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春秋早期诸侯青铜器兴起
西周青铜器后，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青铜器发展的又一个高潮期。可分为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以及战国中晚期3个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主要特点是：列国器物大量出现；地域风格的形成；各地区之间逐渐交流；铸造技术的长足进步，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提高。
春秋早期青铜器形制和组合与西周晚期基本相同，纹饰也沿袭西周的特点。春秋时期，王室、王臣的礼器几乎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列国诸侯、卿大夫甚至卿大夫家臣铸造的器物。这和当时王室衰微而诸侯、大夫及家臣势力不断壮大的形势相吻合。这一阶段代表器物有山东黄县南埠发现的纪国媵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发现的虢国青铜器、湖北京山苏家垅发现的曾国青铜器、山东烟台上夼发现的纪国青铜器、山东历城百草沟发现的鲁国媵器及湖北随州熊家老湾发现的曾国青铜器等。
春秋时的纪国是姜姓诸侯国，铭文做“己”，其青铜器皆发现于山东，清代在寿光纪侯台下曾发现西周晚期的纪侯钟。
山东黄县东南的南埠有一座春秋早期墓葬，其中发现一批青铜器，有盘、鬲、鼎等共8件，其中前6件有铭，可知为纪国嫁女的媵器。
山东烟台南郊的上夼，也发现一座春秋早期墓葬，青铜器有鼎、壶、甬钟、戈、鱼钩等共9件，两件鼎上有铭，说明器主为纪侯之弟。
烟台远离纪国而近于莱国，墓主人可能是由纪国迁到莱国的。春秋初年纪国还曾与周王室通婚，《斋吉金录》中记载有山东的王妇纪孟姜，也是春秋早期器，可能也是嫁为王后的纪女之物。
虢国是我国东周时期的一个重要邦国，以虢国青铜器为代表的虢国文化，是春秋时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春秋早期的青铜器中，虢国的青铜器以造型雄奇、纹饰精美、铸造工艺精湛而著称于世。
虢国墓地中发现的青铜器有鼎、簋、鬲、壶、洗、爵、盉、戈、编钟等。
如虢国古方鼎，外观雄奇，四足稳重端庄厚实，纹饰粗犷却又不失细腻之处，作为传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并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的引申意义，此鼎虽是实用品，而以外观之伟岸敦实，可见使用者的身份和权势。
虢国铜方彝，是一种长方形盛酒器，带盖，直口，四壁做弧线状，腹鼓出，圈足，盖及器身的四角与中部各有一条凸起的扉棱相对，盖正脊中间立一钮，呈四面坡屋顶样式，通体铭纹丰富，并以夔纹为主题纹饰，精美绝伦。
再如虢国大爵杯，前部有流，后部设尾，流处竖菌形双柱，腹部外表面装饰兽面铭纹，铸造工艺精致，造型流畅优美，爵杯既是古代饮酒的器皿，同时也作为我国最早的青铜礼器，是拥有者权利与身份的象征。
虢国古方樽，是所铸的奉养礼器，高21厘米，口径20厘米，重3560克。方体，圆口，折肩，虽形制不大，却气度不凡，深厚雄健，仿佛大器，堪称春秋早期青铜鼎盛期中的上乘之作。
古方樽的颈部饰蕉叶纹，若仔细辨识，这每一瓣蕉叶纹竟是由上下倒置、五官移位的兽面纹构成，兽面纹下面是两只一组的优美凤鸟。肩部一周饰双头龙纹，龙首回顾观望。
四角是突出的带角象鼻首，象眼圆睁，长鼻卷曲，象牙上翘，双角弯折，别有威严神秘之相。曾国的故城遗址在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关于“曾”的记载，最早见于殷墟出土的殷商甲骨卜辞《掇续》的“左比曾”的铭文。曾都区、汉水西岸的宜城、钟祥、武胜关的豫南，先后多次发现有“曾”铭文的青铜器，如“曾侯仲子父鼎”“曾子仲鼎”“曾侯白戈”“曾姬无血”“曾都尹法之行”“曾孙法之鼎”等。
