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致电金日成，开宗明义地指出：“我方是此次谈判的主人，对外则以朝鲜人民军为主。”
毛泽东见到李克农便说：“是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坐镇开城。乔冠华也去，军队也要人参加。”
李克农说：“我们既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场上打败敌人，也一定能在谈判中学会谈判，赢得谈判的成功。”
毛泽东促成金日成访苏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在没有海军和空军支援配合的情况下，依靠劣势的武器装备连续作战7个多月，同朝鲜人民军共歼灭“联合国军”23万余人，缴获了大批装备物资，打出了战争的有利形势，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打回到了“三八线”以南。
经过反复较量，中朝联军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地区，粉碎了美国占领全朝鲜的企图，迫使“联合国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取得了了不起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最后胜利的基础。
到1951年6月，朝鲜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在这一年中，美军接连遭受中朝军队的反击，伤亡惨重，已经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再加上国际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美方不得不接受中国关于举行停战谈判的建议。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历史契机，6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专门从朝鲜赶来的金日成，同他具体商谈停战谈判的方案。
6月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当时需要商量解决的一些问题，要求派代表前往苏联。经斯大林同意后，6月10日，金日成和中方代表同机前往苏联，面见斯大林。
在6月13日的会谈中，中国代表提出是否可以考虑以“三八线”为界开始停战谈判。
斯大林思考片刻后问道：“你们现在打得很好，为什么要停战？”
斯大林接着指出：
害怕打下去的应当是美国人，不是我们。我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你们多打死一名美国兵，他们多往国内送回一具棺材，他们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压力也就越大，最后要停战的一定是美国人。
这时，中朝代表反复解释所遇困难的严重程度。
当时，由于双方装备优劣悬殊和朝鲜特殊的地理条件的制约，志愿军战争机器的运转受到严重限制，在作战中的困难相当严重。由于没有制空权，白天没有行动自由，作战时受到严重限制。作战和物资运输主要靠夜间进行。
中朝联军基本上是在少量炮兵支援下的步兵作战，装备落后，攻击火力弱，难以歼灭“联合国军”的重兵集团，每次战役能包围其一个或几个师，但对其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很难达到歼灭。
中国代表和金日成还解释说，当“联合国军”突围逃跑时，我军依靠官兵的两条腿追击，也难达到追歼的目的。在美国空军的轰炸封锁下，由于我军运输工具少，运输能力弱，因此，后勤保障严重困难，尤其物资运输和作战中的跟进保障更加困难。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工农业基础落后，经济力量薄弱，志愿军作战中的这些困难，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解决。因此，志愿军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量歼灭“联合国军”并解决朝鲜问题。战争的长期性充分显露出来了。
虽然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是可以克服这些困难的。但如果美国放弃侵略全朝鲜的企图，愿意以“三八线”为界通过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于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更有利。
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中国的一贯主张，志愿军参战的目的就在于同朝鲜人民一起打击美国的侵略，保卫和平。在此之前，只是由于美国当局执意坚持继续侵略，使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成为不可能。
而当时，战线已稳定在“三八线”地区，美国当局调整了朝战政策，做出了愿沿“三八线”谈判停火的表示，通过和谈解决朝鲜问题的基础和可能性已经具备。
斯大林听完中朝方面的解释后，慢悠悠地说：“如果你们一定想停战，那就试一试吧，也许是件好事。”
毛泽东提出停战条件
1951年6月13日，中国代表和金日成与斯大林举行谈判，就朝鲜停战谈判交换意见。
当天的会谈结束后，斯大林致电毛泽东：
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毛泽东回电在苏联的中国代表和金日成，商量具体应采取怎样的措施以争取停战。并建议：
我们认为先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各国志愿军都在采取守势。最好这样做：1.等待敌方提出；2.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
……
可以同时进行上述两种方法，即一方面由苏联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方面，如果敌方提出停战问题，朝鲜和中国将表示同意。
关于停战条件，毛泽东指出：
恢复“三八线”；从南北朝鲜划出一条不宽的地带作为中立区，决不允许只从北朝鲜领土中划出中立区的情况发生……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不提出这个问题作为条件，因为中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为侵略工具，所以中国现在不认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有特别意义。
