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于朝鲜境内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
毛泽东坚定地回答：“中朝两国唇齿相依，世世代代友好，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中央毅然做出历史性的决策：“不管有没有苏联空军支援，我们仍按原定计划出兵援朝。”
志愿军名字正式诞生
1950年10月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包括各地区负责人在内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根据10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讨论入朝作战方案和布置有关方面的工作。
正式决策出兵之后，用什么名义出兵有利，就成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考虑的问题。
当时，有两个选择可供考虑，一个叫支援军，另一个叫志愿军。
毛泽东与周恩来一商议，支援军那是派遣出去的。谁派出去支援？国家吗？中国不是要跟美国宣战，而是人民志愿帮助朝鲜人民的，不是国与国的对立，因此还是用志愿军为好，避免使用政府的名义，而是中国人民志愿组成的部队，这样，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
10月2日，毛泽东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就称：
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于朝鲜境内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
于是，毛泽东一道命令，聚集东北的几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换上了那种扎出许多道线的军装，当时人称“国际服”。中国人民志愿军就这么产生了。
志愿军出国参战后，美国也公开承认了这个名字，并指出这支部队是中国正宗的正规军，是4个野战军中的精锐部队的一部分。美国的评价是“中共政府给这些部队起了一个好名，叫‘志愿军’。”
10月8日，在美军已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之后，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命令称：
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当天，毛泽东将这一历史性的决定电告金日成，并请他派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会商志愿军入朝的有关问题。
8日上午，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命令，率领临时指挥人员飞往沈阳。
9日上午，彭德怀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要求各部在10天内做好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
毛泽东为彭德怀饯行
1950年10月7日，很少宴请别人的毛泽东破例准备在自己家里设便宴为彭德怀饯行，顺便谈一谈入朝的具体部署，并为长子毛岸英要求上前线向彭老总说说情。
当天清晨，毛泽东身着驼色毛衣，在中南海丰泽园的庭院里缓缓走着，他正在思索着毛岸英请求参军上前线的事。可是岸英和刘思齐去年刚刚结婚，还不到一年。
毛岸英，于1922年10月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8岁时，由于母亲杨开慧被捕入狱，毛岸英也被关进牢房。杨开慧牺牲后，地下党安排毛岸英和两个弟弟来到上海。
以后，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毛岸英兄弟流落街头。他当过学徒，捡过破烂，卖过报纸，推过人力车。
1936年，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安排到苏联学习。在苏联期间，他开始在军政学校和军事学院学习，以后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曾冒着枪林弹雨，转战欧洲战场。
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毛岸英遵照毛泽东“补上劳动大学这一课”的要求，在解放区搞过土改，做过宣传工作，当过秘书。解放初期，任过工厂的党委副书记。他虽然是毛泽东的儿子，但从来不以领袖的儿子自居，相反，总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和普通劳动群众打成一片。
作为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幼年饱经磨难。毛泽东想，气可鼓不可泄，儿子毛岸英申请上朝鲜参战，是第一个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的名副其实的“志愿军”。既然孩子的积极性那么高，还是成全了他为好。
正想着，彭德怀已经由毛岸英陪同到了门口，毛泽东兴奋地迎上前去：“贵客到了，开饭！”
在吃饭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让毛岸英参加志愿军的请求。
彭德怀看了看毛泽东，犹豫着说：“主席，战场上枪弹无情，若有个闪失……”
毛泽东说：“此话怎讲？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年轻人到战场上去锻炼自己有好处。我看，当前正是用人之际，算他一个也无妨。”
毛岸英赶紧站起来，向彭德怀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说：“彭叔叔，我本来就是军人，将来要在您的指挥下，做一个好兵。”
