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秦代的玺印与刻石
我国印章与碑石篆刻，从秦至唐的约1000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我国古代篆刻艺术中的宝贵财富。
秦代的印章制度及石刻，直接影响了汉代，汉印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比以前更为丰富，而鸟虫书入印，使印章的装饰性更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印章基本上是沿袭汉印的形制外，碑石篆刻达到了空前高度。隋唐时期不仅形成了与秦汉印迥异的“隋唐体系”，而且在碑刻书法艺术方面，更是达到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文学艺术高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始皇采取了“书同文”的文字规范化措施，命丞相李斯等人整理制定一种统一使用的文字。
为了废除不与秦文相合的文字，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以小篆而成，颁布天下。李斯等人进行的文字统一工作，避免了春秋战国文字诡奇繁杂的局面。
小篆体式方中寓圆，形体方正，稳健朴拙。秦印即以小篆作为入印文字，自此以后，至今2000多年一直为治印者沿用下来。
秦王朝还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用印制度。官印作为秦王朝行使职权的一种凭证，从中央到地方郡县乡亭的各级官吏，都授予官职印。
在这些官印制作颁发之后，专设有少府属官“符节令丞”掌管玺印事务。印制度非常严格，私刻、盗用官印都是犯罪行为，将受到严厉处罚。
秦代用印制度开始规定，天子的印称“玺”，用玉做成，臣下用印只能称“印”。据《汉旧仪》卷上记载“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说明秦代官印的等级区别是很严格的。
秦代在印章的形制上也有较大的改变。秦代的官印比较统一，一般采用方形，大小一般为2.5厘米左右见方。大多是鼻钮印章的设计。布局为“田”字格，每格一字。官位较低的官员用印，只有“田”字格官印的一半，当时称之为“半通印”，它的布局为“日”字格。可见秦代官印在尺寸大小有严格的规定，也显示了森严的等级。
秦代的私印，大小基本上与“半通印”差不多，也加界格。但私印的表现手法较官印要丰富，形状有方形、圆形、椭圆形、菱形等，以长方形的“半通印”居多。方形印较小，约在2厘米以内见方；也有椭圆形、圆形等形状。
秦代私印基本为白文凿印，铸印较少。除姓名印外，还有吉语印、肖形印，辟邪印用于佩戴也很盛行。
秦代篆刻比先秦时期篆刻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更趋向成熟，具有典雅而灵动、平整而率意的艺术效果，至今依然为众多的篆刻家所模仿。
秦印篆刻艺术不仅表现在文字的规范，章法的整齐划一，而且从中透露出书写的自由性和整体布白的灵活多变，赋予印章艺术新的艺术情趣。
比如秦代官印的苍古威严，整齐而不呆板；私印的苍润秀丽，自然随意。有些印章粗看凿刻草率，蓬头乱服，细品却刀法娴熟，情趣洋溢。
作为篆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秦代刻石中的小篆文字，在秦代书法乃至我国石刻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事实上，铭刻文字的主流变为刻石的重要转折，正是起于秦始皇东巡纪功石刻。
秦灭六国之后，秦始皇曾有数次东巡，在东巡中为了颂扬其功德并以昭明天下，曾在泰山、绎山、琅琊台、会稽等多处刻石。这些刻石，均以标准而规范的小篆写成，字形之大为秦以前历史上所未有。
比如，公元前219年，李斯在秦始皇东巡所至，为之书写刻石文字，命刻工刻有《泰山刻石》、《绎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它们的影响十分深远，后世用以碑额、墓盖等庄重场合的篆书，均受到这种小篆书风的影响。
秦代刻石字体呈长方，上密下疏，大小划一，行距相等，笔画粗细一致。同样两个字可以如出一辙，其结构严谨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并且把我国文字的书写形式引向了规范有序的创作道路。其用笔瘦劲圆畅，委婉中见刚劲，具有端庄典雅之美。从中可窥当时的高级刻手工艺手段十分精良。
秦代这些刻石作品，既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的标准范例，又是秦代小篆书法的优秀代表，充分体现了象征秦帝国威严的博大气象。
秦代的石刻开辟了铭刻文字的新纪元，为汉代碑刻文字做好了铺垫，从而在其身后形成了我国书法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石刻书法艺术的体系。
