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联合两军司令部
1950年8月27日，美国侵略朝鲜的空军飞机，先后以5批13架次侵入中国领空，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的辑安、安东等地的火车站、机场等。
9月28日，美陆战第一师占领汉城。
29日，美第八集团军进抵“三八线”，并且准备越过“三八线”继续北进。
鉴于美军仁川登陆后向“三八线”进攻的形势，9月27日，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表明中国的态度：
一旦战争起来了，我们除了起而抵抗之外，是别无他途可循的。
9月30日，周恩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周年的报告中，严正警告美国当局：
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很明显，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之下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现，那就要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来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2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明中国人民决定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动到朝鲜作战的决心，同时请求苏联政府对我们提供武器装备援助。
接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同以美国为首的共16国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作战。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和朝鲜人民军联合作战，面临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就是如何协同、统一指挥的问题。
1950年10月上旬，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前，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赴苏联就抗美援朝有关问题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员会谈。
在此其间，周恩来收到毛泽东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出兵朝鲜问题的电报后，根据毛泽东电报内容，他向斯大林提出8个请求答复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当其与朝鲜人民军配合作战时，双方指挥关系上应如何解决”。斯大林当时没有答复这个问题。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后，中朝军队互不相识，作战当中又不协调，经常出现矛盾和误会，甚至有误把对方作为南朝鲜军的情况。
此外，中国军队的后勤运输只有靠汽车，因敌机轰炸，损失极大，而朝鲜的铁路又实行管制，中国方面无法利用。
10月21日，彭德怀与金日成在平安北道会谈。彭德怀提出：
为协调中朝两军作战，希望金日成首相率领人民军总司令部和志愿军总司令部住在一起，以便随时协商处置重大问题。
金日成表示还有许多问题亟待他去解决，派内务相朴一禹作为朝鲜代表住在志愿军司令部，重大问题可通过朴协商解决。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行动，则请彭德怀指挥处置。
通过与金日成会谈，彭德怀了解到：美国军队于9月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的两个军团10多个师被隔断在“三八线”以南，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北方仅有3个师和两个团的兵力，分散在各地。他此时感到，对付美军和南朝鲜军来势汹汹的攻势，目前只有依靠他指挥的首批入朝的志愿军部队4个军20多万人了。
为了便于中朝两军的协调与相互通报情况，根据金日成关于派朴一禹作为朝鲜代表住在志愿军司令部，重大问题可以通过朴一禹协商解决的意见。
10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志愿军领导机构设置和主要干部配备问题的电报中，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并为志愿军党委副书记。
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的第二次战役，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驱逐至“三八线”以南，迫敌转入防御，基本扭转了朝鲜的战局。
在这次战役中，被隔断在“联合国军”后的人民军两个军团与志愿军会师，加上人民军在北方的部队，此时能参加第一线作战的人民军已有3个军团14个师，共7.5万人。
当时，中朝两军如何协同作战的问题日益突出。再加上苏联驻朝鲜军事顾问的干涉，更有必要解决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
彭德怀说两军应统一领导
1950年10月，朝鲜战场硝烟弥漫，中国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联合作战，击碎了对方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为使中朝军队能够协调一致，有效地配合作战，在第二次战役期间，彭德怀向毛泽东和金日成提出中朝军队应实行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问题。
当时，彭德怀提议：
