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蔡伦
蔡伦（61~121），字敬仲。桂阳郡耒阳（今湖南耒阳）人。
蔡伦家乡地处长江以南湘水（今湘江）支流耒水流域，是米谷之乡。他出身于普通农民之家，从小随长辈种田。汉章帝刘妲（56~88）即位后，派人至各郡县选聪明伶俐的幼童入宫。永平十八年（75）蔡伦被选入洛阳宫内为宦者，时年约15岁。当时幼年宦者须习字读书礼，蔡伦因成绩优异，于建初元年（76）任小黄门。此后他作为黄门侍郎而掌宫内外公事传达及引导诸王朝见、就座等事。蔡伦初入宫时，章帝妃宋贵人所生皇长子刘庆被立为太子。次年梁贵人又生皇子刘肇（79~105）。正宫窦皇后因无子，遂指使蔡伦诬陷宋贵人“挟邪媚道”，逼令她自杀，太子刘庆被贬为清河王。窦后又指使人投“飞书”（匿名信）诬陷梁贵人，强夺刘肇为养子且立为太子，梁贵人忧死。章帝卒（88）后，刘肇10岁登极为和帝，由窦太后临朝（89—97）听政。蔡伦因替窦后尽力办事，即被拔升为中常侍，随侍幼帝刘肇左右，备顾问、掌理文书，凡下达诏命或百官奏章悉由其传递，能出入宫禁。此职权力极大，能参与军国机务，秩俸二千石，与九卿同等。中国历史上宦官干预国政，即始于此。
窦太后无视幼帝，愈益骄横，永平九年（97）卒，和帝亲政，废其太后尊号。永元十四年（102）和帝立邓绥（80~121）为皇后，蔡伦旋即投靠邓皇后。他见邓后喜欢在纸上舞文弄墨，乃自请兼任尚方令。尚方令为少府属官，俸禄600石，主管御用刀剑及诸器物，与中常侍高位本不相称，蔡伦为投邓后所好，甘屈尊兼就此职。元兴元年（105）和帝卒，邓后所生百日婴儿即位。不到两年幼帝再卒，邓后乃立13岁皇侄刘祜（94~125）嗣位，是为安帝。刘祜为清河王刘庆之子，即位初期（105~121）由邓太后柄政，故蔡伦又得重用。他不但是中常侍，且被太后封为龙亭侯，食邑300户，封地在今陕西洋县，从此进入贵族行列。封侯后不久，约于元初五至六年（118~119）蔡伦又被提升为长乐太仆，相当于大千秋。从此他成为邓太后首席近侍官。他的特殊地位使他不但能随时与皇帝接近，还能与皇后、皇太后接近，受到满朝文武奉承。正当他权位处于顶峰时，建光元年（121）邓太后卒。安帝亲政后，因蔡伦当初受窦后指使参与迫害其皇祖母宋贵人致死、剥夺皇父刘庆皇位继承权，乃敕令廷尉审讯蔡伦。他自知死罪，遂自尽而亡。蔡伦一生在内廷为宦46年，先后因侍奉4个幼帝、投靠两个皇太后而节节上升，位尊九卿，身居列侯，然以惨死告终。他在这方面本不光彩，但他在兼管尚方时，却因作出推动手工业工艺发展的事而得以留名于后世。
蔡伦主管尚方期间，曾“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后汉书·蔡伦传》中的这段话有近代考古发掘实物为证。当时所造器物在质量、性能及外观上确是精工坚密，堪为后世仿效。说明蔡伦在兼任工官时亦尽心尽职。尚方令这项工作使他对工业技术发生兴趣，他每有空暇即闭门谢绝宾客，亲至现场作技术调查，掌握了有关工业技术知识。他的创新精神，对发展当时金属冶炼、铸造、锻造及机械制造工艺方面起到不小的作用。此时制造的钢刀以炒铁为料，经多次锻打而成百炼钢。但他对工艺技术的最大贡献在造纸方面。先秦时中国书写纪事用的是竹简、木牍及缣帛。但简牍笨重，丝织物昂贵，均不便使用。随着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需要廉价易得的新型材料取而代之，为此人们作了各种探索。
早在西汉（前206~25）初就已有了用废旧麻绳头和破布为原料制成的麻类植物纤维纸。1986年甘肃天水市放马滩西汉墓中出土绘有地图的麻纸，年代为文帝、景帝（前179~前141）之时。1957年西安市灞桥也出土不晚于武帝（前141~前87）时的麻纸。另外，在陕西、甘肃其他地方所出土的西汉麻纸，可用于包装和书写，确是简牍、缣帛的理想代用品。东汉定都洛阳后，西汉麻纸技术得以继续发展。邓皇后因喜欢文史及纸墨，曾令各州郡勿贡珍品，“但岁贡纸墨而已”，说明公元102年前各地已生产麻纸进贡。凡帝、后喜欢的，蔡伦都在尚方精制。他掌管宫内文书档案时也深感“帛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于是他决定造出比西汉纸更好的纸。为此，他总结前代及同时代造麻纸的技术经验，组织生产优质麻纸。邓太后嘉其能，从此造麻纸技术在各地进一步推广。蔡伦在主持研制楮皮纸时，完成了以木本韧皮纤维造纸的技术突破，并扩充原料来源、革新造纸工艺。皮纸的出现是一项重大技术创新，蔡伦正是这项创新的倡导者。
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对促进世界文明发展有重大作用。关于蔡伦与造纸术的关系，当今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他是造纸术发明者，第二种意见认为西汉初已用纸代简，蔡伦只是造纸术革新者。现在看来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因早在蔡伦200年前的西汉初即已有用于书写的麻纸。蔡伦的贡献是组织并推广了高级麻纸的生产和精工细作，促进了造纸术发展，但“造意用树肤以为纸”者，倒有可能是蔡伦或其尚方下属。皮纸用树皮纤维制成，其技术难度比麻纸更大。蔡伦的贡献就在于使皮纸生产在东汉发展起来。麻纸及皮纸是汉代以来1200年间中国纸的两大支柱，中国文化有赖这两大纸种的供应而得以迅速发展。至晋代（4世纪）时，纸已最终取代帛简成为主要书写材料。蔡伦在促进麻纸及皮纸生产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虽不是造纸术发明者，但作为技术革新者和组织推广者的历史地位应予肯定。
元初元年（117）邓太后鉴于内廷所藏经传传抄多误，乃诏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等人于东观校订，令蔡伦监典此事。东观是洛阳宫内藏书及著述之所，蔡伦领衔率这批学者校订，是为了向全国提供经书的标准文本。这次校订经书的工作，是朝廷提供钦定经传纸写本的开端。因完成后要将所抄副本颁发各地方官，从而形成大规模用纸抄写儒家经典的高潮，使纸本书籍成为传播文化最有力的工具。东汉纸于20世纪时在西北地区也曾出土。中国造纸术起始于西汉，在东汉时期打下坚实基础，至魏晋南北朝（3—6世纪）获得发展，且开始向国外传播。东汉在造纸史中是承上启下的阶段，蔡伦就是在这个历史阶段成为促进造纸术发展的关键人物。
第二节 张衡
令人敬仰的科学家
我国古代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的卓越成就，在我国文化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东汉时期的张衡，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衡（78~139），字平子，出生于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南阳县石桥镇）的一个官僚家庭。他的学问很渊博，创造力也非常充沛，在科学上有很高的成就，特别在天文历算方面贡献更大。为了纪念这位一千八百多年来一直受到人民敬仰的古代杰出的科学家，在1955年我国曾经发行过纪念邮票，1956年又重修了在南阳县北面的“平子读书台”和他的坟墓，在墓前立了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的题辞：
