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指示：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必须采取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
毛泽东特别指示周恩来通知夏格巴：“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
一场战争难以避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觉得只要仗打好了，就可促使西藏当局来京谈判。
中央督促西藏来京谈判
中央在确定十八军向西藏进军的同时，就确定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1950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问题发表谈话，明确表示：
如果西藏当局派代表到京和中央政府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
1950年2月25日，中央发出指示：
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必须采取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
解放军在进军的同时，更要努力争取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这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但西藏当局并不领情，而是加强了在昌都等地的军事部署。
为达到和平解放西藏的目的，中央多次批准派遣熟悉西藏情况，对西藏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士入藏，同西藏当局直接对话，宣传中央的和平主张，劝其响应中央号召，不动干戈，实现祖国统一。
在中央直接向西藏当局进行政治争取工作的同时，西南局和西北局也大力开展劝和工作。
1950年2月1日，中央军委情报部青海联络站的张竞成（藏族）等人去西藏，5月初到拉萨，将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和喜饶嘉措写给达赖喇嘛和达扎摄政的信以及带给达扎的口信交给有关方面，但当时形势特殊，于6月被迫离藏。
接着，西南局拟派志清（即密悟）法师赴藏劝和，中央2月25日电告西南局和西北局：
同意派志清法师赴藏说服达赖集团脱离美英帝国主义回到祖国，督促达赖本人或其代表赴北京协商解决西藏问题办法，或在进军中与我前线司令部谈判，西北方面如有适当人能派到拉萨去说服达赖集团者，亦应设法派去。
3月底志清法师与贾题韬居士行至金沙江畔岗托被西藏当局阻拦，直到昌都战役后才成行。
到了5月1日青海省由当才（达赖的长兄）、夏日仓、先灵等活佛组成了青海寺院赴藏劝和团（秘书为迟玉锐）。
该团7月中旬出发，至藏北黑河（今那曲）后，劝和团的其他人员为西藏当局所阻，仅三位活佛被送往拉萨。
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于1950年5月5日致电朱总司令，请求入藏劝和。
格达活佛7月10日离开甘孜赴昌都，沿途召开土司、头人和寺庙上层喇嘛座谈会，宣传中央的民族、宗教政策，劝告他们不要与解放军为敌，争取西藏和平解放。
而他在7月24日至昌都后，既不能前去拉萨，又不能回甘孜，最终于8月22日在昌都被害死。
为了能劝说西藏当局接受和平谈判，中共中央和西藏当地爱国人士做着积极努力，甚至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希望西藏方面能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毕竟是一家人，有什么事情可以坐下来商量。
疯狂的分裂活动
在解放军准备开始挺进西藏的时候，西藏当局依然我行我素，试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挑起“驱汉事件”，开始了疯狂的分裂活动。
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藏地方政府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表达了他们分裂的企图。
信文如下：
致北平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尊敬的毛泽东先生！西藏是一个盛行佛教的独特国家，她预先注定要由观世音的化身（达赖喇嘛）来统治。惟其如此，西藏自古迄今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政治”统治地位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外国”接管过；西藏还保卫自己的领土，使其免遭“外来的”侵略，西藏一直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的乐土。