希望金日成首相和苏联驻朝鲜大使斯蒂科夫能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斯蒂科夫和彭德怀组成党的3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和与作战有关的许多现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见一致，以利战争进行。
为了有效解决朝鲜境内作战的统一指挥等重要问题，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征求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这封电报转述了彭德怀关于朝鲜战况和中朝两军实行统一指挥的建议。电报强调，中朝两军现在迫切需要联合指挥。
电文指出：
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朝中苏三国在朝鲜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地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上能有较好的配合，并能依照你的提议有相当数量的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混合编制在一起，保存朝鲜军队的建制单位，倘能如此，胜利是有把握的。
由于朝方和苏联驻朝鲜军事顾问瓦西列夫，主张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应继续向青川江以南追击“联合国军”，不同意后撤几十公里，彭德怀在经过与朝、苏方争论后，即致电毛泽东，如实反映情况。
11月15日，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斯蒂科夫，与彭德怀商谈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问题。
斯蒂科夫在会上主张中、朝两军应统一指挥，但会谈对金日成、斯蒂科夫、彭德怀组成3人小组和中、朝两军统一指挥问题末达成协议。
16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表示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朝鲜境内作战，并将同一电报发给金日成和斯蒂科夫。
毛泽东建议成立指挥部
1950年12月初，金日成应邀赶赴北京。
12月3日，金日成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战争问题、政策问题、领导问题、统一指挥问题、军队问题、两党关系问题进行会谈。
在等待金日成到来的时候，毛泽东已与周恩来就朝鲜战局的发展交换了意见。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首相的请求下，由彭德怀率军赴朝参战，短短一个多月，已经打了两个战役，把逼近鸭绿江边的侵略军打回了清川江以南，并正在乘胜前进，收复“三八线”以北的土地。捷报频传之际，毛泽东舒展了眉头，对战局的胜利发展充满信心。
谈话开始后，毛泽东对金日成说：
原先我一直担心两个问题，一是志愿军过江后能不能在朝鲜站住脚，经过第一次战役，这个问题解决了；二是靠现有的装备，能不能和装备现代化的美军交战，交战后能不能取得胜利。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事实证明，我们不仅可与美军交战，而且能战而胜之，看来原来的担心不必要了。
“我首先代表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表示感谢！”金日成说，“感谢你们派出了中国人民的最优秀的儿女，特别感谢你们派出功勋卓著的彭德怀将军，帮助我们打击美国侵略者。朝鲜人民将世世代代牢记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是你们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最有力的援助！”
“我们一家人不要说两家话。”毛泽东笑着说，“我们两党两国人民是相互支持，相互援助。”
“目前，战争虽未结束，但胜利已不是空中楼阁。下一步将如何办？是需要我们好好研究的。”毛泽东说。
“我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来的。”金日成说。
谈到志愿军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时，毛泽东说：
这就是中国先进阶级的军队，当她明确自己肩负的使命后，必然是一往无前的！战士们是为祖国为人民而战。靠的是一股气，一股革命的正气。我看志愿军打败美军，靠的就是这股气，美军就不行，他们钢多气少，你看呢金日成同志？
“对，志愿军武器装备差，还是打败了美军，靠的是革命精神和无畏的气概。”金日成说，“当然，还有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正确领导，这也是至为重要的。”
接着，话题转入实质性问题。
“关于中朝两国军队如何协调统一指挥的问题，彭德怀同志几次来电询问，”周恩来对金日成说，“我看这个问题应该尽快解决好。”
中方参会的一个司令员也赞同地说：“是啊，一个战场应统一将令，这样有利于作战。上次我到朝鲜，彭总说，由于中朝军队指挥不统一，时常发生误会，甚至有时自己和自己打起来，结果却让被围的美军逃跑了。”
毛泽东说：
这个问题要立即解决，虽是误会，也等于是犯罪。应该建立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部。
“是的。”金日成点头说，“关于统一指挥问题，我的意见是，中国志愿军作战经验丰富，若组成中朝联合军司令部，应由中国同志为正，朝鲜同志为副。这个意见劳动党政治局讨论过，已经同意。”
“啊，那我们就当仁不让啦。”毛泽东说，“我们这方面准备推出彭德怀同志任联合军队的司令员兼政委，你们看如何？”
“很好。”金日成点点头说，“我们这方面，劳动党政治局决定让金雄同志担任副司令员，朴一禹同志为副政委。”
“那好嘛！”毛泽东、周恩来连连点头。
双方很快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
“以后，联合军队司令部的命令由彭、金、朴3人签署，统一战场指挥。”周恩来稍微停了一下，喝了一口茶又说，“不过，后方的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事宜仍需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联合军队司令部可以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
