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禄后来回忆说：“到了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是被派来搞飞机修理和飞机制造的。当时心里激动万分又忐忑不安。”
叶绪仑老人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十分激动地说：“当时，全厂上下人心振奋！”
经过由远及近的下滑，飞机准确地徐徐降落。驾驶员兴奋地说：“机件性能良好，试飞一切顺利。”
研制中国第一架教练机
1954年7月3日，由试飞员段祥禄和刁家平驾驶新中国第一架自己制造的飞机，即“初教—5”飞机，在南昌腾空而起，飞上了祖国的蓝天。
这次壮举，标志着中国由修理飞机到仿制飞机的零的突破。
中国南昌洪都航空工业集团在当年新中国第一架飞机成功起飞的地方。
在洪都航空工业集团这里，几位已是满头银发的新中国航空工业元勋们向我们讲述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张天禄、叶绪仑、余传玮、苏敏都是当年参与第一架飞机制造的技术骨干及安全保卫人员。他们在谈到新中国研制第一架飞机时，说：
1950年抗美援朝时，我国几名飞行员都被派往朝鲜战场，当时在朝鲜成立了几个航校进行战时飞行员培训，新中国最初的几名飞行员也是在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
尽管当时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几乎没有任何基础，但面对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和国内外一些反动势力企图破坏新中国的阴谋，党中央还是毅然做出决策：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制造自己的飞机！
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党中央根据当时的现实情况，规划了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路线：先修理再制造。
1951年4月17日，中央做出《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从国外归来的专家、学者和国内工程师、技术人员纷纷集中，听候调遣。
接着，政务院作出如下决定：
航空工业重心建在南昌，对内叫番号“三二〇”厂，对外交往称“洪都机械厂”。
将南京国民党留下的航空配件厂347台设备和1123吨物资运往南昌，同时将几百名熟练技工调往南昌，予以合并。
在南昌工厂旁边，开办一所“江西省技术工人养成学校”，第一批招生1000人，上午学理论，下午进厂实习，以最快速度加紧培训技术人才，满足工厂急需。
张天禄后来回忆说：
当时，这些制造飞机的决策与规划都属于国家军事机密，以至于当时突然把我从重庆调到南昌来，我都不知道要来做什么。
八十高龄的张天禄老人至今还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那是1952年7月6日，张天禄和往常一样，准时到重庆一一〇钢铁厂上班。
当时，张天禄是厂里的一名骨干技术人员。
中午，张天禄突然接到厂里的通知，因工作需要，组织上要调他到别处工作，吃了午饭立即赶到西南军事委员会报道。
到底要被调到哪里去？要去干什么工作？张天禄不知道，也不允许问，更没有人告诉他半点内情。
张天禄后来说：
我到了西南军事委员会后，第二天就被安排坐上了一艘从重庆开出的轮船，坐了整整两天，又换乘汽车抵达南昌三二〇厂。
到了三二〇厂之后，张天禄才知道自己是被派来搞飞机修理和飞机制造的。
当时，张天禄心里激动万分，却又忐忑不安，激动的是自己的青春岁月将与新中国的航空事业紧密相连，忐忑的是自己连飞机都没摸过，飞机有哪些零部件都搞不清楚，怎么进行工作？
张天禄很快接到一项工作任务：担任三二〇厂型架车间副主任，负责飞机修理的型架制作。
和张天禄一样，叶绪仑、余传玮、苏敏也是突然被调到三二〇厂来的。
叶绪仑当时负责飞机修理资料总翻译。
叶绪仑后来说：
接到调令，我心里就在想，要去的地方肯定与飞机有关，因为我当时就在苏联飞机专家身边做翻译工作。
果然不出叶绪仑所料，他是前来担任厂里苏联飞机修理资料翻译的总顾问。
在调到三二〇厂之前，叶绪仑已是航空工业部的高级技术人员，当时汇集到三二〇厂的数千人中，像他这样懂飞机的技术人员少之又少。
共和国的航空元勋们仅用两年时间就分别创建了南昌三二〇厂、哈尔滨一二二厂、大连一一二厂主要的航空工业基地。其中三二〇厂以教练机的修理和研制为主。
据苏敏老人回忆：
当时，人员是从全国各个工厂调来的，有造船厂的，有钢铁厂的，有铁路上的。
当时三二〇厂几千技术人员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几乎都是搞飞机的外行。