“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
“万祀千龄，令人敬仰。”
的确，张衡在学术上有着非常巨大的成就，主要的是由于他既能刻苦钻研，实事求是，又不为传统观念所局限，富于敢想、敢干的精神。这一切都是值得我们衷心敬仰和好好学习的。
不受传统束缚，注重实际
张衡的祖父叫张堪，做过多年太守。但他比较清廉，不像别的官僚那样专门搜括人民脂膏，所以没有什么积蓄。张衡的父亲死得又早。因此，张堪去世以后，张衡一家的生活便比较困苦，有时还需要人家的帮助。这使得生长在官僚家庭里的张衡，从小没有染上游手好闲的坏习气，而能认真地学习。
张衡对于研究学问非常刻苦，他读书一丝不苟，而且思想开阔，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当时一般士大夫人家子弟，都必须读《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儒家经典，张衡少年时代也熟读过这些书。虽然如此，但他却不喜爱这些经书，认为经书太束缚人们的思想。张衡少年时代最喜爱的是文学，他对当时著名文学家，像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作品，都曾经下过一番功夫，不但能深刻地理解而且能够背诵。因此他很早就能作一手好辞赋，人们对他的文学才能很为赞羡。
青年时代的张衡就懂得：读书固然是获得知识的一个方法，但是一个人要在学问上有成就，除了书本以外，还必须有实际生活的经验，从实践中求知识。张衡这样，张衡自然不会满足于“闭门坐家中，苦读圣贤书”的生活了。他渴望出外游学，多多接触实际，以充实生活和开阔自己的眼界，寻求书本以外的实际知识。
公元94年（汉和帝永元六年），张衡才17岁，他就离开家乡，出外游历，访师求学。
张衡游历的目的既然不是为了寻求功名，因此，他离开家乡以后并不先到京师洛阳去，而先去汉朝的故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周围在当时叫做京兆（包括今西安、华阴、兰田等地方），和左冯翊（今西安以东，北到朝邑、邰阳地区）、右扶风（今西安以西到凤翔、宝鸡地区）合称三辅，是当时最富庶繁华的地区，也是学术文化的中心。
从公元94年到95年，张衡在三辅一带跑了许多地方，游览了名山大川，考察了历史古迹，也访问了民情风俗，调查过市井制度和商业交通的情况等。
游历了三辅以后，张衡到了洛阳。他在洛阳住了五六年，但没有结交贵族豪门，奔走钻营，也没有进当时专门培养官僚的学校——太学；却到处求师访友，虚心向他们讨教，因而获得了不少知识。他曾对人家说过：“不做官有什么要紧？要紧的是修养品德，研究学问。”当时许多学者在学术上各有主张，张衡则并不盲从任何一家学说，他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对各家学说采取批判地接受的态度。这是他以后获得巨大成就的原因。
张衡在洛阳结识了不少有学问的朋友，其中像马融，是当时著名的辞赋作家，又擅长于音乐，后来成了东汉的儒学大师。像窦章，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谦虚俭朴，很受当时人们的尊重。像王符，是当时有名的政论家，他的著作《潜夫论》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研究东汉时代社会情况的宝贵历史资料。像崔瑗，对于天文、数学、历法有精深的研究。在这些朋友中间，崔瑗对张衡的影响最大，他们常在一起谈论学问，交情也最深。这对于张衡以后研究天文、数学等科学并获得巨大的成就，是有一定关系的。
从文学哲学到天文历算的研究
上面说到张衡青年时代很喜爱文学。他在三辅一带游历的时候，就写了著名的《温泉赋》。在《温泉赋》里，他歌颂了“汤谷”的优美，春水的清新，和祖国山河的壮丽。这篇东西还一直流传到现在，可惜已经残缺不全了。
张衡居住在洛阳的期间，也写了不少优美的辞赋，如《定情赋》、《同声歌》、《扇赋》、《七辩》等。这些作品虽然也没有全部流传下来，有的只残存几十字或几百字。但是，从这些片断的文句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有很高的文学才能。
这些文学作品流传出去以后，张衡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东汉时候还没有实行科举制度，做官不是凭考试，而是靠州郡地方官的保荐。各地地方官每年可以保荐一二名“茂才”或“孝廉”，送到京师，由皇帝录用，先做小官，以后可以慢慢升迁。南阳郡守曾经几次要想保荐张衡为“孝廉”，张衡拒绝了。
公元100年，有一个原来当“黄门侍郎”叫鲍德的，调到南阳郡去当太守。他因为仰慕张衡的才华，又因为张衡是南阳郡人，多方设法邀请张衡回到南阳郡去帮助他办理郡政。这时，张衡一方面因为在京师已经住了五六年，生活上发生困难；另一方面因为鲍德在地方官中是一个比较有品德有学问的人，并且张衡也有回到家乡看看的愿望，因而答应了鲍德的要求，做了鲍德的助理——主簿官。当时张衡是二十三岁。
主簿官的职务主要是办理来往文件，不直接处理行政事务。以张衡的才能来担任这个工作，自然比较清闲。这使得张衡有时间和精力，利用他在游历三辅和洛阳时收集到的材料，写成长达五六千字的《西京赋》和《东京赋》，合起来叫做《二京赋》。张衡写这两篇赋，前后总共花了十年的时间，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后汉书》的《张衡传》说他“精思博会，十年乃成。”可见张衡对待写作的态度是十分严谨的。
张衡写《二京赋》的时候，东汉的政治局面比较安定，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国势也很强盛。但是由于压在人民头上的贵族、官僚和地主们生活奢侈糜烂，贪得无厌地进行剥削，使得劳动人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困苦，以至于生活不下去。张衡在《二京赋》里，除了颂扬当时东汉国势的隆盛以外，也指责了官僚贵族们的昏庸腐朽。他的《东京赋》中有一段大意是说：官僚、贵族都以压榨老百姓来求得自己的享受快活，但忘记了老百姓会把他们当作仇敌看待，他们不惜毁坏器物来供自己玩乐，但忘掉了老百姓会起来反抗而使他们忧患。张衡指出：“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讽谏他们不要奢侈荒淫得太过分了。张衡说这些话，自然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立场，但同时也谴责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这一点则是他和一般士大夫不同的地方。