总之，秦代所确立的印章制度，小篆文字式样的形成，以及前所未有的石刻作品，起到了印章发展史和石刻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重大作用，为汉印的进一步发展和汉代碑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汉代官印的史学价值
我国的官印肇始于先秦，经秦代的过渡，在汉代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无论其规模、体制还是艺术性都得以发展、完备，并达到了历史的高度，形成了我国印章发展史上第一座高峰。
汉代官印不仅存世数量较大，而且鲜明地反映了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情况。故有汉代“史在官印”之说，显示出其重要的史学价值。
西汉早期，官印与秦代有相似之处，很多仍存田字格。大约在汉惠帝后逐渐定型，呈现出素面无格，无边框，仅用篆书阴刻，字体匀称方正的特征。形制以正方形为主，边长在2厘米至3厘米之间，即所谓“方寸之印”。
汉代也发现相当数量的“半通印”，大小为正方形的一半。以印文看，“半通印”除地方低级吏员的职名之外，多为官府机构名称，如“器府”、“马府”、“仓印”、“库印”、“少内”、“保虎圈”等。
后世文献中曾记载汉代将官印的铭文从四字改为五字，不称“印”而称“章”。现存实物发现的五字官印多为将军等军官印章。文职千石以下官员均称“印”，并多为4字，仅2000石级别的官员称章，如“琅琊相印章”。
“琅琊相印章”长2.2厘米、宽2.6厘米、高1.3厘米。银铸，方形，龟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5字3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琅琊相印章”。印台较厚，龟钮覆圆甲，上施环级，龟首前伸，“相”字“目”旁上加一短竖画，为东汉时印文特点。
此印银质龟钮，与史籍所记之汉官印制相合，为东汉时王国官印。东汉时琅琊国为刘京封国，此印即刘京一系的琅琊国之物。
西汉前期官印文字笔画较细，字形圆润多变。西汉中期以后官印铭文笔画粗，起笔收笔均显方正整齐，字形也变得方正谨严，很少见圆形转折。新莽时期印章制作精美，采用古式，形制较西汉印章较小，印文多为5字或6字。书体整齐，笔画略纤细，并增加了“子”、“男”等五等爵名称。
东汉时期官印形制与西汉时期官印相近，一般为2.5厘米见方。现存东汉官印中，铸文较少，凿刻印章增多，不如西汉官印的铭文书法谨严雄浑，但书体仍显方正，笔画粗壮。如“征羌国丞”印等。
铜瓦钮“征羌国丞”印，印面长宽各2.2厘米，通高1.7厘米。此印为铜铸，方形，瓦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征羌国丞”4字。为东汉时的侯国官印。
两汉时期的官印钮制以龟钮、瓦钮与鼻钮为主，颁发给边疆少数民族的印章分别作驼钮、羊钮、蛇钮等。如青海“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驼钮印、云南“滇王之印”蛇钮印等。
“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印通高2.9厘米，边宽2.3厘米，驼钮高2.1厘米，厚0.8厘米。铜质，方座，驼钮，骆驼屈肢跪卧，昂首向前。朱文刻篆“汉匈奴归义亲汉长”8字，是东汉中央政府赐给匈奴族首领的官印，其中“归义”是汉政府给予其统辖的周边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
汉代匈奴的主体并没有到达青海，但有一支起源于甘肃张掖一带的匈奴别部“卢水胡”，在东汉时已越过祁连山而和青海东部湟中一带的月氏胡与羌人杂处。此印所称的匈奴，即指卢水胡而言。
“滇王之印”是从晋宁石寨山古墓群中发掘出来的。“滇王之印”用纯金铸成，金印重90克，印面边长2.4厘米见方，通高2厘米。蛇钮，蛇首昂起，蛇身盘血，背有鳞纹。
这是云南隶属中央最早的物证。“滇王金印”的印章等级，根据东汉卫宏所撰记载汉代官制的《汉旧仪》规制，当属列侯的规格，但却是王印，这表明滇王国同西汉中央王朝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是一个有特殊地位的封国。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出兵征讨云南，滇王拱手降汉，汉武帝在其故地设益州郡，封滇王国国王为“滇王”，并赐“滇王之印”。汉武帝赐印后，对云南实行羁縻政策。
“滇王之印”的出土，不但确证了“古滇国”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司马迁《史记》记载的可靠性。就是说，一颗金印，既证明了云南古代历史，也证明了我国古代历史。在考古学上，像这样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相一致的情况并不多见。这也是为什么“滇王之印”会由国家征调而入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原因之一。
