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香玉掷地有声地说：“我是个演员，我要以我的演出参加抗美援朝的战斗！”
秦皇岛市海滨区刘庄小学的孩子们唱到：“志愿军叔叔开飞机，伯伯造大炮，为了消灭美国侵略者，不吃糖果捐献飞机。”
北京被服厂工人说：“咱们要努力支援前线。早一天把美帝国主义侵略军赶出朝鲜，咱们就能早一天过好日子。”
常香玉进行义演捐献飞机
1950年10月19日，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保家卫国，抗击美国侵略军。在国内，掀起积极支援前线的热潮，上至中央干部，下到平民老百姓都捐款捐物，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
常香玉，河南巩县人，1922年出生，原名张妙玲。出身贫苦的她，9岁随父张福仙搭班学戏，拜翟燕身、周海水为师并随义父姓改名为常香玉。初学小生、武丑，后专演旦角。
常香玉10岁登台，13岁主演6部《西厢》，21岁时小有名气。原唱豫西调，后在演出中逐渐融合豫东、祥符各调，并吸收曲剧、坠子、山西梆子、河北梆子、京剧等一些唱腔，别创新腔。
1938年后，常香玉因病不能再演武戏而潜心研究青衣、花旦表演和说白的改革。1941年赴陕甘演出。1948年在西安创办香玉剧社，致力于培养青年演员。
享有“人民艺术家”之誉的一代豫剧大师常香玉，以其70多年的不懈努力和艺术实践，将原本很不起眼的豫剧逐渐推向全国，为我国现代豫剧艺术事业的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
常香玉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其毕生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崇高风范，为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951年夏，在西安召开的一次抗美援朝的群众动员大会上，作为西安私立香玉剧社社长的常香玉，事先未经领导批准，就直接上台讲话了。
常香玉掷地有声地说：
我是个演员，我要以我的演出参加抗美援朝的战斗！
第二天，常香玉在与剧社同仁商量着通过义演捐献一架战斗机的事时，常香玉义愤填膺地说：
敌人轰炸我们，我们难道就不能把歌声变成炸弹去轰炸敌人？
她的倡议得到大家一致赞成，于是此事就定了下来。
然而，当大家振奋欣喜过后，有的人又不免犯嘀咕：买一架战斗机需要15亿元，这对于仅有59名演员且其中多数是学员的香玉剧社来说，简直是一件难乎其难的事。
为圆满实现目标，常香玉向剧社的所有人员宣布，在义演期间，她和担任剧社编剧的丈夫陈宪章都不拿工资。与此同时，她还拿出自家多年的积蓄，卖掉了自己的金银首饰、卡车及家里一切值钱的东西。
中共中央西北局负责人对常香玉的爱国举动表示热烈支持，在专门接见她时，给予高度赞扬。回到剧社后，常香玉对同仁们说：
领导说我们这是爱国主义行动，爱国主义行动也得有爱国主义剧目。
豫剧编导陈宪章心领神会，他耗时4天，与人合作写出了新编剧本《花木兰》。
接着，在导演排练该剧的过程中，陈宪章又根据舞台实践不断修改剧本。戏排好了，首先在西安进行“实验演出”。
在获得观众一致认可之后，香玉剧社便于8月5日在西北文艺界的热烈欢送下启程进行全国巡演了。
时年28岁的常香玉把3个年幼的孩子往幼儿园一送，就率领这支队伍出发了，其足迹遍及开封、郑州、武汉、长沙、广州等大中城市，历时逾半年、行程上万公里，共演出180多场。
所到之处，各族群众深为常香玉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纷纷踊跃捐款捐物。而在此期间，常香玉总是和演职人员一道坐火车硬席，睡舞台，最终使捐献金额达到15.27亿元，超额完成了购买一架战斗机的筹款任务。
国家用这笔巨款购买的“香玉剧社号”战斗机很快就翱翔在朝鲜上空，有力地痛击了美国侵略者。
在后来的1952年2月，当常香玉率领剧社凯旋归来时，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西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举行了庆祝大会，并隆重授予她金光闪闪的荣誉奖杯。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爱国艺人常香玉》的长篇通讯，详细报道了常香玉的爱国壮举。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专门接见常香玉，并高兴地对她说：
香玉同志，你很了不起！你为抗美援朝做了件大好事，全国人民感谢你！
常香玉义演捐机之后，浴血奋战在朝鲜前线的志愿军将士们依然让常香玉牵挂不已，于是她请求到抗美援朝第一线去慰问演出。
1953年4月1日，常香玉带着祖国人民对志愿军的深情厚谊，率领豫剧队跨过鸭绿江大桥，开始了又一次爱国壮举。
豫剧队的慰问演出常常与美机的轰炸相伴，因而常香玉及其演职员们时刻面临着生命的危险。有一次，豫剧队正在一个战地医院演出，美机突然飞来，投下了多枚炮弹，使整个医院瞬间被炸为平地。
尽管有防空坑道可以躲避，但年仅17岁的女演员赵玉环却在这次空袭中不幸遇难。还有一次，一颗炮弹竟落在常香玉和大家居住的坑道顶上，差点将坑道炸穿。
有的演员甚至从睡觉的戏箱子上被炮弹震落到了地上，坑道口也被炸塌的碎石给封住了。面对困难和危险，常香玉毫不畏惧，总是挺身而出。鼓励大家说：“志愿军同志们在这里流血流汗，我们要给他们鼓劲加油，就是要和美国鬼子对着干，天天演，天天唱！”