在《南都赋》里，张衡生动地描绘了南阳郡的繁荣景象，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人民生活情况和民间的风俗习惯。它不但是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并且还是研究当时社会情况的可贵资料。
张衡在南阳郡当主簿官的期间，也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这就是他帮助鲍德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和发展了一些当地的教育事业。因为注意兴修水利，在各地连年灾荒的时候，南阳郡却获得了丰收。南阳郡的郡学学舍荒废了多年，张衡劝鲍德加以修理，让一些青年们有研习学问的地方。在学舍修建完成的时候，鲍德邀请了当地的儒家学者来参加典礼，举行宴会。为了这事，张衡写过《南阳文学儒林书赞》，来纪念当时的盛况。
鲍德在南阳郡当了九年太守，公元108年（汉安帝永初二年）被调到京师，升为大司农（汉代中央政府管理田赋税收的官名）。张衡没有跟鲍德同去京师而独自回家继续专心研究学问。到公元111年，因为汉安帝的征召，张衡才再次到京师洛阳去。
张衡住在家里研究学问的期间，有个叫邓的，依仗着姊姊邓太后的势力，在朝廷里做了大将军。邓为了装点自己门面，多次邀请张衡到他那里去做官，张衡坚决拒绝了。
这时张衡开始研读当代文豪和哲学家扬雄著的《太玄经》。《太玄经》是一部研究宇宙现象的哲学著作，也谈到天文历算等方面的问题。当时一般人因为它的内容很艰深，而且谈的是哲理，所以都不愿意在这上面花费时间和精力，而张衡却对扬雄这部著作感到很大的兴趣。扬雄的哲学思想是一种折衷主义的思想，他的书中有唯物主义的和无神论的因素，也有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因素。张衡在细心地研读了《太玄经》以后，受到很大的启发。他由那里接受了一些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因而有了寻求宇宙发展规律的愿望。这使得张衡逐渐由文学创作转到哲学研究，转向对宇宙现象的探索，而终于在天文历算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读书而善于吸取其中的精华，不断前进，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在这一点上，张衡是很好的模范，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张衡研究学问的态度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对于大小问题，他都不轻易放过，一定要弄个明白才肯罢手，并且有恒心，有毅力。崔瑗说他研究学问的态度，像大江里的江水一样，日夜奔流，片刻不停。这也是张衡能够在学术上获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浑天说和浑天仪
公元111年张衡被征召到京师。因为这一年汉安帝颁布命令，要全国各地地方官保举有学问和通达政教的人，张衡当时的名气很大，因而被征召了。张衡到京师以后，开始在尚书台衙门里当郎中——起草文书的官。过了三年升为尚书侍郎，再隔一年又调做太史令。太史令的职务是掌管历法，观测天文气象等等。朝廷有祭祀等典礼，都由太史令拣选所谓“良辰吉日”，有什么封建皇帝认为是“吉祥”的征兆，或者有什么灾异，也都由太史令纪录，并且报告皇帝。张衡被任命当这个官，自然因为朝廷已经知道张衡对于天文历算有高深的研究，而这又给了张衡进一步研究天文历算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条件。
天文历算在我国是发达得很早的学问。因为我们祖先很早就从事农业生产，知道农作物的栽培，生长和收获，都和季节气候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早就很注意于天文的观测和历法的制订，以便不误农时按季节进行耕作。据甲骨文上的记载，三千年前的殷代，已经有十三个月的名称；《书经》里有每年三百六十六日，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话。关于星辰方面，我们祖先在周朝就有二十八宿的说法，战国时代楚国天文学家甘地震仪内部结构德和魏国天文学家石申，就记载了一百二十颗恒星的位置。我国关于日蚀最早的一次记载是在公元前776年，比世界任何国家都要早。春秋的时候，我们祖先更发现了彗星，这也是在世界上对彗星最早的发现。所以我国是天文学发达得很早的国家。
关于宇宙的构造，我们祖先也创造了种种理论，主要有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三个学派。
盖天说是由“天圆地方”的说法发展出来的，主张天像盖笠，地像棋盘，日月星辰都附着天盖之上。盖不停地转动，因而日月星辰也在转动。把地球的自转说成了天盖的转动。
宣夜说是古代测定恒星位置的学者们对天体的一种设想。他们认为天没有一定的形状，日月星辰是“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并不是附着于天体的，这是宣夜说独到的地方。但到东汉末年，这种见解便已失传了。
浑天说是西汉中期新兴的一种学说，认为天像蛋壳，地像蛋黄，居在天内，日月星辰都在蛋壳上不停地转动。这个学说把地比作像蛋黄那样的球体，虽然不十分恰当，但由此可见，二千多年前，我们祖先已经有地圆的思想，这是很可贵的。
有了浑天说，人们就计划制造浑天仪来观测星辰。西汉武帝时候的落下闳，大约是第一个着手制造浑天仪的人。宣帝时耿寿昌铸铜为象，永元十五年（103）贾逵创造了黄道铜仪，也都是浑天仪。
这些就是张衡以前我国天文学和仪象制造的大概情况。
张衡对我国古代天文学，下过很大的功夫去研究，对各派学说作了分析比较，并且对天象进行实际观测。到被任命为太史令以后，他更利用这个便利的条件深入研究。经过多年苦心研究的结果，他认为盖天说站不住脚，浑天说则比较合于实际。这以后，他就以浑天说做基础，加上他自己观察天象的心得，发展了原来的浑天说，创造了一套新的、在当时最完备的浑天学说。张衡这种善于接受前人文化遗产而又不受传统束缚，既有独创精神而又注意实际观测的精神，无疑是值得钦佩和学习的。
张衡给我们留下了二部在天文学史上占有很高地位的著作：一部是《灵宪》，另一部是《浑天仪图注》。他的浑天学说，主张天是圆的，宇宙是无限的，这是他的独创的见解。不过他还认为太阳是围绕着地球不停旋转的。但他却找出了太阳运行的规律（实际上是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规律），并且指出赤道、黄道和北极的地位，因而他也讲出了为什么夏季日长夜短，冬季夜长日短的原因。这是我国天文史上的辉煌成就。
以他的浑天学说为基础，张衡在天文学上作出了一系列创造性的重大贡献。例如他在《灵宪》这部书里，说月是“向日禀（受）光，月光生于日之所照”。这就是说，月亮本来是不会发光的，月光是太阳光照在月亮上的反射。这是完全合于科学的。他对月亮的盈缺也作出了解释：他说月亮是绕着地球不停地旋转的，当月亮转到地球和太阳中间的时候，向着地球一面受不到太阳光，而月亮自己又不会发光，因此一片黑暗，我们在地球上也就看不见月亮。这一天就是阴历每月的初一，叫做“朔”；到阴历每月的十五或十六，月亮转到地球另一面了，这时候地球处在太阳和月亮的中间，月亮被太阳光照亮的一面，正好面对着地球，因而在我们面前就出现了圆圆的满月，这一天叫“望”。