同时，毛泽东指出：
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值得把台湾问题作为条件提出来？为了同他们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做出相应的让步。为了和平事业，我们首先解决朝鲜问题。
斯大林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苏联代表马立克于6月23日在联合国发表题为《和平的代价》的讲话，认为朝鲜的武装冲突是可以解决的，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有关各方必须表现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因此他建议“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谈判停火和休战，并从‘三八线’撤退各自的军队”。
6月中旬，一种新的指导方针在毛泽东头脑中酝酿成熟，并及时提了出来，这就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准备和谈，达到结束战争。
同时，毛泽东在军事上也进一步概括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即利用朝鲜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一面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联合国军”的有生力量，一面积极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改变双方力量对比，最终战胜“联合国军”，或迫使“联合国军”知难而退。
正是毛泽东提出的这些英明的战略指导方针，使得中朝军队在长达两年之久的边打边谈、又打又谈的局面中，始终牢牢地掌握着主动权。
1951年6月下旬，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从“非正式摸底”，进入到“公开倡议”阶段。
6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示完全支持马立克的建议。同时，杜鲁门在一次外交政策演说中表示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6月27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造访葛罗米柯。葛罗米柯阐明苏联的立场说，谈判必须以美军司令部和南朝鲜军队司令部为一方，中朝军队为另一方来进行，谈判只限于军事问题，首先是停火。
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和谈。同时提议，将会谈地点设在停泊于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的军船上。
当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将美国关于停战谈判的政策立场电告“联合国军”司令官李奇微：
1、谈判只限于朝鲜以及军事问，不应涉及任何政治或领土问题。
2、在被其他协定替代之前，停战协定应继续有效。
3、应要求司令官下令停止在朝鲜的敌对及所有的武装行动；应要求在朝鲜建立非军事区……
4、为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应成立一个军事停战委员会，委员会应由联合国军与共产党军的成员对等组成……
5、停战期间，应要求司令官下令停止向朝鲜增派空军、海军和地面武装人员……
6、停战期间，应要求司令官下令限制在朝鲜增加战争设备和物资；但维持医疗和救济的物资不在其内，委员会将授权使用汽车、船只和飞机来运送这些物资。
7月1日，金日成和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战谈判。但建议将谈判地点设在“三八线”以南的开城地区。
至此，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已水到渠成。
中朝提出原则性建议
1951年6月2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田纳西州正式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当时，“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与杜鲁门政府的政策之争方告结束。在麦克阿瑟被解职后，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联合举行关于远东军事形势的听证会。
参谋长布雷德利在作证时说：
麦克阿瑟的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
与此同时，中朝双方经过商定，提出各自的谈判政策。中国提出的停战谈判方案包括5项内容：
1、双方同时下令停火后，双方的海陆空军在朝鲜全境停火并停止一切其他敌对行动；
2、双方海陆空军撤离到距“三八线”10公里处，并在“三八线”南北各10公里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非军事区的民政机关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形式；
3、双方停止从外部运送装备、部队和补给，包括海陆空军的运送到朝鲜，以及运送到接近朝鲜的前沿地区；
4、建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监督以上条款的执行，该委员会成员应来自未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由交战双方对等提出；
5、在禁止军事行动的4个月内，分批办理相互交换战俘的全部事宜。
0考虑到“遣返难民”问题较为难办，南北朝鲜很可能就此问题产生分歧，发生无休止的争吵，以至影响到其他重要问题的解决，所以中方建议把难民问题交由国际性会议讨论解决。
另外，中方还准备在与苏联商议之后，酌情提出“所有外国军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规定时间内分批撤出朝鲜半岛的谈判内容。”
对于中方的方案，苏联同意前两点，但建议删去第三点的后半部分，反对列入第四点，主张把第四点作为针对美国方案的反建议；同时对中方特别提请苏联考虑的最后两点，认为应该在谈判中提出并坚持到底。
朝鲜方面提出关于停战谈判的政策方针为：