通过对这些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以及史料进行研究和考证，可以得出“曾随合一”的结论，即在2400年前，以曾都区为中心的汉东地带的“随”国即“曾”国，随州城为曾都。
山东曲阜是鲁国故城，春秋墓葬中发现有大量青铜器，如北关村曾发现簋6件、豆1件以及车軎、铃等铜器。
后来在曲阜鲁国故城遗址墓葬中又发现一批青铜器，器物主要有鼎、甗、簋、簠、壶、盘、匜、盆以及戈、车軎等兵器和车马器，器形多为当时中原地区流行式样，纹饰也是以窃曲纹、重环纹、环带纹、垂鳞纹等为主的春秋时期常见纹饰。
有些铜器还铸有铭文，其中发现的铜器的铭文多是鲁司徒仲齐为其父伯走父做器或自做用器，铜器的器主则为鲁伯等人。
除了以上代表器物，春秋早期青铜制品还有在陕西宝鸡太公庙发现的秦公钟，高0.48米，两铣间距0.27米，共5件，大小不同，角上饰4条小龙，干带上有4组变形雷纹，腹部饰兽目单连纹，鼓部饰卷龙纹。
与秦公钟配套的还有秦公镈，镈和钟为大型敲击乐器，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贵族祭祀或宴飨时与编磬等乐器配合使用。桥形口者为钟，平口者叫镈。
秦公镈造型雄伟，鼓部齐平，中起4道飞棱，侧旁的两道飞棱，形状是9条盘曲的飞龙，前后两条则是5条飞龙和1只凤鸟。舞部各有一龙一凤，背对背，向后回首，钮上有环。镈身上下各有一条带状花纹，由变形的蝉纹与窃曲纹组成。
秦公镈上有铭文，记载了秦早期的世系，对研究秦代先祖的历史极为重要，也有助于了解春秋早期秦地的青铜铸冶技术，以及音乐文化。另外还有“青铜器珍宝”之称的龙耳虎足方壶，发现于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其通高0.87米，宽0.47米，重41千克。
龙耳虎足方壶有盖，盖似华冠。直口厚唇，束颈修长似扁方筒，鼓腹，圆形底。颈饰蕉叶纹，这件方壶的雕饰最具特色的是一个龙和虎的配合，颈两侧附一对壮硕的龙形耳，龙为高冠，回首卷尾呈蹲立状，双龙耳上铸有细缕孔，整体给人一种凌驾于云气，沐于深泉的雄伟气魄。
腹饰界栏状凸棱，上区饰蟠虺纹，下区光素无纹。圈足饰蟠虺纹和云纹，足下卧两虎，虎身下伏，口微张，外吐长舌。
此壶造型优雅，纹饰繁缛精美，龙虎上下呼应，栩栩如生。龙代表神武、力量、权势，具有王者风范，而且极为善变，能驱邪避灾。此器青龙蜿蜒，白虎驯服，寓意美好、吉祥。
通体蟠虺纹，两侧双龙回首，尽展显赫地位，昭示尊贵身份，龙之腾飞，寓意步步高升。
春秋战国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空前活跃，人们个性张扬，崇尚浪漫情怀。春秋青铜器作为当时风貌的物化反映，器形由厚重变得轻灵，造型由威严变得奇巧，手法由浓厚的神秘色彩而趋向写实，装饰纹样也变得易于理解和更接近于生活。
莲鹤方壶的出现，是春秋时期时代精神的象征。反映了一种新的生活观念与艺术观念，是活跃升腾的精神力量的形象体现。
壶是古代青铜酒具的一种，也是青铜礼器的重要种类之一，自商代就已有之，主要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
《诗经》中曾有“清酒百壶”的记载，所指的便是这类器物。其造型多种多样，有方壶、扁壶、圆壶、瓠形壶等，造型奇特华美，为春秋青铜器中的精品。
郑国莲鹤方壶主体部分为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方壶造型，造型宏伟气派，装饰典雅华美。顶盖做镂空花瓣形，中立一鹤，昂首舒翅。双耳为镂雕的顾首伏龙，颈面及腹周皆为伏兽代替扉棱。
方壶通体四面自颈至腹饰以相缠绕的龙，不分主次，上下穿插，四面延展，似乎努力追求一种总体上的动态平衡。圈足饰似虎的兽，足下承以吐舌双兽，兽首有两角，似乎在倾其全力承托重器。构思新颖，设计巧妙。
壶上物像众多，杂而不乱。神龙怪虎，神态各具。当然，方壶装饰最为精彩的部分是盖顶仰起的双层莲瓣和伫立于莲芯之上展翅欲飞的立鹤。
仙鹤亭亭玉立，双翼舒展，引颈欲鸣，它们所展示出的这种清新自由、生动活泼的意境，形神俱佳，栩栩如生，一扫前代装饰工艺肃穆刻板的风格，标志着我国古代装饰工艺的新开端。