张衡还在《灵宪》这部书里说明月蚀的道理。他说：“在望月的时候，月光被地球的影子遮住了，这就出现月蚀的现象。”这个解释基本上也是正确的。
在《灵宪》里，张衡也谈到恒星。他说，常明的星有124颗，可名的有320颗，在中原地区可以看见的星共有2500颗，在海外能看见的没有计算在内。据现代天文学家的计算，到我们肉眼能够看见的六等星为止，总数约6000颗，而在同一时间同一地方所能见到的星，也不过2500颗左右。可见张衡的观察是比较精确的。
张衡在天文学上这种创见和发现，在今天看来，虽然并不稀奇，而且还有不科学的地方，譬如他相信地是天体的中心，日月是星辰绕地运行等等。但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科学水平还很低的时候，张衡能有这样的见解，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惊异他大胆的创见和卓越的智慧了。以张衡和世界各国同时代天文学家相比，他也是最杰出的一个。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不仅如此，张衡还根据他的浑天学说，创制了远远超过前代的、世界上第一架能比较准确地测定天象的浑天仪。
张衡创制浑天仪成功，是在公元117年（汉安帝元初四年），那时他是40岁。为了制造这架仪器，张衡费了不少力气和时间。他经过艰苦的研究和观察，才设计出一个图案来。他还先用竹劈削成薄薄的篾片，在篾片上刻了度数，然后该编的编，该圈的圈，再用针线把篾片穿钉了起来，制成一个模型，作为试验。经过多次试验和修改，然后用铜铸成正式仪器。从这里可以知道张衡除了有敢想、敢于的创造精神以外，又是如何地不避艰苦并且非常细致地对待科学工作的。
浑天仪是球形的东西，有个铁轴贯串球心，轴的方向就是地球自转的方向。轴和球有两个交点——天球上的北极和南极，北极高出地平36度，这就是当时京师洛阳的地理纬度。浑天仪的外圈的圆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各层铜圈上分别刻着赤道、黄道、南北极和二十四个节气，以及二十八宿和日月星辰。当时已经发现了的天文现象，都在这架仪器上刻划着表现出来。
为了使浑天仪能够按照时刻自己转动，张衡又把浑天仪和一组滴漏壶联系起来。滴漏壶是我们祖先用来测知时刻的仪器，它用一个特制的器皿盛着水，这器皿下面有小孔，水通过小孔，一滴一滴地流到刻有时刻记号的壶里去，因而可以由壶里的水的深浅知道是什么时刻。张衡把滴漏壶和浑天仪联在一起，利用壶中滴出来的水的力量，来推动齿轮，齿轮再带动浑天仪，一天一转。这样，他就使浑天仪上所刻的天文现象，按时刻而自动地呈现出来。人们在屋子里看浑天仪，就可以知道什么星已从东方升起，什么星已到中天，什么星就要向西方下落等等。这说明张衡除了天文以外，对机械原理也有精到的研究。张衡的这个创造发明，后来经过唐朝的一行和梁令瓒、宋朝的张思训和苏颂等的发展，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
张衡创制的浑天仪原来放在东汉政府的灵台上，一直保存到魏晋时代。西晋末年发生战乱，铜仪被移到长安。公元418年，刘裕军队攻进长安城，获得了这架仪器，但已经残缺。此后它就不知下落了。
以后唐、宋和元朝，也都铸造过浑天仪，基本上和张衡的原作相同，但有所改进。现在陈列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浑天仪是明朝正统三年（1438）钦天监监正皇甫仲仿照元朝郭守敬的浑天仪造成的。
世界上的第一台地震仪——地动仪
张衡创制了浑天仪的第四年，即公元121年（汉安帝建光元年），被调任公车司马令。公车司马令的职责是保卫皇帝的宫殿，通达内外奏章，接受全国官吏和人民的献贡物品，以及接待各地调京人员等等。把科学家张衡调到这样的一个职位上，充分说明封建皇帝如何不重视科学，不让有天才而在学术上有雄心壮志的人，有充分发挥才能的机会。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张衡还是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和精力，继续进行学术研究。除了天文学以外，他还对数学、物理和机械制造等方面，下了很大的苦功。公元126年（汉顺帝永建元年），张衡又被调回到太史令的职位上。在张衡，可能认为太史令的职务对他比较合适，而当时则有一些热衷于名利的人，由于张衡没有升官而加以嘲笑。这时候，张衡写了一篇用《应间》做题目的文章来答复这种可鄙的嘲笑。在文章里，张衡表示了他热爱科学研究的高尚志趣，说他决不以官职卑小为耻，而以学问不深、知识不广为羞；表示他无心和那些贪图名利的人争长短，而愿意和有学问的人做朋友，共同研讨学问。
除了浑天仪以外，张衡在世界科学史上另一个不朽的创造发明——地动仪，就是他第二次担任太史令期间完成的。
据史书的记载，汉朝从公元96年到125年这三十年期间，有二十三年曾经发生过大地震，尤其是公元119年（汉安帝元初六年）发生的两次大地震，造成了很严重的灾害。第一次发生在二月间，京师和四十二个郡都受到影响，严重的地方土地陷裂，地下涌出洪水来，城廓房屋倒塌，死伤了很多人。第二次是在冬天，地震的范围也有八个郡，生命财产的损失也不少。当时人们因为缺乏科学知识，对于地震非常惧怕，还以为是神灵在主宰。张衡并不这样想。他细心研究这个问题，经过长期的努力，终于在他五十五岁的时候（132），发明了可以测定地震的方向的地动仪——世界上第一架地震仪。
由于封建统治者不重视科学，张衡的地动仪，后来不知在什么时候毁失了。
为了弄清楚张衡制造地动仪的原理和地动仪的构造，后代的科学家曾经加以研究。近年根据《后汉书》中《张衡传》的记载，运用现代科学知识，终于弄清楚了张衡当时制造地动仪所应用的原理，并据此制造了一个地动仪的木质模型，现在陈列在我国首都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里。
张衡的地动仪，原来是用青铜制造的，形状像一个大酒樽，圆径有八尺。仪器的顶上有凸起的盖子，仪器的表面刻着篆文、山、龟和鸟兽等花纹。仪器的周围镶着八条龙，龙头是朝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八个方向排列的，每个龙嘴里都含着一颗铜球。每个龙头的下方铸了一个蛤蟆，它对准龙嘴张着嘴巴，像等候吞食物一样。当地震发生时，那个方向发生了震动，那个方向的龙头因为受到震动就张开了嘴，把铜球吐出，落到蛤蟆张开的大嘴巴中。铜球落到蛤蟆嘴里的时候发出了响亮的声音，人们听到声音就可以来检视地动仪，看哪一个方向龙嘴的铜球吐落了，就可以知道哪一个方向发生了地震。这样一方面可以记录下正确的地震材料；同时也可以朝着地震的方向，寻找灾区，做一些抢救工作，减少损失。
这一个地动仪非常精确、灵敏。公元138年（汉顺帝永和三年）甘肃东南部发生了地震，放在离开震区一千里以外的洛阳的地动仪，就测量出来了，西面龙嘴里的铜球果然落到了蛤蟆口中。起初京师的官僚、学者们纷纷议论，认为洛阳丝毫没有感觉到地震的波动，还怀疑地动是否准确；过了几天，甘肃果然来了报告，于是一般人这才信服。