鉴于青海和新疆等地毗邻西藏这一事实，我们希望得到中国军队不越过汉藏边界或不对西藏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保证。因此，请按照上述要求向驻扎在汉藏边境的军政官员颁布严格的命令，恳请尽快给予答复，这样我们才能放心。至於从前被并入中国版图的那些西藏领土，西藏政府希望在中国的“国内战争”结束之后举行协商谈判并加以解决。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西藏地方政府是非常不切合实际的，他们不但要求共产党不进军西藏，而且还提出了领土要求。实际上，西藏地方政府此时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给了西方国家。
1949年12月22日，西藏地方决定向印、美、英派团商讨“援藏”之事，所以，美国情报人员“多诺万”曾于1950年1月初为此征询印度“援藏”的立场。
印度外长梅农称：“只有中国拒绝西藏自治，印度才可能提出西藏政治地位的问题。”他也不赞成西藏外派使团，尽管印度为西藏提供了小量武器，但希望避免任何有关西藏的挑衅活动和军事冒险。
美国也不愿接受西藏代表，尤其在毛泽东访苏时更是如此。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月12日通知美国驻印度大使汉德森：
目前代表团来美会使问题复杂化，并加速中共的进攻……由于印度的制约，目前不能给予西藏援助。
为不使西藏对美失望，艾奇逊要汉德森尽可能以此时援助有害西藏为理由劝西藏不要派团赴美，但双方可在印度讨论“援藏”之事。然而，印度又拒绝了汉德森在印会谈的请求。
无可奈何的汉德森仍希望给西藏留下美国“慈爱”的印象。14日他请求印度允其向西藏派代表，他保证不给西藏承诺，不刺激中共，也不给印度添麻烦。
但印度却以可能加速中共进攻为由再次拒绝。事已至此，汉德森只好建议暂停努力，否则中共行动后，印度很可能归咎于美国甚至损害美印关系。
中国政府严密关注藏事发展。
1949年11月和次年初，严厉谴责美国以承认西藏“独立”的方式来分割中国的领土，并妄想把西藏变成美国的远东殖民地和侵略基地，指出西藏派团不过是美国及其同谋所导演的傀儡剧，声明解放军在1950年一定要解放西藏。
上述的严正立场及美、印、英的有关目标差异，使美国大受挫折。
1950年1月底，西藏代表团只好滞留亚东。
毛泽东拒绝在香港谈判
西藏地方在求援的同时，又向中央政府派出以夏格巴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并要求在香港谈判。
1950年4月，有一封电报从印度加尔各答发给“毛泽东阁下”，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派代表“赴港商谈”。署名者之一是“孜本·夏格巴”。
过了一个多月，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给孜本·夏格巴发了一封复电，上面说道：
你们的代表团是西藏地方政府派至中央人民政府商谈西藏地方事务的代表团，不能称为西藏派赴中国外交代表团，谈判的地点必须在北京，不能在香港。
1950年5月下旬，毛泽东特别指示周恩来通知夏格巴：“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
印度虽希望和平解决，却不愿在北京举行谈判，在中国政府没有对印度在藏利益做出承诺前，印度是不会把夏格巴这张牌交出去的。印、英均认为最好在印度谈判以保持密切的注意及影响，于是就千方百计阻挠西藏代表赴京。
夏格巴先生和他的同伴接到中央的电报后便陷入了沉默，加上外国势力的阻挠，迟迟未能来京谈判。
当时，美国也密切注视着西藏局势的发展。美国驻印度大使汉德森3月间再次要求英国就援藏之事向印度施加影响。印度表示它提供的少许武器仅为西藏日常之需而与抵抗中共无关，印度还拒绝英国提供援助的请求，只希望自己单独插手西藏问题。
6月9日，夏格巴向美方通报印、英对和谈的态度，对印度深感失望的汉德森还是劝夏格巴接受印度的安排。美国虽反对和平谈判，但在新德里总比在北京好，这起码给美国再开展工作留下了余地。
夏格巴的谈判愿望使美国的行动加快了。6月16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亲自召见英国大使道格拉斯，讨论怎样才能激励西藏抵抗“入侵”而不是与中共谈判，希望英国“援藏”，并尽可能对印度施加影响。
中国政府鉴于以上情况，在1950年8月2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复电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指示必须坚持中央政府对西藏代表团之方针：
一、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不能承认该代表团为西藏之外交代表。
二、由印经香港去北京既有困难，请考虑转回西藏经由国内其他路线如青海、西康、云南等地前往北京。
1950年8月19日，周恩来总理再次致电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传达了极其重要的信息：