莲鹤方壶硕大的器形、优雅的曲线、纯青的工艺、精美的纹饰，清新隽永，令世人叹为观止，因此莲鹤方壶被誉为“青铜时代的绝唱”，它说明郑国的工业科技水平特别是青铜器铸造工艺，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
莲鹤方壶构图极为复杂，造型设计非常奇妙，铸造技艺卓越精湛，堪称春秋时期青铜艺术的典范之作。莲鹤方壶需要几十个奴隶同时浇铸才能完成，是多范畴合铸工艺的代表。
莲鹤方壶遍饰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异常瑰丽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了青铜器艺术在春秋时期审美观念的重要变化。
第二节 春秋中晚期流行蟠螭纹青铜器
春秋中期以后的青铜器，以蟠螭纹的流行为标志，山西侯马所出的陶范和旧著录中的晋公器等器物上都有细密的平面蟠螭纹。这时，我国大体上呈现以三晋为中心的中原、以秦国为中心的西方和以楚国为中心的南方三足鼎立的格局。此外，北方、西南方、东南方等几处少数民族区域也各有其独特风格。山西省侯马上马村墓穴是发现春秋中期晋国青铜器的重要墓葬，共有器物180多件，组合为鼎、鬲、甗、敦、簠、方壶、鉴、盘、匜等，并有编钟及石质的编磬以及戈、矛等武器。
侯马春秋墓中的鼎有7件，形制不同，但皆附耳。敦为环钮，有3小足，簠有对称的两个环耳。
9件编钟已是钮钟形式，是钮钟中相当早的一例。两件鼎作者为徐王之子庚儿，其时代当为春秋中期偏晚，因此上马村墓穴应为春秋中、晚期之交的墓葬。
侯马窑址出土陶范多达3万余块，其中可辨器形者有1000块以上，可以配套的有100多件。其中属于早期的陶范纹饰较简素，以平面的蟠螭纹、绹纹为主，与晋公青铜器上细密的平面蟠螭纹正相合。
晋公青铜器做于公元前537年，代表了春秋中晚期的风格。晚期的陶范多有浮雕状纹饰，有的非常复杂富丽，与相传发现于河南辉县的一对赵孟壶和一对智君子鉴上的纹饰风格相同。
智君子鉴上的浮雕状纹饰比赵孟壶更为发达，时代当更晚，铭文中的“智君子”可能就是公元前453年被韩、赵、魏所灭的智氏末一代智瑶。因此，这种浮雕状纹饰当起于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春秋末期，盛行于战国前期。
晋国青铜器铸造工艺在春秋列国中居于领先地位，侯马的陶范上的图像和浮雕状纹饰，显示了晋国青铜器铸造工艺的先进。
比如晋国鸟兽龙纹壶，器形圆体，宽颈，深腹外鼓。盖及两耳已失。器物主体纹饰是人首鸟体的怪兽和蟠螭纹龙相互缠绕。
在纹饰之间还有虎、豹等动物的食人之像。腹下饰一周雁群纹，雁做昂首曲颈状，体现了晋国青铜铸造业的高度水平。
秦公簋相传发现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做于秦景公时，是秦公之祭器，在秦汉时曾被当作容器使用。敛口微腹，兽首耳较大。盖缘和口下饰兽目交连纹，器上兽首倒置，圈足饰鳞纹，余饰横条纹，盖沿和口沿每组纹饰间还设有上下相反的浮雕兽首，殊为奇特。
上有铭文104字，分铸于器及盖上。盖器同铭5字，记秦公做此簋。器和盖上又各有秦汉间刻款9字。铭文均由印模打就，青铜器的此种制作方法，仅见此例。铭文字体整饬严谨，微曲中求劲健，表现出强悍雄风，也是春秋时期秦国的传神写照。
河南淅县下寺楚墓中发现的王子午鼎，是春秋时期楚国的青铜器，是分铸后焊接而成，采用了榫卯、中介物等新型构思，技艺之高超，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是一流的水平。
本来这是一套7件用失蜡法铸造的列鼎，鼎上铭刻有“王子午”字样，7鼎由大至小排列，称为列鼎，王子午鼎是其中最大的一件。
该鼎侈口、束腰、鼓腹、平底、三蹄形足，口沿上有两外侈的长方形耳，旁边攀附6条蟠螭纹龙形兽，兽口咬着鼎的口沿，足抓着鼎的腰箍，使鼎在香烟缭绕中有升腾的感觉。腹部满浮雕的攀龙和弦纹。内腹与盖内均有铭文。
该鼎是楚庄王之子、楚共王的兄弟、曾任楚国令尹之职的王子午，即子庾的器物。该器物又成为研究楚文化的标准器。鼎腹内壁均铸铭文共84字，记述王子午做器的用途和歌颂自己的功德。
春秋齐洹子孟姜壶，是齐侯为田洹子之父所做的祭器。高0.22米、口径0.13米，铜壶颈部内壁有铭文142字，铭文记述田洹子之父死后，齐侯请命于周王，为死者举行多种典礼。