地动仪的内部构造，大体是这样的：在仪器樽形部分的中央，竖立着一根很重的铜柱，铜柱底尖、上大，张衡叫它做“都柱”。在都柱的四周围连接了八根杆子，杆子按四面八方伸出，直接和八个龙头相衔接。这八根杆子就是今天机械学上所说的“曲横杆”。
平时地动仪平稳的放着，都柱也垂直竖立在仪器的中央。但因为都柱上粗下细，重心高，支面小，像一个倒立的张衡陵园不倒翁，这样就极易因受震动——即令是微弱的震动——而倾倒。遇有地震发生，譬如东方发生地震，东面的地壳自然发生波动，震波影响都柱，易于倾倒的都柱自然倒向地壳震动的方向。沉重的都柱向东倒去后，于是推动了东方的横杆，横杆推开含有铜球的东面的龙嘴，龙嘴因而吐出了铜球。
近代欧洲人发明的地震仪虽然要比张衡的地动仪精密，它除了能够测知地震是发生在哪一个方向以外，还能够测知震动的强弱，并且以曲线把震动的波纹记载下来。但这发明在张衡创制地动仪的一千七百年以后，并且所根据的原理和张衡基本上是相同的。这又使得我们不能不因张衡的卓越成就而感到自豪。
除了地动仪以外，张衡还创造了另一个气象学上的仪器，这就是候风仪。以前许多人以为“候风仪”和“地动仪”是一种仪器，据最近科学家的研究，地动仪和候风仪是两种仪器。
我们祖国的气象学也是发展得最早的，所以很早就有雨量器和候风仪的发明。关于张衡的候风仪，现在没有留下什么记载，我们无从知道它比以前的候风仪究竟有什么重大的改进和特殊创造的地方。但有一点现在已经明确，就是张衡的候风仪是一只铜乌，和地动仪一起设在灵台上面。这和现在外国的风信鸡，大约是相类似的东西。但外国的风信鸡到十二世纪的时候才有，比张衡的候风铜乌要迟一千年。
张衡在其他各科学术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首先，在机械制造方面，张衡在人民大众的劳动生产经验的基础上，曾经利用水力推动木片制造成活动日历，也曾制造过指南车。这些东西现在都已失传。据科学家的研究，他是运用差动齿轮原理制成的，但实际情况我们无从知道究竟。
在数学上张衡也有卓越贡献，他写过一本叫《算罔论》的专门著作。可惜也早已失传了。但据三国时代刘徽引用《算罔论》中的话，知道张衡当时计算出圆周率是3.1622.这和今天大家知道的圆周率是3.1416虽有距离，但是，张衡在一千八百年前就能有这样精密的计算，是不能不使我们惊叹的。
在地理学方面，张衡曾就他研究的心得，绘出一幅地形图来，流传了好几百年。
在历史学方面，他曾下过很大的功夫，对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提出过十几条修改意见。张衡曾经向东汉朝廷要求，让他去从事《汉纪》这部著作的编纂工作，但是落空了。
张衡并且是东汉时代六大画家之一。
这些事实说明了张衡在学术上是一个多方面发展的人物，而张衡之所以能够在各科学术上都有一定的成就，决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天才，更重要的，是由于他能刻苦钻研，肯于调查研究，注重实践，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反对图谶的斗争
张衡还参加了当时尖锐的思想斗争，这主要是反“图谶”的斗争。
“谶”是一种谜语式的预言，原来是巫师和方士弄出来的勾当。后来有些读书人就利用阴阳五行的传说，编造了许多寓言性的谶语，并且附会这些是周公、孔子或其他古圣先贤的话。西汉统治集团就利用它来欺骗人民，巩固他们的地位。譬如西汉皇族就曾用这种鬼话说他们是受命于天来统治世间的，王莽也曾用这来证明他是命该做皇帝的。东汉第一个皇帝刘秀也是如此。这些编造和解释图谶的无耻政客官僚，为了求得富贵，甚至把统治集团的荒淫无耻、残害人民的行为，说成有根有据，来麻醉人民的反抗情绪。因此，当时的所谓“图谶之学”不仅是迷信的东西，更重要的它是统治集团压迫和剥削人民的理论依据。公元123年（汉安帝延光二年），有人主张利用“图谶之学”来修改历法，因而发生了一次大争辩。在争辩中，张衡曾经说过：“天之历数，不可任疑从虚，以非易是。”意思就是说：历法只能按照自然界的本来情况来编订，而不能任凭主观的推测加以歪曲或增减。这是张衡的唯物论思想。反对派被驳倒以后，历法才没有被牵强附会地加以修改。
张衡也反对用“图谶之学”作为太学考试的内容。他用考究历史事实的方法，来证明图谶决非“圣人”所作，既无效验，也不足凭信。公元133年他给皇帝上了一个奏章，主张用行政命令来禁绝图谶。他说：“西汉初年没有图谶，图谶是到西汉后期才有的，怎样能够说是‘圣人’所作的呢？”他又说：“有些人爱谈论图谶，正好像不会绘画的人不愿意画狗和马，而只爱画鬼；因为鬼没有人看见过，可以由他乱画，谁也指不出他的错处，而狗和马是大家常见的，画得不像是不行的。”
不过，张衡反对图谶和东汉另一个伟大思想家王充（他著有《论衡》一书）是不同的。王充从唯物论和无神论的观点出发，从根本上否定这一套鬼话，而张衡则没有那样彻底，甚至对阴阳五行的说法，还采取了保留的态度。他虽然反对图谶，但还是为儒家学说辩护，他怕孔子等“圣人”被妖化了。这是张衡思想上的局限性的表现。
政治上的张衡
张衡在政治上是热切地希望东汉朝廷能够整顿吏治，简选人才，加强礼制，主张减轻一些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他虽然不同于一般官僚士大夫，但根本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公元133年（汉顺帝阳嘉二年），张衡第二次被调离太史令这个职位，改作侍中。侍中是在皇帝身边的官，随时有向皇帝说话的机会，张衡原来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劝皇帝整顿一下政治，但因为受到宦官们的排挤和诽谤，非但没有收到实际效果，反而被排挤出了朝廷。
据史书的记载，有一天，汉顺帝问张衡最可恨的是什么人，张衡还没有答复，站在旁边的宦官，知道张衡愤恨他们的胡作非为，害怕张衡向皇帝说起他们的罪恶，就瞪着眼睛来盯着张衡，以至于张衡不敢说出他心里要说的话来。虽然如此，宦官们认为张衡在皇帝身边，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危险，纷纷向皇帝说张衡的坏话。以至于使张衡无时不受到沉重的压力，并且在政治上毫无建树。
张衡总共当了三年侍中，因为在政治上不能有一点施展，仍旧以闲暇的时间从事于学术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上面提到过他要求去编纂《汉纪》，和提出《史记》和《汉书》的修改意见，便是他当了侍中第二年的事。这一年他还作了《思玄赋》，在这篇文章里，张衡一方面悲叹人民的疾苦，也表达了自己要和恶势力作不妥协斗争的决心，同时也说到了自己准备以后从事文献的整理、专心于著作的愿望。这说明了当时张衡的矛盾的心理状态。