在朝鲜慰问的5个多月里，常香玉带领豫剧队下坑道，上前沿，巡回辗转在各个部队之间。她甚至还曾独自到只有一个志愿军战士的哨所慰问演唱了18次。
当时，为了躲避美军飞机的轰炸，她们经常在夜间演出。有一天抵达第六十三军驻地时，常香玉因患重感冒而发起高烧。
军长傅崇碧和政委龙道权闻讯后，特地来看望她，并带来医生为她做详细诊断。常香玉却认为如此小病，扛一扛就过去了。
首长们却十分关切地对她说：“感冒是歌唱家的大敌，它容易使咽喉发炎，引起声带嘶哑。要是出现这种情况，你演不成戏，我们也看不成戏，那该多急人啊！”
当常香玉被医生告知病情有些重，需要休息调养时，她急切地说：“今天晚上我就演出，不能让首长和战士们空等！”
首长们温和地规劝她说：“今天晚上是绝对不能演的，明天晚上能不能演，还要看你身体恢复的情况。”
说着，龙政委从怀里掏出一个白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原来是两个鸡蛋。政委指着鸡蛋说：“在前方，搞到两个鸡蛋很不容易。这两个鸡蛋是朝鲜老乡送来的，大家都不舍得吃，说要送给爱国艺人常香玉。来，把它冲成蛋花，加点白糖，清嗓子败火。”
看着满眼血丝、疲惫不堪的部队首长们，常香玉不禁油然而生敬意地说：“还是你们吃吧。”
“给你吃，这是我们全体指战员的心愿。”
盛情难却，常香玉只得接过鸡蛋，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豫剧队以180多场演出，极大地鼓舞了奋战在抗美援朝前线的志愿军将士们。
在一次演出结束后，有位将军发自肺腑、无比动情地对常香玉说：
祖国人民把我们称作最可爱的人，我们志愿军把你称作最亲的人，你的演唱就是对我们的最好关心、最大支持。我们一定不辜负祖国人民的希望，坚决打败美国侵略者。
舒鸿组织篮球义赛筹资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在华夏大地上掀起一场抗美援朝运动。
体育界、文艺界也积极响应号召，举行义演、义赛，筹措资金，购买飞机、大炮。其中最使全国人民感动的是，豫剧演员常香玉义演购买“香玉剧社号”战斗机支援志愿军，当时，很多人深受感动，纷纷做出实际行动，支援前线。
1950年11月，杭州已经格外寒冷，刮着刺骨的寒风，滴水成冰。
时任杭州之江大学体育部主任的张强邻，冒着严寒来到刀茅巷浙江大学教师居住的宿舍区“建德村”，与时任浙江大学体育部主任的舒鸿会面。
在谈到抗美援朝运动已经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体育界也应当积极投入其中，特别是杭州最知名的两所大学的体育界人士，更应当做出表率以实际行动贡献一份力量。张强邻提议，由荣获杭州篮球冠军的之江大学队与解放前“英上杯”得主“武林队”进行义赛。
张强邻和舒鸿的正巧想到了一起，舒鸿向张强邻表示愿为义赛作裁判，还希望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和知名度，参加义赛的拍卖活动，义赛的门票收入及篮球拍卖收入，全部捐献购买飞机、大炮。
两人商定后如释重负，同时定下义赛的时间和地点及宣传、组织等事项。
当天，张强邻又冒着冰冷的寒风赶回之江大学做球队的动员工作。第二天即与武林队队长陆雪高联系，陆雪高得知这一消息后，欣然同意并大力支持，同时向张强邻表示，尽快组队力促这次义赛的成功。
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12月中旬义赛放在繁华的西子湖畔的南山路杭州师范学校篮球场举行。由杭州最强的两支篮球队进行义赛，裁判由体育界德高望重的舒鸿担任。
舒鸿，浙江慈溪人。早年留学美国，毕业于斯普林菲尔德学院体育系，复攻读卫生学，获硕士学位。1936年，舒鸿曾在第十一届奥运会篮球比赛中任裁判员。
新中国成立后，舒鸿拒绝了台湾师范大学的邀请，继续留在浙江从事体育教学工作。
这次为抗美援朝筹款义赛是由杭州篮球的两支顶尖球队比赛，主裁判又由舒鸿担任，更增加了比赛的分量，市民也非常期盼这场义赛。
舒鸿吹响哨声后，两队展开交锋，时而对攻，时而防守，表现出精湛球技和顽强拼搏精神。
竞争相当激烈，虽然是一场义赛，两队都打出水平、打出作风、打出风格。尽管天气寒冷，比赛场地和条件差，但观众相当踊跃，纷纷解囊购票入场，比赛自始至终紧张激烈扣人心弦，两队的拉拉队为各队摇旗呐喊、呼声震耳欲聋，观众掌声和喝彩声此起彼伏，气氛非常热烈。
义赛及拍卖活动十分成功，老百姓生活虽然还很贫穷，为了保卫新生的共和国仍然筹措到一笔较大的款项，当日就交给有关部门购买飞机、大炮支援前线。
篮球拍卖由舒鸿主持，他将篮球交给竞拍成功者、上海著名实业家、“固齿灵”、“坚而齿”牙膏发明人陈思民之子陈克明。
这是一场永远留在记忆中的篮球义赛，也是杭州解放后首次篮球义赛。
陈祖沛捐献三架战斗机
1950年5月，以黄长水为团长，陈君冷、莫应溎、马万祺为副团长，陈祖沛为总务主任的港澳工商界赴东北观光团到东北各地参观，他看到人民忘我工作，社会一派生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观光团在参观后返回北京时，受到中央人民政府朱德副主席、政务院陈云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们热情地介绍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好形势及经济建设构想，对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寄予厚望，一再强调欢迎港澳实业家回大陆投资办工业。