田洹子即田无宇，娶齐侯之女孟姜为妻。齐国自齐桓公死后，内部发生纷争，逐渐失去霸主地位。至齐景公之世，政权下移于卿大夫，卿大夫之间的兼并斗争越演越烈。
斗争中，田无宇先后消灭栾氏、高氏，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公元前481年，田常杀齐简公，从此田氏完全控制了齐国政权。
这一时期，各地区之间逐渐交流。例如吴越地区流行的细线云雷纹在楚地也时有发现，而原先用于北方的带钩也传播到了南方，从物质文化角度反映出东周时期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
南方吴越地区春秋青铜器代表有吴王夫差鉴，高0.45米，口径0.73米，重45千克。
鉴是一种水器，在日常的生活中有时也用来盛冰。此器形如大缸，平底。器腹两侧有虎头状兽耳，两耳间的口沿旁有小虎攀缘器口，做探水状。
通体饰繁密的蟠螭龙纹交相3周。器内壁有铭文两行13字，记吴王夫差用青铜做此鉴，为吴王夫差宫廷中御用之物。
这件鉴耳上兽面的额顶又饰一高出器口的长鼻兽。另两侧装饰了立体的卷尾双角蟠螭龙，两条龙攀缘器壁，咬住鉴口，炯炯有神的双目窥探鉴内，非常形象生动。
除了立体的双龙，鉴的口沿、腹部均饰繁密的蛟龙纹。这种体躯交缠、盘旋的龙纹，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
同一时期的吴王夫差青铜剑也为佳品，剑锷锋利，剑身满饰花纹，剑谭饰嵌绿松石兽面纹，剑身近格处镌“攻吴王夫差自乍其元用”10字，为吴王夫差用剑。吴王夫差兵器已发现多件。
夫差是吴王阖闾的儿子，于公元前495年继王位，次年击败越王勾践，继而挥师北上，争霸中原。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与晋定公盟于黄池，即河南省商丘县南。春秋五霸之后，僻居东南的吴国和越国在中原地区的周朝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战争越演越烈的时候，吴越两国之间也爆发了激烈的战争。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亲自率领吴军攻打越国，越国战败，越王勾践屈辱求和，并到吴国侍候夫差。后来，勾践通过“卧薪尝胆”，3年后借助黄池之会攻占了吴国都城，杀死了吴国太子友。
就在这种不断的战争中，吴越两国建立了大规模的军队，大量地使用的兵器之一就是剑。剑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近战短兵器，它由剑身和剑柄两部分构成。
剑身修长，两面都有利刃，顶端收聚成锋；剑柄则较短，用于手握。由于在格斗中其功能以推刺为主，故又称为“直兵”。
越王剑是春秋时越王勾践请铸剑名师经历数年精心铸造出来的。据《吴越春秋》和《越绝书》记载，越王勾践曾特请龙泉宝剑铸剑师欧冶子铸造了5把名贵的宝剑，其剑名分别为湛庐、纯钧、胜邪、鱼肠、巨阙，都是削铁如泥的稀世宝剑。
据称，后来越被吴打败，勾践曾把湛庐、胜邪、鱼肠3把剑献给吴王阖闾求和，但因吴王无道，其中湛庐宝剑“自行而去”，到了楚国。为此，吴楚之间还曾大动干戈，爆发过一场战争。
历史上楚国和越国的关系曾经有一段非常亲密的时期，越王勾践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楚昭王。勾践的女儿生下了后来的楚惠王。
“越王勾践剑”发现于湖北江陵望山墓穴内棺中，位于墓主人的左侧，插在髹漆的木质剑鞘内。也许这就是越王勾践送给女儿的嫁妆。已在地下埋藏了2500多年的剑，却仍然完好如新，拔剑出鞘，寒光闪闪，毫无锈蚀。
越王勾践剑全剑长55厘米，柄长8厘米，剑宽4厘米。剑身修长，有中脊，刃锋利，前锋曲弧内凹。剑首外翻卷成圆箍形，内铸11道同心圆，剑身上布满了规则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剑正面镶有蓝色玻璃，背面镶有绿松石。