中方的一位司令员建议说：“但是，铁路运输和抢修与战争关系密切，应该归联合军队司令部指挥。”
毛泽东说：
联合军队司令部，我看应该是有内有外，有合有分。联合军队司令部对外不公开为宜，仅对内行文用之；另外，联合军队司令部仍分两个机构：一个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一个是朝鲜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便于协作、研究解决问题。
对于这些，金日成都表示同意。
接着，双方领导人又就杜鲁门和艾德礼在华盛顿会谈进行议论。
周恩来说：
杜鲁门宣布要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这在国内外引起一片慌乱。英国工党左翼百人签名请愿，要求艾德礼首相反对美国使用原子弹。敌人的日子并非好过啊！
“是啊，英国有个香港利益问题，”毛泽东说，“而绝不是对我们共产党人有什么好感。我看，美国是不会轻易放弃朝鲜的。不过，现在战场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
关于部队的供给问题，双方又进行认真地讨论。周恩来说，准备在东北召开一个铁路运输会议，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一定要保障铁路畅通，建立一条炸不毁、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毛泽东说：“只要运输问题解决好了，我们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他杜鲁门愿意打多久，我们就奉陪多久！”
金日成感激地说：“毛泽东主席，中国方面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朝鲜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毛泽东把手一摆，风趣地说：
不要感谢，我们是战友嘛！如果要感谢，倒要谢谢杜鲁门哩，他让我们摸了美军的底，无非是个纸老虎！
毛泽东这番话，使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次会谈的成果是丰富的，关于中朝联合军队司令部的领导人，以彭德怀为中国方面推出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日成说朝鲜推时任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部司令官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当即确定以后联合命令由彭、金、朴3人署名，对志愿军单独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变。
朝鲜让金雄出任这个职务是有原因的，他是老党员，精通汉语，与志愿军容易沟通。不过他并不是负责联络而是负责作战的。人民军在当时4个前线军团，这是南下作战人民军部队仅存的，非常珍贵，是不能轻易断送的，必须得挑个合适的人来率领。金雄和“联合国军”真正交过手，而且曾经战果辉煌，所以，朝鲜方面决定由他出任副司令员这一职务。
待金日成回国与彭德怀商定后，联合军队司令部即可成立。会谈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电告彭德怀：
现金已回，请彭考虑在目前可否再约金至前方开会，并成立联合司令部，望告。
这样，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成立在望。
成立中朝联合司令部
1950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彭德怀约请金日成到志愿军司令部会商中朝联合司令部组成问题。
12月6日，金日成电报通知彭德怀，当晚起程，7日拂晓前到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会谈组成中朝联合司令部和领导干部配备问题。
当天，彭德怀将此情况电告毛泽东。
11日，彭德怀再次致电毛泽东：
为便于今后指挥，志愿军司令部需南移至介川或德川以南。
当晚22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转金日成，建议金日成及联合司令部移至德川以南适当地点为宜，但必须注意隐蔽，不可大意。在江界和定州地区的人民军两个军团，请金日成速令其接受彭德怀、金雄的指挥，并随志愿军向平壤以南出动作战。
12月7日，彭德怀同金日成在大榆洞就中、朝军队组成联合司令部具体问题进行会谈，根据毛泽东、金日成在北京会谈达成的原则，双方商定：
中朝联合司令部下辖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及朝鲜人民军司令部，但中朝联合司令部不对外公布。凡属作战范围及前线一切联合行动，均以中朝联军司令部的名义下达之。并决定在数日内组成中朝联合司令部。
会谈后，彭德怀立即电告毛泽东：
本日与金日成会谈甚洽，金日成同意组成联合军队司令部。已商定人民军第三军团配合志愿军第九兵团作战，由宋时轮指挥。
12月上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正式组成，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
1953年2月，朝鲜政府又任命崔庸健为副司令员。金雄副司令员作为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官在前线指挥作战。朴一属副政治委员住在中朝联合司令部，协调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联合作战。
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后，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即派来一个军事联络组，负责联络、协调人民军和志愿军协同作战有关问题。该联络组直接归朴一禹副政治委员领导。
