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奥地利，后入英国籍。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语言哲学的奠基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美国著名哲学史家考夫曼如此评价他：“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标志是：他的出现为哲学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而这样的事情维特根斯坦在他的一生中居然做了两次！”
少年时代
维特根斯坦家族是欧洲最显赫的豪门家族之一，有着超过数百年的悠久历史。而这个家族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更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诸多领域。这个家族还为我们贡献了很多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特别是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于1889年4月26日出生于奥匈帝国的维也纳，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是欧洲钢铁工业巨头，母亲莱奥波迪内，哈耶克外祖父之姑表妹，是银行家的女儿。路德维希在八个子女中排行最小，在他前面有4个哥哥和3个姐姐。
维特根斯坦深受父母的影响，父亲的自信与坚毅性格，养成了他对自己所热爱事业不懈追求的品质，母亲的善良和音乐天赋，赋予了他渴望人间美好事物的理想。维特根斯坦的母亲则以深厚的艺术素养影响着这个家庭。
维特根斯坦小时候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孩子，一头金色，蓝蓝的大眼睛，很有精神。和其他兄妹一样，他也是在家里接受小学教育的。
家里的教师和管家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完全按照正规的社会规范指导这些孩子。他们最初在外籍教师指导下学习法文和英文，德文学习的是当时奥地利上层阶级的用语，他们的游戏伙伴和所受的舞蹈训练也都来自上层阶级。
维特根斯坦的读书方式很有特点。他总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反复阅读，力图从中找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用他的话说，就是那些“对他说了点什么”的东西。如果是文学方面的书籍，他要知道作家是如何描写故事情节和人物发展命运的；如果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他会很快地掌握与此有关的所有技术。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使得维特根斯坦能够在学习中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父亲丰富的藏书为维特根斯坦的学习提供了便利。在维特根斯坦正式进入学校以前，歌德、席勒、莱辛等人是他喜欢的作家。这些作家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是维特根斯坦对他们在西方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并不感兴趣，他只是把他们看做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正如把音乐看做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一样。歌德和席勒的作品使他产生了追求崇高理想生活的愿望，而莱辛的诗歌则使他感受到伦理与美学密不可分。现实生活中伦理的丧失，使得莱辛的诗歌中含有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失望。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世界的变化使它失却美好生活所必需的完整性。这也是维特根斯坦悲观失望的一个原因。