三二〇厂建厂之初，工作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几间厂房是在废弃的工厂厂房基础上改建的，职工没有房子住，住在简易的篷子里。
夏天，南昌的蚊子特别多，许多从北方调来的技术人员一开始简直无法忍受。
苏敏老人回忆说：
当时的困难是现在所无法想象的！我们这些钳工、车工、钣金工凑在一起生产飞机，新中国第一架飞机硬是从我们这些人的手里飞上了蓝天！
从1951年7月建厂到新中国第一架飞机诞生，陆陆续续有近3000名各类技术人员从全国各地调到三二〇厂。大家从飞机修理着手，积聚飞机制造的理论和实践知识，这个过程在三二〇厂只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
三二〇厂制造新中国第一架飞机是从修理苏联飞机开始起步的。
当时，全体职工以极大的工作热情一边建厂、一边生产、一边修理。
三二〇厂修理的飞机都是来自朝鲜战场上损坏的苏联飞机，主要是教练机型。
1951年9月21日“雅克—18”飞机第一次进厂修理，这是雅克夫斯基上世纪40年代设计的一种教练机，也是新中国空军最初的教练机。
当时担任工具车间主任的余传玮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十分感慨地说：
我们开始制造飞机的时候，条件真是艰苦啊！
当时，机械加工主要集中在“八角亭”式厂房内，而飞机的修理、热处理、表面处理等则都挤在一个2500平方米的机棚内。
由于没有图纸和资料，修理全凭经验。有些钣金件和蒙布损伤，无法更换，只能采取挖补的办法。
热处理只有一个锻工出身的老师傅带两个学徒。技术员只有几个人。调度员仅有一个。
可是，大家都心怀崇高的使命感，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从修理飞机入手，一点点学，一点点积累，艰难而又满怀信心地朝着为制造新中国自己的飞机这一目标坚定迈进。
当时，飞机哪个零件坏了，就拿到设计科，由设计科人员画出图纸来，他们再拿图纸去比照，做出零件装到飞机上去。大的部件坏了，只能把它抬到设计科，由设计科拿去测绘，然后拿到型架车间去做型架，再去制造。
到1951年底，320厂已成功修好“雅克—18”飞机38架。其中交付部队19架。
1952年起，4种比“雅克—18”的结构更为复杂的飞机也转到三二〇厂进行修理。其中包括“雅克—11”中级教练机。
这4种飞机的结构、系统和机载设备比“雅克—18”要复杂得多。但是，大家克服重重困难，担负起了这一艰巨任务。
当时，修理飞机所需的一种特殊仰角工具成了一个让人头疼的难题。这个工具形状复杂，内部不规则。要靠手工作业一点一点抠打出来，非常艰难。
工具车间的同志连吃饭都在想这个难题，最终把这个奇形怪状的工具造出来了。
最难的还是机身。雅克飞机在当时是一种技术比较高的机型，机身采用骨架布包，喷漆焊接。其中的热胀冷缩很难控制，任何一道工序达不到技术要求就难以保障整机的协调。
通过三二〇厂全厂技术人员的艰苦攻关，到1953年，这项技术有了充分保障。
与此同时，三二〇厂开始有计划地组织零部件的试制。
到1952年底，工厂全年完成148架飞机的修理任务，试制成功了38项主要零部件。
几位老人在谈到修理飞机的时候，他们都说：
扩大飞机修理、试制零配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学习掌握飞机制造专业技术的过程。
1951年，我们通过修理飞机主要是锻炼掌握飞机装配调试技术。1952年，我们扩大飞机修理范围，进入试制零配件阶段，主要掌握飞机零件、组合件的专业加工技术，从而培养出一批飞机专业技术人才，为制造飞机打下了坚实基础。
后来，张天禄老人十分自豪地说：“到1952年我们不仅可以自己测绘零件部件，而且能够做零件部件！”
1953年，三二〇厂开始尝试由修理转向制造，并生产了一架过渡机。
这场过渡机是三二〇厂全体干部职工心血的结果，它的诞生，对于新中国研制第一架飞机具有重要的意义。
张天禄后来说：“那架飞机除机身之外，里面的零部件有很多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所以我们定名为过渡机，当时叫：‘320号’”
1953年4月29日，这架过渡机进行试飞。
经过50个起落、18个小时飞行，过渡机获得成功。这证明制造新中国第一架飞机的条件已经成熟。
试制生产首批教练机整机
1953年底，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到工厂视察，三二〇厂领导在汇报工作时提出：
经过5种飞机的修理和修理用零部件的制造，全厂已经拥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大体上具备了整机制造的基础。他们提出了提前进行“雅克—18”整机试制的要求。
1954年4月1日，三二〇厂获批提前生产“初教—5”飞机。
当时，新中国正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架飞机的制造也被纳入五年计划之中。
三二〇厂编制了试制总进度计划，提出响亮的口号：
为制造祖国第一架品质优良的飞机而奋斗！