关于中朝两军联合指挥部的权力职责，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朝双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明确指出：
为更有效地打击共同敌人，中朝两方同意立即成立联合指挥部，统一指挥朝鲜境内一切作战及其有关事宜。
……
朝鲜人民军及一切游击队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受联合指挥部统一指挥。
协议还指出：
联合指挥部有权指挥一切与作战有关之交通运输，即公路、铁路、港口、机场、有线和无线的电话和电报等、粮秣筹措、人力物力动员等事宜。
……
凡属朝鲜后方的动员支前、补充训练及地方行政的恢复等工作，联合指挥部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战争需要向朝鲜政府提出报告和建议。
……
凡关作战的新闻报道，统一由联合军队指挥部指定机关负责编审，然后交朝鲜新闻机关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名义统一发布之。
中朝联合司令部给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下达的一切命令，分别经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下达。
中朝联合司令部对外不公开。12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彭德怀指出：
只能在实际上组织起来。它对外既不公开，对内下达亦只限于军部及独立师部，但有关作战各事需统一指挥。
为此，《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进一步明确：
为保持机密起见，彭德怀、金雄、朴一禹3人署名的命令，只限于发给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下达则只转述联合指挥部命令而不提及3人姓名。
联合指挥司令部成立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下辖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第五十、第六十六军和第九兵团的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共9个军，以志愿军炮兵司令所属的个炮兵师、工程兵指挥所所属的4个工程兵团，还有一个铁道兵师和4个后勤分部，共30多万人。
志愿军入朝参战兵力最多的时候为19个军，连同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部队，共135万人。
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等4个军团，有3个军团参加第一线作战，一个军团担任平壤防卫任务。另外还有游击部队。
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成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便开始在其统一指挥下，与“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作战。联合军队司令部先后指挥了第三、第四、第五次战役。
成立空军联合司令部
1951年3月，为了更好地指挥中朝空军部队协同作战，经中朝双方协商，成立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该司令部隶属于中朝联合司令部。
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的成立，经过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早在1950年12月，中国和朝鲜两国空军领导人会谈时一致认为，需要迅速组成中朝空军联合指挥机构。
1951年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致电朝鲜政府，“提议按照联合军队司令部的组织原则，成立中朝空军联合集团军司令部”。
经中、朝两国政府商定，3月15日，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在辽东省安东成立，刘震任司令员，常乾坤任副司令员，朝鲜人民军航空局局长王琏任副司令员。
刘震于1915年3月3日出生在湖北省孝昌县的小悟乡刘家嘴一农民家庭。在贫寒的家庭环境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1930年三四月间，孝感东北部的革命运动迅猛发展，刘震在这个时候参加了赤卫军。在斗争中，刘震逐渐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真正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于1931年9月加入红军，被分配到陂孝县红军游击大队当战士。
1932年春，刘震被调到鄂东北道委特务四大队一分队一班当战士。同年8月，在河南光山柳林河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6月，中共鄂东北道委特务四大队改编为红二十五军手枪团，刘震在一分队一班当战士。1934年5月，担任二二四团一营一连指导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七十五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刘震任政治委员。1937年12月，率部随三四四旅开赴冀西平、井获三角地区，伺机打击正太、平汉路之日军。
1938年六七月间，为了配合国民党军队粉碎日军对中条山的进攻，奉命率领六八八团三营600多人开进中条山。除配合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行动外，刘震还支持发展当地群众性的游击斗争，并积极扩充部队，仅半年时间，就发展到近千人。同年11月，第三四四旅组建独立团，刘震任团长，奉命到冀鲁豫边区开展斗争。
1939年2月，边区部队统一组成冀鲁豫支队，独立团改为该支队第一大队，任大队长。在支队和中共鲁西南地委的领导下，指挥第一大队为保卫鲁西南根据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央任命刘震为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是对他的信任。