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中，阅读哲学书籍是文化阶层的一种时尚。就连二姐玛格丽特的书架上都收藏有一些当时流行的哲学通俗读物。
然而，后来成为大哲学家的维特根斯坦对所有这些哲学读物似乎都不太感兴趣，他更多地是对它们采取轻蔑和批判的态度。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著作都没有真正解决形而上学的问题。
当时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一些与人类认识自然有关的学科，如量子力学，实验心理学以及现代数理逻辑的建立，使得人们产生用科学的方法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幻想。当时的大部分哲学通俗读物都是根据这种幻想写出来的，那时的维特根斯坦就看到，这种哲学根本无法解决形而上学问题，因为科学并不包含解释，它们只是对自然现象和事物的说明。
据说，维特根斯坦惟一通读过的哲学著作是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从叔本华的书中看到了一些自己曾经思考过的问题，那就是对人生的透彻观察和对精神的不懈追求。他把叔本华的思想比做清晰透彻的河流，并对朋友德鲁里说，在真正深刻的地方，叔本华的思想已经到底了。
当然，对叔本华的真正认识是进入学校以后的事情。叔本华思想中表现出来的强烈孤独感，以及从精神和意志中创造世界的勇气，深刻地影响了维特根斯坦。
不管这种家庭式的教育对维特根斯坦产生了何种影响，但随着他家庭悲剧的出现，这种教育方式结束了。原来，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对五个兄弟期望极高且要求极严，但五兄弟竟对此毫无兴趣，结果事与愿违，不仅摧残了他们美好的前程，更是摧毁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大哥跳海自杀，三哥服毒自尽，二哥虽然遵从了父亲的意愿，但后来由于其他原因也自杀了。
三个儿子的死对维特根斯坦的父亲震动极大，维特根斯坦的父亲的严格教育计划破产了，他决定把维特根斯坦送到正规学校去，接受正统教育。
1903年，维特根斯坦被送到林茨的一所中学学习。1906年毕业。值得注意的是，1904至1905年，希特勒也在这所学校上学。不过，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维特根斯坦与希特勒有过任何深入的交往。
希特勒狂热反犹的最初缘由，据说是源于维特根斯坦，因为他们两人曾在一个中学读书。这两人虽同龄，但维特根斯坦跳了一级，而希特勒则留了一级，所以两人很可能不同班。希特勒后来在其种族主义宣言《我的奋斗》中透露，他最初的反犹太人情绪就是被该城市的一位匿名的犹太学生所挑起的。
和一些伟大人物一样，维特根斯坦在中学的成绩并不好，大都处于中下水平。维特根斯坦在该校度过了三年不愉快的时光，1906年离校时并未取得升进大学的资格。这是一次挫折，因为他曾有在维也纳跟博尔茨曼学习物理的志愿。然而，后者于1906年自杀，使得维特根斯坦的希望毁于一旦。
然而，维特根斯坦一直表现出工程学方面的天资，这是他父亲的专业。据说维特根斯坦在童年就制作出一种缝纫机的模型，证明他有这方面的才能。
也因于此，他的父母便将他送进柏林一夏洛滕堡的一所工艺学院，主修机械工程。维特根斯坦在柏林期间养成了一个使他终生受益的好习惯，这就是随时把自己所想的东西记录下来，以便于事后整理。
在柏林求学的这段时光，维特根斯坦生活得也不愉快，三个学期之后便离开了这所学校。
然而虽然离开了，维特根斯坦却对航空工程产生了兴趣，这是他未来职业的一条最新发展途径。他于1908年前往英国，当年夏天在德比郡靠近格洛瑟普的高空大气层研究站进行风筝飞行试验。当年秋季他进了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航空工程。
一举成名
从1908年到1911年，维特根斯坦的兴趣从滑翔机试验转移到飞机发动机，进而又转移到发动机的设计，这实际上是一项数学工作。
从这个时期起，维特根斯坦的兴趣从纯数学又转向了数学哲学。而在此期间，他读到了罗素的《数学原则》，亦称《小数学原理》一书。从此，数学哲学成为他关注的中心。
在维特根斯坦的一生中，从1906年到1911年是他艰苦摸索和最终确定自己职业的时期。从罗素的书中，维特根斯坦知道了德国耶拿大学的弗雷格教授。
