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文章揭露美国阴谋
1951年9月初，朝鲜半岛前线的广大指战员摩拳擦掌，准备给敌人以更沉重的打击；后方则积极反击敌人的轰炸，支援前线。
周恩来对自己的爱将与部下非常体贴关心，在乔冠华从事停战谈判工作期间，他特地安排龚澎去开城松岳山麓来凤庄探亲，后来龚澎在北京生下第二个孩子，便给女儿取名“松都”，意为在松山怀孕，在首都北京出生。
由于志愿军某部排长姚庆祥8月19日遭李承晚军袭击，朝鲜谈判在美军的肆意破坏下中断。接着，美国与南朝鲜发动夏季攻势，幸好中朝军队有所准备，并没有让敌方的阴谋得逞。
其实，早在谈判开始之前，中央就对美方的阴谋有所预料。
6月11日，毛泽东曾致电彭德怀说：
已和金日成谈好，目前两个月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准备8月进行一次有把握的稳打稳扎的反攻。
7月2日，毛泽东又指示彭德怀等，“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他要求“争取在十天内，用极大努力，加强第一线部队的人员特别是武器和弹药的补充”。
9日，毛泽东再次指示：
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
谈判的艰难进展以及美方坚持拒绝讨论从朝鲜撤兵使彭德怀相信，没有战场上的压力要取得谈判成功是不大可能的。
7月24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说，美国仍处在矛盾之中，中朝方面再打几次胜仗，打至三八线以南，然后再撤回三八线，进行和谈，按比例逐步撤出外国军队，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彭德怀建议志愿军在8月中争取完成战役反击的准备，如敌不进攻，则在9月发起进攻，或待敌进攻，我依靠阵地出击。
毛泽东于26日回电肯定了彭德怀的提议，说：
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我军积极准备9月的攻势作战是完全必要的。
此后，志愿军即开始准备第六次战役。8月8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了第六次战役的意图和基本部署，17日下达了预备命令。
在战场上，中方没有屈服于美方，在会谈中，中方更是据理力争。
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答读者问》的评论文章，揭露了美方企图用谈判为幌子而扩大战争的阴谋。
文章指出：
美国方面所以采取谋杀我方代表团的野蛮卑鄙的手段来破坏和阻挠开城谈判，第一，就是妄想用恫吓和谋杀的手段来造成压力，掠取朝鲜的领土。从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到现在，美国一直采取蛮横无理，又臭又硬的态度，自七月二十六日谈判会议开始进入实质问题的讨论以后，美国就提出要把双方军事分界线设在三八线以北深入我方阵地以内，使我方退出现有阵地共约一万二千余方公里，也就是使美国再夺取朝鲜领土一万二千方公里的极端荒谬的要求。在这种荒谬无理的要求受到我方坚决拒绝以后，美方就在会外施行疯狂挑衅，最后竟以谋杀我方代表团的手段，企图迫使我方屈服。第二，就是要继续造成朝鲜和整个国际局势的紧张空气，来造成对美国国会和美国仆从国家的压力，迫使美国国会通过庞大的军事预算，迫使美国仆从国家接受非法的美制对日和约，并迫使他们继续加紧扩军备战。
接着，文章阐述了中方一贯立场：
我们是真诚地主张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同时我们也准备敌人破裂谈判。我们是不怕敌人破裂谈判的，在那种情形下我们要以粉碎敌人的进攻来迫使敌人接受和平。当然，只要还有任何以谈判方式来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我们就仍然争取这种可能，以便向全世界表示我们的仁至义尽的态度，并且暴露美帝国主义的一切卑鄙野蛮的强盗行为。这将造成美国方面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会使爱好和平的中朝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更加认清美国侵略者仇视和平不顾信义的真面目，因而会使我们获得全世界人民更加广泛的同情。
为了粉碎动更大规模的挑衅进攻和疯狂侵略，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全力加强抗美援朝运动，全力支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在谈判中所坚持的严正立场，并执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联合宣言的号召，以长期的奋斗来达到击溃美国侵略者的目的。
毛泽东说敌人已在转弯
1951年8月19日，中央军委对第六次战役进行了反复研究，并指示彭德怀说，我方空军9月不能参战，朝鲜正值雨季，运输十分困难，我军粮弹储备只有一个月，如果敌人窥破此点，我将陷入被动；从战术上看，我军出击必须攻坚，而作战正面不宽，敌人纵深较强，彼此策应方便，如战役拖延时间过长，或战而不胜，反易暴露我弱点。
中央军委指示，9月战役计划，“改为加紧准备而不发动”。
美国与南朝鲜方面对中朝方面施加压力，于8月18日出动7个师发起夏季攻势，企图夺取在谈判中所要求的1.2万平方公里土地。
攻势集中在东线朝鲜人民军80公里的防线上。
美军与南朝鲜军队遭到朝鲜人民军英勇抗击，经过一个月的攻击，以4.6万人的代价，才推进了2.8公里。
9月29至10月22日，美军与南朝鲜军又在200公里的战线上发起秋季攻势，并对朝鲜北部的交通线展开空中“绞杀战”。
志愿军创造了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有效地阻击敌人。
美军虽付出重大代价，但平均推进不足2公里。李奇微后来回忆说：