两汉时期官印的厚薄及钮式形状有一定的变化过程。汉代初期，以瓦钮、鼻钮为主，同时出现蛇、龟钮。文景时期，印体较薄，龟钮、鼻钮成为官印主要钮式。龟钮龟腿短，身体扁平，头部微突。鼻钮略圆，钮面较窄。
汉武帝以后的西汉官印以龟钮和瓦钮为主。龟钮龟身体较高，背部隆起，有六角形甲纹。瓦钮较薄，钮面宽大。
新莽时期钮式与西汉后期相同，但较精美。东汉中期以后，官印体加厚。龟钮的龟颈部加长，背部呈圆形隆起，钮身增厚。
汉印的质料来源多样，有金、银、铜、玉、石、木、玛瑙等，以铜质铸文的玺印最多。石质印章刻文多较简劣，如湖南长沙月亮山出土的“陆梁尉印”，长沙汉墓出土的“长沙祝长”，湖南常德南坪出土的东汉“酉阳长印”等，应为殉葬明器石印。
同样，木质印章也用于殉葬用冥器，如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西汉墓所出“张伯”、“张偃”木印，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所出的“妾辛追”木印等。
金、银质地印章比较少见，多为高级官员与帝后一级人物所用。如出土于西汉南越王墓的“文帝行玺”和“右夫人玺”金印，陕西阳平关发现的东汉金印“朔宁王太后玺”，江苏邗江甘泉2号东汉墓附近出土的金印“广陵王玺”，江苏邗江甘泉西汉木椁墓所出“妾莫书”银印等。
“文帝行玺”金印为方形，龙钮金印，通高1.8厘米，边长3.1厘米，重148.5克。印面呈田字格状，阴刻“文帝行玺”4字，小篆体，书体工整，刚健有力。钮作一龙蜷曲状，龙首尾及两足分置于四角之上，似腾飞疾走。
这枚金印铸后局部又用利刃凿刻而成，出土时印面槽沟内及印台四周壁面都有碰痕和划伤，并遗留有暗红色印泥，显系长期使用所致，说明金印是墓主生前的实用印。它是汉墓考古出土的形制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
“文帝行玺”的主人赵眛是我国岭南地区南越国的第二代国王，于公元前137年自称“文帝”。此印文为庄重静穆的阴刻篆书，印钮为象征皇权至尊的盘龙。龙首上昂，隆腰卷尾，尤其是弓起的龙脊，既利于手持，又强调出龙身“S”形腾翻的动势，集实用功能和装饰效果于一身，构思设计十分巧妙。
“右夫人玺”金印，边长2.15厘米，宽2.15厘米，通钮高1.5厘米，重65克，是南越王墓中出土的3枚金印中尺寸最小的一枚，但为4个夫人中唯一的黄金印玺。金印以龟为钮。
按照汉代礼制，夫人是皇帝和诸侯王妃妾的称号，可以推断，右夫人等4位夫人的身份是南越国后宫的妃妾。右夫人的随葬品数量多、品质精。汉代以右为尊，说明她应是诸妃之首。
“朔宁王太后玺”各边长2.4厘米、高2厘米，金质，龟钮，白文，篆书。印面刻“朔宁王太后玺”六字，重109克。印钮龟头微昴起，背圆，龟甲饰重环纹，制作精细。此式龟钮官印流行于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
“广陵王玺”金印是极其特殊的一件。该印由高纯度黄金制成，重122.87克。龟钮，钮高2.121厘米，台高0.945厘米。其龟钮制作精致，纹饰精美，印文阴刻篆书“广陵王玺”，布局疏密有致，行笔直中有曲，流畅和谐，坚挺饱满。
从艺术价值来说，汉代是我国印章制度的鼎盛时期，而“广陵王玺”是汉印精品中的精品，被视作文物断代的标准器物。印文是篆书，但隶书的意味明显，转折和收笔很方正，字迹苍劲古朴，端庄凝重。同时，它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汉代诸侯王的印章，在尺寸、重量和形制上都有严格规定，“广陵王玺”的发现印证了典籍的记载，起到了“证史”和“补史”的作用。
“妾莫书”银印长1.9厘米、宽1.9厘米、高1.7厘米。此印为方形、龟钮、银质，龟昂首匍匐状，龟甲纹饰清晰，印文“妾莫书”三字为白文篆体。对于研究广陵国王宫中内官的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此外，汉代一些高级官员印章还采用铜质鎏金的方式，如湖南长沙马王堆2号西汉墓出土的铜质鎏金“长沙丞相”印与“轪侯之印”等。
长沙马王堆2号汉墓主人是利苍，“长沙丞相”印与“轪侯之印”都是利苍的官印。他早年随汉高祖刘邦打拼天下，后分封为轪侯。利苍为长沙国丞相。所任职的长沙国，即为汉初的吴芮长沙国。
汉代官印均由中央官署制造颁发，免职后要予以上交。所以，在墓葬中所出官印大多为复制品，而非实用官印。而在遗址中发现的官印则有可能是实用品。
汉代官印不仅具有迷人的艺术魅力，它所反映的史学价值，体现了当时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节汉代私印的艺术价值
我国私印肇始于先秦，并伴随着官印的发展。与大小用字相对统一规范的官印相比，私印成为汉代印工自由驰骋玄思妙想的广阔天地。因其格式、用字、大小变化丰富，故有印家说“艺在私印”，私印以艺术价值见长，充分显示了汉代工匠的巧思。汉代的私印可分为姓名印、吉语印、肖形印3类，其中以姓名印最多。西汉早期的私印，继承秦印遗风，一般印面较小，常用田格或边框。西汉早期私印流行的鼻钮也如战国作风，即印台与鼻穿间有一层至数层的过渡，以后界格边框使用渐少。