彭德怀只好笑着点点头。就这样，毛岸英荣幸地成为赴朝参战的名副其实的第一个“志愿军”。
第二天7时，一辆又一辆轿车打破了清晨的宁静，送走一批赋有特殊使命的人物：彭德怀、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和总参作战部的几位军人。
一会儿，一架里—2型飞机从北京东郊机场起飞飞向沈阳。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的消息传到十三兵团，顿时一片欢腾。
有人拿着彭德怀的任职电报兴奋不已：
太好了，有彭总当司令，还不把美国鬼子打得一塌糊涂！
10月8日，彭德怀到沈阳的当天下午，立刻在沈阳紧急召集十三兵团及东北军区负责人商定于次日召开参战部队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部署出国前的准备工作，进行动员。
在辽宁宾馆会议厅，20多位军以上干部济济一堂，气氛热烈而严肃。
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首先谈出兵的意义和必要性。然后，着重谈自己的看法：
我们的敌人不是宋襄公。它不会愚蠢到这种地步，等我们摆好了阵势才来打我们。他们是机械化，前进速度是很快的，我们必须抢时间。中央要我到这里来，也是3天前才做出的决定。
彭德怀顿了顿，接着说：
我这一辈子就是个苦命，不过，如果没有苦，要共产党员干吗？我彭德怀本事不大，确实是廖化当先锋喽！中国生，朝鲜死，朝鲜埋，光荣之至！
彭德怀发自肺腑的一席话，引来全场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在座每一位将军与战士无不为之动容。
10月11日，彭德怀率领志愿军一部乘上列车。列车满载中朝人民的重托与期望，告别沈阳，向朝鲜江边的安东呼啸而去。
可是，正当志愿军厉兵秣马，积极准备出兵之时，斯大林却出尔反尔。
周恩来争取苏方支援
1950年10月8日，周恩来和林彪代表中共中央秘密飞往苏联，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以及提供空军掩护问题。
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出兵，但周恩来还是带着两种意见，出兵或者不出兵，去同斯大林商讨的。如果中国出兵，那就要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和提供空中支援。
当时，斯大林正在黑海海滨休假。10月10日，周恩来乘飞机到风光秀丽的黑海之滨休养地会见斯大林。
会谈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斯大林最终答应先装备中国10个师，并同意空军进驻安东一带沿海大城市驻防，这个结果对中国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周恩来立即返回莫斯科，向毛泽东汇报会谈情况。
当晚，劳累了一天的周恩来正准备就寝，突然接到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电话，他转达斯大林的通知说：“苏联空军没准备好，要暂缓出动。”
听到这个消息，周恩来感到十分震惊，他反问莫洛托夫：“苏联空军究竟何时能够出动？”
莫洛托夫含糊其辞，说：“苏联可以派遣空军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这没什么问题。但是，至少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无法进入朝鲜境内掩护志愿军作战。”
莫洛托夫的一番话让周恩来心潮起伏，无法入眠，他连夜将这一情况向毛泽东报告。
10月11日，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说，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坦克、大炮等项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空军。
这样，在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波折。毛泽东认为需要与政治局的同志讨论此事，以作定夺。
10月11日深夜，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对苏联不为中国入朝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不得不召集会议再度慎重考虑出兵援朝的问题。
由于苏联的临阵退缩，毛泽东再次陷入痛苦的决策和抉择。对于抗美援朝，毛泽东已经考虑到最坏情况。
即使与美军发生全面战争，也是以苏联联合出兵来考虑的。现在，苏联不派空军支援，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要出兵，同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军事强国直接较量。
而且苏联军事装备也无法马上到来，我们出兵援朝，就得靠我们当年缴获国民党的日本侵略军的三八大盖枪加炒面袋，去同拥有现代飞机、大炮、坦克的机械化部队作战，美军占有制空权、制海权，依仗空中优势，对我志愿军会造成巨大的困难。
毛泽东出兵的决心一旦定下，是绝对不会动摇的。但是为了对前线千万将士的生命负责，他必须就新出现的情况和前线司令员以及政治局同志再次进行商议。
10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
1、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
2、请高岗、彭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当天，在安东“伪满八大景”之一的镇江山下一座日本人建造的洋房里，彭德怀接到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带来的朝鲜战局最新情况，美军3个师、英军一个旅及南朝鲜军第一师已集结在汉城以北“三八线”上的开城、金化地区做进攻平壤的准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已经万分危急。