对当时军事上的实际情况有着清醒认识的人，没有谁会相信凭我们手中的这点有限的兵力能够赢得什么完全胜利。
在谈判中断期间，双方为谈判地点进行反复的争论。李奇微以开城地区安全没有保障为由，坚决拒绝重返开城。
这段时间，负责谈判的李克农总算有点闲余时间来恢复精力了。
在谈判中，最繁忙的人当数李克农。在这一时期内，由李克农主持的集体会议一般是在10时召开，先由第一、二线的人员汇报当天的谈判情况。
情况介绍过后，再研究出现的新问题。李克农归纳后，就谈判中全局性问题再作阐述，讨论出具体方针策略，形成文字上报中央、金日成首相、彭德怀。
每天开会至凌晨，便有电报发向国内毛泽东、周恩来处。他们二位看过朝鲜“克农台”发来的电报，商议以后发了回电。回电通常一个小时左右便可发回“克农台”，李克农看到了国内指示便对当天的谈判方案有了进一步确定。
有时来往文电每天多达10几份，电报内容十分丰富，大到谈判方针、外交策略，小到帐篷、食物、标点符号，事无巨细。
国内有明确意见，实则是毛泽东一手指挥若定。毛泽东发给李克农的电文大约有几十万字之多。
电文开头一般是这样写：“克农，并告金、彭：……”金是金日成，彭是彭德怀。
当时，美、英等国在排除中国参加的情况下正在旧金山举行对日和会，美国政府希望在这种紧要关头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被解释为导致停战谈判破裂的行动。
9月10日，一架美机侵入中立区进行扫射，击中了会议场所旁边的民房。在中朝方面要求下，美国联络官前来参加调查，并承认此次事件是“联合国军”所为。
11日，乔埃正式为此事表示遗憾，并称将采取“适当的纪律措施”。
13日，毛泽东指示李克农等，乔埃最近的表示，说明“敌人已在转弯”，不管对方今后是否提出更换会址，我方都“应掌握主动，提议或同意在开城复会”。
17日，李奇微在致金日成、彭德怀的信中也承认了此次事件的责任，并表示“遗憾”。
中朝代表团根据种种迹象分析，认为对方有可能回到谈判桌旁。
双方在板门店恢复谈判
1951年8月，美军和南朝鲜发动夏季攻势。李奇微叫嚣说：“用我联合国军的威力，可以达到联合国军代表团所要求的分界线的位置。”
中朝军队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夏季攻势，歼敌7.8万人。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说：“这次的攻势是没选好时机，没选好地点，没选好敌人的败仗。”这次攻势，敌人主要打朝鲜人民军，人民军坚守851高地，守得很顽强，敌人往那里冲的时候死了很多人，所以管这个地方叫“伤心岭”。
9月19日，金日成、彭德怀致函李奇微，建议双方代表立即恢复在开城的停战谈判。但李奇微23日的回函仍然坚持更换谈判地点。
美国国务院于25日指示李奇微，国务院不愿看到因美方坚持拒绝在开城谈判而使谈判破裂。
李奇微于是不再坚持要把谈判地点改在开城以南8英里的地方。
9月29日，美军又向志愿军阵地发动秋季攻势，威胁开城侧翼，妄图夺取开城。
志愿军第四十七军、六十四军顽强抗击，在20天的战斗中毙伤敌人2.2万人，敌人以失败而告终。
接着，志愿军在东线也粉碎了敌人的疯狂进攻。
当时，美国三军联席会议参谋长讽刺李奇微：按照你这样的进攻速度，要打到鸭绿江也得20年。
在敌我力量相对均衡，不能迅速解决朝鲜问题的情况下，党中央在政治上采取和谈方针，在军事上也适时地制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在战场上“辩论”的结果不行，美国自己内部也有压力，这样，美军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这就形成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交织的边打边谈的相持局面。
对这种局面，在谈判之初彭德怀就预料到了：
我们绝不能指望敌人放下武器，立地成佛。要立足于打，以打促谈。
为了恢复谈判，美军在板门店扫射一辆农民的牛车，并趁机提出双方联络官会晤。原来双方都中断了接触，这下用违反协议的办法又把钩挂上。
当时，我中国代表团人员开玩笑说：“你别看美国人个子大，他要弯腰的时候也很灵活哩！”
双方联络官见面以后，美军的态度比以前温和。中方的联络官对打牛车一事提出抗议，人证物证都摆出来了。美方人员说：“这完全是误会，我们错了，对不起。”
美方当场口头道歉，并建议双方代表团会谈时解决这个问题。
10月4日，李奇微在致金日成、彭德怀的函中建议，由中朝方面提出在双方战线中间可供选择的地点。
10月7日，金日成、彭德怀在复函中提议，将会址改在板门店，并建议双方首先就扩大中立区及会址安全问题作出安排。
第二天，李奇微同意在板门店恢复谈判。
双方联络官从10日开始会商，直到23日才达成板门店会场区及板门店至开城、板门店至汶山通道安全的协议。
1951年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上，大家预计：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或者达成停战协议，或者还要再打一个时期，方能达成停战协议。
10月10日，停战谈判地点由来凤庄迁到板门店，双方又将坐到谈判桌上来。有人估计，这次有可能达成停战协议了。
可是，乔冠华却独具慧眼，他给代表团成员讲话，作出如下分析：
中央估计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我多少有些担心。最近范佛里特总部军法处长汉莱的声明是个信号，他竟诬蔑我方杀害战俘……李奇微虽支持汉莱的声明，但不敢让汉莱同记者见面。奇怪的是杜鲁门竟于汉莱声明的第二天，声称“中国军队杀害在朝鲜的美军俘虏，是一百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一个大国的总统，居然支持连国防部都否认的一个集团军军法处长的声明，这不是一般情况，似乎道出了美国决策集团有可能要在这个问题上作什么文章，我没有把握，但我提醒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