一、建议由朝鲜人民军参谋长南日、外务副相朴东祚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共3人组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二、提出包括6项内容的停战谈判方案提交苏联：
1、停火和停止战斗行动的时间；
2、敌对双方各自从“三八线”以南、以北撤退5—10公里；
3、从停火时刻起，禁止飞跃或穿过“三八线”；
4、从朝鲜领海撤退海军，解除封锁；
5、在2个月内从朝鲜撤出所有外国军队；
6、交换战俘和遣返被驱赶的难民。
6月30日，李奇微奉命发表致中朝军队司令官的广播讲话，正式建议停火谈判。
7月1日，李奇微指定“联合国军”方面的停战谈判代表团，拟定8项有关停战谈判的条款：
1、通过谈判议程；
2、限定谈判范围，所有谈判过程都限制在与朝鲜有关的纯粹军事事项上；
3、为避免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内重新引发敌对和在朝鲜的武力行动，谈判应终止在朝鲜的敌对或武装行动；
4、确定贯穿朝鲜的非军事区；
5、确定军事委员会的组成、职权和功能；
6、在军事委员会之下组成军事观察组，确定其在朝鲜不受限制的监督权利的原则；
7、军事观察组的组成及其职权；
8、关于战俘问题的协定。
后来又增加“设置由国际红十字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访问战俘营”一项内容。
中朝方面对美国提出的停火建议立即做出积极反应。7月1日，中朝军队指挥员发表声明同意美方建议。
7月4日，中共中央向志愿军总部发出关于谈判细则的指示电报，并派李克农、乔冠华协助谈判。
7月5日，中朝双方就《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协议（草案）》达成一致。协议规定，从10日开始，双方代表在朝鲜开城的来凤庄正式谈判。
中朝两党达成协议，对外由朝鲜人民军代表中朝军队，实际的谈判业务由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导，并提出3项原则性建议作为谈判基础：
1、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行动。
2、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撤离“三八线”10公里，并立即进行交换战俘的谈判。
3、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撤退一切外国军队；
只有撤退外国军队，朝鲜战争的停战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才有基本保障。
金日成认为难民问题列入谈判议程将不利于中朝方面，所以将原方案中的“遣返难民”一条删去了。
马立克的停战建议没有涉及到台湾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葛罗米柯又对科克强调：停战谈判“应严格地限于军事问题”，所以对于新中国来说极为重要的政治外交问题一开始就被排除在谈判议题之外，解决这些问题的时机也失去了。
但是，中方努力地争取到以谈判方式解决朝鲜问题，推动了世界局势走向和平。
周恩来指定谈判代表
1951年6月底，朝鲜停战谈判即将开始。中央领导人早已料定，即将到来的这场谈判不同寻常，其激烈程度决不会亚于战场上的殊死拼杀。
周恩来亲自点将，对指导谈判细致入微。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商议后决定，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作为彭德怀的代表，出席谈判会议。
同时决定，从国内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兼中央军委情报部长李克农，率停战谈判工作组立即赴朝，协助指导谈判工作。
并选派一位对国际问题颇有研究且文思敏捷、才华横溢，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国际新闻局局长的乔冠华，作为李克农的主要助手，一同前往。
李克农，安徽巢县人。其祖父祖籍福建渡东，后由于种种原因，乔迁至安徽巢县，属陇西李氏第四十代子弟。
李克农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1931年冬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后来参加长征，到陕北后，李克农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
卢沟桥抗战爆发后，李克农任八路军、新四军驻上海、南京、桂林办事处处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
从1941年起，李克农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国共产党方面秘书长。后主持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克农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部长。
李克农是一位在中国现代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解放军上将。李克农从1928年起就一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长期的革命生涯、独特的个人素质，使李克农成为一名既富于献身革命的精神，又擅长斗争艺术的特殊人才。
李克农作为周恩来的重要助手，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担任情报部长，同时兼任政务院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直接协助周恩来处理各项外交事务。
根据以往的表现，周恩来认为，像李克农这样既能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又有丰富的谈判经验的同志，来领导这次谈判是完全胜任的。
至于谈判人员的安排，周恩来也有考虑。他认为，李克农作为停战谈判的总代表，不可能事无巨细，样样都抓，而只要管基本的大政方针、原则问题，具体问题则需要其他同志协助，所以，他又选了自己非常熟悉的、对国际问题钻研精到的乔冠华。
乔冠华是江苏盐城建湖县庆丰镇东乔村人，他早年留学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撰写国际评论文章。1942年秋到重庆《新华日报》主持《国际专栏》，直至抗战胜利。