叶绪仑老人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十分激动地说：
当时，全厂上下人心振奋！
据叶绪仑老人回忆：
1954年2月，苏联全套“雅克—18”飞机的图纸全部到厂。经过比对核实，厂里在修理飞机过程中40%自己测绘的图纸可以用，所以第一架飞机60%的图纸采用的是苏联图纸。经过近20个昼夜的连续奋战，对全机2653份图纸进行了逐项仔细比对，并重新描绘1067份图纸。
张天禄老人也回忆说：
当时做机翼真是不容易的啊！那时没有专门的机床，用的是锉刀，模型制作完全是靠手工，堆了整整一大库房的模型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1954年5月初，三二〇厂完成第一架飞机的全部部件。
第01架飞机是试验用的，因此，还不能算是我国的第一架正式飞机。
5月12日，首架“初教—5”全机静力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6月21日，三二〇厂又相继完成第二架飞机的部件。
据当时在三二〇厂担任统计员的冯都后来回忆：
当时，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要求厂里把1955年实现飞机上天的计划，提前到1954年夏天完成。时间紧、任务重、技术要求高，又面临诸多困难，厂党委组织全体职工刻苦学习，忘我工作。
设计部门耗费20多公斤白纸，描绘出17个系统、1067份图纸。各车间开展声势浩大的挑应战竞赛，每天24小时分三班昼夜作业，做到人停机器不停。许多职工连续30多小时不下生产第一线。整机装配车间成立技术攻关小组，土法上马奋战9昼夜，胜利排除了最棘手的技术难点。
通过静电检验，飞机可以交付飞行了……
6月30日，第二架飞机送交试飞。
从零件投入试制算起，这架飞机共历时57天。
1954年7月3日17时15分，盛暑火辣的太阳开始西下，首架飞机在对外保密的状态下，进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紧张试飞。
三二〇厂的飞机场上，空荡荡，静悄悄，只有几位领导同志、专家组长、设计人员坐在看台上，全厂职工都站在各自的车间、科室外面仰天观看。
驾驶员段祥禄与刁家平登上自制飞机，进行起飞时慢滑、中滑、快滑，陡然腾空而起，昂首冲入云端。
人们看见飞机伴着隆隆的声响，像一只雄鹰在蓝天盘旋，忽而迅速上升，忽而垂直俯冲，忽而翻起筋斗，一翻就是四五个，忽而打着横滚，一滚就是五六次。尤其是飞机还未改平，就进入了“失速尾旋”，连翻带滚向下直插，忽而又停止翻滚，以半圆弧线形向上拉了起来，接着轻轻摇摆几下机翼，驾驶员伸出头来向人们致意，全厂职工在不同位置报以热烈掌声。
经过由远及近的下滑，飞机准确地徐徐降落。驾驶员兴奋地说：“机件性能良好，试飞一切顺利。”
在场的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吴继周说：“新中国第一架飞机在我们厂光荣诞生了，这是震撼中外的一件大喜事。”
冯都也为新中国有了自己制造的第一架飞机而感到自豪。他深情地回忆说：
晚饭时，我在厂区4个大食堂看见人们欢呼雀跃，又看见许多人回到家中向亲人们奔走相告，引发我的无限感慨。
次日，我上班写了一篇《祖国首架飞机在洪都蓝天翱翔》的特写，刊发在车间墙报上。车间领导和同志们看到后大加赞赏，说：“小冯读书不多，进步很快。”
从此，我申请把名字改为洪都的谐音“冯都”，以纪念亲身参加首架飞机的制造。
冯都十分激动地说：
我作为第一代航空工业职工，曾有幸参加新中国第一架飞机制造，并亲眼目睹这架飞机翱翔蓝天，感到无比自豪。
7月11日，试飞完成全部科目。试飞结果表明，飞机的性能完全符合设计技术指标。
为了对三二〇厂制造的“初教—5”飞机进行鉴定，国家成立了试飞委员会。
7月20日，国家试飞委员会做出鉴定结论：
该厂制造的“初教—5”飞机性能符合苏联资料及技术条件要求，可作为空军航校教练机之用，并认为可以进行成批生产。
毛泽东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高兴地说：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7月25日，是我国航空工业史上划时代的日子，三二〇厂万名职工在飞机场隆重举行首架飞机竣工典礼大会。
这天上午晴空万里，三二〇厂的干部和职工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从生活区穿越生产区，向飞机场进发，按指定位置席地而坐。
临时搭建的大会主席台四周红旗招展，上面悬挂着醒目的横幅：
庆祝第一架飞机制造成功大会！
台上坐着中央二机部、航空工业局、省委、省政府、南昌市及厂领导同志，还有苏联专家组长及夫人。
报社、电台的记者忙个不停。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和鞭炮声中开始，几位领导相继讲话，热烈颂扬我国自制的飞机在军旗升起之地南昌胜利诞生。会场上不时响起一阵阵雷鸣般掌声。
