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古典学派的最后一名代表，最有影响力的古典经济学家。他不仅在理论界享有盛名，他同时还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因此有人称他是一个业余的经济学家。
少年学经商
李嘉图家族的始祖是一位西班牙的贵族，后与一位犹太女子结婚生子。从此全家族信奉犹太教。十七世纪，西班牙国内严厉的宗教裁判达到高峰，秘密信奉犹太教的人日益危险，教廷一再颁布驱逐令，李氏家族不得不举家迁移到当时还不太安全的意大利自由城市去。
后来，李嘉图家族又不得不搬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英国颁布了《航海法》逐渐强大起来后，荷兰的商业优势地位开始衰落。这也使从事商业的犹太商人深受打击，李嘉图家族不得不再次举家搬迁，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并最后加入了英国国籍，从此定居下来。
李嘉图的父亲似乎是“天生”的商人。不出多长时间就在英国站稳了，并且在证券经济界如鱼得水。
大卫·李嘉图于1772年4月18日出生于伦敦市。在这里，李嘉图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早年，他在伦敦的“公立学校念书”，最终受到了注定要搞商业的人通常所受的良好教育。
1783年，英国和荷兰讲和，李嘉图被送到荷兰，在他父亲的亲戚家里住了两年，以便继续求学。一来，那里是他家的发家之地；二来，想让李嘉图熟悉阿姆斯特丹的经营环境以便使其自然的走上他安排的道路。
一切看起来似乎很正常，李嘉图极有可能走向另一个领域。但，生活常常充满不确定，也会有很多的巧合，不然历史也就不会是如今的模样！李嘉图注定有历史赋予他更重要的责任。
为了打算让李嘉图继承自己的事业，所以李嘉图的父亲要他在自己认为很好的学校念书，使他具备证券经纪人所需的健全理论，以便更好地搞交易。李嘉图在阿姆斯特丹住了两年，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嘉图9岁时，有一天在商店橱窗中看到了一双边缘有皮毛的鞋子，他很喜欢，便吵着要大人给他买下。大人们说他没有看准那双鞋子的式样，可能不适合他穿。但他执意要他们买。
后来，鞋子倒是买了，不过却附带着一个条件，买来就必须穿。买后他才发现，那是双木鞋，穿着在街上走起来卡嗒卡嗒直响，惹得所有的行人都回头盯着他瞧。本想穿一双皮鞋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结果却穿着木鞋每天去丢脸。
为了摆脱这双鞋子，李嘉图真愿意付出一切代价，但他又没有别的鞋子可穿，后来李嘉图还曾回忆说：“他说除了他自己，别人谁也无法想象他穿这双鞋有多痛苦：他每次走路都要小心翼翼，以免发出那丢人的卡嗒声。这件事对形成他的性格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幼年和少年时期，李嘉图似乎没有表现出具有非凡的才智，但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稳健和坚定的性格。14岁时，他的父亲开始让他在证券交易所工作，很信任他，交给他比他大得多的人都很少得到的权力。
1788年在16岁时，李嘉图又到荷兰游览，当时他的父亲将他的两个弟弟托付给他，由他把他们送到荷兰。
然而在证券交易所经商后，李嘉图并没有停止学习。他年轻时就爱好抽象推理和一般推理，他的爱好影响着他的学习。大约在25岁时，也就是在结婚以后，他把注意力转到科学科目上来，尤其对数学、化学、地质学和矿物学感兴趣。
尽管李嘉图很早就进入了证券交易界，他深得经商的全部奥妙，能以快得惊人的速度计算数字，能毫不费力地进行他所关注的大笔交易。他遇事沉着，判断准确，再加上他自己在公众事务上运气享通，这一切使他能够把证券交易所中的同时代人都远远地甩在后面，并使他不仅在财产上，而且在性格和所获评价上，都大大超越了从前在交易所经商的人。
当时，李嘉图的竞争者对他的李嘉图的这些品质都有绝深的印象，以致其中极有眼力的几位在他还没有出名之前，便颇为敬佩地预言他将在国内取得某种最高的地位。
如果是这样一路下去，英国不过又多了个天才的证券经纪人而已。然而，李嘉图后来迷上一位年轻的教友派教徒。其父非常恼怒，对于一位西班牙犹太人来说，一个儿子和异教徒结婚，就要将他的名字从家谱中除去，并且要为他背诵追悼死者的祈祷文。不久，李嘉图离开了自己的家庭。
李嘉图与其父决裂后，有好几年的境况是使人非常担忧的。他自己的资财有限，担负起新家庭的重担，离开原本富有的家庭过自力更生的生活。
此时，李嘉图只好独立经营。他已经在证券交易界摸爬滚打了七年，所以，已经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在这些朋友们的帮忙下，他的事业很快就上了正轨。短短几年时间，他就已经发财致富。