1946年初，乔冠华随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同年底赴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乔冠华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
就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的1950年10月，乔冠华作为顾问，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武装侵略。
当时，按照周恩来的设想，整个谈判人员最好能够分为三线：第一线由李克农负责，对外严格保密，李克农作为谈判代表团的总领导，负责整个工作；同时，谈判中还直接与周恩来联系。
在谈判过程中，凡重大问题需上报周恩来转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和中央军委领导，然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具体谈判的细节。
李克农还必须和彭德怀直接联系，及时了解战场上的情况，以便配合。
乔冠华则作为李克农的助手坐阵第二线，他根据李克农的指示和由李克农转达的中央指示来撰拟每天谈判的发言稿、备忘录等，同时，起草向中央的请示与报告。
第三线由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派出，因为他们对朝鲜战争进行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作为作战人员，公开出面比较合适。
周恩来将这个设想反复考虑，认为成熟以后，便上报毛泽东，并很快得到批准。
7月4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开宗明义地指出：
我方是此次谈判的主人，对外则以朝鲜人民军为主。同时，还亲自指派柴成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联络官，并要金日成指派一名人民军军官以“上校名义”任首席联络官，另指派一名军官以“中校名义”为联络官。
当天，金日成即指定人民军司令部动员局局长张春山少将，以上校名义为中朝方面首席联络官，另派金一波为中校联络官。
很快，在与朝方商定后，朝中谈判代表团的名单便确定下来：
中方代表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朝方代表为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李相朝、张平山。
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对朝中谈判代表团的统一领导，毛泽东在征得金日成的同意后，组成了一个由李克农、乔冠华和朝中谈判代表参加的小组会议，由李克农主持。
就这样，李克农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特派代表，实际上成为朝中代表团的总指挥和最高负责人。
在此前后，“联合国军”方面的代表名单也确定下来：首席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代表团成员包括：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奥尔林·勃克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以及南朝鲜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毛泽东召见谈判代表
1951年6月底，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和乔冠华接受周恩来的指示，准备前往朝鲜参加停战谈判。
在当时，在中朝方面的努力下，美国政府经过反复研究，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给李奇微发出关于停战谈判的指示。
指示规定：
我们在这次停战中的基本军事利益在于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动，确保不再发生战事，并保证“联合国军”的安全。
这个指示让中朝方面看到了和平的曙光。
谈判的各项事宜确定下来之后，毛泽东决定在自己的办公室召见李克农和乔冠华两人。
7月初的一天晚，凉爽宜人。李克农和乔冠华驱车来到中南海内的毛泽东寓所，毛泽东在自己的菊香书屋以爽朗的笑声迎接这两位即将奔赴前线的部下。
毛泽东见到李克农便说：
是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坐镇开城。乔冠华也去，军队也要人参加。
毛泽东鼓励李克农和乔冠华，要对谈判有信心，前提是要做好各项准备，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李克农和乔冠华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接着，毛泽东就他们赴朝参加停战谈判问题进行长时间谈话。要求他们立即组织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进行各项准备。
由于此次谈判不同寻常，对手是当今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而且对方还披有联合国的外衣，因此朝鲜谈判绝非两国或几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几十个国家的事情。谈判桌上的一言一行必须慎之又慎，一着不慎，可能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
因此，虽然当时周恩来日理万机，但从苏联的马立克信号发出的时候起，他就注意着各方面的反应，思考着将来参加谈判的策略。
接受命令以后，李克农和乔冠华立即组建前往朝鲜谈判的班子。
这个班子人才济济，其中有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浦山，新华通讯社的丁明、沈建图等人。
浦山是经济学家，江苏无锡人，1923年11月27日生于北京，1941年赴美国留学，1943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系。
1948年，浦山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留学美国期间，参加了当地的进步活动，于1945年加入美国共产党。1949年秋经董必武批准转入中国共产党。
浦山曾任美国卡尔登大学、密歇根大学副教授。1949年回国后，任外交部情报司副科长。