剑有两行鸟篆铭文，共铸8个金鸟篆体阳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剑身上两道凸箍，铸工精湛，为历代传颂的吴越名剑之一。剑身上装饰着菱形花纹，剑柄与剑刃相接处两面也用蓝色琉璃镶嵌着精美的花纹。
无论就勾践剑的外形研制，还是质料搭配，这口剑都无疑是我国青铜短兵器中罕见的珍品。
越王勾践剑的含铜量约为80%至83%、含锡量约16%至17%，另外还有少量的铅和铁，可能是原料中含的杂质。
作为青铜剑的主要成分铜，是一种不活泼的金属，在日常条件下一般不容易发生锈蚀，这是越王勾践剑不锈的原因之一。
而且在同一剑上，各个部位的合金成分各不相同，这是根据需要配制的。剑脊需韧性好，含铜较多，故不易折断；剑刃需要硬度大，故含锡多，可使剑锋利；剑的花纹处含硫高，硫化铜可防锈蚀并保持花纹艳丽。
据考证，这种复杂的复合金属工艺，是分两次烧铸造后又复合成一体制作而成的。这种工艺外国人近代才开始使用。
一把在地下埋藏了2500多年的古剑，居然锋利无比，闪烁着炫目的青光，寒气逼人。20多层的复印纸，剑从中间“唰”一声一划全破。难怪它是我国收藏的第一号名剑，享有“天下第一剑”的美誉。
越王勾践剑上的花纹是用金属锡制成的。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表面装饰有多种，采用锡是其中之一，青铜的亮黄色与锡的亮白色相互衬托，耀眼美观。
但锡有两点不足，一是硬度低，容易出现划痕，所以只能填在剑身的花纹内；二是在空气中容易被氧化而使光泽暗淡，失去了装饰的意义，所以这种方法并没有被较广泛地使用。
越王剑剑身的菱形暗格技术，是吴越之剑非常富于装饰性的一种工艺，这也是人们喜爱吴越之剑的一个原因。这把越王勾践之剑剑首用11道特别薄的铜片制作的同心圆。
在离发现越王勾践剑仅1千米处的另一座春秋时期的古墓中，又发现了吴王夫差矛。此矛也是通体装饰黑色菱形花纹，而且保存完好，铸技之精、工艺之美，堪与越王勾践剑匹敌。这一剑一矛被世人公认为是吴越青铜兵器中的双璧。
再来看这件春秋晚期的牺樽，高0.33米，长0.58米，重10.76千克，是以牛为器形，所以命名为“牺樽”。该樽的腹部中空，颈及脊背上有3穴，中间一穴套有一只锅形的器皿，可以自由取出。根据其构造的特点，可以确定这是一件温酒用的器物，锅形器容酒，前后两个空穴用于灌注热水。
此樽纹饰华丽繁缛，构图新颖，牛首、颈、身、腿等部位装饰有以盘绕回旋的蟠螭龙蛇纹组成的兽面纹，仔细观察为兽面衔两蟠龙，蟠龙的上半身从兽面的头顶伸出，后半身被兽面的双角钩住并向两边延伸。在牛颈及锅形器上饰有虎、犀牛等动物的浮雕，形态生动，铸造精美。
这件牺樽的牛鼻上还穿有一环，说明了至少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使用穿鼻的方法来驯。
第三节 战国早期青铜纹饰达到新高峰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青铜器纹饰发展成浮雕状，繁复的镂空花纹则达到了东周时期青铜器制作的顶峰。代表器物有河南新郑铜器群、安徽寿县蔡侯墓铜器群、山西浑源李峪村铜器群以及辉县山彪镇和琉璃阁、河南淅川、长治分水岭，湖北随州擂鼓墩等地的铜器群等。
其中最著名的是湖北随州擂鼓墩的曾侯乙墓发现的青铜器。这座墓的下葬年代为公元前432年，距今2410余年。
曾侯乙，姓姬名乙。战国时代曾国一个名叫“乙”的诸侯国君。他不仅是一位熟谙车战的军事家，也是一位兴趣广泛的艺术家。
曾侯乙墓中共发现随葬品15000多件。其中曾侯乙编钟一套65件，是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2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簠4件、大樽缶1对、联座壶1对、冰鉴1对、樽盘1套2件及盥缶4件等。其中樽盘系用先进的失蜡法铸造，表现出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业所达到的高水平。
曾侯乙墓随葬数量庞大的乐器，钟磬铭文中有大量乐理乐律铭文，显示了曾侯乙生前对于乐器制造与音律研究的重视程度。
墓内还有大量铸造极精的青铜器珍品，及绘画、雕塑艺术、书法精品，并且大量器物并非冥器，而是曾侯乙生前所用之物，多为他亲自督造，说明他兴趣广泛，具有多方面的才华和较高的艺术鉴赏力。