于是，在1911年夏天，维特根斯坦拜访了弗雷格，弗雷格则建议他去剑桥向罗索学习逻辑学。罗素当时是剑桥三一学院的讲师，声望正如日中天，与怀德海合作的《数学原理》，亦称《大数学原理》，在前一年出版，这部书是现代逻辑发展过程中重要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维特根斯坦愉快地接受了弗雷格的建议，满怀热望奔赴剑桥求学。这次转变，对维特根斯坦，乃至对整个哲学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维特根斯坦1911年10月18日来到剑桥，拜见了罗素。罗素后来写道：“认识维特根斯坦是我生命中最令人兴奋的知识奇遇之一。”
在数理逻辑课上，维特根斯坦一开始就引起了罗素的注意。罗素曾经提及：“当我上课时，我发现我的德国人基础很好，对于处在兴奋与准备不足中的我来说，课上得不错。我对我的德国人很感兴趣，并希望更多地了解他。”
就这样，经常是上完课，维特根斯坦跟着罗素回到办公室继续辩论直到晚饭为止。经过一段时间，被确认为是奥地利人的维特根斯坦则被誉为“富有文采，酷爱音乐，极有风度……非常聪明”。罗素越来越感到他的学生有一种高超的才能。
在这个学期末的最后一天，维特根斯坦向罗素提出了影响他一生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请告诉我，我是不是一个纯粹的白痴。”
罗素不知他为什么这样问，维特根斯坦解释说：“如果我是，我就去当一个飞艇驾驶员，但如果我不是，我将成为一个哲学家。”
罗素说：“我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但如果假期里你给我写一篇哲学文章，我读了之后就告诉你。”
一个月后，文章交到了罗素的手里，罗素震惊了。他后来回忆说：“我刚读了第一句，就相信他是个天才，并向他担保，他无论如何不应成为一名飞艇驾驶员。”
正是罗素的鼓励与欣赏拯救了维特根斯坦，改变了他的一生。维特根斯坦后来告诉朋友说，在这以前的几年是他一生中最为痛苦的时期，他常常想到自杀。罗素的鼓励终于使他鼓足勇气活下来，并放弃理工而专攻哲学。
于是，维特根斯坦正式在剑桥三一学院注册，罗素成为他的导师。经过罗素的介绍，维特根斯坦结识了剑桥另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摩尔和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
此时的维特根斯坦不过是大一的学生，而这三位大师不约而同将“哲学的下一个伟大进步”寄托在他的身上。当时，罗素把维特根斯坦当作“天才人物的最完满的范例”：热情、深刻、认真、纯正、出类拔萃。
在此期间，年轻的维特根斯坦经常深感郁闷，到罗素那里，几个小时一言不发只是踱来踱去，已到中年且名满天下的罗素勋爵就这么陪着他。
有一次罗素问他：“你到底在思考什么？！逻辑，还是自己的罪孽？”
维特根斯坦回答：“Both（都有）。”他正如一个孤独的斗兽一样沉浸在自己惨烈的思考当中。
罗素如此看重他，也是有原因的。罗素经过十年的艰苦工作，在《数学原理》中证明全部数学是从逻辑演绎出来的，他对哲学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并回答了“数学是什么”的问题，接踵而来的下一个问题——“逻辑是什么”则期望由维特根斯坦来完成。
在罗素的指导下，维特根斯坦开始系统地研读哲学名著，但他很快发现以前所崇拜的那些哲学家都很笨，并且出现了十分可笑的错误。
在此期间，维特根斯坦曾经听过摩尔的课，摩尔后来回忆说：“他很不高兴，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别人的看法。他说我的课很糟——我应该说我的想法，而不应该花时间讨论别人的想法；以后他就不上我的课了。”
罗素比维特根斯坦大十七岁，摩尔比他大十六岁。但过了几个学期后，罗素与维特根斯坦的师生关系发生了变化，在逻辑学上维特根斯坦成了罗素的老师。当时，维特根斯坦经常批评罗素的著作与主张，从而使罗素失去信心。
罗素后来曾经说过：“我把我正在写的最重要的一部分给他看。他说我写的全错了……我不懂他的说明——但我心底觉得他一定是对的，他一定看了我没有看见的东西。假如我也能看见我不会介意，但糟糕的是我看不见，而这就打破了我写作的乐趣。我只能照我能看见的写下去，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全错的。”
维特根斯坦就是这样一个性情古怪、与众不同的人。在剑桥过了五个学期他就觉得不能继续呆下去了，而且与罗素在思想观念上的沟壑越来越深，甚至达到将要分道扬镳的边缘。在后来，虽然维特根斯坦和罗素同在剑桥三一学院教书，但对对方的思想都缺乏了解，互无好感，俩人已经很少来往了。