印度政府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并经过其驻北京大使表示印度政府对西藏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政治或领土野心，并说其他国家也不会干涉西藏。
印度政府曾向我大使馆表示甚愿我西藏代表团早日到达北京，并闻英国政府已撤销其拒发签证的决定。如此，西藏代表团更可早日动身。你们以极关心和极友好的态度助其早日成行，并予以很好招待为要。
周恩来的电报，给陷入僵局的谈判指明了方向。若是夏格巴等人能作出明智的选择，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在京举行谈判，也不会有后来的昌都战役。倘若他们来谈判，即便不能像后来的阿沛5代表那样取得圆满成功，但总会在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里留下自己的足迹。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中共中央只能使用武力了。
西藏代表团拒不来京
由于外国势力的阻挠和干预，以及西藏内部的反动势力拒绝谈判，更是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西藏的分裂活动变得更加疯狂。西藏当局拖延行期来京谈判，迟迟不动身，使谈判难以进行。
中央政府的谈判条件在西藏上层的某些顽固分子看来，竟成为共产党懦弱和不敢向西藏进军的证明，可见西藏当局反动的真面目。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和进藏部队才考虑以武力来促使西藏方面进行谈判。
即使如此，毛泽东仍未放弃争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因为他觉得西藏人民不愿看到战争。
1950年8月29日，在部署昌都战役的时候，毛泽东还给周恩来写信，希望西藏代表团能在9月中旬赶到北京，双方可以在避免武力冲突的前提下把西藏问题给解决了。
信上说：
请注意进攻昌都的时间。请考虑由外交部适当人员向印度大使透露，希望西藏代表团9月中旬到达北京谈判，我军就要向西藏前进了。西藏代表团如有诚意，应当速来，并请印度政府予该代表团的旅行以可能的协助。
也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又指示外交部：
去电申健（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负责办理西藏代表团经印度到北京谈判的有关事宜），叫西藏代表团马上动身来北京。电中请说明希望该代表团接电后迅即动身乘飞机至香港，转乘广九、粤汉、京汉火车，9月中旬到达北京。
十八军出发后，先遣支队的同志们从雅安下汽车开始背上背包、枪械、粮食等徒步行军，晓行夜宿，克服了前所未遇的重重困难，前进千余里，于4月28日到达康北重镇甘孜城。
这里曾是国民党政府甘孜专署所在地，当时有刘文辉起义部队驻扎。
解放军到达甘孜，即按原定计划开始分头进行各自的工作。直接向昌都及金沙江沿岸的藏军宣传中央的和谈方针，并及时了解掌握各方面的态势，为尔后进军准备条件。
部队在此稍事休息后，即决定由一五四团政委杨军同志率领该团二营于5月6日西行260余公里，进驻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县，5月16日抵达。
数月之间除按计划完成上面提及的工作任务外，在争取与西藏当局和平谈判的工作上也尽了最大的努力。解放军寻找、利用机会托付商贩、朝圣者、走亲访友的人把大量的印有党中央、西南局制定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政策捎往西藏，也有的土司头人经过我们工作后给西藏上层朋友去信，传播中央和谈方针。
解放军还曾经直接给昌都总管拉鲁·次旺多吉及驻森达藏军代本木霞通信，要求和平谈判。但是这些努力的效果当时都不明显，有的遭到断然拒绝。
由于听信帝国主义的煽动唆使，西藏反动当局有恃无恐，忘乎所以，以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中央政府的种种和平努力，西藏统治者不仅不响应，而且还反其道而行之。
西藏反动当局扩充兵力，训练军官，购买武器弹药，调兵遣将，把10个团扩大为16个团。藏军大部分调到昌都周围，以金沙江为防线，阻止解放军前进。
他们迷信于所谓“雪山恶水赛过十万大军”和美国人的武器、美元会流水般援助的许诺，对解放军的和平诚意横加阻挠，就是对西藏民族内部爱国人士所组成的劝和代表团和高僧、法师也阻挡他们入境，甚至扣押、软禁、谋害等等。
时至10月，已过解放军警告西藏当局和谈的最后期限，以达扎·阿旺松饶为首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紧紧地依附着帝国主义势力，至死不肯接受中央关于进行和平谈判的召唤。
由于西藏当局的顽固，一场战争难以避免。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觉得只要仗打好了，就可促使西藏当局来京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