陈祖沛，广东新会人。长期在香港、广州、天津、上海、青岛、汉口、长沙、重庆等地经商，任香港大成行总经理。
陈祖沛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前，陈祖沛在香港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党领导的进步组织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对革命事业给予积极支持，分别资助《华商报》、《文汇报》、《经济导报》、《周末报》、新中中学、凤凰电影公司等进步团体。
解放战争时期，陈祖沛共捐款10万港元及其他物资慰问南下解放大军。1949年，陈祖沛为帮助东北、华北等解放区解决物资匮乏问题，他积极会同东南亚爱国华侨和香港工商业家组成“新中公司”，筹措汽油、柴油、轮胎、橡胶、卡车、药品等大批军需物资和120万港元，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押船穿越台湾海峡，首航刚解放的天津港，并同船护送马思聪等民主人士赴北京出席新政协大会。
在医治战争创伤、打破帝国主义封锁、恢复国民经济的岁月里，陈祖沛与邓文钊等一批爱国人士积极引导港澳同胞回祖国大陆投资，发起并创办了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950年，国家发行第一批国债时，大成行急国家之所急，认购公债15万份。
新中国的诞生，党的召唤，使陈祖沛爱国之心早已飞回大陆了。返港后，他立即召集总行和分行经理开会，统一思想，通过两项重大决定：一是三年内只发股息，不分红利，集中力量办工业；二是总行由香港迁天津。
这些决定，充分体现出陈祖沛热爱新中国之情，当即受到党政领导赞扬。对于广大工商业者来说，大家常把这一爱国行动作为话题，视为爱国的一面旗帜。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努力开展支援前线的活动。
当时，陈祖沛在香港，由于他早在解放战争时期经常受到中国共产党在港的工商统战工作负责人许涤新和饶彰风，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港出版的《华商报》总编辑刘思慕的影响，积极参加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的活动，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港澳工商界赴东北观光团，聆听了朱德、陈云的教诲，爱国主义思想有了深厚的根基。
面对抗美援朝一事，陈祖沛毅然做出捐献3架战斗机支援志愿军的决定。
一开始，陈祖沛以大成行总经理的身份亲自起草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中国以往长期受外国欺凌与奴役，幸得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斗争才得到翻身，并且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新政权。现美帝通过侵略朝鲜，企图扼杀新中国于摇篮，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此，我提议大成行捐献3架战斗机，共人民币45亿元。其中企业两架，另一架在职员中的1951年奖金提取半数，如仍不足，则由总经理本人补足。
如同意，请在信中签名。
这封信发出后不久，得到来自天津、广州、青岛、上海、重庆、长沙、汉口以及香港各行正副经理和广大职员签名响应。
一位姓阮的职员曾背后煽动大家抗交款项，认为捐献属资方之事，与职员无关。初时有些职员动摇，但多数职员反对他的胡言，结果如期如数入库。捐献数以天津总行最多为15亿，广州分行次之为5亿。
事后，有人请陈祖沛谈一下对于大成行捐献3架战斗机在经济方面的承担能力情况。他分析说，战斗机是由苏联提供的，每架作价人民币15亿元，企业承担两架共30亿元，这是能够完成的。
1951年，大成行包括当年先后创办的天津大成五金机械厂、广州皮革厂、青岛榨油厂、上海针织厂、重庆涪陵食品厂以及恢复和发展了的长沙米机在内，资产总数为港币1700万元，全部转回大陆折合人民币为630亿元，捐款仅为企业资产总数5%左右，是有足够经济能力的，事实上亦是如期将款入库。
支援抗美援朝，应当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尽公民的一份责任。至于经理及职员个人，由于大成行当时业务兴旺，企业为了保障员工生活稳定，免受通货膨胀之苦，按折实单位计算薪金，而折实单位的数值是按生活的必需品价格计算的。
中上层职员的月薪可买粗米10到18担，比大学教授月薪约8到13担还高。在他们获得的企业年度奖金中付出一半捐献战斗机，以支援志愿军，是有足够能力的，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乐于解囊。
当年，陈祖沛经营的大成行，包括广大股东与职员捐献3架战斗机的爱国壮举，引起社会上积极反响。在工商界行列中，不仅在广东而且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的。
就以广州来说，对于工商界捐献飞机、大炮发挥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广州市工商界捐款入库实际数为526亿多元，比原定计划490亿元超出36亿多元，折算可购战斗机35架，这当中，陈祖沛做出的贡献最大，因而受到各级人民政府多次表扬。
