在那里。
“我有办法。那把专用的钳子没放在保险柜里，放在一只没有上锁的抽屉里了。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苏联专家最近看得不是很紧！”说着向杨国宇挤了挤眼睛。
杨国宇心有灵犀，拉着于波走进了树林。
第二天晚上，专家招待所放映电影。放映厅里，只有扩音器发出的声音，苏联专家们被完全吸引住了。
以前每场电影必到的杨国宇却没来。
外场的树林里，导弹连正在进行“演习”。库房里的装备车都开了出来，司机们兴奋地驾驶着车子，绕着场地转了一圈又一圈。
杨国宇和于波两个人站在外场上抽着烟，不时地向基地方向看上一眼。
装备按照战斗部署一一展开。装备进点，雷达开机，各战位协同“战斗”，撤收……
演习十分成功。
部队回到营房时，东方已现微明。
专家上班了，取下锁上的“印记”，摘掉铁丝。接着，我方人员打开锁，车辆像平日一样驶出车库。导弹连照常操练。
1959年6月12日，共和国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一天，中国的古老土地上第一次飞起导弹。
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赞扬说，“我看很成功！”
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导弹部队组建成功，中国海军岸防部队走过了只靠用炮打击敌人的历史，成为紧跟时代潮流的海防利剑。
第一个岸导连起了种子和酵母作用，成了海军岸导部队的基础。
1963年2月，根据海军命令，组建了一个岸对舰导弹大队，下辖4个中队，归基地建制领导，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五〇三大队”。这是驻守我国海防前沿的首批岸对舰导弹部队。
首次独立发射导弹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单方面撕毁合同，召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
苏联专家撤走了，给海防导弹试验靶场留下了一大堆进行了一半的工作。岸舰导弹的大部分内容还没有讲，更谈不上实际操作。
基地里的一个翻译充满愤懑而又无可奈何地说：
苏联专家撤走，对我们初建的海防导弹试验靶场来说，就像一个人正在顺着悬崖向上爬的时候，被人突然撤走了脚下的梯子。这个时候，你只有上，没有下，只有靠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奋力向上攀登。
老师走了，但学生们没有被遗留下来的困难压垮。苏联专家撤走的第二天，基地就召开党委会，提出了11项措施和一个响亮的战斗口号：
自力更生，发奋图强，艰苦奋斗！
这天，基地副司令员杨国宇来到伙房，看到几个人正在走廊里出黑板报。
一个战士手拿红色粉笔，正在书写“自力更生，发奋图强，艰苦奋斗”这句口号。
杨国宇看了一会儿，心中燃起怒火。
苏联政府背信弃义，不顾道义地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使我方预定工作陷于停滞状态。我方花费大量资金购进的装备将相当长时间不能使用，而且占用了码头、人员和仓库；我方的工作和经济等方面的损失无法计算……
想到这里，杨国宇突然拿过战士手中的粉笔，伸出一只手抹去“奋发”的“奋”字，写下一个大大的、粗粗的“愤”字。
“杨副司令愤怒了！”
消息传开后，基地官兵的情绪被点燃了，积郁已久的愤懑变成似火山爆发一样的热情。他们在等待基地领导的部署。
杨国宇适时发出倡议，基地党委制定并颁发《三年技术过关规划》。
通过三年刻苦攻关，达到：打出去、拿下来、分析好。
“打出去”，指对即将发射的导弹进行精心的技术准备，而后实施安全顺利的发射。
“拿下来”，指发射后将导弹的瞬间位置和工作状况测录下来。
“分析好”，指与科研部门共同根据测录结果对导弹的质量进行鉴定。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杨国宇带头刻苦学习。从此，技术资料和香烟盒一样永远揣在兜里，只要一有空就拿出来认真研究。
在杨国宇的带动下，基地掀起了学习高潮。不仅技术干部拼命学习，领导干部和参谋人员也抓紧学习。大家几乎都忘记了星期天和节假日，领导干部晚间经常要到各办公室去动员大家早些回去休息。