1913年，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去世了。父亲在去世后留下了一大笔遗产，使维特根斯坦在战后成为欧洲最富有的人士之一。但维特根斯坦视金钱如包袱，如不幸，他说，“惟一真正幸福的生命是能抛弃世上的财富。”
于是，维特根斯坦匿名捐出一大笔钱，资助奥地利的作家、诗人及艺术家，剩下的则送给了他的几个姐姐。
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维特根斯坦本想回挪威或英国，但由于战争开始，政府不允许公民出国，他便积极要求参军上前线。
为什么维特根斯坦对从军有这么高的热情，并不是因为维特根斯坦具有爱国的热忱，而是出自个人心理感受。但直到1916年初，他才被派到对俄作战的最前线。维特根斯坦在第一次看到敌军后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我有机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了，因为我正面对着死亡。”
在前线，维特根斯坦经常要求到最危险的位置——观察哨，因为那里是被打击的第一对象。他自己说道：“只有这时对我来说战争才真正开始，也许甚至生命。也许接近死亡会给我的生命带来曙光……只有死亡才给生命以意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两年，维特根斯坦还在继续写作，但精神状态十分糟糕，经常想到自杀。偶然的一天，他在一家书店里买到了托尔斯泰的《福音简介》。这本书不仅挽救了维特根斯坦的生命，而且还把他从一个反对宗教的极端分子变成了虔诚的基督教徒。
维特根斯坦从反宗教的极端分子变成虔诚的教徒，超人想象地使逻辑与神秘结合在一起，这些思想转变集中地体现在他在这一时期的笔记中，其主要内容涉及逻辑、伦理、美学、人生哲学、灵魂、宗教等方面。
1918年，战争结束时，维特根斯坦却成了战俘。
被俘后，维特根斯坦依然随身携带着《逻辑哲学论》的稿本。在俘虏营他把《逻辑哲学论》分别转给了弗雷格和罗素。维特根斯坦从弗雷格的来信知道他是一字不懂。
1919年2月，罗素看到了《逻辑哲学论》的稿子，他大加赞赏，并准备安排出版，并约定在海牙与维特根斯坦见面。然而此时的维特根斯坦身无分文，罗素便提出由他提供路费，而维特根斯坦却不愿意接受馈赠。
没有办法，最后，罗素提出他出80英镑买下维特根斯坦在剑桥的一些就家具。就这样，维特根斯坦利用这笔钱作路费，来到了海牙。
1922年《逻辑哲学论》的德英文对照版在英国出版。《逻辑哲学论》面世后，立即在国际哲学界激起了冲天大浪，许多哲学界立即感到这将是一部旷世杰作，而作为作者，维特根斯坦也立即成了哲学界的偶像。
隐居生涯
写完《逻辑哲学论》后，维特根斯坦自认为他在这本不足80页的书中已经解决了哲学的所有问题，于是决定放弃哲学而另谋出路。
维特根斯坦曾多次表示不愿意做大学教师，他甚至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大学教师，又是一个诚实的人。就这样，维特根斯坦离开了哲学的王国，离开了城市的喧嚣，到奥地利的一个偏僻的乡村当小学教师。
从1920年到1926年，维特根斯坦在奥地利施内贝格区和塞麦林区的偏远乡村小学任教。这所小学位于奥地利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十分偏僻。这完全实现了他想过俭朴、隐居生活的追求。
在这里，维特根斯坦还编制了一本《学生字典》，字典能够让学生更容易地学习词汇和语法，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1926年，这本字典被奥地利官方出版，作为教学的教科书。
在这里的教学生涯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是不成功的。原来，他要求学生极其严格，但学生的家长们并不满意他的教育方式和方法。
有着理想主义追求的维特根斯坦在这里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对学生也充满了热情，然而却被无法理解的家长们视为“疯狂的家伙”，他们拒绝了这个古怪家伙提出的收养其中一个或两个学生的要求。
终于有一天，维特根斯坦因为体罚学生，而遭到了家长的投诉，这令维特根斯坦十分失望和沮丧。
1926年，被证明总是与成年人格格不入的维特根斯坦离开了“粗俗愚蠢的南部农民”，结束了乡村教师的职位。
1926年4月，维特根斯坦自动辞职回到了维也纳。虽然维特根斯坦对这一时期的教师生涯感到十分不快，但这些乡间村落现在成为纪念他和弘扬他的哲学思想的胜地了。