陈祖沛作为工商界的杰出代表，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担任省人大、省政协和省工商联领导职务期间，他经常深入企业，深入群众，通过实地调查，为国家建设建言献策。
在后来的2006年3月18日3时20分，陈祖沛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逝世，享年90岁。
陈祖沛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追求进步的一生。他高尚的品格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将被后人永远铭记。
河北人民掀起捐献高潮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开展捐献武器运动的号召，号召全国各界爱国同胞，开展增加生产、增加收入运动，用新增加的收入购买飞机、大炮等武器，捐献给志愿军。
为方便各界人民认捐，总会对各种武器的折价作了具体规定：一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15亿元，一架轰炸机50亿元，一辆坦克25亿元，一门大炮9亿元，一门高射炮8亿元等。
河北省抗美援朝分会热烈响应总会的号召，6月4日发出通知，指出：
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是人民群众支援前线最有实际意义的两件大事，也是全体人民义不容辞的光荣责任。它将给前线将士以不可计量的歼灭敌人，捍卫祖国的物质援助和精神鼓舞。
通知着重指示：
捐献运动必须与增加生产相结合，防止孤立地进行。在推动生产、增加产量、节约消费、增加收入的目标下完成捐献。我们希望各个工作、生产的单位及一切工作人员，首先订出自己单位或个人增加收入、节约消费的计划，捐献收入或节约之全部或一部。并建议各人民团体及一切工作人员，在可能条件与机会下，帮助人民群众订出同样的计划，有步骤的完成这一光荣捐献任务。
当天，河北省总工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河北省委员会、河北省民主妇女联合会、河北省学生联合会、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中苏友好协会河北省分会、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7个团体发出响应总会三大号召的联合通知：
号召全省所有的工人、青年、妇女、学生、合作社员、中苏友好协会会员和文艺工作者们，根据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用自己新增加的收人捐献给人民志愿军和人民解放军，作购置飞机、大炮、坦克等武器之用，以巩固我们的国防，和更有力的更迅速的来消灭敌人。……
号召全省的教师、学生、文艺工作者为进一步深入抗美援朝运动，更加积极地开展宣传工作和文艺创作工作，为完成上述政治任务而服务。
轰轰烈烈的捐献武器运动在河北全省开展起来。捐献运动开始后，全省首先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
全省各地根据时局的发展和群众思想情况，通过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获得的每一个重大胜利，宣传讲解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牺牲、艰苦作战，揭发美军暴行及其新战争阴谋，发动群众回忆、对比、控诉，激发群众爱国热情。各地抗美援朝委员会相继举行委员会议或召开抗美援朝代表会议，专门讨论如何贯彻捐献号召。
同时，各工厂、矿山、农村、学校、机关、工商界、文化界等，也纷纷召开会议，认真讨论响应爱国捐献号召的办法。
各界群众爱国捐献的热情日益高涨。沧县专区各县镇组织上千人的县、区、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大会，听取并讨论慰问团的报告，和志愿军开展三比运动：比爱国、比艰苦、比功劳。群众深受感动，普遍反映“咱比起志愿军的爱国、艰苦作战来，差的太远了。”“我们应当尽一切办法增加生产，多多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
沧县师范附小的少年儿童队和全体同学组织腰鼓队、秧歌队宣传爱国捐献。沧镇启明、移风、大众和联友等4个剧团赶排了爱国捐献的新剧，联合义演两天，把400多万元的收人全部捐献给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购买“鲁迅号”飞机。
经过深入广泛的爱国主义教育，河北全省人民进一步懂得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并进而以捐献武器的实际行动支援志愿军和增强国防建设。
河北省捐献运动以空前广泛而热烈的规模发展着，各地很快制定出了捐献计划。
保定专区抗美援朝委员会提议全区人民捐献“狼牙山号”、“白洋淀号”、“白求恩号”飞机3架和“清苑号”、“唐县号”等，以专区17个县的名称为名的大炮17门。
保定市工商界在工商界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捐献“保定市工商号”飞机一架。唐山市总工会经过研究，号召全市工人增加生产、增加收入，以半年的时间，多做几天工，将所得工资献出，购买“唐山工人号”战斗机3架。