曾侯乙墓的青铜共计钮钟19件，角钟45件，分三层悬挂在满饰彩绘花纹的铜木结构的钟架上，每层的立柱下都铸造成一个青铜佩剑武士。编钟的形体和重量是上层最小，中层次之，下层最大。最小的一件重2400克，高0.2米；最大的一件重203.6千克，高1.53米。它们的总重量在2500千克以上。钟架通长11.83米；高达2.73米。
钟在我国商朝时就已出现，最初只有三五枚，至周朝增到9枚至13枚，战国时发展成61枚。人们按钟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钟编成组，制成编钟，演奏悠扬悦耳的乐曲。
而曾侯乙编钟共65枚，其中一枚是战国时楚惠王赠送的镈。曾侯乙为表示对楚王的敬重而放在显要位置上。钟上大多刻有铭文，上层19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45枚钟上不仅标着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详细地记载着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
钟及架、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这些铭文，便于人们敲击演奏。
曾侯乙编钟音域宽广，有5个八度，钟的音色优美，音质纯正，基调与C大调相同。
编钟的悬挂有3种方式：下层环挂式，挂钩为爬虎套环和双杆套环两种；中层钩挂式，挂钩为框架钩和焊钩两种；上层插挂式，是以插销入孔、串钩钟钮。
全部甬钟的记事铭文均为“曾侯乙做持”5字，标明钟的制作和享用者是曾侯乙。镈钟的铭文则记载楚王熊章为曾侯乙铸宗彝一事。
标音明文标示了钟的位置或敲击部位及其所发音的名称，它们构成了十二半音称谓体系。乐律理论记述了曾国与楚、晋、齐、申、周等国的律名对应关系。
钟铭所见律名28个、阶名66个，绝大多数都是前所未知的新材料。这套编钟的铭文，是一部重要的我国古代乐律理论专著。
全套编钟音域宽广，音律充实，音色优美。每件钟均有呈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可以分别击发而互不干扰，也可同时击发构成悦耳的和声，证实了我国古编钟双音的规律。
全套编钟具有深沉浑厚的低音、圆润淳朴的中音和清脆明快的高音。中心音域内具十二半音，可以旋宫转调，演奏七声音阶的多种乐曲。
钟及钟架铜构件是铜、锡、铅合金，合金比例因用途而异。用挥铸、分铸、锡焊、铜焊、铸镶、锉金、磨砺制作而成，工艺精湛。编钟的装配、布局，从力学、美学、实际操作上，都显得十分合理。
全套钟的装饰，有人、兽、龙、花和几何形纹，采用了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赤、黑、黄色与青铜本色相映衬，精美壮观。
同时还有6个“丁”字形彩绘木槌和两根彩绘撞钟木棒，据此并经实验判定，这套钟的使用共需5人：3人双手执小槌掌奏中、上层钟；两人各持撞钟木棒，掌奏下层钟。
曾侯乙墓中还有一件珍贵的青铜樽盘，樽高0.33米，口宽0.62米，盘高0.24米，宽0.57米，深0.12米。
樽敞口，呈喇叭状，宽厚的外沿翻折，下垂，上饰玲珑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纹，形似朵朵云彩上下叠置。樽颈部饰蕉叶形蟠虺纹，蕉叶向上舒展，与颈项微微外张的弧线相搭配，和谐又统一。
在樽颈与腹之间加饰4条圆雕豹形伏兽，躯体由透雕的蟠螭纹构成，兽沿樽颈向上攀爬，回首吐舌，长舌垂卷如钩。樽腹、高足皆饰细密的蟠虺纹，其上加饰高浮雕虬龙4条，层次丰富，主次分明。
盘直壁平底，4龙形蹄足口沿上附有4只方耳，皆饰蟠虺纹，与樽口风格相同。4耳下各有两条扁形镂空夔龙，龙首下垂。
4龙之间各有一圆雕式蟠龙，首伏于口沿，与盘腹蟠虺纹相互呼应，从而突破了满饰蟠螭纹常有的滞塞、僵硬感。樽置于盘内，两件器物放在一起浑然一体。
樽是盛酒器，盘一般作为水器用，两者合为一器，樽内盛掺有香草汁的酒，祭祀时以献尸，宾礼时以饮客。整套器物纹饰繁缛，穷极富丽，其精巧达到先秦青铜器的极点。