西汉早期也流行两面印和臣妾印。两面印一般一面是姓加上名，另一面是表字。有时两面印和臣妾印往往合二为一，如“汜达·臣达”两面印。臣妾为旧时男女的自谦之称，非如后世仅限皇帝官吏和丈夫妻子之间。
据考古学家考证，有姓名的一面用于平行文书，而有臣字的一面则施于上行文书。此时的姓名之下有的加“印”或“之印”。大小多在1.1厘米至2.3厘米之间。另外，此期玉印和鸟虫篆印都已成规模。
西汉中期汉武帝至汉昭帝，私印的印文稍趋方折，如“闵其辰”印。还出现了套印这种新的形式，其印文组合上除姓名下加“印”或“之印”，还加“信印”和“私印”的，如“王羊信印”。在印面构成上，出现朱白相间印和图文混合印。
在印文设计中，如果文字繁简差别很大，往往是一个令人头痛的事情。汉代人巧用朱白相间的方法解决了这一矛盾，精心组合的朱白相间印往往难辨孰朱孰白，饶有兴味。此类印按朱文、白文的字数多少不同，可分为一朱一白、一朱二白、二朱一白、一朱三白、三朱一白和二朱二白等。
图文合璧的印章也是汉代人的一大创造，印文与图案相得益彰，十分别致。如“樊委”印，姓名两侧饰以左青龙、右白虎，这种配制或有辟邪之意。
在印文排列上，西汉中期新出现了回文印形式，如“杨辅王印”，即姓和“印”居一侧，双名居一侧，取双名不相分离之意。
西汉晚期承袭了中期作风，只是白文印更趋方挺，一部分私印不似前期规整严谨。如同新莽官印的精工和典丽一样，新莽私印在整个两汉中也以工致和篆法精妙见长。西汉官私印往往大小风格上有一定区别，新莽私印有些与官印十分接近，如西安发现的“司徒中士张尚”印即为新莽印。
“司徒中士”为王莽遵《周礼》而重新采用的周代官名。汉代规定，官吏升迁或死亡，印、绶皆要交公。官职高者去世时，朝廷可能重赐原用官印的仿制品以为殉葬之用。但官位不高者则难享此殊荣，家人仿制原官印又有“私刻公章”之嫌，于是官名与姓名混刻以充冥器，实为两全其美之事。
类似的印章还有“使掌果池水中黄门赵许私印”等。另外还有不加官名但大小规格绝类官印者，如“杨肜之信印”、“杜嵩之信印”、“姚丰之印信”等。当然王莽时期也有一些私印，如同西汉私印一样尺寸远小于官印，但同样精淳可人。
东汉时期，一方面印章形式日见丰富，除方形、长方形、圆形外，还有一些极为别致的形状如连珠印中的三圆式、四圆式、倒品式、四瓣式等。另一方面印章钮式日趋精巧，工艺高超。龟钮二套印和辟邪钮三套印堪为其代表。
东汉私印也有刻凿草率的一面，有些印章篆刻有走下坡路的趋势，笔道方直，缺乏圆厚之恣，印艺已露颓废衰落之势。
从总体上看，汉代私印艺术在钮式和篆刻两个方面比较有特点。汉代私印所用钮式，包括吉语印和肖形印在内，玉印和铜印的钮式各有不同。玉印均覆斗钮，铜印钮式则主要有以下3类：
一是鼻钮。汉初鼻钮私印有的背面平，钮小，有的背面有台，呈坛状，后人习称坛钮，形制受古玺及秦印的影响。汉文景以后，坛形鼻钮印逐渐消失，汉武帝至东汉时期，鼻钮印背面均无台，钮面加宽，跨度加大，有的印钮两端立于印背中央，呈覆瓦状，后人称瓦钮，有的印钮两端铸于印背边缘，呈桥状，后人称桥钮。
二是龟钮。始见于汉文景时期，初期的形体较小，龟身平状，龟颈不伸出，只露龟首。汉武帝以后龟作立状，首微昂，背隆起，龟甲多饰六棱重环纹，制作精致，形态逼真。
三是兽钮。西汉流行虎钮，东汉流行辟邪钮。
除上述3种主要钮式外，还有楔形钮、带勾钮及无钮的圆形、方形穿带印等。
汉代私印的篆刻变化万端，布局严整巧妙，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汉初印所用文字为标准小篆，笔画圆转，线条柔曲，印面四周有边框，加竖格或日字格，与秦印相近。
汉文景以后，汉印面貌逐步形成，至汉武帝时已完全摆脱了秦印的影响，进入成熟阶段。这时的姓名印，所用字体有3种：一是缪篆，笔画盘屈曲折，构图茂密；二是鸟虫书，笔画盘曲并两端做虫鸟状；三是摹印篆，始于秦代，略异于周时的金文和石刻文字。
前两种属美术篆体，除见于印章外，还见于汉代瓦当及汉早期铜器。后者则是当时刻印专用字体，以笔画苍劲雄健，体态方正宽博为基本特点，其篆法变化很多，笔画有的圆转，有的平直方折，有的末端齐平，还有的作刀尖状。
印面构图则讲究通过每字所占空间位置的变化来达到印面整体的完美，或采用阴、阳文相间，印文四周加几何纹、四神纹等手法，使印面更加秀丽雅致。汉代私印所确立的艺术典范，奠定了印章艺术的法则，成为后世印人的金科玉律，奉为圭臬。
第四节汉魏石刻的书法艺术
汉魏石刻与书法完成了完美结合，石刻所体现的书法艺术，在《汉魏十三品》摩崖石刻中得到了鲜明体现。因其位于石门，又称“石门十三品”。
《汉魏十三品》在褒斜道附近，是陕西穿越秦岭的古代交通要道。这条要道北起眉县斜谷，南至汉中褒谷，全长约235千米，始建于战国时期。道的南端有一隧道，称为石门，是我国古代第一座利用“火焚水激”方法而人工开凿的隧道。
隧道东西两壁和洞外南北数里的险坡、断崖以及褒河水中、沙滩的大石上，多有由汉及宋的摩崖石刻，有的是历代开通、复修褒斜道、石门和山河堰工程情况的记载，有的是参观、游览的留念题记。其中最为书法家称颂的珍品，即所谓《汉魏十三品》。其中汉魏时期的书法以篆隶体为主，其珍品尚属罕见。
第一品《石门》摩崖，上刻“石门”2字，为隶大字摩崖，是状物抒怀之作。