就这样，中断了63天的谈判将于10月25日在双方商定的新会址板门店恢复。
双方达成分界线协议
1951年10月25日，停战谈判地点由来凤庄迁到板门店，双方又坐到谈判桌上来。此时，双方代表团的成员都有所调整。
在此前的23日，中方宣布以刚刚卸任的前中国驻苏联武官边章五接替邓华，邓华则仍回志愿军司令部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
另以郑斗焕代替张平山为谈判代表，对方则以李享根接替白善烨。
当时，志愿军代表团内部的党委也进行了调整，书记仍是李克农，副书记由原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担任，委员有边章五、乔冠华、解方、柴成文。
杜平原来没有从事过外交活动，他克服“欠缺外交头脑”的弱点，虚心向乔冠华等行家学习，相互促进。他认为，凭着几十年对敌斗争的经验坚信，我们共产党人外交方面的才能绝不低于敌人。我们既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场上打败敌人，也一定能在谈判中学会谈判，赢得谈判的成功。
杜平是位老红军，久经沙场，待人热情，对乔冠华很尊重。他来到开城后，与乔冠华住得很近，接触颇多。
在他印象中，乔冠华为人十分开朗，彼此很快成为“很谈得来”的好朋友。杜平后来回忆说：
乔冠华很活跃。笑也笑得很潇洒，骂也骂得利落。他天性好动，外出时，手里喜欢拿根文明棍，不停地摇着，大有学者之风。他在德国读过哲学，懂过几门外语，对中外文学有研究，笔头很锋利。当时，代表团给北京的文电稿大都由他起草。乔冠华平时有两大嗜好，一是香烟，二是茅台酒。一次喝醉了，李克农瞧着直摇头：“这可不行，在外交场合要误事的。”我和乔冠华年龄相仿，很谈得来。饭后经常一起散步，并以做些打油诗取乐。
10月29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的电报指示：
双方接触线确定后，我方即应主动地提出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的方案。
电报还指示，要积极解除对方拖延停战谈判的任何借口。
10月31日，中朝方面提出一个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确定军事分界线的方案。“稍加调整”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对方经常讲的“要有可守的防御阵地”。
可是在讨论中，双方对如何调整意见分歧。美方认为中朝方面急于达成协议，便提高要价，提出把开城划入中立区，中朝方面表示反对。
11月7日，中朝方面提出修正案，即以现有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后撤两公里为非军事区。美方仍坚持要把开城划入中立区。这一要求除了军事方面的考虑，主要是李承晚施加压力的结果。
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中朝方面的建议符合美国关于军事分界线的最低要求，是可以接受的，遂指示李奇微尽快达成协议。
11月8日，李奇微复电参谋长联席会议，解释开城的重要性。他说：
拥有开城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从政治上和心理上是重要的，因为它在三八线以南……它对联合国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重要的，因为大南朝鲜民国政府坚持要求联合国军保有开城，也因为在亚洲这将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对共产党威信的打击和我们自己威信的提升。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谈判因开城问题进展缓慢感到不满，于11月13日指示李奇微说，“现在的实际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是可以接受的，下个月可能发生的战斗也不会实际上改变这一点”，要求早日解决军事分界线问题。但李奇微却不愿意痛痛快快地这样做。
李奇微反驳说，过早接受现在的实际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势必延迟得到一种可接受的和光荣的停战的可能性”，他以当年麦克阿瑟的口吻威胁说：
你们所指示的行动方针将一步一步地导致牺牲我们的基本原则，导致使如此众多的勇敢人们为之捐躯的事业付之东流……如果我们立场坚定，那就会赢得很多。如果我们作出让步，那就会失掉一切。我以我的整个良知敦促你们采取坚定立场。
李奇微虽然说得慷慨激昂，参谋长联席会议却不为所动。1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命令李奇微执行指示，而“不要有不该有的拖延”。
在粉碎美南朝鲜军队的夏秋攻势后，为了配合谈判，中朝军队于11月5日至30日利用渔船进行渡海作战，攻占了两岸的一些岛屿，志愿军航空兵第一次直接配合陆军作战。
同时10月底到11月下旬，志愿军的6个军又发动局部反击，最后夺回并巩固了9处阵地，驻开城地区部队又扫荡了开城以南的南朝鲜军队。
这些攻防作战规模虽然不大，战略意义却极重要。它表明，中朝军队完全可以守住现有的战线。
秋季防御作战以后，中国政府鉴于战局已趋稳定，决定缓解国内的半临战状态，以加速经济建设。1951年的财政预算较1950年增加了60%，而其中军费开支占了48%，32%是直接用于抗美援朝战争的。
到1951年秋，入朝部队已达115万人。11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在朝兵力减少26万人，同时将全军总数于一年半之内由611万精减到400万人，并为志愿军确定了“节约兵力、物力和财力，争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的总战略目标。这样，“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方针正式确定下来。