尤其是器上镂空装饰，透视有若干层次，系用失蜡法铸造，这一发现，证实了在2400多年前的战国早期，我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樽和盘均铸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
曾侯乙墓中青铜乐器还有一套编磬，通高1.09米、宽2.15米。青铜锉金磬架，由一对圆雕怪兽及其头上插附的立柱为虡，两根圆杆作为横梁，呈单面双层结构。兽顶插附的立柱从腰、顶两处与横梁榫接。横梁底等距焊铸铜环，以串钩挂磬。磬架施线条流畅的锉金云纹。
32块磬系用石灰石或大理石磨成，形若倨句，大小有异，分为两层4组。一磬虡兽舌上有“曾侯乙做持用终”铭文。
曾侯乙墓的青铜鹿角立鹤，通高1.43米，鹤高1.1米。鹤长喙上翘呈钩状，引颈昂首伫立，两翅展开作轻拍状。拱背，垂尾。鹤首两侧插有两支铜质鹿角形枝杈。鹤的头、颈和鹿角上有几何纹饰，其他部位有铸成和镶嵌的云龙纹。
此器造型别致，是一件独具风格的青铜工艺精品。鹤和鹿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把鹿角插入鹤头，将两者置于一身，可称之为“瑞鹤”。古人把仙人乘车叫“鹤驭”“鹤驾”。
曾侯乙墓的青铜大樽缶通高1.24米，口径0.48米，足径0.69米，重327.5千克。
樽缶为古代盛酒器，这件大樽缶是我国先秦酒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堪称“酒器之王”。它不但拥有足以傲视同类的巨大体型，而且在纹饰上也极尽精美。
器表由细密复杂的涡纹、重环纹、蟠螭纹、绹纹、雷纹、蕉叶纹、带纹、蟠蛇纹等构成，花纹花式统一，线条整齐划一。
大樽缶里面还存有酒液，历经2400多年没有泄漏，可见缶的密封性之好。这件大樽缶不仅对了解曾国的人文历史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而且也让人感受到了当时贵族的豪饮之风。
还有一件青铜联铜禁壶，壶为敞口，厚方唇，长颈，圆鼓腹，圈足。壶盖有衔环蛇形钮，盖外沿套装勾连纹的镂孔盖罩。壶颈两侧各有一攀附的龙形耳，器身饰蟠螭纹和内填蟠螭纹的蕉叶纹等。
两壶内壁均铸有“曾侯乙做持用终”铭文。铜禁在世界上仅见4件，而在湖北更是首次被发现。
墓中还有一件青铜冰鉴，通高0.61米，边长0.6米，重170千克。鉴是古代用以冰酒或温酒的器具，它由内外两件器物构成。外部为鉴，鉴内置一樽缶，鉴与樽缶之间有较大的空隙，夏天可以放入冰块，冬天贮存温水，樽缶内盛酒，这样就可以喝到“冬暖夏凉”的酒。
鉴和樽缶均饰以变形蟠螭纹、勾连纹和蕉叶纹等，并均有“曾侯乙做持用终”铭文。此器结构复杂，造型奇特，工艺精湛，是具有特殊用途的大型酒具，同时发现有两件，造型、纹饰、大小均同。
除曾侯乙墓的青铜器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战国早期的铜鸟兽纹壶，通体满嵌紫红色花纹，如果连同三角形的格栏，从上至下共有16层之多。
壶身主纹带重点表现龙、虎、兽面及鹿等多种动物，它们颇具抽象意味，形态活泼。在动物的周围还辅之以云朵、蕉叶一类花饰。在深色的胎体上，这些紫红色图案格外突出，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
类似的如时代要略早于鸟兽纹壶的春秋时期铜兽纹樽缶，它的肩部用红铜嵌4组瑞兽，每组两个，一前一后，前者驻足回首，后者奋力追赶，两者相互顾盼，憨态可掬，活泼可爱。
第四节 战国中晚期青铜器大量出现
至战国中晚期，许多铜器都变成素面的，而且服御器、日用器大量增加。代表器物有长沙、寿县等地发现的楚器、陕县后川发现的魏器等。
陈侯午敦，通高20厘米，口径17厘米。器呈素面圆球形。盖、器上对称分布3圈钮以为支点，在器口缘下两侧还各有一圈耳。器内底有画线界隔的铭文8行，共36字，记述了陈侯午用各诸侯所献青铜为其先母孝大妃做敦之事。
与田齐桓公有关的还有陈侯午簋，高0.33米。由铭文可知，齐桓公田午在位第七年时，用诸侯送来的美铜铸了一件“陈侯午七年敦”；在位第十四年时，又用各诸侯进献的美铜，铸了两件“陈侯午十四年敦”及一件“陈侯午十四年簋”。
