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宋代的官印和私印
宋元时期的篆刻艺术取得了长足发展，行世文字中的篆、楷、隶等书写方式皆已入篆刻，少数民族地区的印章各具特色，碑石篆刻所体现的书法艺术成就也前所未有。
这一时期，宋代在总结和发展以往印章形制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形式和特点，北宋时出现了汇录印章的印谱。
元代花押印的勃兴和碑刻艺术的发展，首功当推赵孟頫。赵孟頫既是元代一位著名的书画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篆刻家，他首开其端的细、圆、挺拔有力的圆朱文，成为后来明清文人篆刻的先声。
宋代官印的形制是隋唐以来官印形制的总结和发展，它在钮式、款识、文字风格等方面出现了新的形式和特点。宋代私人印章也独树一帜。宋代官印的一大特点就是质料的简单化。在宋代，除皇帝御宝有用玉、金之别外，其他官印基本为铜铸，以玉制玺，则成为帝王们的专利。宋代皇帝的御宝以玉质为主，金质御宝较少。宋太祖制有3方金印，即“天下合用之印”、“御前之印”和“书诏之印”，宋太宗将其改铸为宝时，仍为金质。其他各朝，也只有宋真宗封禅所用“天下同文之宝”为金铸，其他皆为玉宝在南宋时期，宋高宗制有11枚玉宝而仅铸有3枚金宝。皇后、皇太后、皇太妃、皇太子之宝皆为金铸，只有宋真宗时的刘皇后和宋英宗时的高皇后曾垂帘听政，其“皇太后宝”和“太皇太后之宝”为玉质。
宋代一般官印的质料更为单一，诸司皆用铜印。区别仅在于诸王及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节度使、观察使印有涂金，其余各级官印皆不涂金。但这是宋初的制度，到了元丰年间，宋神宗改革官制，将原政事堂的职权分属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三省恢复了实际地位和职权。为显示三省与枢密院的特殊地位，1081年，诏三省印，“银铸金涂”，从此直到南宋时期，三省和枢密院印皆用银铸金涂。
南宋时，一些地位较低的官吏，还发有木质朱记。朱记具有特定的格式，它的主要特征为：不全用篆书入印，而出现以隶书或楷书入印；印文较少盘曲折叠，章法结构拙朴自然，不作刻意安排；多为长方形状；印文最末均有“记”或“朱记”的字样。它既不同于官印的整肃，也与文入印的典雅相去甚远，而与下层百姓的质朴之风一脉相承，是传统民间艺术在印章上的反映。朱记的独特趣味和意境，为丰富印章艺术做出了贡献，也启发了后世篆刻家不拘成法，勇于创新的思路。
宋代官印的印面加大，且官职越大，官印越大，二者成正比例关系。从各地现存宋代官印实物看，至今尚未发现一方御宝及高级机构官印，所见均为中下级机构的官印。如“宜州管下羁縻都黎县印”，边长5.5厘米；“东南路第十二副将之印”，边长5.5厘米。其大小与宋代一般机构官印的尺寸大体相当。
宋代官印的钮式单一。除宝的钮式较为多样外，其他各级官印均为长方钮、块钮、矩形钮等。
汉魏时期官印，无论何种钮式，均有穿孔用以系绶带，以供官吏随身佩带。隋唐时，由于官司印盛行，官员不再随身佩带官印，但印钮上的穿孔仍被保留了下来。到宋代，穿孔已不复存在。与以前的各代相比，这是宋代钮式的一个典型特征。
宋代皇帝御宝均为盘龙钮，只有宋徽宗所制镇国宝和定命宝为螭钮。作为书画家，宋徽宗“敕撰”的《宣和印谱》、《复斋印谱》等，更具有划时代意义。另外他在位时还有《集古印格》问世，这些为明以后篆刻艺术的重新崛起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宋代的官印书体被称为“九叠篆”，北宋的大多数官印即是这种书体铸造的。九叠篆使印文布满了印面，其字屈曲缠绕，不易辨识，在常人的眼中，显得更加神秘而又威严。此外，小篆和楷书也偶被用于官印书体。
