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山克说：“弗莱明谦虚而自然地接受了各种加诸于其身上的荣耀。但是，真正让他大受感动的，却是众人联署的签名，以及因青霉素而受惠的小孩和穷人的感谢信。他继续不断地研究人体天然免疫系统中的调理素、吞噬细胞及溶菌酵素。然而现在我们却只能哀悼，因为我们将永远失去这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及大人物。”
初显才华
亚历山大·弗莱明在1881年8月6日出生于苏格兰西南部亚尔郡高地一个小山丘的农舍里。弗莱明的家庭是一个大家族。他父亲的首任妻子在生了4个孩子后死了。60岁时，父亲又娶了第二位妻子，不久，他们又有了4个孩子，弗莱明便是其中的老三。父亲在他7岁时去世了。
弗莱明的童年可说是无忧无虑又生活充实，他们家里通常由较大的孩子照顾家畜及处理家庭琐事，包括汲水及添木料生火，较小的男孩则照料羊群。
弗莱明说：“我很幸运，生长在偏远农场上的一个大家庭里。我们没什么钱可花，也没地方可花钱。不过，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我们学到了许多城里的人们所学不到的东西。”
弗莱明自幼好学，酷爱大自然，注意观察种种自然现象，喜欢思索那些新鲜事物，常常向大人们提出五花八门的问题，弄得大人们也难以回答。
有一次，他跟着母亲去探望一个住院的亲戚。看着病人那痛苦的情形，他问：“您得的是什么病？怎么会得病？”病人一问三不知。喜欢刨根问底的弗莱明，又去向医生打听，医生也无法明确答出病因，只得对好问的弗莱明说：“孩子，没有详细研究的病症还多着呢，哪能样样病都知道啊！”医生的话使弗莱明产生了学习医学，为人治病，解除病人痛苦的愿望。
弗莱明在5岁时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进入当地一所简朴的小学就读。十几个同集中在唯一的一间教室里上课，天气晴朗时，老师就干脆带着他们到河边上课。
童年时的弗莱明着迷于大自然的一切，耳濡目染之余，蕴育发展出他犀利的观察力及超人的记忆力，那些都成为他日后发现盘尼西林的先决条件。
1895年的夏天，年仅13岁的亚历山大·弗莱明离开了从小生长的故乡苏格兰，搬进了紧张、嘈杂，且遭严重工业污染的大城市伦敦。当时的他可能没有想到，伦敦这个繁华的大都市，居然会成为他后半辈子的第二故乡。
因为家庭条件比较困难，弗莱明在16岁时到美国海运找了一份船务员的工作，这家公司是专门经营横渡大西洋、大型定期货轮的业务。做为一名基层办事员，弗莱明必须动手抄写文件、记帐，或是详实记录一些货轮和乘客的基本资料。他做得很仔细，表现得也不错。然而，他老觉得工作很僵化呆板。他在那儿干了4年，正当他感觉前途一片黑暗时，生命中突然有了转机。
1901年，弗莱明20岁时从一位亲戚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才得以继续学习。在这一年的10月，弗莱明成为圣玛丽医科大学的学生。
弗莱明很快便适应了学校的新生活，这跟他前几年在船务公司做办事员的生活真有天壤之别。现在他必须细心地研究人体结构、组织及器官，以及各部分的作用及运作方式。
虽然这些知识在现代早已为大众所熟知，然而在弗莱明当学生的时代，大部分成果却还未研究出来。因此，即使是专业的医学家，对这方面也是懵懂无知的。
弗莱明22岁时，他通过了第一次医学考试，开始有当一名外科医师的念头。第一次考试之后，学生们被安排到医院，跟着医师巡视病房，收集资料并整理病人档案、照片，以便对病人进行正确的治疗。
在这儿，有许许多多的事务可待学习。然而事实上，以当时的医疗水准而言，就连在颇具盛名的圣玛丽医院，也还没有几个真正有把握治疗各种疾病、能对症下药的医生。