贵人相助
富裕起来后，仅仅发财致富已经不能让李嘉图看到人生的意义了，于是，他开始寻找在知识领域搞点什么。
27岁那年，李嘉图开始转变了注意力，那是1799年的事。李嘉图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首先是他在1799年在巴思滞留期间偶尔看到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那本书以后引起的。
当时，李嘉图妻子因病逗留巴思，有一天他从流通图书馆看到了亚当·斯密的一部著作，翻了几页就借回家去了。他对这本书爱不释手，马上就研究了起来。后来，他在一封信中说：“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发现你和我同样崇拜亚当·斯密的著作以及他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的早期政治经济学论文的时候，我们每天见面都要花半个小时来谈谈这方面令人愉快的问题。”
李嘉图喜欢斯密的这部著作，但由于这时他对其他问题也具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大概只用了部分精力来阅读它，几年之后，他才明显地把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到这部著作上。
不过，与其说是他选择了政治经济学，不如说是政治经济学选择了他。因为，两年前，英国宣布脱离金本位制，英镑正在经历剧烈波动，年轻的金融家李嘉图不能不思考货币问题。因此，很容易理解，李嘉图最初的经济学研究几乎完全集中在货币问题上，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黄金的价格》。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的成就离不开穆勒的帮助，《黄金的价格》这篇文章发表已经是1809年了，在这之前长达十年，即从27岁到37岁，是李嘉图学习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期。这中间，他得到了英国当时著名学者、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詹姆斯·穆勒的无私帮助。原来在他27岁接触了政治经济学后，李嘉图经常阅读詹姆斯·穆勒主编的主张自由贸易的《爱丁堡评论报》。1808年穆勒出版了阐述自由贸易主张《商业保护论》，李嘉图大为赞许。此时，穆勒已经是一位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和逻辑学家。“李嘉图对穆勒深为敬佩，特别对穆勒受到他自己所缺少的正规的教育很是羡慕”，李嘉图主动与之结识并成为知交。此后，李嘉图与穆勒经常就当时的热点问题座谈和通信讨论，李嘉图的知识素养和研究能力得到培养和提高。李嘉图虽然是天才，但搞经济学还得学会研究问题，尤其得学会写文章。对于没有好好上过学的李嘉图来说，这方面的训练是痛苦的，但又是绝对必要的，否则，我们也不会看到他那11大卷著述了。
《黄金的价格》发表时，李嘉图在生意中跟英格尔银行有了与他当时所从事的研究关系密切的大量交往，这引起他思考通货问题，他想找出硬币和银行钞票为什么在价值上有所差距、钞票为什么会贬值。
在这期间，李嘉图把大部分注意力都用于这些方面，并常跟朋友们中有志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交换意见，朋友们劝他把这些心得写下来，不过他当时丝毫没有想到会把它发表出来。
后来，李嘉图把手稿寄给他主办《早晨纪事报》的朋友佩里先生看，佩里劝他在该报上发表。李嘉图虽不大愿意，但也还是答应了。这些手稿最初是以书信形式署名发表的，第一封信刊载在1810年9月6日的《早晨纪事报》上。
这些信发表后，李嘉图收到了许多复信，其中有一封以“钞票的朋友”署名。李嘉图不久便发现，这封复信是他的一位理解力很强的朋友写来的，这位朋友本来激烈地反对李嘉图的学说，而现在却变得完全支持李嘉图了。
这个问题所引起的兴趣使李嘉图产生了进一步阐述的动机。不久后他即以《关于通货的贬值》为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阐明自己的观点。
这本小册子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有的为之辩护、有的则竭力反对。对于反对者，李嘉图只答复了一位博赞克特先生。他这样做的目的倒不是想反驳博赞克特先生所提出的论点，而是想进一步有力地加强他自己认为有实际效用的观点。