宋初，官印背款仅刻“××年×月铸”。大约从宋真宗朝开始，背款上加刻了铸印机构的名称，即刻为“××年少府监铸”，南宋时又改为“××年文思院铸”。印钮上或印背上端还刻有一个“上”字，以防钤印时用反。这是宋代官印背款的一般形式。
宋代私印有很多种类，包括姓名印、别号印、斋堂印、收藏印、图像印、两面印、宋押等。
姓名印是镌刻个人姓名的印章，如“张安道氏”，5厘米见方，张安道，字方平，他曾以太子少师致仕；还有“适”字印，长3厘米、宽2.9厘米、高1.3厘米，铜质矩形，此印主人即为宋代大文学家苏适。苏适，字仲南，是苏辙次子、苏轼之侄。苏适年少时有才略深得其父、伯父的称许。
别号印之印章保留在字画真迹或刊入法帖的时有所见。如欧阳修的“六一居士”、苏轼的“东坡居士”、米芾的“楚国米芾”、苏辙的“子由”等。
斋堂印是文人雅士自题斋堂之印。如苏轼有“雪堂”印、王洗有“宝绘堂”印、米芾有“宝晋斋”印、苏洵有“象山人”印、司马光有“独乐园”印等。
收藏印种类繁多，比如北宋时皇帝的鉴藏印，其印外形有瓢形的，也有长方形的。宋太祖有“秘阁图书”印，宋徽宗在他用的图书、书画上有“内府图书之印”。南宋赵构的内府收藏印有“内府书印”。此外还有私人收藏印，如贾似道有“秋壑珍玩”；南宋后期笔记家周密有“齐周氏”、“公堇谨父”等印。
图像印在宋代的时候非常流行，在杜牧行书《张好好诗卷》上钤有宋徽宗的“双龙”图像印。还有一方圆形朱文“乾卦”印钤在所藏王羲之的《奉橘帖》上。
两面印如“张同之印”、“野夫”，1.6厘米见方，铜印鼻钮。此印四周侧各有“十有二月”、“十有四日”、“与余同生”、“命之曰同”16个字小文款。张同之，字野夫，官司农丞，陆游有《送张野夫寺丞牧滁州长》诗，可知张同之是陆游的同时代人，也是诗友。
宋押是一种近于草书的签名，故人谓之“花书押书”，镌之于印曰“花押印”。押印始于宋代，当时签名花押的风气非常流行，不少文人墨客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花押。而且当时的皇帝对押印喜爱有加，史载“宋徽宗好书画后押字”。
总之，宋代的官印和私印是我国古代印章形制成熟的标记，并为以后各代所沿用学习和仿效。
第二节辽金夏的官印和私印
辽金夏印章受到中原印章文化的影响，产生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印章艺术，成为了我国印章艺术史上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辽国是契丹族人耶律阿保机建立的。辽国官印制度分辽官与汉官两大系统。辽官称北面官，汉官称南面官，辽官是契丹自立特殊制度，汉官则是入关内以后仿唐、宋制度而设。在北面官之中又有北面南面之分，北面掌官卫、部族、属国之事，南面掌境内汉人州县之事。
辽代节度使官职是当时最高级别武官的官职名。“军”为辽时军队最大编制单位，其统帅为“节度使”总揽一个地区的军、民、财政。
节度使官印有“启圣军节度使”、“清安军节度使之印”等，都是覆斗型铜印，狮纽，长6厘米，宽10厘米。这些官印是典型的辽节度使官印，但应为节度使司衙门官印，类似现代单位公章，而非私印。
掌管染造之类的官印如“安州绫锦记”，印面长5.7厘米，宽5.4厘米，厚0.7厘米，通高2.8厘米，铜质，无款。安州当时属东京道绫绵院，是专掌禁中及皇家的婚娶衣着之绫锦制作，属少府监。同属少府监还有染院、裁造院、文乡院等81处。
另外，辽代的玉质印宝，已采用了巴林石。巴林石在辽代被称彩玉或软玉。辽皇都上京城的所在地在后来的巴林左旗，巴林左旗博物馆就收藏刻有辽文的两方印，印文为“大辽”等内容。
其印材经考证为巴林石石质。巴林石成为印材，在辽代的官私印中早已有之，尤其私印中较多。巴林石中的鸡血石不仅成为印材，还用细粉和别的材料混用之作为印泥等。