谈判代表除选调人员配备电台外，还专门选调了几个人员，携带两部可以接收世界各大通讯社新闻的收报机，以便了解各方面的反应。
另外，谈判代表请志愿军总部派出一个参谋班子前往开城，使谈判班子能够及时了解战场情况的变化。
接着，中方于7月1日通过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致电美方说：“可以谈判，我们的代表准备于7月10日至15日同你们的代表会晤，地点在双方接触线的开城。”
美军也同意在开城，而且说代表团将乘车来开城，车上带个大白旗。从美方的态度完全可以看出，谈判的时机到来了。
当时，李克农满怀信心地对大家说：
我相信，我们共产党员人外交方面的才能决不低于敌人。我们既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场上打败敌人，也一定能在谈判中学会谈判，赢得谈判的成功。
对于谈判的各项事宜，如会场的选择、布置、警戒等等，中方事先都做好了准备。
周恩来对谈判做出指示
1951年7月初，中国代表团在临行前，周恩来对谈判工作做出全面的指示，并且引用一句古语作总结：
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句话，周恩来引用过多次。这是北宋大文豪苏轼的名言。
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评价谢民师的文章时说：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苏轼此语的本意，是称赞谢民师的文章在该铺陈的地方浓墨重彩，大笔挥洒，在该简略的地方则惜墨如金，适可而止，全文如行云流水、酣畅淋漓。
周恩来引用这句话，是要借此说明外交工作要围绕国家利益和总体目标，审时度势，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以争取主动，做到游刃有余。
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是周恩来一贯的外交风格和奉行的外交策略，也是他决策艺术的深刻体现。所谓当行则行，就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一切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都要尽力去做、充分做足，以最大限度维护国家的利益。
所谓当止则止，就是在外交活动中当双方出现分歧和矛盾而又一时难以解决时，要善于根据现实形势审时度势、适可而止，有时求大同存小异，有时求同立异，总之是要取得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7月2日，在朝鲜的志愿军总部收到毛泽东从北京发出的电报：
李克农、乔冠华及其他助手将来朝鲜参加停战谈判，于7月2日22时由北京乘火车去安东，7月4日傍晚由安东去平壤，大约5日早上或晚上，可到金日成同志处，请朝鲜方面派人到适当地点去接洽。
随后，李克农与乔冠华一行乘坐当年慈禧太后的专用“御辇”火车包厢出发了。到达安东后，随即乘吉普车过鸭绿江。
7月5日上午，中国代表团到达平壤，在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和政务参赞柴成文陪同下，李克农、乔冠华会见金日成首相，双方商量中朝代表团的组成。
李克农、乔冠华与金日成就有关问题进行交谈。经与朝鲜方面协商，李克农为中朝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协助其工作，两人都不对外公布身份，为安全起见，大家都称李克农为“队长”，称乔冠华为“指导员”。
对外公布的名单则是：
朝鲜人民军第二军团长南日将军，朝鲜人民军前方司令部参谋长李相朝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参谋长张平山将军。
7月7日凌晨，中朝代表团成员及其联络官等相关人员，纷纷抵达开城。之后，他们便与朝鲜当地党政组织一道，选择谈判地址、双方代表团驻地和休息位置。
最后，确定将市区西北约两公里的来凤庄，作为谈判地点。
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将正式开始。
其实，中朝在积极准备谈判的同时，在战场上也没有丝毫松懈。
当时，《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奋斗》的文章。文章说，全世界人民热烈要求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首先实现朝鲜境内的停火与休战，作为解决世界上“目前最尖锐的问题”的第一步，并由此而打开和平解决远东其他问题的道路。
文章接着说：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并且一直为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斗争。现在，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第一步的朝鲜的停战既已有了可能；那么，就让我们首先为实现停战的这一个步骤而严肃地奋斗吧。
这篇文章同时指出：
当然必须严重地注意：停火和停战目前还不是事实，目前的事实还是战争。停火和停战是否能实现，决定于双方代表的谈判。在停火和停战真正实现以前，在朝鲜前线作战的一切中朝军队必须严阵以待，防止敌人的可能的乘机袭击，这一点是极端重要的，决不能松懈。
至1951年6月6日结束战役时，美军和南朝鲜军控制了“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这是一次成果不理想的大规模战役反击战。毛泽东后来总结说，这次战役打得“急了一些”，“大了一些”，“远了一些”。
通过这5次战役，朝鲜战场上双方的实力和战局的可能发展都有了一个比较现实的估计。美国已经意识到，由于中国的参战，美国原先确定的“统一朝鲜”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了。
中朝方面也开始认认识到，在现代战争中，物质技术条件对决定战争胜负起着更大的作用，在武器装备方面处于劣势、运输补给困难、综合国力悬殊的情况下，战争进展将十分困难。
当时，中国在连年战祸后又紧接着进行抗美援朝，无法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人民勒紧裤带，节衣缩食，支援战争，但这种局面是不能持久的。
中国领导人的估计本来就是，这个战争只能打个平手。朝鲜国土已成一片废墟，男性公民都参了军，加之1951年的洪灾，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
双方都已认识到，继续打下去除了遭到更大的伤亡，不会再取得多少好处。这样，朝鲜问题政治解决的条件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