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工程部，6月29日，增设干部管理部。
7月，由华东军区空军机关抽调人员，在辽东省东丰组建中朝空军联合轰炸机指挥所，聂凤智任司令员。由华北、中南军区空军机关抽调人员，在辽西省开原组建中朝空军联合冲击机指挥所，徐德操任司令员，吴富善任政治委员。
两个指挥所归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统一指挥。9月，东北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周赤萍兼任中朝联合空军政治委员。12月，因作战任务变化，撤销轰炸机指挥所和冲击机指挥所。
1952年1月16日，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与东北军区空军机关合并。在安东组织领导志愿军空军部队的机关，对内称东北军区空军机关第一梯队，对外仍称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
1952年9月，为了锻炼组织指挥能力，取得指挥作战经验，华东军区空军指挥机构接替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的作战指挥任务。
11月，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任中朝联合空军代司令员。
1953年1月20日，空军第二军军部、空军第三师等8个航空兵师和浪头场站等单位，划归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建制。
4月，聂凤智任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成立安东防空区司令部，归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建制。成钧兼任空联司副司令员和安东防空区司令员。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朝鲜战争结束。12月，东北军区空军司令部接替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的任务。华东军区空军指挥机构撤回南京。
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领导和指挥志愿军空军部队英勇作战，给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空军以沉重打击，完成掩护交通运输、保卫重要目标和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等任务，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当时，接梨树是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所在地，也是苏联空军首长、顾问和直属机关、机要电台等所驻扎的重要基地。这一重地是经安东市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周密研究后，设在接梨树原铜矿洞内外的，这样既能抵御对方的进攻，也能保证安全。
在洞外，志愿军给苏军首长盖起了两栋小楼，在四周建起了食堂、俱乐部和办公室。同时，又建起两栋小平房，作为志愿军招待苏军的招待所，隶属安东空军基地场站苏军招待处管辖。
招待所内有一个“执行排”和10多个摆台的人。他们是从大连调来的，大部分都会简单的俄语对话。所长叫孟宪斌，是本溪南芬人。
在这里，指挥部多次向朝鲜前线发出作战命令。中、苏、朝飞行员凭借这里的指挥，打掉多架美国飞机。当然，志愿军也亲眼看到苏军牺牲的飞行员从这里装进火匣盒式的棺材里。
当时，苏军首长胸前悬挂着飞行员的遗像，在哀乐的伴奏下，几十个人眼含热泪，将棺材装上汽车拉到机场送回老家苏联。面对这样的场面，招待所的战士和苏军战士一起泪流满面。
接梨树这一红色阵地的山洞内维修得非常好。有办公室，有电台，有储备食品及弹药的库房。洞内地面是地板，装有取暖炉，巷道有暖气片，为防止杂音，房间全用紫红色大绒布包上了墙皮。
招待员进入洞内清扫卫生时，鞋全脱下来放在洞外。每当发出空袭警报信号后，在洞口附近的人员立即钻入防空洞。
有一次，晚上21时多，突然警报拉起长声。苏联空军首长、顾问和顾问的夫人，还有一个10多岁的男孩急忙躲入洞内，一位从河南临时来的招待员家属吓得直哭。苏军顾问的夫人立即上前劝慰，告诉他不要怕，还从衣兜内掏出糖块递给他。大约10分钟后，警报声终于解除了。
这个招待所和苏军关系很融洽，志愿军战士几乎每天都和他们一起看电影。看苏联的电影虽然语言不懂，但故事情节也大体看得明白，大家都很感兴趣。
1952年深秋的一天，上级突然来了指示：下午有高级首长来，一定要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也要搞好这顿会餐。于是，大家开始忙活起来。
14时，从大门外开来7辆轿车、吉普车。一个满面红光、身着黄呢子军上衣，显得格外身强力壮的人从车上跳下来。大家一眼便认出，他就是彭德怀。
战士们一齐向彭德怀行军礼。接着，又从车上下来三四个人，他们纷纷点头向战士们致意。这几个人中有时任朝鲜副首相南日、丹东市长段永桀、十三兵团领导洪学智等。他们是来向苏军慰问、致谢、通报战时情况的。
在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的日子使很多战士终生难忘。有一位战士后来回忆说：
从那以后，我的工作几经变化，1985年从五龙金矿离休了。转眼50多年过去了，可我始终无法忘记接梨树这块抗美援朝的红色阵地。它凝聚着中、苏、朝人民用鲜血凝结成的友谊。它激励着年轻一代继承先烈为保卫国家、为创造美满生活而奋斗不息的精神。
这位战士的话，道出了所有空军联合司令部军人的心声。
中朝决定设立铁路司令部
1951年5月，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中朝双方共同认为朝鲜铁路必须置于统一的军事管制之下。
经过协商，决定在中朝联合司令部领导下设立中朝联合铁路军事运输司令部，统一计划和指挥战时朝鲜铁路运输、修复与保护等事宜。
该司令部以中国同志任司令，朝中各出一人任副司令，下属各级组织均由中、朝两国同志分任正副职。中国铁道兵团及朝鲜铁道修复机构均归军事运输司令部统一管辖。