第二品《鄐君开通褒斜道》，又称《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俗称《大开通》或《开道碑》，刻于石门洞南山崖上。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的公元63年刻成，字体界于篆隶之间。此碑由于被山土埋没，直至1000余年后的南宋时期才被发现。
此石据铭文记载，东汉永平年间的63年，汉中太守钜鹿鄐君奉诏用广汉、蜀郡、巴郡刑徒2600多人，动工开通斜栈道，工程历时3年之久。另据史籍记载和考查，该栈道上著名的古石门隧道，就是由鄐君主持在这段时间首次开通的。
此石书法气魄宏伟，布局饱满，笔划较细但遒劲有力，融入篆意，高古伟岸，加上天然石纹背景，更增添一种奇趣。其结字方古舒阔，因自然石势作字，字之大小及笔画长短、粗细皆参差不整，没有波磔，天真朴拙而很有气势，保留了早期隶书的许多特点。
第三品《鄐君碑释文》，位于第二品下方，是南宋南郑县令晏袤的题记，刻于宋光宗绍熙年间的1194年，是楷书作品。晏袤是南宋绍熙年间南郑县令，性嗜古，尤工隶书，号称有宋以来写隶第一高手。
1193年，刻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的《鄐君开通褒斜道》，因为雨水冲刷，显露出来。晏袤发现后非常兴奋，于是在原摩崖下方另刻了一方摩崖，即将这方汉代摩崖初次发现的经过情况，以及原刻文字的内容加以注释，考古学家称之为《鄐君碑释文》摩崖。
第四品《李君表》，或称《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记》、《汉永寿石门残刻》。李君名李寓。东汉顺帝永建年间刻。内容是颂扬李寓修建褒斜栈道的功绩。该石刻位于石门洞北口外的西壁，但早被泥沙封闭，直到1000多年后的清同治时的1874年才被发现。
《李君表》通高70厘米，上沿宽40厘米，下沿宽43厘米，隶书。字迹多漫漶，结体较方整，隶法古拙质朴。
第五品《石门颂》，全称《汉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又称《杨孟文颂》、《杨孟文颂碑》、《杨厥碑》。东汉建和年间刻，隶书。额题“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杨君名涣，字孟文。碑文有“汉明帝永平四年杨孟文所开，逮桓帝建和二年，汉中太守同郡王升乃嘉其开凿之功，琢石颂德云”。
《石门颂》原刻为竖立长方形，20行，每行30字至31字不等，纵261厘米，横205厘米。全文共655字。内容为汉中太守王升表彰杨孟文等开凿石门通道的功绩，文辞为东汉汉中太守王升撰。
《石门颂》的艺术成就，历来评价很高。其结字极为放纵舒展，体势瘦劲开张，意态飘逸自然。多用圆笔，起笔逆锋，收笔回锋，中间运笔道劲沉着，故笔画古厚含蓄而富有弹性。通篇看来，字随石势，参差错落，纵横开阖，洒脱自如，意趣横生。
《石门颂》为汉隶中奇纵恣肆一路的代表，素有“隶中草书”之称。文中“命”、“升”、“诵”等字垂笔特长，亦为汉隶刻石中所罕见。
《石门颂》摩崖石刻是我国著名汉刻之一，它与洛阳《郙阁颂》、甘肃成县《西狭颂》并称为“汉三颂”。《石门颂》是东汉隶书的极品，又是摩崖石刻的代表作。它对后来的书法艺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人们称之为国之瑰宝，清代书法家、篆刻家张祖翼评论说：
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也，力弱者不能学也。
第六品《杨淮表记》，全称《司隶校尉杨淮从事下邳湘弼表记》，亦称《杨淮碑》。刻于东汉熹平年间的173年。
杨淮是《石门颂》中司隶校尉杨孟文的后人，他的同郡人卞玉看到《石门颂》表彰杨孟文开通石门的功绩后，就把杨的后人杨淮、杨弼兄弟两人的官职和政绩追述刻石，故又称《卞玉过石门颂表纪》。
《杨淮表记》为摩崖隶书，碑文7行，每行25字至26字不等，共计173字。该碑书法奇逸古雅，与《石门颂》相近。
《杨淮表记》书法雄古遒劲，笔势开张，用笔沉着扎实，结字参差古拙。其章法，因石势而书，纵成列，横不成行，字态因字立形，疏宕天成。如第六行“也”字为此行末字，故形体较大，第七行“过、此、追、述”4字，波笔舒展，极尽开张之势。
若将此刻与《石门颂》、《开通褒斜道摩崖》等视为一组，与同时期山东曲阜一带《史晨碑》、《孔彪碑》等庙堂碑相较，则见两地迥异之地域书风。
第七品《玉盆》，“玉盆”两字刻于石门南褒河水中的一块大石上，其石自然如盆状，光洁如玉，石的周围刻有题记“穷溪河之胜，刻玉盆之阳”。尚有其他题字，但均已剥蚀，不可辨认。
“玉盆”2字为汉隶，相传是“汉三杰”之一张良所书，为《汉魏十三品》中的4方汉隶中最早的书刻，历代名家在“玉盆”处多有题咏。
第八品《石虎》，高100厘米，宽50厘米。隶书“石虎”2字刻于石门对面稍南褒河东岸石虎峰下，旁有小款隶书“郑子真书”。
“石虎”2字工稳厚拙，据说西汉隐士郑子真看到山峰极像石虎，是其抒怀之作。但是否出自郑子真手笔，尚待论定。
第九品《衮雪》，“衮雪”2字刻于石门洞南褒河水中的大石上，隶书。河中流水冲击大石，激浪翻溅如滚滚雪花状，故称“衮雪”。因刻石左下角有“魏王”2字，故疑为曹操所书。
也有人认为“衮雪”2字并非曹操所书，因曹操到汉中时尚未封魏王，不可能自称魏王，并且“魏王”2字的风格显然不同于“衮雪”2字，很可能是他人加上的。故此刻石究竟为何人所书尚无定论。