启新洋灰公司唐山厂的工会，通过和资方的协商，决定全厂捐献飞机3架，每人每月以多做一天工的工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购买飞机大炮。
唐山华新纺织工厂，决定捐献“唐山华新号”战斗机一架。沧县专区计划捐献飞机5架，衡水专区捐献飞机6架，天津专区捐献飞机3架，保定专区捐献飞机3架，保定市捐献飞机两架，唐山市捐献飞机11架，秦皇岛市捐献飞机3架、高射炮一门，石家庄市捐献飞机4架、高射炮一门。总数达飞机37架，高射炮两门。
为保证捐献运动的正确发展，中共河北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在制订和实施捐献计划中，高度珍惜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防止因捐献而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学习。捐献的重点放在城镇，在农民中掌握两斤米左右的原则。
根据河北省委的指示，各地抗美援朝委员会对本地的捐献计划结合推行爱国公约运动和优抚等工作进行检查和修订。坚决纠正了不充分发动群众，只从数字上进行挑战的作法，制止了强迫命令和平均摊派现象的发生。普遍发动并帮助群众制订增产捐献计划，使捐献运动成为推动生产的动力。
河北省抗美援朝分会于1951年7月12日向全省人民发出《关于为争取捐献80架战斗机而奋斗的号召》，将河北省爱国捐献的目标定为80架战斗机。并做出“捐献时间为半年，可以一次认捐，分期缴纳”的具体安排。
全省捐献运动从宣传、计划走向实际缴纳阶段。在捐献运动的宣传和制定计划阶段，许多地区已经有了捐款缴纳的行动。
1951年11月30日，中共河北省委为完成捐献武器运动向华北局作综合报告，报告指出：
河北省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从1951年6月初开始，经过了宣传、计划、实缴3个阶段，到1951年11月底结束，历时5个月。
在中共河北省委和各级抗美援朝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各界人民共同努力，共捐款战斗机120多架，超过全省原订计划80架战斗机的50%，超过群众认捐总数28.38%。各专区和市的捐献数字都超过了原订计划和认捐数字。
中共河北省委根据毛泽东“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适时做出把人民群众的爱国捐献热情引导到增产节约运动中去的决定，引导河北全省的抗美援朝运动从一个高潮走向另一个高潮。
工商界通过捐献支援议案
1951年6月2日，北京市工商界在欢迎赴朝慰问团归国大会上通过以捐献飞机、大炮、坦克等来积极支援前线的议案。
大会在当天下午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北京市工商界各行业代表1200多人，由慰问团代表陈巳生、童润之、武和轩出席报告。
上海工商界代表陈巳生代表报告此行的观感。陈巳生说：
中朝两国只鸭绿江一江之隔，江的一方面被敌人炮火涂炭，另一方面是过着自由幸福的日子，假使不是志愿军到朝鲜英勇抗敌，我们大家就不会在这里安心的听报告了。
最后，陈巳生号召工商界向前方捐献飞机、大炮，普遍的深入的检查爱国公约的履行，以空前的实际行动，发挥工商界的爱国热情。
陈巳生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接着，由童润之、武和轩代表报告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战士、司机、民工的爱国的勇敢事迹。
进入朝鲜后，志愿军的粮食就是压缩饼干，就着冰雪吃饼干，生活条件相当艰苦。有一场伏击战，战士们已经提前知道美军要从一处山坳经过，因而事先埋伏起来，等美军进入伏击圈后一齐开火，结果是美军成片地倒下，剩余的残兵败将落荒而逃。
打跑了美军后，他们开始清点战场，几乎每个人都打死了众多的美军。
10月24日，一批志愿军到达鸭绿江边，他们在离辑安50公里路的一个小站下了车。下车后全体官兵立即将棉衣反穿，把每人的背包打开相互检查，摘除领章和帽徽，不许留一点点解放军的标记。
当天下午，团政委马丁做了动员报告，18时左右，狂风大作，浓云密布，鹅毛大雪铺天盖地的飘落下来，气温陡降到零下20度，战士们由于是华东地区的部队，发的是薄棉衣，带着大沿帽，脚穿单鞋，棉被每条只有3斤左右，冻得连蹦带跳。
19时多，过江命令下达了，步兵快速通过江面，汽车和山炮也都从冰上拖了过去，20时左右，先头部队到达江界镇，21时，部队向美军发起猛烈的冲击，打的美军丢盔弃甲，狼狈逃窜，丢下了许多大炮和汽车，志愿军趁胜追击，将美军陆战第一师包围在黄草岭一带。
趁着战斗间隙，志愿军很快筑起了土木工事，天上又下起鹅毛大雪，气温降到零下40度，志愿军指战员7天7夜粒米未进，头无棉帽，脚穿单鞋，身穿薄棉衣，实在无法御寒，战士们只好把棉被割成若干块，把头脚手身分别包着，用背包带扎起来，单衣也全部穿在身上，还是冻得浑身发抖，再加上肚里无饭，年高体弱者，伤病者，先后冻死、饿死，有战斗力的所剩无几，但仍然殊死拼搏，子弹打完了就拼刺刀，二十军的战斗英雄杨根思就是在战斗到最后一人时，多处受伤，最后抱着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与尽的。
这些事迹让与会者感动不已，很多人听着听着就流下了眼泪。