科学家们迫切想要解开人体对抗疾病的秘密。然而在当时，医生对于各式各样的微生物侵入人体，甚至摧毁、威胁到人类的生命仍感束手无策。人与微生物之间的抗争，几乎还没有半点眉目。
弗莱明原来有许多机会选择其他方面的医学，然而无意中他却选择了微生物这个领域。他不知道在其他地区，抵抗微生物的研究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他的一位老师，也是这场对抗微生物大战中的先驱者，就是奥姆罗斯·来特。
1880年，当奥姆罗斯·莱特还是个年轻人时，他跟随着当时的几位医学大师在欧洲学习。那时在欧洲的科学界，是一个进步神速、令人兴奋的年代。
17世纪之后，微生物就被陆续地观察及记录。1870年，德国科学家柯霍首次证实疾病是被特定的微生物感染所致。
巴斯德在1870年为科学家找到新的研究方向，他证实注射疫苗到人体内，可促使人体的自然防御系统产生作用，并减轻一些症状，但是人真的感染这些疾病，仍然是无法医治的。
圣玛丽医院瘤理学及细菌学的教授奥姆罗斯·莱特深信正确的疫苗接种不仅能预防细菌疾病，且绝对能治疗这些疾病。
弗莱明深受奥姆罗斯·莱特的影响，在1906年的夏天，亚历山大·弗莱明加入了奥姆罗斯·莱特的研究部门。弗莱明很快就被他的新工作所吸引，从而全神贯注地投入。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工作岗位。
弗莱明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他不尚空谈，只知默默无言地工作。起初人们并不重视他。他在伦敦圣玛丽医院实验室工作时，那里许多人当面叫他小弗莱，背后则嘲笑他，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苏格兰老古董”。
有一天，实验室主任莱特爵士主持例行的业务讨论会。一些实验工作人员口若悬河，哗众取宠，惟独小弗莱一直沉默不语。莱特爵士转过头来问道：“小弗莱，你有甚么看法？”
“做。”小弗莱只说了一个字。他的意思是说，与其这样不着边际地夸夸其谈，不如立即恢复实验。
到了下午五点钟，莱特爵士又问他：“小弗莱，你现在有甚么意见要发表吗？”
“茶。”原来，喝茶的时间到了。
这一天，小弗莱在实验室里就只说了这两个字。
随着研究工作的持续进展，弗莱明为自己赢得了治疗法专家的美誉。然而在另一领域，他也拥有同样杰出的表现。他总结出一套很好的方法，只要用一两滴血液，就可以检验出患者是否患有梅毒。
在德国有位名叫保罗·艾立克的科学家，一直在寻找一种既可以有效地对付微生物，又对人体没有害处的化学物质。他尝试了605种化学药品，终于发现第606种物质具有对付梅毒病菌的杀伤力，而且对人体不造成伤害。他把这种化学物质称为“六〇六”。这是后来被命名为“撒尔代散”的药物，它可以通过注射到人体的各个部位去杀死梅毒病菌。
奥姆罗斯·莱特认识艾立克，他也是最早将实验引进英国的科学家之一。艾立克要求弗莱明和另一位研究人员李奥那·柯尔布鲁克继续以“六〇六”从事试验，结果非常成功，弗莱明从此在梅毒的治疗领域中建立了权威地位，当然也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一战时期的研究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弗莱明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断了，他也从熟悉的圣玛丽医院赶赴几里外的法国医院去工作。
奥姆罗斯·莱特将他长期研究出来的伤寒疫苗提供给战时的士兵。他坚持所有的部队都必须立刻接种伤寒疫苗，而伤口已被感染者，则必须注射一种新研制出来的疫苗，他坚信，将已经破坏的细菌注射到人体内，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以便和伤口的细菌作战。