中朝方面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建议赢得了美国国内舆论和美国盟国的同情和支持。《纽约时报》11月11日的社论指出，既然在诸如停火这样的“大问题”上已经达成协议，为什么还要在开城归属“这种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上纠缠不休呢？
第二天，该报的另一篇报道说：共产党已经作了重要让步，而“联合国军”却继续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
到11月，美军的伤亡已近10万人。美国领导人担心，随着伤亡的增加，美国公众对于迅速结束战争的压力将会增加，对于谈判的继续拖延将越来越失去耐心。
美国的盟国也在敦促美国在谈判中采取灵活立场。
《泰晤士报》载文要求，应该以三八线作为南北的分界线。
英国政府当时在中东、南非遭到一系列挫折，国内经济状况又很遭糕，10月适逢大选，工党和保守党都以拥护和平的面貌进行竞选，它们都不愿意支持可能导致战争延长的强硬立场。
法国也是自顾不暇，在国内采取了紧缩财政开支的措施。
这些国家都希望朝鲜战争早日结束，美国能更多地承担欧洲的防务义务，并以更多的资源用于对外经援。
迫于国内国际的压力，李奇微终于同意了中朝方面的方案。
其实，早在谈判一开始，中国代表团就提出就地停战。原先中方提出在“三八线”，美方不同意，硬要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次中方提出停战，部队在哪儿就在哪儿停下来，在中间划条线，各自后退两公里，形成非军事区。
这个主张是完全合理的，但美军仍然反对，又提出把开城划入他的占领区。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彭德怀决定以5个军各一部分向敌人营以下兵力防守的26个阵地发起攻击。
经过争夺，志愿军占领了敌人的9个阵地。在谈判桌上，他们在武力夺取开城无望的情况下，被迫同意了中方提出的以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后撤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的主张。
接着，双方协议，如在30天内军事停战协议签字，已确定的军事分界线不予变更，否则将按实际接触线进行修改。
对此，美方代表说：“你占这些地方，将来我还让你再退。”
中方代表说：
那么好吧，到停战协定签字时再校核一次。
这样，经过4个月的斗争，美军不得不接受中方的方案，终于在11月27日达成分界线协议：
以双方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由此线后退2公里以建立军事停战期间的非军事区。如军事停战协议在本协议批准后30天后签字，则应按将来实际接触线的变化修正上述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
实际上，在旷日持久的谈判同时，战场上的实际接触线在缓慢南移，到停战协议正式签订前夕，军事分界线曾进行过3次校正。
双方就监督停战达成协议
1951年11月，分界线问题达成协议以后，双方就转入下一个议程：实现停火、建立非军事区、成立联合军事停战委员会，以安排和监督停战等问题。
按顺序，应首先谈停战监督，然后再谈战俘问题。美国代表团总想在谈判上占点便宜，提议两个问题可同时进行，这样可以加速停战谈判。
表面看来有点道理，实际上美军是想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不行我就谈那个。他们同时提出，最好是采取小组会的办法，分两个小组谈，一个谈停战监督，一个谈战俘问题。
11月27日开始谈停战监督问题。最初美军拿出来的方案还是想要高价，给谈判带来了一串麻烦。
双方在下列问题上斗争激烈，其焦点是在沿海岛屿问题上，如何保证停战的稳定而又不损害朝鲜的主权。美方拒绝从军事分界线以北的所有岛屿撤出。
中朝人民军队组织4次渡海作战，收复黄海道近海的大部分岛屿，迫使美方与朝中方面达成协议：
黄海道与京畿道界以西的所有岛屿，除白翎岛、大青岛、小青岛、延坪岛和隅岛外，均置于朝中方面军事控制之下。
在增加军事力量问题上，斗争的焦点是美方企图限制朝中方面战后在主权范围内修建机场。
朝中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毫不退让，美方最终放弃自己的主张。
朝中方面在兵员轮换问题上同意美方意见，双方达成协议：
兵员轮换在一人换一人的基础上进行，每月不得超过3.5万人；作战物资的替换，在同样性能同样类型的一件换一件的基础上实施。
谈到监督与视察问题时，美方主张由双方组成军事停战委员会在朝鲜全境“自由视察”。
朝中方面反对这个主张，认为这是干涉朝鲜内政和侵犯朝鲜主权，建议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负责就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必要的视察，并向双方停战委员会提出报告。
美方最终接受这一建议。
在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成员和口岸数目问题上，朝中方面作了一定让步，双方达成协议：
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四国组成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在双方各5个口岸（朝鲜北方为新义州、清津、兴南、满浦、新安州；朝鲜南方为仁川、大邱、釜山、江陵、群山）进行视察。
一开始，美方提出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来监督，限制朝鲜修机场，如果有破坏协议的，还要派检查小组到现场去。如果这个方案我们接受的话，那就等于承认是战败国，让美军到我们的区域里随便横行。
因此，中方坚决反对，并提出公平合理的主张。