过了一段时间，一位名叫霍纳的先生将这个问题带到了议会，议会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个问题，调查的结果恰恰证实了李嘉图的学说。著名的《锭形金属报告》和李嘉图小册子上的论点十分吻合，而委员会收集的事实根据正好证明了李嘉图所推测的准确性。
这本小册子所产生的其他效果之一，便是李嘉图先生接触到了很多第一流的文人，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许多人亲近他，一切了解他的人都赏识他的才能。
1815年，在有关《谷物法》存废的论战中，李嘉图发表了《论低价谷物对资本利润的影响》的小册子，要求允许谷物自由贸易，进口低价谷物，以降低工资，增加利润，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论低价谷物对资本利润的影响》的发表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穆勒认为李嘉图已经是当时最优秀的经济思想家，还应该成为最优秀的经济学著作家，于是敦促李嘉图对小册子加以扩充和修改。
李嘉图一开始并不情愿，因为他对自己的写作能力缺乏自信，“穆勒先生希望我整个重写一次”，“我恐怕我不能胜任这一工作。”“我切盼写出一写值得出版的东西，但我诚恳地说，这一点恐非我力所能及。”“我发现最大的困难就是在最简单的叙述中也不能避免混乱。”
此时穆勒承担起一个教师的职责，他对李嘉图鼓励道：“因为你已经是最优越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家，所以我决心让你成为最优良的写作家。”
正是由于穆勒的鼓励和帮助，李嘉图才消除了对自己从一个经济小册子作者发展成为一位整部政治经济学原理撰写人的能力的疑虑，李嘉图的信心有所增强：“为了满足我的宿愿，我一定要进行这一尝试。在一两年内，经过反复修改后，我也许能写出可以让人理解的东西。”
面对写作中的困难，李嘉图有时不免懈怠，甚至再次流露出“悲观失望的老调”，这时穆勒象一个严厉的教师那样敦促他，要“全心全意研究政治经济学”，要“一小时也不迟疑地立即开始写你所要写的著作……”穆勒不仅对李嘉图的写作给予精神支持，不断督促和鼓励，还在写作方法，结构安排，论点阐述等技术环节给予周详的指导。穆勒的鼓励和指导贯穿于李嘉图写作的整个过程中。
后来年，《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终于写作完成并出版。正是穆勒的无私奉献推动了这一政治经济学历史上既有重要时代意义的著作的问世，甚至可以说，没有穆勒，就没有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约翰·穆勒的评说并不过分：“如果不是我父亲恳切的请求与热情鼓励，恐怕这本书永远不会出版，或者永远不会写出。”
巨著问世
事实上，即使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完成之后，李嘉图也不是一个坐在书斋里高学问的人——好象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没有人安于坐在书斋中——相反，他是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是个活跃的议员，整天为经济政策和政治问题忙碌着。
跟穆勒的友谊对于李嘉图来说非常重要。正是在穆勒的再三催促下，李嘉图开始竞选国会议员，并于1819年2月当选。
也是在穆勒的帮助下，他完成了自己的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本书于1817年4月出版。其实，这本书早就开始酝酿，1810年，李嘉图在《早晨纪事报》发表了那个论述硬币和钞票为什么在价值上有所差距、钞票为什么贬值的小册子之后，李嘉图开始着手《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写作。此书的成功，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报酬。
在此之前，这本书所论述的问题并不为人重视，然而这本书在很短时间内就发行了三版，并使作者脐身于最优秀的哲理作家之列。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于1817年出版。李嘉图是师承亚当·斯密的，其经济理论也是在对斯密的理论进行商榷的基础上展开的。但是，他的《原理》和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形式上有很大不同。斯密的《研究》在结构是体系严密，是一本经济科学教科书。
李嘉图的《原理》与此不同，全书由32篇独立的论文构成，论文并不构成严密的体系，各篇之间缺乏逻辑的联系，并且部分内容是重复的，表面看来，全书只是论文的堆积。