同年5月，中、朝两国政府签署《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8月，中朝联合铁道司令部正式成立。贺晋年任司令员，南学龙和另一人为朝方副司令员。
中朝联合铁道司令部的成立，是中朝双方经过长期谈判的结果，体现了中朝两国的利益和友谊。
志愿军入朝后，随着3次战役的胜利和战线的向南推移，中朝军队的后方补给线越拉越长。当时，保障军队后勤供应问题的重要性就突出地显露出来。
铁路、公路战线上的广大官兵，为保证道路畅通，多运物资，群策群力，千方百计克服困难，采取许多创造性的措施，提高抢修和运输效率。
在铁路战线上，以李寿轩为副司令员和崔田民为副政治委员指挥的志愿军铁道兵团，昼夜奋战，在反“绞杀战”期间，根据“联合国军”飞机轰炸特点，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的抢修方针，保证抢修。
当“联合国军”集中力量轰炸平壤以北三角铁路时，志愿军铁道兵则集中一半以上的抢修力量，保证这一地区的抢修。当“联合国军”飞机在这一地区遭到志愿军空军和高炮部队的严厉打击后，采取不定区的机动轰炸时，志愿军铁道兵团在保证三角地区抢修的同时，则集中一定兵力，作为机动，以便其他地区随炸随修。
在重要车站，均修筑迂回线，在重要桥梁地区均修筑了简便桥。为提高抢修速度，多抢通车时间，夜间抢修时，采取枕木排架法代替大弹坑的填土。为迷惑敌机，尽量减少桥梁被炸，则采取了架设活动桥梁的办法，黎明前拆除几孔桥梁，使敌机以为是坏桥，而不必轰炸，黄昏后再将桥梁架好，保证夜间火车通行。
铁道兵不但抢修任务重，而且除了防敌空袭外，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排除美机轰炸时未爆炸的炸弹，其中大量的是定时炸弹。这些定时炸弹浸入地下几米深，随时都有爆炸危险。
铁道兵官兵以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及时排除这些定时炸弹。1951年10月，在平壤以北三角铁路几十公里的路段上，就排除定时炸弹108枚。
铁道兵涌现了许多排弹能手，其中第四师司令部见习参谋钟英，3天中连续排除定时炸弹16枚；该师第四团战士吴青山在几天中排除定时炸弹22枚；该师班长田清洲和第一师战士李云龙，分别拆卸定时炸弹18枚和34枚。
志愿军铁道兵抢修能力之强，就连美国空军也无可奈何地表示叹服：“共军抢修部队填补弹坑的速度可以和F—80飞行员的轰炸速度匹敌。共军从我‘绞杀战’一开始就能迅速地抢修被炸断的铁路。共军修路人员和修桥人员，已经粉碎了我们对平壤以北铁路线的封锁，并赢得了使用所有铁路线的权利。”
同时，由于战争影响，到1950年底，朝鲜的工业生产已完全停顿。为了恢复和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中朝联军打过“三八线”以后，朝鲜政府便做出“关于1951年第一季度恢复及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等一系列决定。
特别是1951年2月22日“关于改进战争时期铁路工作”的决定，提出铁路“为恢复工农业生产而保证国民经济运输的任务”。
于是，中朝双方在如何保证铁路运输及铁路管理体制方面的矛盾随之产生。
志愿军出国作战，由于朝鲜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资源不足，致使部队供应不能取之于当地，而美军装备精良，机动性强。因此，中方的物资和装备基本上要靠国内运来。但朝鲜山地多，运途远，且路况十分恶劣，而志愿军汽车数量本来就不足，加上敌机日夜轰炸，损失极大，公路运输力量更显紧张。
这样，铁路运输的重要性就显得特别突出。早在1950年10月底11月初，彭德怀即向东北局提出应加强铁路运输和建立统一指挥机构的要求，还请求中央派铁道兵到朝鲜加强修路力量。11月6日铁道兵团和铁路员工志愿援朝大队相继入朝，与朝鲜人民军铁道抢修部队、朝鲜铁路员工并肩作战。
为了改善铁路运输的管理，协调中朝双方的运输任务，确保前线的供给和伤员及时转运，彭德怀在11月16日又提出建立中朝铁路联合指挥机构的设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方先后派人来朝鲜，经使馆安排多次同朝方有关人员商谈，但均没有结果。直到12月3日金日成亲自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洽谈后，才取得原则上的一致意见。
到12月底，中国方面成立以刘居英为司令员、余光生为政委、叶林为副司令员的东北军区铁道运输司令部，后来改为东北军区军事运输司令部，负责组织支前运输，并指挥抢修铁路。
同时，设立朝鲜铁道军事管理局，由中朝双方共管，并充实了力量。
1951年1月22日至30日，东北军区在沈阳召开后勤会议，专门研究志愿军后勤工作问题。
参加会议的有志愿军各军后勤部、各分部以及东北军区后勤部、东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
周恩来率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空军司令刘亚楼、炮兵司令陈锡联、军委运输司令吕正操等领导人，专程来沈阳参加会议。
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在明确提出建立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任务。
经过这些努力，使中断的铁路运输，在球场、定州以北恢复了通车。
1951年1月即接运2944列车，较上月增加44%。到4月，在军管局管辖范围内的1391公里线路中，通车线路已发展到1321公里，东达释王寺，南到南川。
尽管铁路线大体通车了，但后勤供应的根本矛盾并未缓解，除了敌机轰炸造成的损失外，最严重的问题是铁路运输内部管理混乱，缺乏统一调度。
由于各部门、各单位之间互不了解，强调各自的重要性，争车、争路、争时间，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抢运上来的不是急需物资而无人卸车。急需的物资又因前沿山洞被占而积压在后方，由此造成列车运行时间普遍延长，熙川以北山洞严重堵塞。1950年12月底积压重车竟达329辆。
铁路军管局虽然成立，也由双方共管，但中朝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分歧。在管理方针上，究竟应该采取军管方式，还是仅仅实行军事代表制，尚未确定；在运力分配原则上，究竟是首先抢运军需物资，还是以民用和经济建设物资为主，也有争论。