“衮雪”2字近篆而非，属隶又违，行笔纵放不羁，确有波涛澎湃之势，表现出曹操的风采神韵与魏武精神。“衮”气势磅礴，充满刚毅，好似一个象形字，上边三点一口似水花，下边一撇一捺一竖钩，三钩均朝上翘起，像湍急的水流，给人以张扬、不羁、活泼、沸腾、激荡、舞动的阳刚之气。“雪”字平和、内秀、收敛、平静、朴实、飘飘洒洒，柔情万种，合二为一，阳刚而不失柔美。
第十品《李苞通阁道》碑，又称《李苞通阁道题名》，刻于石门洞北口外石碑上。曹魏景元年间的263年刻，碑文为：
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荡寇将军浮亭侯李苞字章，将中军兵、石、木工二千人始通此阁道。
碑文下方还刻有南宋宁宗庆元年间的1195年中秋日，还有南郑县令晏袤的释文题记。
该摩崖石刻虽寥寥数言，却是简明朴素的纪实之作。它基本反映了当时修道的规模及其经过，对后人研究三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及书法艺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依据。
第十一品《释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题名释文》摩崖，简称《潘宗伯、韩仲元》，位于石门北口洞上方。南宋晏袤解释潘宗伯、韩仲元阁道题名、李苞通阁道记的内容，是宋代仿写汉隶的好作品。
第十二品《石门铭》，全称《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北魏宣武帝永平年间的509年正月，太原典签王远书，由河南郡口阳县石师武阿仁凿刻于陕西褒城县东北褒斜谷石门崖壁。
汉中褒斜谷口是褒斜道最险要的隘口，绝壁陡峻，山崖边水流湍急，很难架设栈道。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下诏在最险之处开凿穿山隧道，历时6年而成，古称“石门”，后来石门道破废，北魏梁、秦二州刺史羊祉重修褒斜道。《石门铭》就是为纪念此事而作的，为著名摩崖石刻。
《石门铭》是北魏体书格的典型，后来清代学者康有为将此碑用笔归属圆笔一路。历来追求北派书风的书法家笔调多从此碑出。
《石门铭》是北魏摩崖石刻的代表，也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因崖面广阔，摆脱纸张限制，大书深刻，笔阵森严，气势雄峻，故而书风自然开张、气势雄伟、意趣天成，表现出大朴不雕的阳刚之美，堪称鸿篇巨制。
《石门铭》正书，凡28行，满行22字，后段题记为7行，每行9字至10字。它吸取了处于同一地的汉隶名品《石门颂》苍劲凝练的篆隶笔法，笔势与体势则吸取了汉隶跌宕开张、奇崛大气的特点，书风超逸疏宕、舒展自然。康有为誉之为“神品”，在《广艺舟双辑》中评曰：
《石门铭》飞逸奇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石门颂》、《孔宙》等碑，皆夏、殷旧国，亦与中郎分疆者，非元常所能牢笼也。
书者王远在正史中并没有记载，但康有为推测为南北朝碑书十大书家之一。《石门铭》是魏碑中可以临摹、借鉴的上佳范本之一，历史上的许多著名书法家都曾得到此石的启发。
第十三品《山河堰落成记》，又名《重修山河堰碑》，南宋光宗绍熙年间的1194年刻于原在石门洞口南右侧崖际，是石门及其南北山崖的104种摩崖中最大的一块石刻。晏袤书，隶书16行，每行9字，字大20厘米左右，记述了重修山河堰情况。
山河堰位于石门南的褒河中，相传是西汉丞相萧何修建的，而“山河堰”可能是“萧何堰”的误传。此堰后经多次增修，1194年又进行了此次修复，时任南郑县令的晏袤参加了修复和扩建工程，竣工后他写了这篇记事。
《山河堰落成记》暗含篆意，略参行草笔势，整体风格取向为秦汉古韵，雍容华贵，宽博端方，造型醇古，中宫紧结，主笔夸张，点画飞动，风神逸宕。它既继承了汉魏书体的厚重雄强，唐楷结构的规正严谨，又具有宋人笔法的流畅生动。
上述《汉魏十三品》后来不在原来的山崖壁石上了，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家兴修水利，决定在汉中褒谷兴建石门大坝，拦截褒水灌溉、发电，从1969年到1971年，将其凿下，搬藏于汉中市博物馆。
《汉魏十三品》在书法艺术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们给人以书法艺术美的享受，是汉代以来书和刻两者的最高艺术结晶，是研究汉隶的重要实物，在中外书法界和金石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
第五节魏晋南北朝的印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社会出现大动荡，战事频仍，府衙州县几易其手，因而留下来官印较多。既有工艺上的承袭和发展，同时也带有这一时期的政治色彩。
这一时期的印章制度，在治印技艺上尚承袭汉代。印章形制、大小、印材、钮式、印绶、印文，基本上与汉代相同，仍然保留汉印主体风貌并有所演变。