辽国私印有“佛法僧印”，印面5.4厘米见方，铜质。此印于1971年在内蒙赤峰境内辽高州城出土。印文排列较常见辽印为奇，“佛”、“印”两字特短，“僧”字“人”旁特窄。此外还有“夹”、“周”、“圣”等私印，具有民族特色。
金代是我国东北的女真族人完颜阿骨打建立的一个王朝。金初曾创女真文，偶有用契丹文篆体的印，背款多为汉文，也有刻女真文的，均为大定年款。
金代官印也反映了当时的行政制度及官员职能。如“尚书户部之印”，印面7厘米，矩形直柄。1985年夏出土于山西河曲城东南1千米处。金代尚书省总揽政务，户部为尚书省下“六部”之一，掌户口田赋之政。
再如“上京路万户洪字号印”，印面6.5厘米正方，通高4厘米，铜质直柄钮。“上京路”治所是金代的会宁府，即后来的黑龙江阿城南部。辖境约今黑龙江中下游、乌苏里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和大兴安岭一带。“万户”是金代官名。
又如“规运柴炭监记”，宽4.2厘米，长4.3厘米，背有“正大二年五月”“行宫礼部造”。前侧有刻款不清。此印为当时监官之一，管理规筹柴炭之事。
此外还有税务官印、领军将帅名号印，以及金代军中管理具体公务的职印等。如“登州军器库印”，印面5厘米见方，厚1.6厘米，通高5厘米，铜印，弧状板钮。登州始置于唐，宋、金、元、明各代均保留此建制。此印是登州管理军用器材仓库之官印。
金代私印也有出土，如1973年在山西大同城西约1千米处，发掘金代玉虚观道士阎德源墓时，出土牛角印五方，盛于方盒内。
西夏是羌人中的党项族人李元昊建立的政权。李元昊不仅是西夏开国者，也是一个有才艺的文人，通晓汉字。因此他在建都银川以后，曾仿中原字体，制西夏文，行于国中。《宋史》、《金史》中均有《夏国传》，传世古印中可见其官私印的遗存。
西夏官印的特点是用其国书的篆体以两字为多，亦有四字或六字者。其印面方形圆角，白文有边，印背一般右边记年款，左边是印人的名字。印钮台矩形多上大下小有穿。多铸铜。
比如“首领”，印面5.2厘米，通高2.7厘米。“首领”二字篆书变化多端，有正体、反体、变体、倒体等。此印正体印背右边为“正德八年”。“正德”是西夏第四代皇帝崇乾顺的年号。另一方为变体“首领”。“首领”在西夏文中指各级地方官以及各地驻军将领。在汉文献中如《夏国传》等有称“首领”为“酋首”、“酋长”等。
西夏六字官印比四字官印略大，印面多为6厘米至7.5厘米见方。篆文与四字官印略同，属专印类。
比如“静洲粮官专印”，“静州”故址在今宁夏灵武南部。“粮官”指粮道、粮台即静州管理漕运、调发粮饷的地方官。
再如“绥州马官专印”，6.3厘米见方，无款。“绥州”为西夏州县之一，故址在今陕西绥德境内。“马官”是西夏仿唐、宋而设的地方官，中央设群牧司，地方设马官，属监牧之官，宋时称“官马”或“马官”。
又如“嵬名礼史部专印”，此印较大，印面7.5厘米见方。“嵬名”为西夏皇姓，即“皇宝”，亦即中央。“礼部”为官署名，可能是“吏部”，亦为官署名。前者为中央典礼部，后者为掌文武官吏之选试、拟注、资任、迁叙、荫补、考课之政令等。
第三节元代花押印的勃兴
元代的印章起源于岩画、古陶器、古瓷器，繁形于古押印，适用于宫廷、文人墨客、民间，统称为“元押”。它是一种不用执笔花押，而用印章签押的形式。
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在国内划分的4个民族等级中，地位最高的一二等蒙古人和色目人，他们大多不识汉字，所以在交往中“多不能执笔花押”，更不认识天书一般的篆书。于是，唐宋以来初露端倪的、简易明了的花押印顺流腾波而起，迅速由官方到民间普遍流行起来。
元代花押印的勃兴，自然应当列出一大串文人墨客的辉煌姓名：赵孟頫、吾衍、卢熊、杨遵、吴睿、柯九思、鲜于枢、虞集、张雨、吴镇、朱德润、苏大年、杨维祯、饶介、倪瓒、王蒙、顾瑛、宗濂、王冕、朱桂等。