再加上组织机构极不健全，人员思想情绪不够稳定，铁路运输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
为此，彭德怀向毛泽东抱怨：对运输问题“若无速效解决办法，势必延长战争”。如何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建立统一调度、统一指挥的铁路运输机制，从而保障铁路运输的安全、畅通，已经迫在眉睫。
关于建立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的问题，早在12月金日成访问北京时就确定了基本原则。
金日成回到朝鲜后对中国驻朝鲜大使柴成文说：
前些时候关于铁路运输的军事管制问题，中国同志多次与我们的同志商谈，我们总有些人，就是不懂得没有军事上的胜利什么也谈不上的道理。这件事在北京已经商妥……
但实际上，在具体谈判中却困难重重，阻力仍然非常大。
成立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
1951年2月19日，负责谈判成立中朝铁路司令部的中方代表东北交通部部长叶林、后勤部副司令员张明远、铁道兵彭敏向中央报告：
在谈判中，朝方往往对问题考虑不周，提出的意见前后矛盾，但其中心思想是明确的。
1、在中朝双方的运输量超过朝鲜铁路运输能力的情况下，反对中方提出的“应首先满足军需运输”的原则，而对朝鲜经济恢复的考虑较多……
2、要求朝鲜交通省参与对铁路的管理。虽同意成立联合军运司令部，中方为正，朝方为副，受中朝联合司令部领导。但需与交通省合署办公，并建议中国也成立类似朝鲜军事交通局的机构。
3、在铁路管理机构问题上，反对实行军管制。朴宪永提出恢复朝鲜原各铁路管理局，而将已经成立的临时铁路军管局改为定州管理局。
到3月中旬，双方在铁路管理的基本原则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军管与铁路行政合而为一，是战时提高铁路运输效率的有效办法，而铁路军管局则是中朝联合实行军管的具体组织形式。
对此，朝方不便直接提出反对，而是自行成立了军事交通局，对铁路进行控制。还恢复了原管理局机构管界和部分工作，实际上削弱和限制了军管局，使其无法完全行使职权。
为了尽快达成协议，周恩来做出让步，除坚持“在联司指挥下设双方统一的军管司令部，统一进行抢修护路及调度车运”外，同意“在目前作战时期，朝鲜铁路行政仍需朝鲜交通相管辖”。对于中方的这个让步，金日成表示基本同意。
然而，在中方代表与朝鲜交通相逐项谈判时，朝方又提出进一步要求：
除铁路行政系统仍归交通省领导外，军管局仅负责制定计划，其作用只是对铁路运输进行检查和监督；铁路抢修工作另成立联合机构，委托交通省领导。
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已经建立的中朝联合军管机构。鉴于朝方在谈判中反复不定，双方基本想法差距太大，中方代表深感问题复杂，关系重大，即使形成纸上协议，也难以改变实际状况，以至要求再派“有威望的得力干部来此慢慢谈判”。
彭德怀无可奈何，提出将交通省的意见呈金日成，由双方政府出面解决，只求朝方能“确保军运如数完成，确定铁路管理和运输的具体办法”。
在随后的谈判中，针对朝方的原则，即铁路行政隶属朝交通省；成立中正朝副的联合军运司令部；成立中正朝副的统一铁道兵团司令部，中方代表提出5点商榷意见：
1、坚持对朝鲜铁路的军管制度，但可实行军事代表制，在联合军运司令部下设各级军事代表，中正朝副，军事代表对一切军运有最后决定权。
2、联合军运司令部设沈阳，派总代表驻朝交通省，监督军运计划执行。
3、要求朝方保证联合军运司令部与其总代表及各级军事代表间电话畅通。
4、成立统一抢修司令部，受联合军运司令部领导，同时受朝交通相及联合军运司令部指导。
5、在朝中国员工受朝铁路局领导，其政治工作则受中国军事代表直接领导。
叶林、张明远、彭敏据此与朝交通相再次谈判。除对抢修司令部领导权的归属问题尚未明确表态外，朝方基本接受了中方提出的5点意见，但要求确定朝交通省对其所属各铁路管理局行使管辖权。
在会谈中，关于运输问题，朝方原则上同意全部通车，由联合军运司令部审核批准军用物资和国民经济所需物资的运输比例。
至于交通省及其所属各管理局，朝方请中国派人任副职。双方商定，将谈判记录整理签字后，呈报各自政府批准。
得此情况后，周恩来一方面要求中方代表最好争取能在记录中列入有关联合抢修司令部领导权的内容，一方面也只得同意叶、张、彭在记录上签字，并将全文带回北京。
恰在此时，莫斯科方面的意见到来，扭转了会谈的局面。
据当事人张明远观察，中朝会谈之所以争执不下，其实质是联合军运司令部领导权的归谁所有的问题。中方代表认为，当时朝鲜的铁路和机车大部被毁，铁路运行的车辆主要是中国开来的。而抢修线路、运送物资的部队和司乘人员都以中方为主，甚至维修线路的器材和部分朝鲜铁路员工的供应也都是由中方负责。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朝鲜方面难以协调指挥铁路运输的正常运行。所以，战争期间的中朝铁路联运应由中方牵头。但朝方以及苏联驻朝鲜顾问坚持认为，对铁路运输的管理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必须由朝鲜领导。
对此，周恩来曾指出，问题的根子不在平壤，而在莫斯科，并表示要同苏方协商，以求妥善解决。
就在周恩来电告中方代表准备在谈判记录上签字的当天，斯大林来电表示苏联的立场，电文如下：
我驻沈阳领事列多夫斯基刚刚向我们报告了高岗同志的意见，即为正确组织部队和作战物资向前线的运输工作，朝鲜铁路必须交由在朝鲜的中国司令部管理。从领事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金首相是支持这个意见的，但朝鲜的部长们却似乎反对这个意见，他们认为这个办法将损害朝鲜的主权。
假如需要我的意见和联共中央的意见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必须告知您，我们完全支持高岗同志的意见。为了顺利地进行解放战争，这个办法是必须采取的。总的来说我们认为，为朝鲜本身的利益着想，中国和朝鲜之间最好能建立起更密切的国家关系。
周恩来当即将这一电文转给彭德怀，并表示可以继续“力争联合铁路修复司令部归联合军运司令部指挥，或仍进一步提议将朝鲜铁路管理局置于军事管制的直接管理之下”，中方代表亦可暂缓签字，而由政府出面邀请朝交通相到沈阳再谈。
在以后的谈判中，中方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4月16日，周恩来致电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即转金日成：