在战场上，针对美方拒不撤出后方沿海岛屿和海面的无理行径，中朝部队组织渡海作战，攻占了10多个岛屿，粉碎了敌人妄图利用三八线以北岛屿破坏我军安全的阴谋。美国又丧心病狂地发动灭绝人性的细菌战，中朝方面向全世界作了无情的揭露。
在威胁手段失败后，美军又假惺惺地大谈所谓“美中友谊”，中方则一针见血地作出驳斥。
在停火监督问题上，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中朝方面主张，停战以后双方武装力量应即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并在规定期限内自非军事区和对方后方和沿海岛屿及海面撤走，双方指派同等数目人员组成停战监督委员会，共同负责监督停战的实施。
美方要求停战监督机构得以自由出入朝鲜全境，即是说要到对方后方进行地面和空中视察，在维持停战时双方不增加军事力量。
显然，美方十分担心中朝方面利用停战增加兵力。
为了解除对方顾虑，中朝方面在12月3日提出两条补充建议：停战后“双方不从朝鲜境外以任何借口进入任何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监督措施分为两部分，即对非军事区的监督由停战委员会负责，对非军事区以外的后方的监督交由中立国监督机构负责。
12月12日，针对中朝方面的新提案，美方提出对案，同意中立国视察后方口岸的原则，但要求轮换部队与补充武器弹药，并提出禁止朝鲜境内飞机场和航空设备的恢复、扩充与修建。
中朝方面考虑到美国士兵前线服役10至12个月就要轮换回国的制度，同意了美国的要求，也允许美方进行必要的武器装备的替换，但不同意上述对机场和航空设备的限制。
为了消除对方的戒心，中朝方面在12月24日对案中提出“不得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作战飞机”的规定。双方在小组委员会上反复争论，直到1952年1月27日毫无结果。
双方同意小组会暂时休会，举行参谋会议，就已经达成的协议作细节讨论。但谈判过程中的真正绊脚石却是战俘问题，这是中朝方面始料未及的。
最后，美方坚持在限制修建机场问题和中立国提名问题上讨价还价，他们既怕中方建机场，又怕中方提名苏联为中立国。
当时，中方便以提名苏联为中立国，压制它放弃限制中方修建机场。
至后来的1952年4月28日，美方终于撤回了对中方修建机场的限制，中方也放弃了提名苏联为中立国的要求，双方同意波兰、捷克、瑞典、瑞士组成中立国监督委员会。
1952年5月2日，双方就停战监督问题达成协议。
中美讨论战俘遣返问题
1951年12月12日，讨论战俘的安排问题的小组会开始。经李克农与乔冠华商议，中朝代表团派出李相朝和柴成文作为该小组谈判代表，对方出席的是海军少将李比和陆军上将希克曼。
会议一开始，中方代表便根据李克农、乔冠华的指示，提出停战以后立即遣返战俘的原则。但对方拒绝对此表明态度，坚持必须首先交换战俘名单。
在这个问题上，美方表现得十分顽固。美军主张“一对一遣返”、“自愿遣返”。
所谓有“一对一遣返”，意味着美方将扣留我方10余万被俘人员。所谓“自愿遣返”，看来很民主，实质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在美军手里的战俘，怎么能表达“自愿”呢？实质是强迫扣留。所以争论的焦点是全部遣返还是强迫扣留。
早在入朝作战初期，志愿军根据解放战争中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经验，为了瓦解敌军士气，宣扬我军政策，曾经数次释放战俘。
毛泽东批准这种做法，甚至指示“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停战谈判开始后，中朝方面仍不认为战俘问题会成为谈判的障碍，而指望这一问题会迅速得到解决。
在12月12日讨论战俘问题小组会开始后，中朝方面根据1949年8月的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立即提出“双方释放现在收容的全部战俘”等五点建议。
在释放战俘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有不同意见。五角大楼主要关心的是在战争结束时能让被俘的美国军人全部返回，因此倾向于全部遣返的办法，国务院则反对全部遣返。
艾奇逊、一些国务院官员以及杜鲁门本人主张“自愿遣返”，主张遣返在一比一的基础上进行。这主要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艾奇逊称：
任何强迫遣返战俘的协定……都与我们关于个人重要性的基本道义和人道原则背道而驰，都将严重危及美国旨在反对共产党的心理战作用的发挥。
美国陆军心理作战处处长麦克卢尔认为，全部遣返将会对美国的心理战行动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他主张将“投降”的战俘遣返到台湾去。
也就是说，一方面，美国可以利用战俘被遣返后可能受到“迫害”的问题大做文章，掀起一场“人权攻势”，以丑化共产党国家，并证明中国军人不是志愿而是“被强迫”到朝鲜来作战的。
另一方面，美国要制造“共产党士兵一落到我们手里就可以逃亡”这样一种情势，他们认为这“对共产党是有威慑作用的”；而如果全部遣返，将来发生大战时将无人投降。
这种争论在美国政府内部持续了数月之久，最后自然是自愿遣返的主张占了上风。
早在停战谈判开始前，李奇微就在1951年6月30日接到指示：“战俘应尽快在一比一的基础上进行交换。”
12月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重申了这一原则。国务院根据总统指示又加了一句：
只要不会导致谈判的破裂，谈判者应当强有力地坚持这一立场。
1952年1月3日，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的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提出一个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建议。