在长达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为有了莱特的疫苗，英国军队因为伤口感染而死亡的人数只有一千多人。然而很多军医还是不承认“莱特的疫苗可以治疗伤口感染”的说法，他们建议莱特在战地医院设置一个研究小组，以便作查证工作。
1914年10月，从圣玛丽医院来的莱特、弗莱明等一些细菌学家共同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开始调查来自战场上受伤的伤兵们。
临时的战地医院设在布尔隆的一所大型俱乐部里，这里曾是有钱人消遣娱乐的地方，现在却挤进了一排排的行军床，躺满了痛苦呻吟、流血不止的伤兵，等待着开刀或治疗。
他们有的已经躺了好多天，许多伤口都已经发炎溃烂了，有的甚至形成了可怕的气性坏疽，它们的罪魁祸首当然是各式各样的细菌。在这种情形下，医生们所能做的就是将杀菌剂倒在伤口上，对来势汹汹的细菌做些消极的阻止工作。
这种治疗方法始自1860年的一位苏格兰医生约瑟芬·李斯特，是他首先引进这种杀菌药剂。其后数十年，医生们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医治伤口。可是，任意地将杀菌剂倒在伤口上，并不能出现预期的效果，发炎仍然持续发展，有时伤口更加恶化。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物质对人体组织有何影响。
为什么有时杀菌也会失败？到底是哪些细菌造成伤口发炎？发炎时，血液会出现什么变化？如果再将杀菌剂倒在伤口上，又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最奇怪的是，这种杀菌剂在实验室的试管测试时有效，但遇到了真正的伤口却又失灵了！这些问题正等着莱特、弗莱明等人来解决。
莱特坚持绝对不要再使用杀菌剂了，只要用稍浓的食盐水清洗伤口，就可以促进吞噬细胞继续它们的任务，而病人只要保持衣服的清洁，便可以防止新细菌感染。
这些观念领先当时的医学界数年之久，但很遗憾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群在布尔隆的细菌学家精心研究出的结果，并没有改变大部分医生的工作方式。一直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方法才被广泛采用。
在战场上多年来总结的工作经验，对研究小组的每一个成员来说，都是不可磨灭的可怕记忆。他们努力研究，企图扑灭感染和发炎，然而最后他们还是得去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大部分经过他们手中的伤患，并没有获得实质的帮助。
就在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他们亲眼目睹到传染病的猖狂肆虐。1918年，一场流行性感冒袭击了整个欧洲，两千多万人病死。当时没有任何医生能找出解决的办法。一个健康活泼的年轻人，经常是第一天稍感不适，第二天就突然病发身亡了。一时之间，死于流行性感冒的人，比死于战争的人还多！这场大流感对战争的结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陆军医院里挤满了伤者。莱特研究小组的成员，尤其是弗莱明本人，正急于研究为何一种普通的轻微疾病，竟会忽然变得如此来势凶猛呢？
然而他们依旧找不到答案，并且再一次遇到相同的问题：如何寻找一种只会杀死细菌而不会伤及人体组织及吞噬细胞的东西。
发现溶菌酶
随着流行病的平息及战争的结束，研究小组在布尔隆的工作也暂时告一段落了。1919年，弗莱明回到了圣玛丽医院的预防接种研究部门。