最后，会议一致通过以捐献飞机、大炮、坦克，以及富有营养的食品与医疗用品来积极支援前线的议案。议案原文如下：
1951年6月1日我们首都工商界各行业的代表，听了赴朝慰问团代表报告我国志愿军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克服一切困难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以后，我们深为感动。为了更有效的打击敌人，首都工商界热烈地响应赴朝慰问团工商界代表希望工商界努力捐献运动的号召，我们誓愿贡献一切力量，踊跃捐献，以便供给前方以更多的飞机、大炮、坦克，以及富有营养的食品和各种医疗用品，来积极支援前线，并盼全国工商界一致响应，以争取抗美援朝最后胜利的早日到来！
当天，天津市各界人民热烈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
民主建国会天津分会主任委员李烛尘表示：
天津市的工商界，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曾有过很多模范事例。为了保持我们的荣誉，我代表天津市工商界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普遍展开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支援我们英勇的志愿军！
天津市民主妇女联合会主任罗云号召全市妇女要增加生产，节约捐献，更好地帮助烈属军属解决困难，认真执行爱国公约。
全市人民纷纷以实际行动，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自来水公司职工决定进一步开展爱国主义竞赛，争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该公司河水厂王春德模范小组并自动提出修正原来定额；如修理锅炉原定为30个工，现改为27个工。
联营内衣制造厂职工决定本星期日义务加班一日，将收入全部捐献。天津被服厂第三缝纫部模范第二生产小组从报纸上看到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后，当天每人日产量提高了11%，退活率由4%降低到2%。
码头工会第三分会工人当天即捐出1300多万元。许多工厂工人自动要求将每月薪金捐出一部分，一直捐献到抗美援朝胜利为止。
许多机关干部、市民也自动展开捐献运动。智擒特务的7个小英雄胡承志等号召全市儿童节约糖果钱购买飞机、大炮。炮台庄派出所并保证做好军属工作，使军属的子弟入学，解决军属的职业及生活问题。
北京各界积极捐款捐物
1951年6月，北京工人、职员听取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代表的报告，看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以后，纷纷以实际行动响应这一伟大的号召。
石景山发电厂工人看到报纸上登载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后，兴奋地提出：以“我们多流一滴汗，志愿军少流一滴血”的精神，争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并决定了具体奋斗目标是以生产超额收入，购买“首都发电厂号”飞机，捐献给志愿军和解放军。
同时，各职工小组都准备于最近展开普遍性的修订爱国公约运动。使其内容和当前的捐献运动以及自己的生产任务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决定尽一切力量，做好支援志愿军的工作。职工们提出“后方多流一滴汗，前方少流一滴血”的口号，并展开了捐献运动。
各车间、各小组纷纷补充和修改爱国公约，订出保证增加生产的具体计划。如热风炉小组就补充了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一切号召和贯彻向马恒昌小组应战的条件。捐献方面，有的从奖金中献出一定数量小米捐献前方，有的决定每人每月捐一定数量小米，一直到朝鲜战争结束时为止。
琉璃河水泥厂职工听了赴朝慰问团代表的报告，知道志愿军在朝鲜前线作战的坚苦以及还需要飞机、大炮等武器的消息，会上就有205个职工及家属献金买飞机、大炮。该厂工会、党总支委员会、青年团支部也当场向全体工会会员、党员、团员发出号召。
职工们纷纷提出要在生产上以更新更大的成绩来支援前线。烧成车间首先提出：把运转率提到94%；出勤率98%来向全厂挑战，作为支援前线的实际行动。
北京列车段30个包乘组，为了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准备立即开始在列车上发动乘客捐献一架飞机。西直门派班室的工友，决定在业余时间装卸木料，以所得的全部工资捐献出来。
北京西站电力工区工人杨庭耀写信动员全站职工踊跃捐输。该站工会也立即召开了小组长联席会，讨论如何着手检查爱国公约的执行情况。
北京被服厂工人看到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都说：
咱们要努力支援前线。早一天把美帝国主义侵略军赶出朝鲜，咱们就能早一天过好日子。
第一缝纫部、第二缝纫部的工人除纷纷捐献外，还说：
抗美援朝是长期的，咱们一定要长期增产捐献。
北京电车公司修造厂工人听了赴朝慰问团代表的报告，都表示要再加油生产，支持朝鲜前线。他们说：
咱们一定得好好干，支援志愿军，直到把美国侵略军消灭为止。
3个小组都决定每月定额捐献。