关于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历史，文献所载仅是片言只语，王室世系也不清楚。而遗留下来的中山王鼎、壶铭文为研究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河北省平山中山王墓发现的中山国王所做铜鼎与方壶，与同时发现的嗣王所做圆壶合称“中山三器”，均有很长的铭文，记载了中山国的历史，补充了文献中的缺佚。
中山王鼎是我国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圆腹圜底，附耳，兽蹄足，覆钵形盖，顶有三环钮，通高0.51米，最大直径0.65米，顶盖及鼎腹部刻有铭文469个字，共刻有铭文77行，盖上两个字，腹部凸玄纹以上3个字，以下一个字。
方壶即通常所谓的钫，通高0.63米，腹径0.35米，腹的四面刻铭文450字。在壶盖上有4个抽象的龙形钮，在壶肩四棱上各雕塑有一条小龙，龙头冲上，独角大耳，颈背生鬃，长尾。
这些龙装饰的使用，为素光无花纹因而略显呆板的壶体增加了活泼气氛，而龙身无繁缛的花纹，与壶体协调相称，共同构成一种素雅明快之美感。
该壶的4个光平的腹壁上，是用纤细的笔道、工整优美的篆书，刻下的长达448个字的铭文。
根据铭文的记载，这是一件中山国王命令其相邦铸造的酒器，选择燕国优质铜，铸造铜壶，按照禋祀的礼仪规定装酒，用于祭祀上帝和祖先。在铭文中说该器叫作彝壶，用来盛祭祀上帝、祖先的酒。
中山王鼎、壶的铭文内容相似，主要是赞颂相邦率师伐燕而建立的功勋，并谴责燕王哙让王位于燕相子之，因为臣主易位，逆天违人，故身死国亡。
文献记载，当时只是齐国乘机入侵，攻破燕都。据鼎、壶铭文，中山国的相邦司马也率师参加了这次伐燕，并夺地数百里，城数十座。齐伐燕事发生在公元前316年，鼎和壶的铸造时间当在此后不久。
圆壶为短颈鼓腹，两侧有二铺首，圈足，有盖，盖饰3钮，通高44厘米，腹径32厘米，腹与圈足皆有铭文，腹部铭文59行，182字。
鼎、壶的铭文如“皇祖文武、桓祖成考”，即记录了4位先王的庙号，连同做器者王，做圆壶者，这就衔接起了前后共6代中山王的世系，对文献所载中山武公前后的历史做了重要补充。
梁十九年鼎，也称“亡智鼎”，是战国晚期珍品，通高18厘米、口径17厘米，重4100克，容积3075毫升。扁圆体，附耳向外曲张，3条矮蹄足，浅腹圜底，盖隆起，上有3个凫形钮。腰上有一粗弦纹铭文字数，口下刻铭文35字。
青铜刀币是战国时期的货币，有“折刀”，也有“直刀”。折刀是燕国、中山国、齐国等地的铸币，分为弧折、罄折；弧折较早。面文有字，有释为“明”、有释为“易”、有释为“匽”。背文有纪地、纪数、纪炉座、纪名物等；直刀是赵国、中山国铸币。钱文多用于纪国地区。
战国时期楚文化得到蓬勃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也很有代表性。如安徽省寿县楚王墓发现的铸客铜鼎，又名楚大鼎或大铸客鼎。楚国青铜炊器，通高1.13米，口径0.87米，耳高0.36米，腹深0.52米，腹围2.9米，足高0.67米，重约400千克。
该铜鼎圆口，方唇，鼓腹，圆底，三蹄足。颈侧附双耳，耳的上部外侈。腹饰一周突起的圆箍。箍上饰模印花纹，双耳和颈部外壁饰模印菱形几何纹，足根部饰浮雕漩涡纹。鼎口平沿刻铭文12字，刻铭开头即是“铸客”两字。
铜鼎的前足和腹下均刻有“安邦”两字吉语，又因此鼎在数千件楚器中最为雄伟，堪称楚王重器，特冠一“大”字，是周代以来最大最重的鼎。
青铜器在此时发展越来越精致，比如河北省平山县发现的一件铜器金银，通高0.36米，上框边长0.47米，环座径0.31米，重18.65千克。
铜器周身饰金银花纹。下部有两牡两牝4只侧卧的梅花鹿环列，四肢蜷曲，驮一圆环形底座。中间部分于环座的弧面上，立有4条神龙，分向四方。四龙独首双尾。龙身盘绕纠结之间四面各有一凤，引颈长鸣，展翅欲飞。上部龙顶斗拱承一方形框，斗拱和框饰勾连云纹。
这件案面原为漆板，已腐朽不存，仅留铜案座。它的造型内收而外敞，动静结合，疏密得当，一幅龙飞凤舞图跃然眼前，突破了商、周以来青铜器动物造型以浮雕或圆雕为主的传统手法。
另外，4个龙头上各有一个斗拱，第一次以实物面貌生动再现出战国时期的斗拱造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