战争之前，他就和一对名叫莎琳和伊莉莎白·麦艾洛伊的孪生姐妹交往密切。她们在自己经营的一家私人护理站里当护士。1915年12月23日，莎琳和弗莱明在伦敦成婚了，那一年弗莱明34岁。婚后他去了法国，而莎琳仍旧留在当地管理护理站。虽然夫妻分隔两地，但弗莱明和麦艾洛伊一家反倒联系得更加紧密了，原因是莎琳的妹妹伊莉莎白·麦艾洛伊也嫁给了弗莱明家的约翰。
1921年，他和莎琳买下了位于杜恩附近的一幢别墅，那是一幢隐蔽在浓密的树林间的乡村小屋，尤其令弗莱明满意的是小屋附近有一个大花园，并且伴着潺潺流水的小溪。他和他的家人经常在那儿游泳、划船及钓鱼。这幢房子伴随着他们度过了许多个周末，也带给他们很多美好的回忆。1924年，弗莱明和莎琳有了他们的的儿子。
1922年，他在动物组织和分泌物中发现了一种能够溶菌的物质，他把这种淡黄色的、可溶解菌落的粘液命名为“溶菌酶”，写了题为《关于在组织和分泌液中发现一种值得注意的溶解成分》的论文。
当时弗莱明感冒、流鼻涕已有好几个星期了，但为了工作，他没有回家休息，继续在医院进行实验研究，无意中竟创造出一项奇迹。说起来，这得感谢老天帮忙，弗莱明就这么巧，打喷嚏时有一些鼻涕落在一个培养基上。
那个培养基上面布满金黄色的细菌菌落，过了一些时候，弗莱明发现鼻涕贴附的那部分竟然没有细菌菌落，要再过去一点，超越了鼻涕的落点，菌丝才又开始生长，不过也很模糊，它像被溶解了一样。原来这些金黄色的菌落只有在与鼻涕保持一段距离之后，才能正常生长。
弗莱明以他独特锐利的眼光，看出了其中隐含着某种不凡的意义，只是他自己还不能确定，难道鼻涕中含有可以杀死细菌的成份？
弗莱明赶紧又擤了一些鼻涕出来做实验，结果情形也一样，细菌不会在鼻涕周围生长。通过实验他还发现，即使不患有感冒的人的鼻涕周围也同样生长不出细菌。
他反复思索着，那么人体其他部位的液体呢？他先后用眼泪、唾液、脓液、血清（血液凝固后，其上层泛澄清部分）等来做实验。结果全都显示：所有的体液都会阻止细菌的繁殖！
这些年来，亚历·弗莱明一直忠实地遵循着奥姆罗斯·莱特所传授的知识，不懈地工作。然而，眼前的这一切，却是有史以来从不为人所注意的、自己的心血结晶！这对弗莱明而言，犹如看到了东方地平线上初露的曙光。难道它就是长久以来人们急欲了解的、会跟吞噬细胞共同抵抗细菌的人体免疫系统的一部分？
接下来几周的实验结果显示，这种物质几乎无所不在。包括人体的皮肤、粘液和大部分的体内器官及组织，甚至连头发、指甲都有。弗莱明又发现在其他的动物、植物、花和蔬菜中都存在这种可溶解细菌的物质。
继而他发现，这种物质好像只对某几种细菌有杀菌功能，但对一部分具危险性的细菌就起不了作用了。当然，我们现在都已知道，弗莱明当时发现的物质是人体防卫系统中的第一道防线，它若不幸被细菌攻破，则第二道防线——吞噬细胞才会发挥作用。
事实上，那就是一种天然杀菌剂。可是在当时，它的意义还没有被人们全部了解。直到许多年后，防卫系统的神秘面纱，才被科学家所揭开。但当时由于它对危险的细菌没有防御能力，所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重视。
后来，在实验室里，他得到了这种溶菌酶的结晶体。因为溶菌酶在对某些革兰氏阳性菌的细胞壁具有特异性破坏作用，所以它在细菌细胞学的研究中，很有价值。然而，由于溶菌酶来源有限，而且对致病病菌没有抑制作用，所以尽管弗莱明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始终未能成为实际应用的药物。
青霉素
1928年夏天，天气格外闷热，研究中心破例放了一个避暑假。几天来的连续失败加上热得透不过气来的天气，使得弗莱明心情异常烦躁，他胡乱放下手中的实验，去海滨避暑了，实验台上的器皿就这么杂乱无章地放在那里。这在一向细心的弗莱明二十多年的科研生涯中还是第一次。
9月初，天气渐渐凉了下来，弗莱明回到了他离开多日的实验室。一进门，他就习惯性地去观察那些放假前放在工作台上的盛有培养液的培养皿。这时，一只长了一团团青绿色霉花的培养皿引起了弗莱明的注意，他拿起这只被污染了的培养皿，仔细观察起来，他的助手正准备清理这些培养皿，便说：