发“愤”图强，艰苦奋斗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可喜的成绩。
在基地全体官兵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个技术难题被攻破了，一个个“趴窝”的设备又开动起来。1963年2月4日，海军遵照总参谋部1962年12月30日的批复，发布命令：
组建海军岸舰导弹大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五〇三大队”，归海军训练基地建制领导。
由“五〇三营”到“五〇三大队”，由营级单位扩展到拥有4个营级中队的团大队，在苏联专家撤走之后的第三个年头，岸对舰导弹部队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1964年7月11日，经海军总部批准，试验基地将在这一天第一次独立组织实施岸舰导弹实弹发射任务。
7月11日这一天，总参谋长罗瑞卿、国防部副部长王树声等专程赶到试验场参观、视察。他们坐在山坡上，等待导弹从中国人自己的手中飞起。
靶场深处，作为1号和2号靶舰的报废的“延安”舰和“宜川”舰稳稳地停泊在锚位上。协同执行发射任务的16艘大小舰艇、6架飞机、9台光测器材，都已经进入工作状态。
五〇三大队的一、二中队担负发射任务，导弹正在一中队的发射架上等待发射。
离发射还有10分钟了，发射场上的人们都撤离到掩蔽部里。每个人的身边都摆放着可能出现问题的元器件，以便发生故障时迅速更换。
故障果真出现了。
就在离发射时间还有6分钟时，指挥所报告，导弹上的雷达不正常。
负责这个专业的黄忠新听到报告后，头脑飞速地转动起来。
几乎在判断出故障所在的同时，黄忠新冲出掩蔽部，跑到发射车尾部的塔台，爬上7米高的天线，迅速更换了雷达磁控管。雷达立刻就工作正常了。
10时整，“轰”的一声，导弹带着人们的企盼升空。
10秒……20秒……光测显示弹道正常。
40秒，正常！
40秒至52秒之间，导弹进入控制雷达波束。
离胜利只差一步之遥了！
52秒！导弹穿过波束左偏，失控！
至70秒，光测极限目标消失，以后弹道情况不明。
罗瑞卿接到报告：导弹失去控制，去向不明！
罗瑞卿摆了摆手，没说什么。他知道战士们的心情比自己要难过许多。
发射阵地上先是一片沉寂，接着传出年轻战士的哭声。干部们紧紧地咬住嘴唇，任凭泪水无声地往下不断滑落。
罗瑞卿来到阵地上安慰人们，拍拍那个人的肩膀，拉拉这个人的手，但阵地上的气氛依然沉闷。
罗瑞卿安排了晚宴慰劳历尽艰辛的指战员们。没有祝酒词，没有碰杯，人们只是闷头吃饭。
试验基地对这次代号为“502”的任务进行了调查，并作出总结。在总结报告中，对导弹偏航的结果分析作了这样的结论：
发射中队技术准备完全符合条令规定。
发射部队动作熟练，操作正确，指挥员与操作手沉着、冷静，按指挥程序进行指挥和操作，经检验符合条令规定，因此发射是成功的。
偏航是因控制系统的故障造成导弹失控。
既然不是人为原因，指战员们都想再打一发，并表示一定要打好这发“争气弹”。
但是，从首长到专业人员却都拿不定主意。虽然这次试验准备了两发导弹，但第一发因为机械故障打飞了，第二发会不会也打飞了呢？
这时，综合试验处处长周诚说：“这一步总是要迈出的。打好了，成功了，证明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打坏了，失败了，我们也可以总结经验。总不能怕出问题就原地踏步把！”
人们接受了这个意见，首长也下了决心：打！
导弹阵地上又忙碌起来。人们精心地、谨慎地工作着……
7月26日16时30分，一条火龙从阵地上拔地而起，飞向海空。
指挥所里，一个个令人兴奋的消息纷沓而至。
“助推器脱离！”
“自控稳定！”
“导弹进入波束和转入制导正常！”
导弹拖着白烟，开始沿海面水平飞行，离靶舰越来越近。
“轰！”，一声巨响惊天动地。
导弹直接命中靶舰中部。
弹着点位于第一烟囱底部，导弹残体穿过右舷落入水中。
靶舰沉入水中。
阵地上一片欢腾，爆发出一阵阵欢呼……
基地的总结报告上对这次试验做出结论：
试验验证，部队如有战斗任务，经一至两个月的准备，可以执行战斗任务。
历经磨难，岸舰部队横空出世，开始战斗值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