上述元代文人经过漫长的探索，促成了自写自创的文人篆刻家的出现，确立了汉印审美观，使印章成为我国书画作品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比如赵孟頫在精神上追求自然、清远、古朴的艺术风格，更具特色并长期影响了元代的印章篆刻艺术。他在书画上提倡“贵有古意”，借古开今，在印章艺术上也同样提出这一主张。而汉魏印章所内蕴的书法美、章法美及风格美正是他所提倡和传承的艺术美学之路。
圆朱文印是赵孟頫倡导最力的一种独特印式。这种印式，线条细致，宛转如游丝，笔法工整圆润，布白均匀，印文与边栏一样幼细，有静穆稳定之感，和赵孟頫的绘画、书法，风格一致。
从赵孟頫遗留下来的篆书手迹，对照他的书画作品所用印章的文字可以看到，这类印章的篆文书体，与古玺印尽管形貌不同，却有其精神，可谓在传统印学基础上，变革当时印风，闯出了一条新路。他篆写过许多朱文印，优美典雅，确不同于以前一般细巧纤弱的朱文印。他篆的这种印，后来叫作“圆朱文印”，成为另一种新的典范，对后来的篆刻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些文字秀丽的印章蘸上朱红色的印泥，钤盖在书画作品上，与书法、绘画相互映衬，开启了文人在书画等各方面均用印章之先河。体现了赵孟頫这位大艺术家多方面的修养和对印章艺术书法美和章法美的追求。
元代文人印章精品数不胜数，重庆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的《元代印风》一书中就列举出了约270余枚各种印章。这些印章均浑厚隽永、酷似璀璨的晨星，神采耀人，并在汉印的基础上刻意求新、锐意创新，细线条开始变粗犷神畅飘逸，由于章法、线条上、内容上、形式美的吸引，传承为许多后来文人墨客竞相模仿学习的榜样。
在元代民间大行其道的押印上的楷书，多采用无拘无束的民间书体，天真歪倒，俯仰自得，随心所欲，顾盼有情，率真自然，极富印章意趣。如“杨”、“魏”等。更多的是上部为楷书姓氏，下部为花押的姓押印，如“宋押”、“姜押”。这类印多为竖长方形，类似秦汉时期的“半通印”，为元押艺术的主流和代表。
元押上的文字，不拘一格，种类繁多，印章体形也五花八门，形态各异。有独字的姓氏印，有单押字印，更有旁人根本不识的类文字印。另外，还有一些别具一格的六角形、八角形、亚字形及银锭形印。
由于蒙古人及色目人不谙汉人文字，所以有很多花押上杂用汉字和蒙文，即八思巴文。印章往往上为汉姓，下为八思巴文。还有一些元押干脆纯用八思巴文，除常见的方形和长方形外，更有标新立异，几不见于传统汉人印章的鱼形押、琵琶形押、葫芦形押、壶形押等。
元押中的图形印也十分丰富，按其内容又分为人物形押、动物形押、植物形押、器物形押、图案形押等多种。另外，由于基督教、佛教、道教的盛行，还出现了一些宗教押印。
从钮制上讲，与隋唐宋元官印系统几乎千篇一律的“印把子”撅钮和鼻钮相比，元押钮式的丰富也使人大感耳目一新，在古代印钮谱系中堪称奇葩。
元代蒙古人骑马进入中原，游牧为生的蒙古人本就有身佩腰刀及其他饰物的传统，所以他们把这一习俗也带到了中原，反映在印章上，无论什么钮式的押印，都有一个可供穿系的小孔，以便于随身佩带。
元押钮式大致可分为鼻钮、桥钮、坛钮、钱币钮、人物钮、动物钮等，其中以鼻钮为最多，以动物钮和人物钮最为活泼精彩。动物钮有狮、虎、马、鸡、狗、蛙、蛇等，人物钮有男有女，或立或踞。丰富多彩的元押钮式在古印谱系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
总之，元代花押印稚拙淳朴，尽洗铅华，堪称一枝独秀，放射出我国古代篆刻艺术的灿烂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