“先生，培养基发霉了，我把它倒掉吧。”
“不，这里好像有‘文章’。”
弗莱明走到窗前，对着亮光，他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霉花的周围出现了一圈空白，原先生长旺盛的葡萄球菌不见了。弗莱明马上意识到：会不会是这些葡萄球菌被某种霉菌杀死了呢？他抑制住内心的惊喜，急忙把这只培养皿放到显微镜下观察，果然证实霉花周围的葡萄球菌全部死掉了。
他赶紧拍照存证，并将那个培养基保留下来。如今它还被妥善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
弗莱明立即决定，把青霉菌放进培养基中培养。几天后，青霉菌明显繁殖起来。于是他进行了试验：用一根线蘸上溶了水的葡萄状球菌，放到青霉菌的培养器中，几小时后，葡萄状球菌全部死亡。
接着，他分别把带有白喉菌、肺炎菌、链状球菌、炭疽菌的线放进去，这些细菌也很快死亡。但是放入带有伤寒菌和大肠杆菌等的线，这几种细菌照样繁殖。
为了试验青霉菌对葡萄状球菌的杀灭能力有多大，弗莱明把青霉菌培养液加水稀释，先是一倍、两倍……最后以八百倍水稀释，结果它对葡萄状球菌和肺炎菌的杀灭能力仍然存在。这是当时人类发现的最强有力的一种杀菌物质了。
可是，这种青霉菌液体对动物是否有害呢？弗莱明小心地把它注射进了兔子的血管，然后紧张地观察他们的反应，结果发现兔子安然无恙，没有任何异常反应。这证明这种青霉菌液体没有毒性。
然而经过一连串的测试之后，它的效力也并非尽如人意，还有不少难以克服的问题。举例来说，一般化学杀菌剂可以在几分钟内杀死微生物，可是这种微菌液却要花上好几小时。而且更糟是，将它放入血清中时，似乎完全失去功效了。
1929年6月，弗莱明把这一重大发明写成一篇论文发表在1929年的英国皇家《实验病理季刊》上，并把这种由青霉菌产生的物质命名为青霉素。
在论文中，他指出：“事实表明有一种青霉素霉菌分泌了具有非常强大杀菌能力的物质，它不仅能杀死葡萄球菌，而且还能杀死链状球菌等许多病菌。”
然而，提炼医用青霉素的过程很复杂，要经过青霉菌的培养、滤液的浓缩、提炼和烘干等一系列过程，靠弗莱明个人的力量是很难解决的。弗莱明邀请了一些生物化学家合作，打算把培养液中的青霉素提取出来供临床试用。
但是这种化学物质极不稳定，在一般的溶媒中很快遭到破坏，所以他始终没有获得过青霉素的提取物，所有提取青霉素的试验都失败了。加上当时磺胺药在全球的风行，青霉素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不过，弗莱明具有科学预见和坚韧不拔的勇气、稳重的耐性，他深信总有一天会有人来继续研究青霉素。于是，他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耐心地、默默地将这个菌种一代一代的繁殖下去，一直进行了10多年。
1938年，正在牛津工作的德国生化学家钱恩和澳大利亚病理学家弗洛里收集了世界各地将近两百篇有关阻止细菌生长的文献报告。其中一篇就是弗莱明在1929年发表有关青霉素的论文。他们从这堆报告中选择了几种物质进行研究，青霉素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在威廉顿学院其他实验室要来一些青霉菌，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青霉菌一直都被用来从事分离细菌的工作。当弗洛里和钱恩对它做更进一步的了解时，也遇到了早先人们所遇到的困难，那就是很难自微菌液提炼出杀菌物质。即使勉强提炼出来，青霉素的功能也似乎消失了。