在这个建议中，苏联除主张联合国大会取消集体措施委员会这个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组织之外，并建议考虑消除目前国际紧张局势和建立国际友好关系的措施问题，而首先是为帮助朝鲜停战谈判获得顺利结束所应采取的措施问题。
在美国继续蛮横无理地阻挠与拖延朝鲜停战谈判，并在其本国及附庸国家中加紧扩军备战活动，而继续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的情形下，苏联政府这种进一步争取和平的努力，是十分重要的。
顺利完成朝鲜停战谈判，实现朝鲜停火，是中朝人民和苏联人民一贯努力和争取的目标，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一致的、迫切的要求。
在朝鲜实现停火，不但将使朝鲜问题有可能得到和平解决，并且也将由此而打开和平解决远东其他问题和消除世界紧张局势的道路。
在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以来，朝中方面的代表始终表现了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积极争取达成协议的精神。但是尽管如此，朝鲜停战谈判却由于美方采取了种种可耻的方法进行阻挠和拖延，以致进行了半年之久，还没有成功。
美方这种拖延谈判的蛮横无理的态度，曾遭受到中方代表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严厉斥责，并引起美英人民的普遍愤怒及其同盟国家的不满。
当时，《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
他们以骗子的面目出现，硬把他们企图扣留我方被俘人员，拒绝双方全体战俘的释放与遣送，说成是他们的“人道主义”原则，说成他们是“一心只想到这些人（指美军被俘人员）的福利和他们家庭的哀痛”；他们以无赖的面目出现，一面要胁他们的同盟国对侵朝战争“在军队及其他方面作最大的贡献”，一面独断专横地为他们本身的利益拖延朝鲜谈判，而不许他们的任何同盟国预闻谈判中的任何问题。
双方就战俘问题讨价还价，争论不休。这样的小组委员会已经开了50多次，对峙的局面不仅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僵。
为了打破这种僵持的局面，乔冠华与李克农一起，带领中方参加该项议程谈判的参谋人员，经过反复深入的研究斟酌，提出一个扫清外围、孤立重点、迫使对方在遣返俘虏原则上让步的新方案。
这个方案由乔冠华起草，经代表团党委讨论，最后形成定案，直接上报国内毛泽东。
由乔冠华起草的这一文件文字缜密，结构严谨，内容详实，考虑到了双方各自的利益，合情合理，它是乔冠华昼夜思索、凝聚无数心血的成果，当然，也渗透了李克农以及代表团全体成员的辛劳与汗水。
因此，当这个方案在谈判中一提出，美韩代表尽管前思后想，又是研究，又是讨论，最后不得不原则上表示同意。
自战俘问题开始谈判以后，美方便一直阴谋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
1952年5月7日，巨济岛美军第76号战俘营的中方被俘人员，为抗议美方强迫扣留中方被俘人员所使的暴行，曾激愤地扣留了美战俘营负责人杜德准将。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杜德事件”。
“杜德事件”是美国侵略者惨无人道的战俘政策的恶果。中方就此提出抗议，使得美方代表狼狈不堪。乔埃垂头丧气地说：“巨济岛事件使我们变得很愚蠢了。”
美方一方面在谈判中讨价还价，拖延时间，另一方面却在巨济岛残酷迫害我被俘官兵。其暴行被媒体披露，美军在巨济岛的暴行，在全世界引起了愤怒的抗议浪潮。
美国国内也发生了美俘家属联名向杜鲁门、艾奇逊要求遣返全部战俘的请愿运动。华盛顿受到了冲击，美国谈判代表团也不那么神气了。
中方代表团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向对方发起新的进攻，迫使对方走下一步。当时，乔冠华在代表团里起了很大作用。
谈判代表团的分析会经常开到深夜。平时每天一次这样的预备会，大都由乔冠华主持。会上大家自由发言，各抒己见。分析敌人明天可能会提些什么问题，该怎样回答。最后由秘书处的几个人员整理综合，经李克农过目后，连夜向上级汇报。
待上级答复后，即打印成文，参加谈判的正式代表每人一份。每天到会场都是拎一大叠纸条。这样，不管对方提什么问题，代表团都能有条不紊地给以答复或者批驳。
如果对方提的问题，代表团事先没准备，这也不要紧，就向对方提出暂时休会，在电话上与李克农或乔冠华商讨对策。
每次开这样的预备会议，乔冠华总在身边放一个茅台酒瓶子，说到高兴时就品一口茅台酒。但在谈判战俘问题的几天，乔冠华却顾不上去喝茅台酒了，因为李克农和朝鲜方面都一起来参加分析会。
中国代表团分析的结果是，经过10个月谈判，只剩下一个战俘遣返问题。美方在最后这个问题上同我们纠缠，把移交我方的被俘人数，从13.2万退到11.3万，又退到7万，这就表明，美国政府不想在这个时候使战争停下来。
代表团认为，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是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即将开始，发动侵朝战争的共和党人杜鲁门总统，害怕战争的结束影响竞选；二是美国要在1954年的财政预算中增加军费开支，而朝鲜战争的继续进行则是最好的论据。
以后，慢慢地在会场上每次见面都是美军提出：“你们有什么新的问题吗？”“你们有什么新的建议吗？”
中方答复“没有”。最初休会还是有期限的，3天，5天，以后越来越长，一直到1952年10月8日哈里逊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休会。
为了把美方破坏谈判的真相公诸于世，10月16日，中方联络官把金日成、彭德怀签署的致克拉克的信交给对方，明确指出，美方拒绝协商，中止谈判，应该负起破坏停战谈判的全部责任。
10月19日，克拉克复函，拒绝恢复谈判，使谈判中断了6个月之久。
毛泽东提出谈判新方案