公元136年（汉顺帝永和元年），张衡因被排挤而调任为河间相——河间太守。河间在现在河北省东南部，是东汉朝廷封王的采邑，河间王刘政是个很骄奢横暴的人。张衡初到河间的时候，的确对地方政事多少作了一些整顿，也打击了一批豪强，清理了一些冤狱，因而受到当地人民的称颂。但是，政治的黑暗和贵族豪强的蛮横残暴，是封建社会的必有现象，张衡哪里会有一个比较彻底的办法？同时，张衡又清楚地看出了当时东汉帝国统治阶级的腐败以及边境不时发生战事的事实。作为封建士大夫的张衡悲愤万状，因而作了《四愁诗》，诗里充满了忧国伤时的苦闷情绪，也表达了他的理想和愿望。但他的苦闷的情绪是无补于实际的，他的美好的愿望不用说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愿望不能实现，苦闷愈积愈深。公元138年，张衡已经六十一岁了。他上书给皇帝要求免去官职，回故乡去。他在这时候写的《归田赋》里，充分表露了“独善其身”的消极的逃避现实思想，也表示了对当时政治的不满。
张衡归田的愿望没有得到实现，就在这一年，他又被调回京师担任尚书的职务。尚书是朝廷里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头等大官，这时候他接触到的实际政治问题更多了。他愈明白当时政治腐败的实际情况，他愈是悲观失望。第二年，祖国历史上这位杰出的科学家便在悲观失望中与世长辞了。
结语
张衡生活在一千八百多年以前，到今天还受到祖国广大人民的敬仰，这是由于他在科学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科学上所以能够获得那样大的成就，这是因为他刻苦钻研、注重实践，善于接受前人遗产而又不为传统所束缚，既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有敢想敢做的首创精神。他在天文历算和机械学上的巨大成就，他对地动仪和浑天仪的创造，都在世界科学史上放着不朽的光芒。
第三节 张仲景
张仲景，名机。南阳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人。生活于公元2~3世纪间，医学家。
据宋《太平御览·何颐别传》记载，张仲景儿童时就很聪颖，成年后拜同郡张伯祖为师学医，颇有造诣，时人称赞他的医术已超越老师。晋皇甫谧《甲乙经序》记载：汉献帝时，张仲景拜见宫廷官员王仲宣，时仲宣20余岁。仲景从气色形体观察，认为他有难治疾病，预言20年后，会发展眉毛脱落，再半年就会死去。如果立即服用五石汤治疗，疾病可能好转。王仲宣不以为然，虽然接受药物，却未服用。3日后，仲景复见仲宣，问他是否服药，答已服。仲景经过诊断，指出他并未按医嘱服药，对王仲宣说：“君何轻命也！”表示惋惜。20年后，王仲宣果然眉毛脱落，又过187天即死去，与仲景预言相符。后世谓王仲宣所患是麻风病，张仲景富于临床经验，故预言准确。
宋代校正医书局高保衡等《伤寒论序》中曾提到张仲景“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对于这一记载，自1826年日本人平笃胤著《医宗仲景考》就有不同看法。平笃胤根据《后汉书·刘表传》等书考证，认为在汉灵帝和汉献帝在位期间（168~220），先后有孙坚、苏代、张羡、张怿任长沙太守，在这个期间张仲景不可能做过此官，否定了张仲景官长沙太守的说法。但是，1936年上海出版的《国医文献》创刊号，载文称张羡即张仲景，理由是“羡”与“景”字义相通，因此认为张仲景曾官长沙太守。但这些都不是结论，张仲景生平中的这一问题，至今仍有争议。
张仲景生活在战争频繁疾病流行的年代。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从汉安帝元初六年（119）至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在不到100年间，大疫流行10次。当时诗人曹植写过一篇《说疫气》的文章，提到建安二十三年（218），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哀”，魏文帝曹丕在给吴质的一封信中也说到，当时著名的“建安七子”，其中徐干、陈琳、应场、刘桢四人，都是因传染病死去的。而张仲景也自称家族200多口，从建安初年（196）起，不到10年时间，死亡三分之二，其中因伤寒病死去的占十分之七，可见疾疫流行的严重程度。
当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却是错误的，一些患病之家迷信巫神，总是企图用祷告驱走病魔。医生得不到临床实践机会，所以很少研究医术，而终日却以主要精力结识豪门，追求荣势，这样医学当然很难得到发展。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张仲景深有感触，决心解决危害人民的疾病问题。为此，他从阅读《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等前代古籍入手，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基础上，经过临床实践的验证，最终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
古代中医所谓的“伤寒”和现代医学的“肠伤寒”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古代中医的“伤寒”，是指从发热起始的急性病（包括某些急性传染病）的总病名。《素问·热论篇》曾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难经》记载说：“伤寒有五：即中风、伤寒、湿热、温病、热病。”表明古人所指的“伤寒”包括的范围是很广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前述的疾病认识问题，它在病因、病机、疾病的突发转变，以及诊断治疗等方面都摸出一套完整的规律，不仅对治疗当时发热性传染病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我国后世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开端。
《伤寒杂病论》原书16卷，因战乱关系，书籍曾经散失，现存张仲景著作是经西晋太医王叔和整理过的。晋代皇甫谧《甲乙经序》曾称赞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伤寒论》称：“以余考之，王叔和似是仲景亲授弟子，故编定其师之书。”由弟子整理老师著作，是顺理成章的。但是，王叔和整理《伤寒杂病论》时，却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玉函要略方》二书，前者论伤寒，后者论杂病。由于汉晋时期，著述仍然以竹木简牍或帛书为主，保存不易。王叔和整理的张仲景著作，一个时期中又有散乱，至北宋中期校正医书局委派孙奇、林亿等校正医书，张仲景著作再次重新整理。计整理出《伤寒论》10卷、《金匮玉函经》8卷、《金匮要略方》3卷。上述三书，《金匮玉函经》在北宋以后流传并不广泛，研究者很少。其他《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则流传日广。特别是《伤寒论》在北宋时研究者就开始增多，其主要学术内容最值得重视的有以下几方面。