他们的工作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几个月，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英国人民都忙着挖掘防空洞，忍受食物、燃料及衣服配给的艰难，并从大都市迁往较少被轰炸的乡间。他们之中压根儿没有人会想到，他们所研究的青霉素居然会成为赢得大战胜利的重大功臣。
在1940年3月中旬，他们成功地研制出第一批青霉素。他提取出足够的份量，并在动物身上做实验。他用了100毫克的棕色粉末，结果药力比弗莱明未经提炼过的微菌液要强得多，尤其令他所惊讶的是，这种粉末不会对动物本身或体内的吞噬细胞及组织有任何不良影响。
但是要想真正用于人体的治疗，还需要大量的青霉素。他们把威廉顿学院转变为一家小型工厂，许多科学家昼夜不停地提炼及纯化青霉素，以便供应一大堆病人使用。
1941年年初，牛津的“工厂”总算生产出能够应用在人体的剂量。第一位使用青霉素的病人是位警察，他的病情很严重，大量的磺胺药依然无法使他好转。注射了青霉素后他的病情出现了明显的好转。
然而，这次治疗却最终以悲剧告终，原因是在治疗过程中必须不间断地一直供应青霉素，才能完全将细菌消灭殆尽，虽然这位警察的健康情形曾一度好转，但体内的细菌没有完全消灭，所以不久细菌又展开肆虐。最糟糕的是，正巧此时青霉素已用完，这位病人最终还是不治身亡。
珍珠港事变发生后，美国也被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看到青霉素在医疗上的重要性，因此为了应付战争中可能遇到的灾害，立即下令展开青霉素的制造工作。起初，青霉素只是留给战争伤员使用，但是到1944年，英美公民在医疗中也能够使用了。1945年战争结束时，青霉素的使用已遍及全世界。
牛津研究群又再次积极地投入研究当中。他们准备了足量的青霉素，以进行第2组医学测试。这组测试执行于1942年，更证实了青霉素奇迹般的药效。15位已被医生认为是无可救药的病人，在注射了青霉素之后，除了一人，其余的全都完全康复。不幸失败的那一位是由于他体内的细菌已经对青霉素产生抗药性，而终于回天乏术。
弗洛里说：“在战时的外科手术中，使用青霉素是项革命性的做法，它可经由血液，也可以注射在适当的局部而发挥药效，最令人惊奇的是，它能抵抗许多病原性的微生物，而且不会产生像使用磺胺药那样的副作用。”
1942年8月，亚历山大·弗莱明也见识到了青霉素的威力。就在圣玛丽医院，他亲自为一位病人注射了青霉素，而终于将他自死亡边缘拯救回来。
即使弗莱明已经获得如此大的成就，但他身为一名细菌学家，却从来不曾停止过对病人的关心和热诚。
经过许多年，弗莱明又继续研究杀菌剂和磺胺药。他深知细菌会逐渐适应环境，并且衍生出各自的抗药性，它们绝不会永远臣服于一种药物下，因此弗莱明也从不间断于这方面的关注和研究。
弗莱明曾经郑重表示，使用青霉素必须十分小心，并且一定要百分之百确定它能彻底消灭细菌才加以使用，否则它将助长细菌的抗药性。
在弗莱明批准病人使用青霉素以前，他一定先确定药物对致病细菌有十足的效力，否则绝不轻易启用。弗莱明甚至在早先便已预知，青霉素除可应用在外科手术上，还可以预防传染病。
青霉素的发现对寻找其它抗菌素是一个巨大的促进，这项研究导致发明出了许多其它“神奇的药物”，但是青霉素却是用途最广的抗菌素。
青霉素不断保持领先地位的一个原因在于它对许多有害微生物都有效。该药能有效地治疗梅毒、淋病、猩红热、白喉以及某些类型的关节炎、支气管炎、脑膜炎、血液中毒、骨骼感染、肺炎、坏疽和许多其它种疾病。
青霉素的另一个优点是使用的安全范围大。五十万单位青霉素的剂量对某些感染是有效的，但每日注射一百万单位青霉素也没有副作用。虽然有少数人对青霉素过敏，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该药为既有效又安全的理想药物。
晚年的年月
