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
敦煌遗书主要是指1900年王圆箓道士在敦煌莫高窟第17窟中发现的经卷和文书。敦煌遗书的年代上起东晋初期，下至北宋中期，内容分为宗教典籍和世俗典籍两大部分，包括宗教典籍、官私文书、中国四部书、非汉文文书4大类，其中的宗教典籍占绝大多数。
敦煌遗书是研究中古中国、中亚、东亚、南亚相关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资料，价值巨大，对推动“敦煌学”的发展具有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1900年的一天夜里，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在第16窟甬道内一个侧壁上发现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了一个方形窟室，发现窟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大量文物。
王圆箓一王作元录，又作王圆禄，1851年生于湖北麻城。由于家中贫困，为了生存，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年，他进入肃州巡防营当了一名兵勇。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
1897年，王圆箓到达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渐渐有了些积蓄，于是在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后来的“下寺”。
王圆箓雇用敦煌贫士杨果为文案，冬春之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不绝，于是他让杨某在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账。
1900年，杨果坐在第16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回音。他怀疑洞内藏有密室，于是告诉了王圆箓。王圆箓来到第16窟甬道，在侧道壁上发现了一个小门，打开后，果然看见内室，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
就这样，藏经丰富的“藏经洞”被发现了。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圆箓首先赶往县城，去找当时的敦煌县令严泽，希望能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不学无术的严泽毫不在意，竟将藏经洞里珍贵的经文当作一堆废纸。
在此之后，新上任的敦煌县令汪宗翰是位进士，对金石学很有研究。王圆箓就向汪宗翰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宗翰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他还留下一句话，让王圆箓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县令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他风餐露宿，历经艰难终于到达肃州，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令王圆箓同样失望的是，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敦煌县令汪宗翰索取了部分古物。但叶昌炽并没有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直至1904年，甘肃省府才下令敦煌的经卷就地保存。可遗憾的是，这一决定没有得到贯彻和落实。
据后来的专家考证，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原本并非用于藏经，而是用于纪念。原是附属于第16窟的一个小洞，专家考证时被编号为第17窟。
藏经洞为正方形，边长3米，四面墙高2.6米，窟顶为覆斗形，最高处离地约3米。洞内西壁南端有一龛，内嵌一座高1.5米、宽0.7米的石碑，俗称“洪辨碑”。迎着洞门紧靠北壁的地上筑有一个低坛，坛上放着一尊彩色僧人塑像，塑像背后的北壁上有壁画。
这尊塑像是唐代洪辨和尚的塑像。塑像栩栩如生，连眼角鱼尾纹都清晰可见，据推测，它是洪辨圆寂后弟子们依照其生前模样塑造的真人像。那个低坛就是洪辨坐禅的禅床。因此藏经洞实际上是洪辨的影窟，相当于世俗的宗庙和祠堂，是为纪念而设。
洪辨和尚俗姓吴，即敦煌人俗称的“吴和尚”。据史料记载，唐大中年间的848年，敦煌富绅张议潮聚结汉族、回纥族、羌族、吐谷浑族等各族受尽吐蕃欺凌的民众，乘吐蕃内乱，一举收复瓜州和沙州。后来张议潮归顺唐王朝，受封为节度使，而洪辨和尚也因功受到朝廷册封，成为“河西都僧统”。
藏经洞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少量为刻本，共有5万余件。其中，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他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希伯来文等。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账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
这些藏品的制作年代上起东晋初，下至北宋中期，其中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的是古代经籍文书，被称之为“敦煌文献”。
敦煌文献的内容，涉及到天文、历法、医药、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社会、民俗、民族、哲学、逻辑、经学、诸子、文学、曲艺、戏剧、音韵、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翻译、王朝律令、地方法规、均田文书、争讼、婚姻、结契、农业、水利、畜牧、兽医、印刷、装帧、商业、货币、会计、旅游、纺织、冶铸、建筑、档案、交通、通讯、占卜、相术、榜示、转帖、印章、模拓、拓印、花押等等，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包。
敦煌发现的这些典籍，是了解古代社会、文化和美术的重要依据。它博大精深，取之不尽，大大丰富了敦煌文化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门新的学问，即敦煌学。