但从内容看、《原理》和《研究》同样是清楚的，符合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要求。斯密从其时代的经济特点，即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已经有了分工的工场手工业出发，也就是从分工出发，根据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要求，依次论述交换、货币、价值、价格、工资、利润和地租，这是《研究》第一篇的主要内容和逻辑程序；然后在第二篇中论述资本。李嘉图的《原理》，前六章论述的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其余各章都是这些原理的运用、补充和发挥。李嘉图以价值学说为基础，以劳动价值学说为主要内容，不受各章形式的限制，将生产、交换、分配结合在一起研究，其中贯穿着生产决定性作用的思想。
《原理》的方法，和斯密的《研究》的方法不同。斯密的方法是二重性的。首先，斯密所研究人的物质生活，又研究人的精神生活。研究精神生活时，并不理解精神生活是物质生活决定的，认为人总有一种抽象的同情心，这见于他较早的著作《道德情操论》；在研究物质生活时，认为物质生活受经济规律的支配，这见于他的《研究》。因此，斯密试图调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矛盾。因此，他的方法是二重性的。
《原理》的方法不是这样。李嘉图只研究人的物质生活，不研究人的精神生活，或者说，他认为人的精神生活全部地、直接地由其物质生活决定。
李嘉图的著作不像斯密那样结构严谨，行文没有斯密那样流畅，词句也不如斯密那样华美，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更为精炼的理论架构，更加贴近现实的语言与例证，全面论述了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机制，使他成为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19世纪初叶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李嘉图相当自负，他说，他的观点和大权威斯密及马尔萨斯不同，在英国，能读懂他的书的人，不会超过25个人。但不管人们是否读懂，反正他已经大大地有名了，他一举成为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
与另一位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论战，也是李嘉图学术上迅速成熟的一个助推器。他们两人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讨论无休无止，直至李嘉图去世为止。
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
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之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
小疾而逝
李嘉图在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使他非常富有，1814年42岁时，李嘉图便选择了便退休。
1819年，李嘉图在英国议会上院购买了一个代表爱尔兰的席位。他占据这个席位直到去世。作为议员，李嘉图支持自由贸易和废除旨在保护英国国内农业的《谷物法》。
李嘉图的密友詹姆斯穆勒对其政治雄心和经济学论文写作多加鼓励。其他知名友人包括马尔萨斯，他们常在协会里辩论诸如地主的社会角色之类的问题。他也是伦敦知识分子圈子里的成员，后来成为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和国王俱乐部会员。
“金价论战”发生在18世纪末。英国由于对拿破仑的战争处于财政困境，政府利用大量发行银行券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引起金价上涨，银行券贬值。李嘉图在《晨报》上匿名发表了《黄金价格》引起了所谓“金价论战”的论战。论战分为“金属派”和“反金属派”两方，李嘉图是金属派的首领，他以货币数量论为依据，认为金价上涨的原因是银行券发行过多，从维护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出发，要求有一个稳定币值的货币制度。
英国议会1815年通过了修订的限制外国粮食进口的保护贸易政策——谷物法。谷物法维持和提高国内粮价，使地租增加，给土地所有者带来利益。粮价提高使货币工资上升，又限制了利润的增长。因此，谷物法的存废成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斗争的一个突出问题。李嘉图对谷物法提出尖锐的批评，与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进行了激烈论战。这场辩论持续多年，直到1846年英国政府才废除了谷物法。