1951年4月22日，李克农将谈判情况向毛泽东、彭德怀和金日成作报告，请示谈判中应采取的方针。
毛泽东在当日指示说：
同意在22日两组会议上的方针，继续采取强硬态度。只有这样做，才能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和迫使敌方让步。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还应准备在谈判中和敌人拖几个月。
4月28日，杜鲁门宣布以克拉克接替李奇微继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调任北大西洋公约总司令。5月22日，第八集团军参谋长哈理逊接替乔埃任美方谈判首席代表。
1952年夏季，战场上仍然处于僵持状态，关于遣返战俘问题的原则分歧使谈判陷于僵局，5月间巨济岛的中朝战俘又发生了抗暴事件。美国政府决定继续施加军事压力。
6月下旬，美空军对北朝鲜的水丰、长津湖、赴战等10余座水电站进行狂轰烂炸，7月中旬，又对平壤、黄州、沙里院地区的工业设施和补给基地进行了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轰炸。
与此同时，在国内和盟国要求停战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美方谈判代表于7月13日提出了遣返战俘8.3万人的新建议。
对于8.3万人这个数字，中朝代表团一度倾向于接受。李克农于13日和14日报告毛泽东说：
这个数字比中方估计的高，离中方90000上下的底盘不远，继续争取数字已无意义，可以接受作为解决战俘问题的基础。
毛泽东否决这一建议，他指出：
我们的同志太天真了。谈判不在数字之争，要争取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利情况下的停战。在敌人压力下接受对方方案，等于是结城下之盟，于我不利。
7月18日，毛泽东还致电金日成解释他的决定。
毛泽东指出，在敌方对北朝鲜狂轰烂炸的情况下接受这一挑衅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必将使敌人变得更狂妄，并有损我们的威信。如果我们坚决拒绝对方建议，并表示不怕敌人破裂谈判，则敌人必不敢使谈判破裂，而且将作出新的让步。
7月15日，中国领导人致电斯大林通报朝鲜停战谈判的情况，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
斯大林表示理解和支持。他于7月16日致电毛泽东说：
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朝方面在7月18日拒绝遣返战虏8.3万人的建议。
中方在谈判中继续采取强硬立场的原因之一，是中朝方面军事装备的改善。
1952年春，志愿军从苏联获得较先进的武器装备，大大提高了战斗力，空军、炮兵、坦克部队也初具规模，到1952年6月，中国空军的飞机已达到1800多架，其中1000架为喷气式战斗机。
8月初，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
现在我们的部队减少了，但是装备加强了。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也就是说，中国领导人认为，是美国而不是中朝方面更急于结束战争。既然这样，中方的强硬立场也就不难理解了。
9月28日，美方提出释放和遣返战俘的新方案，即一待停战协定生效，所有愿意遣返的战俘将予迅速交换；以前曾表示反对遣返的战俘，将被带到非军事区内由中立国加以询问，然后前往他自由选择的一方。
中朝方面认为这仍然是“自愿遣返”，换汤不换药。中朝方面于10月8日提出对案：
一俟停战协议生效，双方全部战俘一律送到非军事区双方协议的交换地点，交给对方验收；然后经过双方红十字会联合小组的访问，按照国籍、地区进行分类、遣返，保证全体战俘回家过和平生活。
当时，美方仍称，“强迫遣返所有朝中战俘，是不尊重战俘的个人人权”，宣告无限期休会。板门店谈判又告中断。
1952年9月，朝鲜地面战场上为时10个月之久的低烈度的“保持接触”的胶着状态终于结束。为了取得军事上的有利地位，双方又展开了激烈的攻防作战。
9月18日至10月31日，中朝军队在180公里长的地段上向敌60个目标进行了77次进攻。根据攻占目标后能守即守，不易坚守则放弃的方针，经反复争夺，占领敌连排支撑点17处，估计杀伤敌2.7万人。
美军为了夺回地面作战的主动权，于10月中旬发起金化攻势，美军选择地势较为险峻的上甘岭作为主攻目标。从10月4日到11月25日，双方在上甘岭地区不足4平方公里的高地上，展开了长达43昼夜的攻防争夺战。志愿军以坑道为骨干、与野战工事相结合的纵深防御体系为依托，最后挫败了敌夺取上甘岭的计划。
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他的当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迎合了美国人民渴望结束战争的愿望。他向美国人民许诺说：
新的领导班子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早地、体面地结束朝鲜战争，这是我对美国人民的保证。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必须有一个全新的领导班子，其理由非常简单，你不能指望那个旧班子来纠正它未能阻止战争爆发的错误。
尽快结束朝鲜战争，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外交方面面临的首要任务。
11月30日，已经回到北京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司令致电代司令邓华，要求“立即进行反登陆的准备工作，以预防来春敌人从我翼侧登陆”。
毛泽东进而指示：
美军肯定会登陆，肯定从西海岸登陆，肯定在清川江到汉川间登陆。
1952年冬，中朝方面集中进行反登陆战准备，搜集资料，研究战例，重新学习，准备方案，部署兵力，构筑工事，进行海上防御实兵演习，并调整和充实了东西两岸的指挥机构，做到了严阵以待，有备无患。