接着飞机开始以矫健的英姿，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再次升上蓝天，先后作了一个小时的飞行表演，一会儿高空翻滚，一会儿低空盘旋，那凌空气势犹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机部部长赵尔陆高举双拳，在空中挥了三圈，然后在扩音器里连声说：“太棒啦！真是太棒啦！”
冯都后来回忆说：
经历艰苦奋战的广大职工，此时更是兴高采烈，一片欢腾，许多职工动情地流下了热泪，各车间主任紧握身边工人的手，并与技术人员拥抱。
第二天清晨，人们在广播里聆听了新华社播发的《我国自制飞机成功》的重要新闻，《江西日报》和首都报纸都以头版头条登载这一喜讯。
周恩来在北京获知南昌自制首架飞机胜利成功，并通过国家鉴定，他非常高兴，立即发来贺电，表示热烈祝贺。
1954年7月26日，三二〇厂在试飞站隆重举行新中国第一架飞机制造成功庆祝大会。
那天清晨，三二〇厂几千职工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会场，走在前面的是胸戴大红花的立功人员代表。
大会主席台设在试飞站正中，两边悬挂着巨幅标语，四周红旗迎风招展。
二机部赵尔陆部长，江西省长邵式平，省委副书记白栋材，人民解放军空军、海军领导，苏联顾问，兄弟单位的代表及工厂领导、职工代表参加了大会。
大会由赵尔陆部长主持，当他大声地宣布庆祝大会开始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接着，在吴继周厂长的陪同下，赵尔陆部长为第一架飞机起飞剪彩。
这时，三颗绿色信号弹划破长空，停放在起飞坪上的三架军绿色初教五飞机发出轰鸣，腾空而起。
数千双眼睛注视着用自己辛勤汗水浇灌出来的第一批飞机的起飞、编队和作各种特技飞行。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以后，人们尽情欢呼！欢呼新中国第一架自制飞机的诞生……
很快，新华社以“光辉的开端”为题，将这一喜讯迅速传遍世界。
8月1日，毛泽东亲笔签署给三二〇厂全体职工的嘉勉信。
嘉勉信全文如下：
第二机械工业部并转国营三二〇厂全体职工同志们：
7月26日报告阅悉。祝贺你们试制第一架“初教—5”型飞机成功的胜利。这在建立我国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一步地掌握技术和提高质量，保证完成正式生产的任务。
毛泽东
1954年8月1日
国家副主席朱德也为三二〇厂题词：
发扬工人阶级积极性、创造性，增强国防，保卫祖国。
8月26日，国防部长彭德怀批示：
同意“初教—5”型飞机成批生产。
“初教—5”飞机共生产379架，多数都交付空、海军使用，为培养、训练中国早期飞行员做出了贡献。
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升空
1956年7月19日，的确是一个让中国人自豪的日子。这天，我国自行试制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轰鸣着飞上蓝天。
4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当时担任一一二厂总工艺师的罗时大老人，依然对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的试制过程记忆犹新。谈起当时的情况，老人颇为激动。他说：
试制喷气式歼击机，是在掌握了修理和制造零备件技术以后发展起来的。从1951年到1954年这段时间，我们修理过200多架苏制喷气式歼击机，初步掌握了米格型飞机的结构和特点，为试制喷气式歼击机创造了条件。
1954年10月25日，苏联同意向我国移交“米格—17埃弗”的制造特许权。同时二机部四局正式下达试制“米格—17埃弗”的命令，并要求在1957年10月1日之前试制出第一架飞机。
罗时达老人说：
“米格—17埃弗”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喷气式歼击机之一，这架飞机全部零件一万多种，25万多件，能否在短时间内制造出这样复杂的飞机，的确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1954年，中央从军队和地方抽调大批地师和县团级干部充实了一一二厂各级领导班子。
7月至9月，全国铁路系统和上海工交部门向一一二厂输送了大批技术工人，仅上海调来的技术工人就达419人。
至1956年，先后从上海共调来870名技术工人。
与此同时，国家还分配来3000多名大中专与技校毕业生。各种急需的材料、设备也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运来了。
全国的有力支援，极大地鼓舞了一一二厂建设者们的斗志，全厂迅速掀起了建设未来歼击机制造基地的热潮。
当时，基建任务的特点是：建设规模巨大，进度紧张，安装任务繁重。
对此，沈阳飞机厂领导采取了边设计、边施工与边土建、边安装的平行作业方法，有效地把握住了建设进度。