1926年，作小学教师“失败”之后维特根斯坦先是在一个修道院里作过短时间的园丁助手，后来其姊玛格丽特由于担心他的精神状态而设法要求其协助设计并负责建造了自己的一处宅第。
当时，维特根斯坦花了两年时间为他的姐姐在维也纳设计和建造了一幢住宅。这所房子从整体风格到微小的细节都是维特根斯坦的手笔，格局简明，各个部分之间似乎有着严密的逻辑关联，充分地体现了他的创造力。
后来，这所房子现在被称为“维特根斯坦房”，连同周围的一些建筑被保加利亚买去当作了大使馆。出于对维特根斯坦的景仰和怀念，保加利亚大使馆尽量保持着其原有的风貌。有人评价说：“它的美和《逻辑哲学论》的文句所具有的那种朴素文静的美是相同的。”
在这期间，维特根斯坦还在他朋友的雕刻工作室完成了一件女孩头像的雕刻作品。这件作品具有古希腊雕刻的精致幽静之美，也抒发了维特根斯坦追求的理想。
维特根斯坦个性中的我行我素、孜孜以求和兴趣更迭与他作品中的完美、文雅和精致之间显然存在着令人不解的矛盾。维特根斯坦就是这样一个人。
此时，维特根斯坦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他将何去何从？
在维也纳建造房屋期间，维特根斯坦随家人参加了一些社交活动，而在这里，几乎所以的人都把他视为宗师。也就是在这时的这些活动使他逐渐地恢复了对哲学的兴趣而最终决定重返剑桥。
重返剑桥
1929年初，维特根斯坦终于回到了剑桥。
6年的乡村小学教师生涯，不仅抚慰了他那颗浮躁的灵魂，而且他对哲学也有了新的体认。他重返哲学的王国。而这一次，他是以彻底“反哲学”的斗士的姿态出现在哲学舞台上。
虽然此时的维特根斯坦已经在思想界享有盛名，但还没有获得博士学位，要想走上讲台，就需要拿到学位，所以他先注册为研究生。
半年后，维特根斯坦用他的《逻辑哲学论》申请学位。口试是罗素和摩尔主持的。
口试时他们先聊了一会儿天，最后罗素请摩尔问维特根斯坦几个问题。摩尔提出一个问题后，维特根斯坦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别担心，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懂的。”
摩尔的报告书最后是这样写的：“我个人的意见是，维特根斯坦先生的论文是一部天才之作；但尽管如此，它确实符合剑桥哲学博士学位要求的标准。”
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维特根斯坦被聘为剑桥三一学院的研究员。在此后的一两年间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他一改原来的思想而开始发展一种全新的哲学。
罗素所预言的“哲学的下一个伟大进步”确实是维特根斯坦来实现的，而且这一“伟大进步”深刻地影响着英美哲学的发展方向。
这种全新的哲学或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主要体现在他在剑桥的授课中。他的授课方式也是别具一格。他不用笔记或讲稿，而是站在学生面前“想”哲学问题，一边思想一边讲授。
有时候，维特根斯坦会忽然停下来，说：“等等，让我想想。”好几分钟甚至是十几分钟地直盯着举在面前的手，要不就是痛骂自己“真是个大笨蛋。”
由于上课并不是在教室而是在他的家里，所以听课的学生一般是十五人左右。在1933至1934学年有一门课叫“数学家的哲学”，听课学生达三四十人。他觉得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教下去了。
于是，维特根斯坦先向五个最优秀的学生口授，然后请他们把笔记再复印给其他学生。这门课的复印讲义是蓝色封皮，后来被称为《蓝皮书》。
1934至1935学年，维特根斯坦又口授给两个学生的讲义被称为《棕皮书》。这两本书代表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思想萌芽。
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后一年，摩尔就退休了，他被选为替代摩尔的哲学教授。在此期间，1938年加入英国国籍，同年夏天开始在牛津大学开设关于“美学”和“宗教之信”的讲议，之后这些讲议和学生的对话被出版。1939年受到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推荐作为穆阿的后任成为牛津大学的教授。
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维特根斯坦觉得应该参加战争工作，而不能袖手旁观。