曹魏和西晋时的官印，钮制多为龟钮，将军印也多如此。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和改朝换代等原因，诸侯各国各自为政，官印钮式的制作没有固定的模式，形态各异。如：鼻钮、蛇钮、骆驼钮、环钮、羊钮、马钮、兔钮、鹿钮、熊钮、罴钮、鱼钮、兽钮、珪钮、螭钮、龙钮。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印改变了汉代以铸印为主的制印方法。印质多为金章银印，这一时期以凿印为主，所以魏晋官印多凿印。因此，汉代篆刻表现出来的典雅方正、圆润稳健的铸印风格就很少见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凿印表现出来的是峻利劲挺，气息和畅，章法布局平整舒展，錾法比较稳健从容，而一些“急就章”风格显得比较草率恣肆，刀法拙劣，无章法可言，而且刻凿的篆体文字多不合“六书”。
这一时期的官印形制也变大，按古制诸侯王也不超过2.3厘米见方，但晋之后官印却在3厘米见方，有的将军印达到3.5厘米见方。
魏晋南北朝私印与汉代私印相比较也有明显的变化。这一时期的私印入印文字，受魏《三体石经》中篆书的影响，把字形拉长，结构上紧下松，每字竖画拉长成细尖，形似悬针。
这一时期出现的印章用字叫作“悬针篆”，这种“悬针篆”与汉代的缪篆那种端庄典雅大相径庭，出现了柔弱纤细、矫揉造作、体势生硬的习气。然而这一习气的出现，可以看出印章文字的线条笔意和印面上大块留白的创作动机。这种印章对后世篆刻艺术创作给予了一定的启示。
印章所具有的功能与其的产生和使用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因而这一时期的印章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史学价值也是不容低估的。
比如曹魏时期的“魏归义氐侯”金印，就是曹魏政权赐予陇南一带氐族酋长杨氏的。此时的杨氏部落是一支强大的政治部族，曹魏政权给予较丰厚的政治安抚是必然的。因曹魏时期短暂，所以颁布给少数民族王侯的带有“归义”一词的魏印极为罕见。
再如西晋“晋归义胡王”金印也透露出重要的政治信息。所谓“归义”，即归化、降顺。“胡”即指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匈奴。“晋归义胡王”所指胡王应当为晋帝所封的居住在凉州的匈奴首领。
据文献记载，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内迁，朝廷为了控制和补充中原因战争频仍而削减的劳动人手，鼓励他们迁居至黄河流域。内迁的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羯、氐、羌5个民族，被当时的汉人统称为胡人。
晋代胡人归义皆发生于晋武帝司马炎之时，而数十年之后，匈奴和羌族便开始侵扰北方，致使北方汉人因慑于战乱，大规模迁徙到江南。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永嘉南渡”。
因此，这枚印应该是在社会较为安定的晋初，朝廷赐授给归化的胡人部落首领的，成为当朝安抚少数民族，减少边疆战争，建立相互间和睦友好关系的象征，是历史研究的珍贵实物资料。
又如北周的“天元皇太后玺”金印，是指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武德皇后阿史那氏，她原为北方突厥国王的女儿。宇文邕登上北周皇帝宝座后，曾经多次遣使迎亲，最后将天姿国色的阿史那氏迎至长安，封为皇后。
北周是古代少数民族鲜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578年，北周武帝崩，周宣帝继位，尊阿史那氏为“皇太后”。次年，周宣帝传位宇文衍，自称“天元皇帝”，尊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580年又尊其为“天元上皇太后”。故此印是周武帝阿史那氏皇后称“天元皇太后”时所用金印。这位曾历经三朝的皇后，因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卒年与北周武帝合葬孝陵，她生前享有的“天元皇太后玺”金印也一同随葬。
“天元皇太后玺”金印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皇太后金印，它解开了北周皇家丧葬制度之谜，填补了考古学上这一历史时期的空白。
第六节隋唐时期的印章特色
我国古代的印章发展到隋唐时期，形成了与秦汉印迥异的“隋唐体系”。出于鉴赏收藏书画的目的和书画家在作品上钤盖印章，从而收藏印、斋馆印和闲文印盛行，这是实用的玺印向篆刻艺术发展过渡的重要环节。印章与书画有机地融为一体，印章成为具有文学含义的欣赏艺术，与诗、文、书、画交相辉映，称为金石书画。隋代官印的一个特点是尺寸明显增大，一般在5厘米至6厘米见方。另一个特点是改用朱文，这是因为南北朝后纸张代替了竹木简，废除了泥封之制，开始用印章直接钤盖在纸帛上。