提议为适应战争需要，朝鲜铁路必须立即置于统一的军事管制之下……即在联合军队司令部领导下，设立中朝联合的军运司令部，统一朝鲜铁路的管理、运输、修复与保护事宜。
5月4日，中朝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对管理体制、组织机构、运力分配等重大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
根据协议精神，7月正式成立朝鲜铁道军事管理总局，刘居英为局长兼政治委员，朝方的金黄一、黄铎为副局长，统一负责朝鲜战区铁路运输的管理、组织与实施。军管总局下设熙川、定州、新成川、平壤、高原5个分局，共有援朝员工1.2万余人。
8月1日，在沈阳成立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受中朝联合司令部直接领导，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兼司令员，张明远兼政治委员，朝鲜铁道副相南学龙、志愿军的刘居英、李寿轩、叶林为副司令员。
同年11月又在安州成立了联运司的前方派出机构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刘居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黄一、李寿轩为副司令员，负责指挥和协调军管总局、抢修指挥部和铁道高炮指挥部的工作。
铁道兵团增加为4个师又3个团，还有援朝工程总队，总人数达5.2万余人。
从此，在统一的领导和组织下，铁道运输部队、抢修部队及高炮部队密切配合，大大提高了铁路运输效率。
这些机构的成立，从根本上保障了中朝联合司令部对交通运输的统一指挥，扭转了朝鲜战争初期运输被动的局面。
联合军队司令部指挥作战
1950年12月，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成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开始在其统一指挥下，与“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作战。
1950年12月31日，中朝联合司令部指挥志愿军6个军，即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五十、第四十二军、第六十六军和人民军3个军团第一，第二，第五军团30多万人分左、右两个纵队，向西起临津江，沿汉滩川及“三八线”一带的“联合国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
经过7个昼夜的连续追击，突破了“联合国军”在“三八线”的防御，歼灭“联合国军”1.9万余人，将“联合国军”驱逐至“三七线”南北地区。这是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指挥的第一次战役，是一次成功的战役。
经3次战役结束后，中朝军队按照预定计划转入休整。为了统一思想，总结经验，在冬季攻势作战中夺取更大的胜利，中朝联合司令部在成川郡君子里召开中、朝军队高级干部会议。
金日成出席这次会议并讲话，彭德怀在这次会议上作报告。中、朝两军部分高级将领在会上发言。会议总结了前3次战役的经验，分析了形势，提出了下一步作战任务和作战方针。
会议正在进行中，“联合国军”于1月25日，在大量空军的支援下，以步兵、坦克组成的多路纵队，对中朝军队阵地进行大规模反攻。
1月27日，中朝军队被迫停止休整，立即转入防御作战。面对对方的反攻，中朝联合司令部司令员彭德怀将中朝军队组成东、西、中3个作战集团，与“联合国军”进行第四次战役。
在西线，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指挥第三十八、第五十军和人民军第一军团，抗击“联合国军”向汉城方向的进攻。
在东线，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指挥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第六十六军，向原州、横城方向实施反击。由联合军队司令部副司令员、人民军前线指挥官金雄指挥人民军第二、第三、第五军团掩护邓华集团集结，并以第三，第五军团在邓华集团左翼，向横城东南方向反击。
中朝联合司令部领导中朝军队在第四次战役中，进行坚守防御、战役反击和运动防御多种式样的作战，历时87天，歼灭“联合国军”7.8万人，胜利地完成防御任务，赢得了时间，掩护了战略预备队的集结，为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1年4月22日，中朝联合司令部为粉碎“联合国军”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指挥中朝军队发起了第五次战役。
中朝联合司令部在此次战役中集中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15个军近百万大军分东、西两线向“联合国军”突然发起猛攻。
中朝军队连续奋战50天，歼灭“联合国军”8.2万余人，粉碎了“联合国军”建立新防线的计划，摆脱了在第四次战役中所处的被动局面。
经过这次战役的较量，迫使“联合国军”对中朝人民军队的力量重新做出估计，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谈判。
1951年6月以后，在朝鲜战场上，交战双方沿着“三八线”地区形成相互对峙的局面，战争转入了相持阶段。
在这个阶段内，中朝联合司令部指挥中朝军队先后进行1951年夏秋季防御战役、反“绞杀战”和反细菌战、1952年秋季反击作战、1953年夏季反击作战等。
由于中朝军队的英勇作战，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后来调到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在其两年多的时间里，中朝联合司令部作为中朝两军的统帅部，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的重要作战方针，促进了中朝两军的沟通和了解，增强了两军的战斗团结与友谊。中朝联合司令部作为中朝两军的统帅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