首一，《伤寒论》发展了《内经》学说，确立以“六经”作为辨证施治的基础。六经辨证原是《素问·热论篇》根据古代阴阳学说在医学中运用而提出的辨证纲领。所谓“六经”是指太阳、阳明，少阳（三阳）；太阴、少阴、厥阴（三阴）六者而言。这是按照外感发热病起始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证状，并结合患者体质强弱的不同，脏腑经络的生理变化，以及病势进退缓急，加以分析综合得出的对疾病的印象。三阳指表、热、实证；三阴指里，寒、虚证。凡病之初起，疾病在浅表，出现热实现象的，如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者，属于阳证的便称太阳病。凡病邪入里，病情属于阳证，并表现胃中燥实，大便干燥、发热谵语、口渴、脉象洪而有力、舌苔黄厚的属热实在里，称阳明病。另一种既非表证，又非里证，证状表现为口苦、咽干、目眩、胸胁苦满、寒热往来的半表半里状态，也属阳证范围，称少阳病。所谓三阴病，一般多是三阳病转变而来，特点是不发热，证状表现虚寒现象，如腹满、呕吐、腹泻、口不渴、食不下等称太阴病。如疾病出现脉象微细、四肢厥逆、怕冷、喜热饮，说明气血虚弱，称少阴病。还有一类疾病多因误治，呈现上热下寒，忽厥忽热，饥而不思食，或下利不止，手足厥冷，呈现寒热错杂现象的称厥阴病。上述按六经症候的分类并不是孤立的六种证候群，而是它和人体脏腑、经络、气化各方面都有机地联系一起进行观察认识的。从总的方面说，三阳表示肌体抵抗力强，病势亢奋。三阴病表示肌体抵抗力弱，病势虚弱。六经病证的治疗，各有一定治则。如太阳病按证候又有“中风”、“伤寒”、“温病”之分。凡无汗、脉紧的，属表实，方用麻黄汤发汗，开腠理，驱寒邪。如脉浮缓，有自汗，属表虚，则用桂枝汤解肌发汗。其他按证立方。属于阳明病的，主要指胃有实热或邪热蕴里，又有阳明经证和阳明腑证之分。前者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者，治疗以白虎汤清热保津为主。后者，证见身烧壮热，或潮热，手足有汗，绕脐痛，大便秘结，小便黄赤，故治疗以用三承气汤攻下燥结为主。少阳病邪在半表半里之间，故以大、小柴胡汤为主方。至于三阴病，因属虚寒、虚热之证，疾病起因多属寒邪直中少阴，以及年老虚弱抗邪乏力之人，病情均较险峻。另一种则为传经之邪，因误治而呈现的身体卷缩，手足厥冷、昏沉萎靡或下利不止，脉象不清等，亦为危重之象。法以理中汤、四逆汤或附子汤为主方，取温通中阳和回阳救阴之效。总之，张仲景六经证治，乃是在当时疾病流行之时，通过医疗实践总结的一个热病治疗的总规律。
其二，《伤寒论》在辨证论治方面也有重要创造，这就是诊断疾病时，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为纲，通称“八纲”，八纲中阴、阳为总纲。表、热、实属阳；里、寒，虚属阴。凡外感疾病，对身体壮实的人来说，多邪从阳化，形成表、热、实证。而对身体虚弱的人来说，病邪多从阴化，成为里，寒、虚证。
八纲辨证的诊断方法是应用“四诊”，即望、闻、问、切。从观察病人面色、形体、舌质，聆听病人声音，嗅闻排泄物气味，询问病史，现有病情，以及通过切脉、诊肌肤，了解病情的诸方面，从而取得疾病的深浅程度（表里），病象的寒热、盛衰（虚实）印象，然后分别疾病所属三阳，三阴的某一类型。张仲景《伤寒论》非常重视疾病的变化和假象。如一些证状，类似实热证候，而脉却呈现沉细无力的，或如四肢厥逆者，而脉象却呈现沉滑有力的，都是“真寒假热”或“真热假寒”现象，《伤寒论》有多条例证。另外，张仲景还认为在诊断病情时，脉象和证侯要互相参证取得病情依据，有时要“舍脉从证”；有时要“舍证从脉”。明代李中梓《医宗必读》卷二称，仲景日：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身体疼痛，当救其里，用四逆汤，此从脉之沉也。又说：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而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微汗之……从证不从脉也。
其三，《伤寒论》在用药方法上是多种多样的，可归纳为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种方法。也可说是按照病情用药时的八个立方原则，通称“八法”。针对不同病情，汗下，温清，攻补，消补，也可分别并用。凡寒证用热药或热证用寒药，为“正治法”。如疾病出现前面所说的“真寒假热”或“真热假寒”现象，可采取凉药温服，热药冷服，或者凉药中少佐温药，温药中少佐凉药，这称为“反治法”。总之《伤寒论》一书所体现的治疗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是依据临床实际制定治疗方案的。有时先表后里，有时先里后表，或表里同治，极为灵活变通。后世总结该书共包括397法，113方。其中“扶正祛邪”、“活血化瘀”、“育阴清热”、“温中散寒”等治疗方法，对后世学者有很大启发，得到广泛应用。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古今治伤寒者，未有能出其外也。”
《金匮玉函经》是《伤寒论》另一版本。宋代校正医书局称两书“同体而别名”。即两部书的书名不同，但内容多有相似之处。该书经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校正后，在“序言”中写道：王叔和经手整理的张仲景著作，恐怕在那竹简纸帛抄写的年代容易散失，所以又用《金匮玉函经》的书名，写了这一别本，有“宝而藏之”的意思。这部书共8卷，29篇，115方。卷一证治总例，卷二一四辨痉湿喝，辨脉和辨六经形证，卷七、八为方。但此书在南宋以后又很少见到，至清康熙年间，何焯（义门）得到善本，称此书为“医学之论语”，辗转流传至今。
再有《金匮要略方》（或称《金匮玉函要略方》或《金匮方论》）是校正医书局在前二书之后校正的。该书在晋以后又曾散失。至北宋时，学士王洙在馆阁发现一部分经虫蚀过的简牍，经考订，这些简文就是张仲景的《金匮要略方》，于是抄录为3卷。上卷辨伤寒，中卷论杂病，下卷为方论。由于该书并不完整，有的有方无证，有的有证无方。至校正医书局校订本书时，在王洙整理基础上，又从前代署名张仲景的众多资料中加以拣选成书，共25篇，262方。就中国现存古代医书而言，《金匮要略》所收病种之多，论证之详尽，列方之有效程度，均为前所未有。名方如小建中汤冶虚劳，葶苈大枣泻肺汤治肺痈，括蒌薤白白酒汤治胸痹，苓桂术甘汤治痰饮，茵陈五苓散治黄疸，薏苡败酱散治肠痈，至今沿用。剂型治法包括汤、散、丸、膏、熏、洗、酒剂等多种。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该书和《伤寒论》一样，没有古代封建迷信内容，完全摆脱巫术的羁绊，体现中国古代科学的精蕴，这是极为难得的。另外，该书所论述的治病求本和预防疾病的思想，对中国后世医学的发展也创造了良好开端。如“上工治未病，何也？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未病”即言未病之前，应预防疾病。既病之后，要考虑脏腑疾病的转变。以肝脾为例，要求医生必须掌握病情，灵活用药。在用药方面，该书也有很多特点，如大、小青龙汤同治溢饮。而葶苈大枣泻肺汤既用于痰饮，又用于肺痈。后世认为这是“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的代表性范例。至于药物的使用和配伍，也有特点，如附子生用配干姜，取回阳救逆之意；而附子熟用又可止痛；麻黄与石膏同用，既可治水肿，又可疗哮喘。这些用药经验，在东汉以前无书记载，是张仲景在前人临床实践基础上，结合个人心得总结记录的。全书方剂用药少者一二味，多者十余味，选药精凿，配伍周密，显示古代中医辨证施治和临床用药的精思妙要。清代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卷下评称：“《金匮要略》乃仲景杂病之书也，其论皆本于《内经》，而神明变化之，其治病无不精切周到，无一毫游移参错之处，实能洞见本源，审察毫末，故所投必效，如桴鼓之相应，真乃医方之经也。”