北京电业局职工，纷纷打电话给工会，表示要马上用行动来支援朝鲜前线。会计课小组，干部科马仲琰小组及弓鉴民同志等踊跃捐献，文具库、小工房小组等都订出向马恒昌小组应战的条件，要用提高生产来支援前线。
北京电信局计划室职工发起捐献“邮电工人号”飞机运动。
北京自来水公司水表股方增林小组，除了捐献现金以外，更在生产上提出：每月最低要提前两天完成任务。保证不迟到、不早退一分钟。
此外，中央燃料工业部电业管理局、军委民航局和北京市卫生工程局计划室的职工都热烈响应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
中国兵工工会全国委员会号召全国兵工职工，继续深入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普遍检查和订立爱国公约；开展爱国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运动，以新增加收入的一部或全部捐献购买飞机、大炮，坦克等武器。
6月6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和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联合欢宴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华北分团的全体代表与工作人员。
宴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刘澜涛同志主持。与会者有华北局组织部部长刘秀峰，华北抗美援朝总分会主席聂真，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副部长陶希晋，赴朝慰问团华北分团团长张明河、副团长朱继圣及慰问团代表等80多人。
宴会开始后，刘澜涛同志致词，望各代表到华北区各县、旗、市和重要矿区，把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艰苦奋斗、英勇作战的事迹，告诉给华北人民，推动各地的抗美援朝运动，广泛掀起爱国主义的捐献武器运动。
刘澜涛讲话后，华北分团的全体代表一再表示，决心完成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深入华北各县、旗、市，作好传达工作。
慰问团归国后展开的这些工作，掀起国内支援前线的高潮。
苏南区委制定捐献政策
1950年10月以后，新中国在财力、物力极度紧缺的情况下，被迫投入抗美援朝战争。为支援战争，全国各地纷纷展开了抗美援朝运动。
1951年6月3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军烈属”的三大号召，使农村抗美援朝掀起新的高潮。
江苏抗美援朝运动与全国基本同步。1950年6月发起和平签名运动，11月初，抗美援朝运动全面部署。11月至12月初宣传时事，帮助群众认清局势；12月上旬至1951年2月中旬，集会游行，参加运动从城市扩展到农村；2月中旬至4月中旬，开展控诉运动，利用“三八”妇女节，广播大会，志愿军归国代表作报告，使抗美援朝运动进一步深入。
1951年5月1日，“抗美援朝”作为一切工作的动力，苏南各级市党委组织了农村400万人参加“五一”大游行，使农村的爱国生产运动一步步走向高潮。
6月，为响应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六一”号召，区党委要求：
通过普遍执行爱国公约，开展爱国增产捐献武器运动和优待军属、伤病员与残废军人运动，把抗美援朝运动与实际工作进一步结合起来，并向持久和深入的方向发展。
苏南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分配的农民负担30架飞机作为各地农村捐献的奋斗目标。
1951年下半年，是苏南农村抗美援朝运动的高潮阶段。各地农村掀起持续的爱国增产捐献运动。
1952年1月，据苏南抗美援朝分会统计，苏南农民1951年抗美援朝捐献的款项共达508亿元，占全区捐献总额的22.51%。
虽然苏南农村抗美援朝运动已经铺开，但如何保证运动顺利开展确是十分重要的。早在1950年4月中旬苏南区党委决定将运动扩展到农村的时候，没有很具体的目标。
4月30日，苏南区委宣传部召开会议，作《关于苏南抗美援朝运动的报告》，报告指出：
必须认识抗美援朝运动是推动当前一切工作的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动力，才能使运动和各项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各项工作加速度地顺利完成。
具体到农村工作中，报告认为，由于抗美援朝运动的展开，使得土地改革、生产竞赛、秋收、税收、参军等一系列的繁重任务，“都非常顺利而完满地完成了”。报告明确指出在农村中“把开展爱国生产运动作为抗美援朝运动的实际行动”，以便收到更大的效果。
在捐献数量方面，区党委在报告中指出，虽然过去会议上提出苏南农民捐献飞机30架，但对各地不要作具体数字上的分配，仅当作数字，“捐多少要看群众能否负担”，并且首先要保证公粮完成的前提下，“再根据群众的负担力量，进行捐献。”
领导上，务必使“各个县的捐献负担达到平衡”，对每一个具体农民来说，“反对平均摊派，不能按照人口、田亩来捐献”，要贯彻自愿的原则，根据“负担的能力、增产的成收和家庭情况来决定”。强调捐献武器运动必须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相结合，“富有的多出，贫穷的少出或不出，产量增加多的多出，增加少的少出。”