朴一禹还谈到，东部战线南朝鲜军主力2个师已到达元山，另有3个师正向元山附近地区集中。美第八集团军3个师在大田、水原地区正准备北进。
金日成首相指挥的朝鲜尚能战斗的部队仍在“三八线”坚持抗击“联合国军”，南部人民军撤至“三八线”以北的有5万人，其余大部分还滞留在南朝鲜。
朴一禹最后诚恳地表示：
形势万分危急，我再次代表金日成首相和朝鲜党中央，请求中国党中央尽快出兵支援。
彭德怀当即答应立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听完朴一禹的情况介绍后，彭德怀立即召集十三兵团的领导开会对志愿军入朝后的部署重新进行研究。
就在彭德怀加紧准备入朝作战之时，毛泽东让他回京的电报到了，彭德怀一时感到迷惑不解。
彭德怀看着电报，神情表现很疑惑，但他什么也没说，脑筋里紧张地思考着。十三兵团的领导焦虑地对彭德怀说：“兵贵神速，十万火急！我们再晚几天入朝，人民军更难有组织地撤退，过江后我们何来立足之地？也不知又有什么重大情况发生。”
彭德怀沉默不答，晚上也没有睡好觉。第二天早晨他即乘飞机回北京。
毛泽东决定按原计划出兵
1950年10月13日，彭德怀火速回到北京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已连续几天没有睡过好觉了，他穿着宽大的睡衣，正在丰泽园北房的卧室里来回走动，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
见到彭总，毛泽东便把发生的意外情况告诉他。彭德怀也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最新动态。彭德怀说：
昨天朴一禹同志到安东向我们介绍最新战况。敌人推进速度很快，我们原来设想在元山至边境以北地区建立防线已来不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危在旦夕。朴一禹再次代表金日成首相和朝鲜党中央请求我党中央尽快出兵支援。
毛泽东坚定地回答：
中朝两国唇齿相依，世世代代友好，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当天，毛泽东同朱德、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再次进行研究出兵问题，大家觉得对苏出动空军掩护我军不抱什么希望了。
毛泽东经与彭德怀等中央政治局领导商量后，大家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出兵援朝不变。中央毅然做出历史性的决策：
不管有没有苏联空军支援，我们仍按原定计划出兵援朝。
10月13日，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得到毛泽东如下指示：
1、与高岗、彭德怀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6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2、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3、11日斯大林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
4、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5、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周恩来收到电文，感到振奋和鼓舞，周恩来早已估计到，毛泽东决不会因为苏联改变主意而随之改变自己的决心。
当时，毛泽东关注和担心的是两点：第一，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这是关系到用于国内建设和一般军费的资金能否保证，从而影响国内经济是否稳定的问题。第二，苏联能否真正做到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内提供空军支援。
为此。毛泽东要周恩来在莫斯科再留几天，与苏联就上述问题重新商定。
周恩来将毛泽东此电内容通过莫洛托夫转达斯大林。斯大林做出回答：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
斯大林这个决定，对中国出兵作战虽然十分不利，但也没有动摇毛泽东的决心。
彭德怀召开动员会议
1950年10月15日，彭德怀乘坐飞机回到沈阳，并立即到安东，召集师级以上干部会议。
这是作战前的动员会议，要动员，就要讲深讲透，于是，彭德怀在会上讲得很多、很全面，彭德怀首先说：
中央经过反复讨论和慎重考虑，认为对朝鲜战局不能置之不理。就是说，我们要积极支持北朝鲜人民反抗侵略者，帮助他们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我认为中央这种决策，是十分必要和非常正确的。不过，对这个问题，在党内是有不同看法的，同志们都是党员，如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提出来讨论。
彭德怀接着说：
在敌人方面，空军占有优势，坦克和炮兵也占有优势，机械化程度比我们高得多。但战术方面我们比敌人强，敢于近战，用炸药，拚刺刀，投手榴弹，这些都是敌人害怕的。而且我军的政治质量远比敌人高。敌人的困难正在增加，优势长久不了。他们军队的补给运输来回一次需要38天，更重要的是，他们是非正义战争，兵心不稳，士气不高，而我们是正义之战，这是决定胜负的基本因素。
彭德怀还谈到作战方法，他指出，我们要改变过去在国内战争中采用的运动战，大踏步地前进和大踏步地后退不一定适用朝鲜战场。因为朝鲜地面狭小，敌人又暂时占有优势，所以要采用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敌人进攻，我们要把它顶住，不使它前进，发现敌人的弱点，即迅速出击，深入敌后，坚决消灭之。保守土地是我们的任务，但更重要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彭德怀说，只要有机会，哪怕一个营、一个团，也要坚决地予以歼灭。我们的战术是灵活的，大家应根据战场情况的发展具体应用。