大家以主人翁的姿态，不怕吃苦，克服了种种困难，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当时担任沈阳飞机厂副厂长的刘南生坚持工作在第一线指挥建设。
刘南生后来回忆说：
在吊装厂房高跨钢屋架时，建设者们打破了冬季限制施工的常规，冒着严寒进行高空作业，只用32个工作日就完成了1617吨预制品的吊装任务。
到1956年底，新建和改建项目全部完成，建立了37个车间和60多个科室，具备了由修理走向制造的物质条件。
刘南生充满激情地回忆说：
经过工厂干部职工的艰苦创业，全部基本建设任务比计划规定提前完成。我国第一个歼击机制造厂终于在一片荒原上处矗起立起来了！
为了提高干部和职工的技术，沈阳飞机厂举办了模线样板和标准件工作法学习班，由苏联专家授课。
不到半年，工人们就学会了制造样板的技术，成功地制造出水平尾翼、前后机身等模线样板800多块。
与此同时，苏联给予一一二厂大量的物资援助，为沈阳飞机厂快速试制新机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
当时，一一二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及工人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对于搞歼击机制造，可以说是在做前人从未做过的工作。
面对困难，沈阳飞机厂的干部和职工毫不畏缩，他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为新中国的飞机事业努力拼搏。
厂长牛荫冠说：“中央调我来的目的，就是要抓紧出飞机，为祖国争光。前人没干过的事，我们干！”
刘南生后来回忆说：
工作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工厂制造新式飞机的关键在于技术力量，制造飞机进度的快慢取决于技术能力提高的快慢。
为了尽快掌握新机制造技术，工厂发出号召，要求全体干部职工立即投入当时全国兴起的向科学技术进军的热潮中去，努力学习科技知识。
当时，从党委副书记、副厂长到一般干部都参加学习。工厂内形成了一股刻苦学习技术和文化知识的好风气。
通过大力组织学习和平行交叉作业的实际锻炼，工厂技术熟练工人人数在短时间内迅速上升到基本生产工人的80%，也培养出相当数量的技术人员。
就这样，一一二厂广大干部职工努力突破难关，下定决心要把“歼—5”飞机送上蓝天。
不久，一一二厂开始平行交叉作业的快速试制。
试制铺开后，生产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许多意料不到的困难和问题接踵出现。
在开始进行标准样件对合时，沈阳飞机厂的工作人员发现苏联来的机翼标准样件结合交点变形，致使全机样件无法对合，成为阻碍试制的一大难关。
型架车间工段主任陈阿玉大胆提出了校正变形的建议。在得到苏联专家的同意后，他冒着整个交点可能报废的危险，凭高超的技术和高度的责任心，自己动手校正，终于攻克了这一难关，使全机样件对合按期完成。
在研制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的过程中，中央领导对于研制进程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和邓小平来一一二厂视察，他们都对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的生产十分重视。
这天清晨，空军部队优秀的飞行员吴克明正式接到要向中央领导同志作飞行表演的通知。
吴克明有些激动，同时又感到责任重大，因为这毕竟是自己第一次为中央领导同志作飞行表演。当他在试飞站刘中宽主任的陪同下来到飞机前时，地勤人员已经做好了起飞前的各种准备。机械师向他报告说：“飞机准备良好，可以随时起飞。”
吴克明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当他最后握到机械师的手时，发现机械师的手有些颤抖。
吴克明深知机组人员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便用力握了一下机械师的手，十分镇定地说：“一切都好，不用担心。”
然后，吴克明从容地跨进了机舱，按预定飞行计划进行一场特别的飞行表演。
随着塔台指挥员的一声令下，吴克明立即松开刹车，加足油门，飞机像雄鹰一样飞上蓝天。
吴克明精湛的飞行表演，博得了中央领导和飞行现场人员的阵阵掌声。
飞行表演结束后，吴克明快速走下飞机，跑步前去向观礼台的中央领导同志报告飞行情况。
这时候，吴克明才知道，原来观看他飞行表演的中央领导竟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吴克明激动地报告：“报告首长，新型飞机试飞情况良好，各项性能指标都达到设计要求。请指示。”
刘少奇和邓小平一起迎过来，他们面带微笑，向吴克明握手祝贺。
刘少奇用鼓励的口吻说：“飞得很好，很精彩！”
吴克明激动得不知如何回答。
接着，刘少奇又问：“这种飞机好飞吗？”
吴克明连忙答道：“这种飞机很好操纵，性能比过去抗美援朝时使用的飞机要好。”