苏南区委的政策受到中央重视，被推广到很多地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人民保障抗美援朝的胜利
1951年6月到1952年初期，为了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个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的教育，各地普遍展开各种活动，召开各种代表会议，讨论、制订当年全年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计划，订立爱国公约。大规模的爱国运动在全国各地进一步地展开。
广州市人民代表会议，听取广州市抗美援朝会副主席萧桂昌关于5个月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工作报告。在讨论中，代表们一致认为这一工作是有成绩的，但还不够普及与深入，没有做到广泛而有组织地进行宣传教育。
各代表提议今后应该在普及基础上深入，由进步阶层推向落后阶层，由有组织群众推向无组织的群众，由大街推向横街小巷。推动运动时，应注意与各种工作相结合。代表们在会上一致表示：要做好各种实际工作来响应这个运动。他们并纷纷提出了保证。
福州召开二届一次人民代表会议，会议总结了该市4个月来的抗美援朝工作，讨论和制订全市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具体计划，会议并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了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及政府委员。
济南市举行各界人民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代表会议，到会的各界代表共有489人。会议确定了该市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方针。
会上，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山东省分会常务委员夏征农提出深入开展这一运动的五项意见：
1、要求各机关、团体与学校订出具体计划，经常向群众进行宣传，使每一个人都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
2、在各界人民中继续开展控诉美、日罪行的运动；
3、发动各界人民切实检查与贯彻爱国公约，发起执行爱国公约的竞赛运动；
4、把抗美援朝运动与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工作结合起来，以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破坏阴谋；
5、坚决拥护与贯彻执行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和其他重要决议。
川西区各大、中学校订计划加强爱国主义的学习和宣传川西区各大、中学校纷纷制订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计划。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为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号召，向各地分会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分会立即协同当地抗美援朝分会及其他有关单位进行工作，并需立即根据当地情况，制订分会1951年内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具体计划。
国内的捐献运动为朝鲜前线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1952年6月23日，美国侵朝空军大规模轰炸了中国境内的鸭绿江水电厂。7月11日，美国空军对北朝鲜平壤进行轰炸扫射。中国各地掀起了抗议声讨活动，揭露和抗议美国这一暴行。美国企图阻挠中朝战俘全部遣返，并对其俘获的中朝人员施行极其野蛮的摧残和迫害，引起了中朝人民的极大愤慨。
1952年2月至10月，《人民日报》多次发表社论和声明，揭露和谴责美军迫害战俘的罪行。全国人民也积极掀起了抗议活动，要求全部释放战俘。
1953年5月中旬到6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配合停战谈判，先后发动两次进攻性作战，歼灭“联合国军”4万余人。
7月13日，中朝人民军队发起金城战役，歼灭“联合国军”5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
美国在形势更加不利的情况下，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同中朝代表签订《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历时3年零32天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了。
至此，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