弗莱明的妻子莎琳是一位温柔、贤慧的女士，为了弗莱明的事业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但是到了1948年，莎琳因过度疲劳而卧床不起。与之相随的是莎琳的身体健康状况一天天恶化，谁也不能得出结论或判断她得的是什么病。由于当时整体医学水平不高，从而无法医治莎琳莫名其妙的疾病，她终于在1949年10月28日不幸离开人世。
妻子逝世以后，弗莱明精神上受到强烈的冲击。34年来，他的妻子一直是他形影不离的伴侣、真挚的朋友，也是整个家庭的支柱。
尤其是在暮年将至的时候，弗莱明比以往更需要他的妻子的陪伴与抚慰，但生命无情，弗莱明感到无限悲伤。妻子的去世使弗莱明感到无尽的孤独与寂寞，甚至影响到他的医学研究。
幸好，弗莱明并未完全沉浸在这种悲痛中不可自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心情逐渐好转过来。
1953年弗莱明与希腊籍的爱蜜莉亚·费莉佳结婚。费莉佳小姐聪明、勇敢，在医学上颇有成就。她的到来为弗莱明的实验增添了生气和活力。这次婚姻为弗莱明的生活和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从此以后，弗莱明恢复了往日的开朗的性格，感到生活充满了希望。在医学上，弗莱明依然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
1955年3月11日，弗莱明不幸因心脏病突发而与世长辞，这一消息传开后，世人为之悲痛。
亚历山大·弗莱明虽然逝世了，但人们不会忘记他，因为他的贡献造福了人类。因为有了他的发明，1940年以前，医院里挤满了传染病患者，而1940年以后，因传染病致死已经很少了。青霉素的发现和应用，对多种疾病如肺炎、猩红热、白喉、脑膜炎等有神奇的疗效，挽救了无数的生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成功，导致了世界各地积极寻找别的抗生素，开辟了整个世界现代药物治疗的新时期。它与原子弹、雷达一起，被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三大发明。
青霉素已经救活了数以百万计人的生命，而且将来肯定还会救活更多的生命。不过未来之路，也不完全是毫无障碍的。虽然青霉素很快被证实为一种完全无副作用的药物，但是仍有不少人对它过敏。有些反应甚至很严重或者可以使人致死。就如同弗莱明所预测的，有些细菌已产生了抗药性。
现在，医学界已经制造出了各种不同形式的青霉素。针对不同性质的感染，有注射的，也有口服的。其中，有一些比最原始的青霉素更具有药效。
著名的科学家巴斯德说过：“在实验的领域中，机会只偏袒有实力的人。”再也没有人比弗莱明更能证明这句话的道理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一种稀有的微菌菌种出现了，从而使得可怕的细菌再无法生存。如果不是一位有科学素养、有洞察能力且有高度好奇心的科学家，他如何能抓住这样一个观察、深思的机会呢？
1945年，为了表彰青霉素的发明对人类的贡献，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同时奖给了弗莱明、佛罗理和钱恩三个人，成为医学史上共同协作、取得辉煌成果的佳话。
在接受诺贝尔奖第二天的演讲中，弗莱明说：“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真实情况：青霉素的发现是一个机遇性的观察。我仅有的功绩在于我没有忽略掉这一项观察，并且作为一个细菌学工作者我追踪了这个目标。我在1929年发表的论文，是那些特别是在化学领域里发展青霉素的人们的工作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