于是，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就在一家医院当了一段时间的勤杂工，后来又做研究助手。当时，有一位医生向他请教哲学，维特根斯坦却说，哲学一点用处都没有，去追求它更没有意义。
确实如他所说，维特根斯坦非常反感学院式哲学，根本不参加任何哲学学会和会议，也不向哲学杂志投稿，认定当一个职业哲学家是荒唐极顶的，他自己从事哲学则是不得已而为之。
实际上，维特根斯坦一直不喜欢剑桥学院式的生活，更把剑桥看作是“哲学的沙漠”，他还坚信“哲学教授”是“一份荒唐的工作”的维特根斯坦从剑桥辞职，以专心思考、写作。就这样，1947年，他决定辞职，继续进行他孤独的哲学研究。
此时，哲学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已经成为惟一能够使他满足的工作了，没有任何其他什么可以使他振奋精神。
离开剑桥后，维特根斯坦开始了漂泊岁月。他到过爱尔兰、维也纳等地，1949年7月，他还去了一次美国。而由于身体不好，当年11月，维特根斯坦又匆匆回到剑桥。
1949年底，维特根斯坦被确诊患上了前列腺癌。但这时候的他，并没有像以前遭受挫折时想到自杀，而是坚信只要还活着，就会继续思考哲学问题和进行写作。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他完成了《论确定性》这本书的后一半。
1951年4月27日，维特根斯坦写完了他最后一部书稿的最后一页。
4月28日，失去知觉的维特根斯坦突然醒来，说了一句话：“告诉他们，我度过了非常美好的一生！”
说完，维特根斯坦又陷入了昏迷，第二天，维特根斯坦终于走完了他的那一个“美妙的人生”。
维特根斯坦虽然去世了，但他的影响依然存在。他是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哲学主要研究的是语言，他想揭示当人们交流时，表达自己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主张哲学的本质就是语言。语言是人类思想的表达，是整个文明的基础，哲学的本质只能在语言中寻找。他消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唯一本质，为哲学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维特根斯坦的主要著作《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分别代表了横贯其一生的哲学道路的两个互为对比的阶段。前者主要是解构，让哲学成为语言学问题，哲学必须直面语言，“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哲学无非是把问题讲清楚。
后者又把哲学回归哲学，在解构之后是建构，创造一套严格的可以表述哲学的语言是不可能的，因为日常生活的语言是生生不息的，这是哲学的基础和源泉，所以哲学的本质应该在日常生活解决，在“游戏”中理解游戏。
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思想转变很大，他在《哲学研究》序言中说明前期著作犯了严重的错误。当然，他也说过要把前后期著作对比，以前期著作作为背景来理解后期哲学。
维特根斯坦思想转变来源于他自己的长期的独立思考以及他的老师或朋友的帮助。他的独立思考焦点在于如何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自我”，一个可与世界进行不断信息交流的自我。维特根斯坦的老师或朋友，如经济学家皮耶罗·斯拉法则使他接触到语言社会性的一面，他们的观点对于纯正安静的逻辑世界是一种冲击，因而也有助于维特根斯坦走出纯净的逻辑世界，面向喧闹的日常语言交流世界。
1999年3月29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了20世纪20位最伟大的智者。在人们的心目中，哲学家就是智者的同义词，但在实效至上的世纪主流中，最终入选的哲学家却只有一位，他就是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
作为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学说影响了欧美哲学的主流，也影响了与他同时代的新老哲学家，推进了20世纪哲学的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