另外，藏经洞的文献资料不仅限于我国和汉民族，还涉及到我国境内不少的古代民族，如匈奴、乌孙、羌族、楼兰、龟兹、于阗、粟特、突厥、吐蕃、回鹘，以及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波斯等国，具有极大的国际意义。
第二节 价值丰富的宗教典籍
敦煌遗书的主体是手写的佛教典籍，正由于此，又把敦煌遗书概称为石室写经，把敦煌遗书的洞窟称为藏经洞。除佛教文献以外，宗教文献还有道教典籍、景教典籍、摩尼教和祆教典籍。
敦煌遗书中的佛教文献有很多是为历代大藏经收录的传世佛经，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妙法莲花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大乘无量寿经》等。这类敦煌佛经，有的复本多达数百件乃至一两千件。
依据唐代的《大藏经》目录《开元录·入藏录》，当时一部完整的《大藏经》应有佛教典籍1076部，5048卷。敦煌遗书中保存的佛教典籍见于《开元录·入藏录》的只有350部，这说明，从当时中原佛教《大藏经》的藏经体系来看，敦煌藏经洞中的佛教典籍并不是系统的佛教藏书。
虽然敦煌遗书中的佛教典籍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大藏经，但隋唐时期流行的主要佛经却都有存留，有的还有多种版本和复本。这些敦煌写本佛教典籍，由于是抄写时代较早的古本，故出错几率也相对较少。
同时，一些写本佛经是在该经译后不久就抄写流传到敦煌的，因此更接近译经大师最初译本的原貌。加之一些译本经过高僧大德的反复校对，堪称善本。
敦煌佛教经典中还保存有很多传世《大藏经》中所没有的佛教典籍，这些未入藏的佛教典籍，有的比传世佛经具有更高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
如竺昙无兰译《佛说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和不空译《梵汉翻对字音般若心经》等经，曾见于佛教经目著录，后来失传，却在敦煌莫高窟得以重新发现，实在价值巨大。
还有一些佛经，如昙倩在安西翻译的《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法成翻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萨婆多宗五事论》、《菩萨律仪二十颂》、《八转声颂》等，是在敦煌或瓜州翻译的，未能传入中原，而仅流传于西北一带，并被保存在敦煌遗书中。这些佛经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汉文大藏经的缺失。
敦煌遗书中还有我国古人撰写的佛教著作，这类佛教著作内容极为广泛，包括经律论疏释、史传、目录、音义和杂文等诸多方面，其中尤以各种疏释数量最多。
敦煌佛经中，有一部分还附有梵文原经，而梵文原本在印度本土早已散佚了，利用这些梵文本佛经再译，有利于修正古译本的不足，更加正确地认识这些佛经的宗旨。同时，这些附有梵文本的写卷在汉梵对音研究方面也极有价值。
有一部分敦煌写经都附有写经题记，这些题记具有重要学术价值。题记是抄经者或出资写经者委托抄经人所写的文字，篇幅从几个字到数百字不等，一般写在佛经正文之后。
佛经题记的内容各不相同，有的较简单，只有书写者或年代等。有的比较详细，记述内容较多。官府写经题记较为详细，一般记录写经时间、书手、用纸数、装潢手，初校、再校、三校、详阅和监制者的姓名。这些写经题记，使人们增加了对唐代官府的写、校经制度的了解。
少数民族文字的典籍在敦煌佛教文献中也有很多，其中最多的是吐蕃文佛典。敦煌所存吐蕃文文献大多与佛教有关，含经、律、论、真言、经疏以及吐蕃人的著述等多方面内容。
敦煌发现的回鹘文佛教史料也很丰富，此外还有用梵文、粟特文、西夏文写成的佛教典籍，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价值不菲。
道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在敦煌遗书中，共保存了800多件道经及相关的文书抄本。自北周以后，几乎历代都有对道教经典进行搜集和整理的活动。唐代也曾大规模集结道经，编纂道藏。但由于种种原因，唐、宋、金、元历代编纂的道藏均已亡佚，而部分道藏在敦煌遗书中有发现。
《道德经》是道教的基本经典之一，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一批该经的抄本，可以校勘传世本的缺失。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至少11种《道德经》的注疏，其中8种是传世道藏所无的佚书。其中有北朝写本《老子道德经想尔注》以及《老子化胡经》等佚道经。
《太平经》是一部大型道书，是我国早期道教东汉“太平道”的重要经典。该经原本170卷，分为10部。但此经在传世道藏中仅存残本，缺失大部分，且无完整目录。而敦煌遗书中的《太平部卷第二》弥补了这一缺失。该道藏写于南北朝时期，分前序、目录、后跋3部分，有《太平经》10部、170卷、366篇的完整目录，列举了全部篇名。它揭示了《太平经》的原貌。
此外，还有《无上秘要》、《太上洞玄灵宝升玄内教经》、《太玄真一本际经》等道书，敦煌遗书中均保存有各经写本，价值不菲。
就文本形态而言，敦煌道教典籍大多抄写于唐前期，官书正规道书纸质优良，多用染黄，且墨色、书法俱佳。
景教是唐代时传入我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也就是东方亚述教会，起源于今日的叙利亚，被视为最早进入我国的基督教派。
唐朝时，景教曾在长安兴盛一时，并在全国建有“十字寺”，但多由非汉族民众所信奉。到了唐武宗会昌五年，也就是845年，景教被朝廷取缔，相关典籍也大多散失。而在敦煌遗书中却保存了《尊经》、《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大秦景教宣元本经》等数件汉译景教经典，这就为研究唐代景教提供了重要资料。
敦煌遗书中，还保存有摩尼教的部分典籍。摩尼教即明教，又称作牟尼教，发源于古代波斯萨珊王朝，为3世纪中期波斯人摩尼所创立，后经由中亚传入我国。
摩尼教在唐代曾流行了约100多年，在唐武宗时的845年被取缔。摩尼教徒十分重视经典编撰和翻译，该教被唐武宗取缔后，汉文经典亦均散失。敦煌遗书中保存了《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下部赞》和《证明过去因果经》3件摩尼教文献。
此外，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一些有关祆教的记载，这些记载对了解祆教的教义以及流传情况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敦煌遗书中的这些宗教典籍内容丰富，价值宏大，为研究古代宗教以及古人思想、生活打开了一扇扇新的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