刘少奇高兴地说：
当我们有了自己优秀的战斗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就更有把握了。
邓小平也意味深长地说：
为了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我们就要有自己的航空工业，而且是现代化的航空工业。
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给一一二厂职工以极大的鼓舞。
经过全厂广大干部职工的日夜奋战，难关一个个被突破，试制工作取得很大的进展。
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自己生产的第一架“歼—5”飞机，终于完成总装任务。
1956年7月19日，是个难忘的日子，沈阳古城碧空如洗。牵引车拖着新机在晨曦中来到沈阳于洪机场，300多人观看了首飞。
当时，试飞员仍然是吴克明。
试飞前，吴克明被任命为空军第一试飞大队第一任大队长。
试飞的前一夜，吴克明久久不能入睡。他从开始学习飞行的那天起，就期盼着什么时候能飞上我们国家自己生产的飞机，没想到这一天终于盼来了。更让吴克明兴奋不已的是，这第一架国产喷气式飞机将由他自己来首飞，他既感到荣幸，更感到责任重大。
尽管这是一次充满风险的首飞，但吴克明暗暗下定决心，无论明天遇到多大的风险，也一定要竭尽全力保证首飞成功。
这天晚上，吴天明仔细地把第二天首飞的所有动作都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又把座舱图默背了一遍，直至确信自己飞行前的各项准备确实已经“天衣无缝”，这才放心地睡了。
终于，试飞开始了。
一进座舱，吴克明就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吴克明看到所有的标示都是中文，而不再是以前的俄文，这种标示让他感到十分亲切。他暗暗感叹道：“这才是我们的飞机！”
点火、加油、离地。吴克明轻松地驾着我国第一架国产歼击机升空了。
吴克明后来回忆说：
第一次升空时，虽然只做了简单的大盘旋，但我感觉这飞机比“老大哥”的操纵起来更灵活一些。
飞行成功了，神州大地上一片沸腾。
飞机安全着陆后，人们高兴得蹦了起来。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试制成功了！
刘南生后来回忆说：
1956年7月19日，是我们难以忘怀的日子。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歼—5”飞机到达沈阳于洪机场，成功地飞上了祖国的万里蓝天。
1956年9月8日，国家验收委员会在厂举行了验收签字仪式，并命名该机为“五六式机”。这架飞机后来按系列命名为“歼—5”。
国家验收委员会主任王秉璋宣布验收结论：
一一二厂已经试制成功“五六式机”，并可以进行成批生产，交付空军及海军航空部队使用。
9月9日，《人民日报》以“我国试制成功新型喷气式战斗机”为题，在头版作了报道。报道说：
今天下午4时，在某地举行了喷气式飞机制造成功的国家验收签字仪式。
这种飞机提前17个月完成了试制任务……
9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来贺电，祝贺“歼—5”飞机试制成功。
当天，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在司法部部长史良、二机部部长赵尔陆陪同下亲赴沈阳，参加了国产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试制成功庆祝大会，并为新机剪彩，聂荣臻还兴致勃勃地观看了飞行表演。
主任试飞员吴克明声音洪亮地向聂荣臻报告：“国产歼击机性能一切良好，请元帅指示！”
聂荣臻连声说：“很好，很好！”
1956年国庆节，我国制造的4架“歼—5”飞机，列队飞越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兴地对外国朋友说：“我们自己的飞机飞过去了。”
后来，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十分自豪地写道：
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起来了。
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即“歼—5”试制成功，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喷气式歼击机的历史。
“歼—5”飞机试制成功以后，迅速投入稳定的成批生产。
1956年至1959年，中国共生产数百架“歼—5”飞机，装备了人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为捍卫祖国的领空、领海筑起了一道坚固的蓝天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