当时，李嘉图初入议会，所有知道他的人都说他很有钱，同时又都认为他的财产来得光明正大，完全理应所得。所以大家对这位富裕的议员并没有什么嫉妒之心。
在议会中，李嘉图不用雄辩就能在议会里引人注目。对于议题，他只谈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并且意见中肯。他不参加任何党派，无论站在哪一边，他只拥护正确主张，有的时候他既反对执政党，又反对反对党。依附于一个党派往往会使人的中立地位遭到别人的轻视，而这种投靠某一党派的人则很少能得到别人的重视。
当时，成名的李嘉图不想享有盛名，也不想从议会中的任何一个党派得到好处，他超然脱俗，因而赢得了双方的尊重和爱慕。他的影响越来越大，自信心也随之增强。
在议会举行会议期间，他把全部时间花在议员所应处理的公务上。上午，他研究文件，接见来访者，回复来信或参加某个委员会的会议；晚上他也要去议会。在议会休会期间，他通常和全家一起到格洛斯特郡的盖特科姆庄园去，即使在这里，他也十分乐于把时间用来为周围的人谋福利。
李嘉图最后告老还乡了直到去世前，他的情绪之愉快，或者说健康状况之良好，超过了以往，但不幸还是过早降临，这是由耳病最终蔓延到脑内引起的。
李嘉图多年来一直患耳病，但他从不把它当回事，因为这耳病从没给他带来什么大的不便。他最后一次发病是由他的一个兄弟护理的；这个兄弟从事医疗工作已经退休，当时正好到乡下来看望他。
李嘉图的这次病情并不严重，大家毫不怀疑他痊愈。直到临死前，病情才突然恶化，真有点使他的家人猝不及防。
李嘉图是1823年9月11日去世的，年仅51岁。他死得很突然，小小一只耳朵的感染就夺取了这位天才的生命。关于李嘉图的外貌，他身材中下，却很匀称，灵活；他表情坦率。相貌英俊，但略带犹太人的气质；他目光温柔，充满智慧，同时又给人以若有所思的感觉。
李嘉图的猝然长逝，使他那些以他的外貌来判断他的健康状况的朋友无不大吃一惊。因为马利特说，他身体虽不算强健，但素质不错，而且还惯于节制，要不是51岁那年头部意外感染发炎，他本应长寿。然而李嘉图对自己的身体却没有信心，他在1820年写信给穆勒说：
你认为我能活到60岁以上，这是错误的想法，总的来说，考虑到各种情况，我并没有非分的希冀。情况恰恰相反，鉴于生活中有许多意外事故，而且已有许多器官丧失功能，我不敢对生命有过高奢望。就我而言，已经完全丧失了一只耳朵的机能，由于牙齿一个个脱落，致使目前已几乎没有牙齿可用了。没有人能比我更有耐心地忍受这些衰老的情况了，但我有时还是禁不住根据某些迹象料想我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器官将要丧失作用。
李嘉图在逝世的前三年就制定了遗嘱，他在遗嘱上明确地规定了他的财产的分配情况。李嘉图一向反对铺张，对于办丧事尤其如此，他生前曾多次提出，他的后事应以最秘密的方式操办。因此，给他送葬的只有他的3个儿子、7个兄弟、3个女婿和3个妹夫。
李嘉图去世后，公众对他的功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这一切，他都是当之无愧的。他的私德堪与使他赢得极高声誉的公德相媲美。卓越的智能加上正直、谦虚、羞怯，使他从不接受自己认为不应享有的赞扬；正义感使他从不感情用事，也使他从不为任何有可能使他误入歧途的情况所左右，无私使他从不考虑个人得失而坚持原则。
然而，不管他在商业上取得如何的成功，他留给后世的印象还是个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很明显地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1799年开始阅读有系统的经济学著作，尤以《国富论》；第二，1813—1817年，论争与著作的出版；第三，关于其观点与著作的争论。
然而，李嘉图又被称为业余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刚刚诞生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业余经济学家，不管是英国的亚当·斯密，还是法国的萨伊、巴斯夏。
那个时候，大学里面也没有经济系，政府也没有开办经济研究和顾问机构，要搞经济学研究，就得自己先给自己找到饭碗。自己解决了生活问题，才能谈得上研究经济学。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正是这么一个典范，而且，他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富裕的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