张仲景的医学著作，在我国目录学著作中还有很多记载，如《隋书·经籍志》记载有《张仲景方》15卷，《医方论》条下载：梁有《张仲景辨伤寒》10卷，《疗伤寒身验方》，《张仲景评病要方》1卷，以及《张仲景疗妇人方》2卷等。20世纪初，敦煌发现的卷子中，也有张仲景《五脏论》。可见张仲景医名甚著，用他署名的医书不少，惜今均不传，无从知其内容。署名王叔和撰次张仲景的医书最早见于《旧唐书·经籍志》，记载有“《张仲景药方》十五卷，王叔和撰”；《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有“王叔和《张仲景方》十五卷，又《伤寒卒病论》十卷”。这些有记载的书可能是宋代校正医书局整理张仲景著作时的重要依据。
在唐代，《伤寒论》流传并不广泛，著名医家孙思邈《千金要方》中有关伤寒论述，涉及张仲景的学说并不多，提到：“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晚年著《千金翼方》时，才大量引述了张仲景的伤寒方论。宋代叶得《避暑录话》说：“孙思邈为《千金方》时，独伤寒未之尽，似未尽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论，后三十年作《千金翼》，论伤寒者居半，盖始得之。”也说明孙思邈早年对于张仲景著作并不能轻易见到，或者领略不深。至30年后，见到仲景著作，才增加了理解，大量引用。这是当时印刷术尚未发明，一些著作受历史条件限制，不能广泛流传的反映。其后，唐代中期的王焘《外台秘要》也曾收录了不少张仲景医书的内容。宋初，太宗赵光义诏修《太平圣惠方》（978—992年编成），其中也收录了《伤寒论》的许多内容，但都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归纳。如日本学者野渊在《中医临床》1978年第ll，12期发表的“《伤寒论》的另一古本——淳化本《伤寒论》”一文，就认为《太平圣惠方》卷八有关伤寒的条文，是“反映宋校《伤寒论》原貌的一个确切资料”。可称“淳化本《伤寒论》”。另外，10世纪日本名医丹波康赖著《医心方》，也收入了“张仲景方”。19世纪时，日本还先后发现康平三年（1060）侍医丹波雅忠抄录的卷子本《伤寒论》；以及康治二年（1143）沙门了纯依据唐人写本抄录的《伤寒论》。两书均较北宋校正医书局校订的《伤寒论》时间为早，内容也有不同。其后，明初赵开美影刻宋本《伤寒论》后，该书才更广泛流传。上述书籍，内容文字不尽相同，但它对研究《伤寒论》原貌，均有一定价值。20世纪国内四川、长沙、桂林等地也发现过一些《伤寒论》的古抄本，其内容则待考订。
在宋校正医书局对张仲景著作进行整理以后，研究张仲景著作的医家逐渐增多。著名的如北宋庞安时《伤寒总病论》（1100）、朱肱《南阳活人书》（1107）、郭雍《伤寒补亡论》（1121）；南宋许叔微《伤寒发微论》（1156）；金成无己《注解伤寒论》（1145）、《伤寒明理论》（1156）、刘完素《伤寒直格》（1186），以及明清时代的王履《溯洄集》（1368）、陶华《伤寒六书》（1445）、方有执《伤寒论条辨》（1589）、喻昌《尚论篇》（1648）、柯琴《伤寒来苏集》（1669）等数百家。日本在18~19世纪时，对《伤寒论》的研究著作也很多。如山田正珍《伤寒考》（1779）、吉益东洞《古文伤寒论》（1792），丹波元坚《伤寒广要》（1825）、《伤寒论述义》（1827）、浅田惟常《伤寒辨要》（1881）等。在上述著作中，成无己博极研深，本《内经》诸书，发明仲景奥意，为世所重。至明方有执、清喻昌著作则认为王叔和编次、林亿等校正之书，以及成无己注解均有错误，编次重为更定。柯琴则认为《伤寒论》虽经王叔和整理，已非原书之旧，但仍应逐句研审“何者为仲景言，何者为叔和语”。他以六经脉证为总纲，继列方证，更新编次，亦有发挥。日本学者丹波元坚所著《伤寒广要》最为精要，对于阴阳、脉证、寒热虚实，以及诊察、辨证、六经病证等均有讨论，其中对于兼证变化，记载详细，对于仲景学说很有发挥。
对《金匮要略》一书之研究，最早应推明初赵以德《金匮方论衍义》（1368），惟此书难见，现仅有抄本。清周扬俊著《金匮玉函经二注》（1687），据赵以德书补注。另有徐彬《金匮要略论注》（1671）、尤怡《金匮心典》（1729）、黄元御《金匮悬解》（1756），全论杂病，各有发挥。其他如沈明宗《金匮要略编注》（1692）、陈修园《金匮要略浅注》（1803），于初学医者颇有裨益。另外日本山田正珍《金匮要略集成》（1789）、丹波元简《金匮要略辑义》（1806）、丹波元坚《金匮述义》（1842），也都是研究张仲景杂病论述的名著。17世纪时，朝鲜许浚编写的《东医宝鉴》，也收了张仲景的伤寒和杂病方。
明代李濂《医史》（1513）“张仲最补传”称张仲景书“实为千古医方之祖，自汉魏迄于今，海内学者家肆户习，诵读不暇，如士子之于六经，论者推为医中之亚圣”。至清代人们更尊张仲景为“医圣”，如魏荔彤《伤寒论本义》（1721），即称“叔和修辑医圣之书”。日本丹波元胤《医籍考》引《医林列传》亦称：张仲景“其书为诸方之祖，时人以为扁鹊仓公无以加之，故后世称为医圣”。又该书载称：“《南阳府志》载：清张三翼募建张医圣祠序，桑芸张仲景先生祠墓记，称南阳郡东南阜处，父老相传，为先生墓，与故宅存在。洪武初，有指挥郭云扑其石碑，墓遂没。越有二百六十余年，为崇祯戊辰（1628），有兰阳诸生冯应鳌者，感寒疾殆危……后病愈，千里走南阳，访之不可得，因谒三皇庙，有仲景像，即纪石庙中而去……”其后日本冈田静安撰《张仲景先生祠墓记》（1823），又名《医圣祠墓记》。可见张仲景祠墓早已成为中外医家景仰之地。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医学界对于张仲景医学的不朽业绩也非常重视。1933年，著名中医黄竹斋曾亲到南阳张仲景墓地考察，撰成《谒南阳医圣张仲景祠墓记》。1936年上海国医公会编辑的《国医文献》出版了《张仲景特辑》。新中国成立后，高等中医院校列《伤寒论》、《金匮要略》为必读课程。1981年河南南阳市成立了张仲景学说研究会。1982年10月，由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主持，在南阳召开了张仲景学说讨论会，有中日两国学者参加。1985年又成立了张仲景国医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