在纸帛上钤印，朱文的清晰醒目优于白文。又由于纸用面积都较大，以往的小印很难与之协调，印面自然也较汉魏时期放大了许多。尺寸的增大，细朱文篆体布白易失之疏散，所以隋代以后的官印逐步脱离了汉篆风貌。为了追求章法上的匀整，对空白处以屈曲盘绕的笔画充实之，成为了宋代“九叠篆”的早期形态。
隋代官印的印文仍以标准小篆为宗，篆法圆劲朴茂，结体行刀自然流畅，体势较为自由，显得拙朴生动。它既不像汉魏时代那样方正取势、印画布满，转折角度非常分明，也不像宋元以后官印那样过于追求“九叠篆”形式，而是较少模式化，印的边缘也与印文基本相同，整体上谐调统一，气势浑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由于隋王朝执政的时间短暂，其官印的存世就变得相应稀少，据不完全统计，隋代官印存世量不超过10方。其中有一方“桑乾镇印”，为后人传递了当时的官制以及印章形式等许多信息，尤其可贵。“桑乾镇印”，铜质，鼻钮，5.3厘米见方，印面文字为朱文。印背右刻“大业五年”，左刻“三月十一日造”。“大业”是隋炀帝杨广的年号。
“大业五年”为609年。当时隋朝的政府在吐谷浑故地置州、县、镇、戍制度进行管理，尤其是镇一级，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类此正式行政单位。“桑乾镇”是该地区的一个县属小镇，这方印就是当时守镇长官的官印。
在官印的印背上用刀刻上制造朝代、年、月、日的做法，应该始于隋代，这是隋代官印的一个重要特征。隋代在废除官职印、颁发官署凭证鱼符时，礼部都要在印背上刻字，用以表明此官员开始行使职责的时间。印面的字为铸造，印背的字为凿刻，说明任命机关在聘任前已经将官印铸好，一旦任命，立即在印背凿刻上任命的时间，该官员携带官署印章上任。如果有前任官员卸职，则必须向朝廷缴回原所执官印。
隋代官署印背后的字都是楷书，因为是凿刻，所以结构不太讲究章法，缺少相应的艺术加工。当然，隋代对印章的管理也有一定制度，不是随便何人都可以凿刻的，印背后的字必须经皇帝任命后由礼部专门指定专人凿刻。
正是由于隋代官印具有这些特征，才使我们可以从印背的文字中了解到隋代中央政权机构及各地方政权机构建立的时间。
隋文帝杨坚在完成了统一后，使长期战乱的局面逐渐平息了下来。由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归于统一，使隋朝的疆域不断扩大，政权版图超过了以往的所有朝代，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规模的迅速扩大，使大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而“桑乾镇印”提供的信息，恰恰证明了隋代在吐谷浑故地进行行政管理的这个历史事实。
唐初的印制传承隋制。至武则天时的694年，武则天因恶“玺”“死”谐音，将“传国玉玺”之外的其余八玺全部重新镌刻，改称“宝”。唐中宗即位后，又改称“玺”。唐玄宗说又将“玺”复称为“宝”。
不仅如此，就说唐代玉玺的尺寸还是在隋玉玺之上进一步加大的。但是，唐代官印称谓仍沿隋制，称“印”。不足4字的官署印加“之”字，称“之印”；足4字者，或加“之”字，或不加。
其镌刻方式有铸造、刻凿、焊接3种工艺。焊接的方法是用小铜条绕做印文，直接焊于印面。这种工艺首见并流行于唐代，亦称“条带印”“蟠条印”。
此外，唐代还出现了专门用于贮藏官印的印盒。这些配置，既是对隋官印的继承，也是对隋官印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隋唐官印印式的转换是缘于纸的普遍使用，由此带来了印章尺寸的变化和使用功能的转变。而且官印的印文多屈曲盘绕，与隋代的官印属同一印系。
唐代办事机构有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秘书省、内侍省以及御史台、都水台、大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国子寺、将作寺等。每一处所都配有官署印。
比如“中书省之印”，印面5.7厘米×5.6厘米，通高3.9厘米，铜质，鼻钮。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是共同辅助皇帝处理朝廷事物的机构。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履行。但理论上，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只存滥调，只有尚书省才是权力机构。
唐代还出现了公私图籍、书画鉴藏用印。当时，私印及公私鉴藏用印并不与官印的变化同步，私印传世极少。隋唐时期私印仍效法汉印，以缪篆入印，印面则逐渐放大。入印字体除篆书外，隶书也开始构入印中。唐代的私印依旧沿用秦汉以来的白文印传统，而且还出现了文人使用的有斋、堂、馆、阁之名的印章。
唐代以后，文化艺术渐渐兴盛发达，私印的范畴也从姓名章发展为包括官职印以外的所有印章，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在方寸左右的印面上展现出篆刻艺术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