彭德怀强调说：
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者，援助朝鲜，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也是巩固我国革命的胜利成果，保护东北的工业，巩固我国的国防。因此，我们进入朝鲜千万不要骄傲，不要以大国援助者的身份自居，要尊重朝鲜同志，多看他们的优点，对人家的缺点不宜随便批评，更不要专挑缺点毛病。如果找缺点，国内就有，何必跑这么远呢？我们的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给人家留个好的印象。
另外，彭德怀提到纪律问题。他说，出国作战，纪律问题至为重要，我们军队有良好的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博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赞扬，也是我军不断胜利的保证之一。
彭德怀勉励大家说：
到朝鲜后，更要发扬这个优点。一般说来，下列情况下容易犯纪律：1、打了胜仗的时候；2、打了败仗的时候；3、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这3个时候要特别注意。要胜不骄、败不馁，遇到困难不埋怨。虚心谨慎，亲密团结，一定能战胜敌人。
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我相信我们能胜利地完成任务。
彭德怀讲了一个多小时，从决策讲到“联合国军”情况，从作战方针讲到军队纪律，可谓相当细致，不愧是位勇谋兼备的将军。
尽管如此，彭德怀还是觉着身上的担子很重，从外表看，他脸上凝着一层忧虑和严肃。彭德怀深知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分量：此次作战非同以往，美国陆海空三军相互配合，现代化装备，而志愿军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加上异国作战，地理民情不熟，语言不通。
当时，朝鲜已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部队作战所需物资绝大部分不能就地解决，而要靠国内供应。但是不管困难多大，也必须打胜这一仗。毛泽东已经说过：既然中国决定了出兵，那么首要的问题是能战胜敌人，能解决朝鲜问题。
彭德怀想，既然自己主张出兵，主席点将后岂能再推诿。不过彭德怀确实没想到过推托，所以当有人说他挂帅是不服老时，他没作任何解释。彭德怀有句名言：
在困难面前低头、认输、后退就是自我毁灭、自我背叛，是极其可耻的。
这是彭德怀的人生准则。
不过，彭德怀也承认赴朝的艰苦性，他说：
我这个人是命中注定和苦地方打交道，从参加革命那会儿就在苦地方，长征的苦就不用说，差点活不下来。抗日战争在太行山，解放战争在大西北，这次又要去朝鲜，到的都是苦地方。但话说回来，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和“穷”、“苦”打交道，没有穷苦，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
这是彭德怀对刚刚组建起的志愿军领导机关说的话。
经过紧张的准备，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做到一声令下即可出动。
但就在大军准备过江之前，毛泽东再次急电彭德怀18日回京，商议作战方针问题。因为“联合国军”在进攻过程中丝毫没有停在平壤、元山一线的迹象，反而迅速推进。
这样，志愿军就要迅速过江并改动原定作战设想，由于“联合国军”情况变化太大，电报电话说不清楚，毛泽东只好让彭德怀再跑一趟了。
志愿军秘密跨过鸭绿江
1950年10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了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把志愿军渡江作战和渡江时间最后敲定下来。
当日21时，毛泽东电令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等：
4个军及3个炮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4时即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需切实检查。
10月19日拂晓，几辆小汽车从北京饭店开出，驰过寂静的长安街直奔西郊机场。由于实在太劳累，坐在车内的彭德怀睡着了。
在昨夜，毛泽东、周恩来和他们一起反复研究入朝作战的方案，几乎彻夜未眠。
汽车到达机场，彭德怀才猛然醒来，他说：“啊哎，这辆车可帮了我的大忙！”
9时左右，专机降落在沈阳机场，彭德怀和高岗立即驱车去东北军区司令部。李富春、贺晋年、李聚奎等早已在此等候，彭德怀来不及坐下，便说：
从今天起，我国就开始进入战争状态。这次志愿军入朝作战，可比辽沈战役的规模大得多，任务要艰巨得多。过去我们在国内作战，物资弹药主要靠敌人‘供应’，现在是靠我们自己。东北地区是志愿军的后方基地，你们要紧急动员，全力以赴。
当天上午，彭德怀和高岗乘坐专机到达安东。
当时，朝鲜人民军次帅朴一禹急急忙忙地过江来要求见彭德怀。朴一禹说，朝鲜战场的情况已很危急，金日成请求中国军队赶快过江支援他们。
彭德怀告诉他当天晚上就出兵时，朴一禹感动得流下热泪。他连声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10月19日，边城安东已经充满紧张的战争气氛。大马路上各式各样的车辆在匆忙地奔驰着，神色惶惶的市民们在往市北郊区疏散。
盘旋在鸭绿江对岸上空的美军野马式飞机，经常低飞几乎掠动江边树梢，肆无忌惮地对江对面的新义州进行狂轰滥炸。燃烧在朝鲜国土上的大火，映红了鸭绿江的流水，浓烟弥漫在鸭绿江的上空，遮天的灰烬，飘落在安东的街市上，飘落在中国的大地上。
在苍茫的暮色里，志愿军从驻地向江边集结。一支支部队行进在安东的大街上。夜渐渐沉下来，城市实行着灯火管制，街道上黑洞洞的，使人越发感受到战争空气的重压。部队源源不绝地开过来了，整理好队伍开始过江，像一道铁流似的涌上鸭绿江大桥。