中朝方面还进行了大小战斗760余次，歼敌5万余人。随着战争的拖延，美国的死亡名单越来越长。
美国政府的换届及战场的形势显然给中国带来了某种打破和谈僵局的希望，周恩来指示乔冠华等研究谈判形势。
1953年2月初，毛泽东、周恩来根据朝鲜半岛战局的发展变化，分析美国有可能再次回到板门店谈判桌上来，于是电告李克农、乔冠华，要他们就“是否可以再给他（指美国）一个台阶下，是否由我方主动提出复会”的问题，要乔冠华研究并提出建议。
2月19日，乔冠华复电毛泽东、周恩来，陈述自己的看法：
根据最近情况，大体可以肯定，美国在战场上耍不出什么花样来。解除台湾中立化，只是自欺欺人的拙劣把戏；封锁搞不起来；两栖登陆困难更大。艾森豪威尔欲借以吓人，殊不知人未吓倒反吓倒自己……如果我正式在板门店通知对方无条件复会，美国态度将是拒绝的居多……如果我以金、彭致函形式，对方可能认为我性急，有些示弱，反易引起对方幻想。
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他来采取行动为止。
毛泽东、周恩来同意了乔冠华的看法。
果然，3天后的2月22日，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建议在板门店先就交换战俘问题进行谈判。
4月26日，中断了6个月零18天的停战谈判，又在板门店重新开始了。
周恩来提出遣返战俘建议
1953年3月8日至17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
周恩来利用这一机会与苏联领导人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
3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为了中朝两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应当结束朝鲜战争，并对中、朝、苏联政府、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应采取的行动作出具体建议。
苏联的建议与中国政府恢复谈判的本意是吻合的。毛泽东1953年3月23日指示彭德怀说，对克拉克的建议，一方面要“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做必要准备”；另一方面，“这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我方不要再像过去那样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
根据苏联政府的建议，中、朝、苏在3月和4月间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
3月27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说：
现拟以金、彭名义复克拉克一信，表示我方完全同意关于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双方病伤战俘的建议，以重开谈判之门，然后由北京、平壤、莫斯科相继发表声明，准备在遣返战俘问题上作一让步，以争取朝鲜停战，但也准备在争取不成的情况下继续打下去。
28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伤病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在板门店的谈判。
30日，中国外长周恩来提出了一个通盘解决战俘问题的新建议：
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这一声明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31日，金日成发表声明，热烈支持周恩来的建议；4月1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表声明，支持周恩来和金日成的主张，并建议联合国中应有中、朝两国的合法代表。
美方仍有人主张要将战争升级，如艾森豪威尔的白宫助理休斯3月底告诉总统，杜勒斯认为朝鲜的政治解决要求“把中国人狠揍一顿”。艾森豪威尔说：
如果杜勒斯和他的所有高级顾问确实认为我们不能进行和谈，那我就进错了教堂。现在我们要末把所有这些愚蠢念头统统抛弃，并且认真地进行和谈，要末就根本不去进行和谈。
艾森豪威尔于4月2日明确指示杜勒斯，要首先完成伤病战俘的交换，然后进行更广泛问题的谈判。
停战谈判联络组会议于4月6日开始举行，并于11日签署遣返伤病战俘的协定。
4月26日，中朝方面将美方伤病战俘684人释放完毕，5月3日，美方宣布将中朝方面伤病战俘释放完毕，共6670人。
在后来的1953年7月27日10时，在板门店，双方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海立胜中将在停战协定和补充协议上签字。随后，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在平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开城，“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在汶山分别签字。
朝鲜停战谈判历时两年，经历了迂回曲折的过程。朝中方面边打边谈，以打促谈；谈判中坚持原则，讲究斗争策略，终于同美方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结束了长达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
朝鲜停战谈判的成功，为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树立了一个新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