10月19日黄昏，新中国的第一次出兵，没有欢送的锣鼓，没有激昂的号角。在稠密的充满寒意的冷雨中，在低沉逼人的浓云下，26万中华民族的优秀战士开始在安东、长甸河口和辑安3个鸭绿江渡口，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安东地区冷风夹杂着细雨。彭德怀在鸭绿江畔与前来送行的高岗和志愿军领导人匆匆握手告别。谈话间，司机踩开了油门，随行参谋杨凤安和警卫员郭洪光、黄有焕都上了车。
彭德怀跃进车内，吼了一声：“开车！”
汽车冲上鸭绿江大桥。这时北风大作，雨雪交加，夜幕笼罩了鸭绿江两岸的山河大地。
经过整整10天分秒必争的工作，彭德怀来不及换上人民军的将军服，仍身着从西安穿来的旧粗呢子黄军装，就乘车离开了祖国。在吉普车后面，只有一辆装电台的卡车紧紧跟随。
彭德怀进入朝鲜后，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行程，在20日黎明前，到达鸭绿江南岸的水丰发电站。他们在与金日成取得联系后，傍晚又乘车向平安北道昌城郡之北镇进发。
经过一夜走走停停的艰难行程，彭德怀一行于21日黎明前到达金日成指定的会晤地点，位于东仓和北镇之间山沟内的一个叫大洞的小村庄。朴宪永领着彭德怀下车步行，在一间草房里找到了我国驻朝大使馆临时代办。
8时30分左右，金日成派人来请彭德怀，临时代办陪同前往。两人在田埂上边走边谈，突然，彭德怀停步问：“你身上带着小剪刀没有？”说着抬起两臂，两个破袖口上掉着一些长短不齐的线头。
临时代办会意地笑了，就摸出一把指甲刀给他修理起来。指甲刀剪不齐，彭德怀把头一摇，说：“算了！实在太紧张了，没时间换衣服。反正是战争时期，就这样去见吧！”
两人来到一所整洁的朝鲜式房屋前，早已在室外等待的金日成微笑着迎上前来，他说：“我代表朝鲜党和政府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热烈真诚地欢迎彭德怀同志！”
彭德怀在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后，向金日成介绍说：
中国志愿军先头部队共有4个军和3个炮兵师，此外，还有高射炮团、工兵团、汽车团等部共约25万余人，已于19日晚开始分批自安乐、长甸河口、辑安3个方向渡鸭绿江入朝。根据敌军兵力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情况，已建议毛泽东再调2个军尽快入朝参战，这样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将达到6个军共约30多万人。中央军委准备再调两个兵团共6个军作为第二批志愿军入朝，以后根据实际情况还可继续增调。
金日成表示十分感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全力援助。
为使朝、中两军能协调作战，彭德怀希望金日成率人民军总司令部和志愿军司令部住在一起，以便随时协商处置重大问题。
金日成表示还有许多问题亟待他去解决，因此派朴一禹作为朝鲜代表住在志愿军司令部，重大问题可通过朴一禹协商解决。中国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行动，则请彭德怀指挥处置。
彭德怀说：“患难识朋友。”然后又谦逊地说：
你们的斗争不仅是为了自己，你们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应该像好邻居那样，别人遭到欺辱，就应该挺身而出，驱赶豺狼。
接着，金日成介绍说当前仅仅有3个多师在手上，一个师在德川、宁边以北，一个师在肃川，一个坦克师在博川。还有一个工人团和一个坦克团在长津附近，隔在南边的部队正在逐渐地往北撤。
彭德怀的心一沉，看来必须依靠过江的志愿军首批部队4个军20余万人，来对付美军气势汹汹的最后攻势。
彭德怀与金日成首相又商量了关于组成朝中部队联合指挥的问题，确定志愿军司令部设在大榆洞。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为朝方全权代表，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同时担任副书记。
从10月1日晚金日成要求中国出兵，到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仅仅18天。但对毛泽东来说，却似乎走过一个漫长的路程。
在这决策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出现在他面前。他要对世界大势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要能应付自如，迅速做出决断。
在20年以后，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时，共同回忆了起这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感慨地说：
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周恩来说：“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恩来指出：“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毛泽东说：“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
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彭德怀这样评价：
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
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一生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但同时又是毛泽东军事艺术、国际战略乃至治国方略中的绝妙之笔。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