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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秦汉及后青铜器

第一节 秦朝体现帝王气概的青铜器

战国末至秦汉末这一时期,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至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

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隋唐以后,青铜器便不再有什么发展了。正因为这样,秦汉至隋唐的千百年间,所遗留下的青铜器便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扫平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统一中国,建立了大秦帝国。历史上,秦始皇及其仪仗队曾经5次浩浩荡荡巡视统一后的秦帝国。秦始皇坐在装饰精美华丽的车上,威风八面,在前呼后拥的皇后、嫔妃、宠臣、文武百官、皇子公主侍候下,踏上出巡征程。

秦始皇坐的车称为“金银车”,由6匹马所驾,让太仆亲自赶车。前面的马以虎皮蒙着眼,警跸车开道;后面的马挂着豹尾,并用桃木制作的弓箭辟邪驱魔,其场面之大出乎常人想象。

铜车马,称立车,又叫高车,属仪仗中负责警卫性质的兵车。因为驭手的驾车姿势不同,而有“立为高、坐为安”的分别。

秦始皇做了皇帝之后,就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寝,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其陵寝中也有车马、兵器等陪葬品。而在秦始皇帝陵铜车马坑,便发现了两辆用青铜制作,以4匹马拉的战车。

被编号为1号的战车是立车、单辕双轮,车厢为横长方形,车门在车厢的后面,车上有圆形的铜伞,伞下站着御官,双手驭车,前驾4匹马。

2号车为安车,也是单辕双轮。车厢为前后两室,两者之间有窗,上车的门在后面,上有椭圆形车盖。车体上绘有彩色纹样,车马均有大量金银装饰。

秦始皇陵铜车马两乘总重量2.3吨,由6526个零部件组装而成,这两辆铜车马都是事先铸造而成,后又经过细部加工的。是造型最大、系驾关系最齐全、制作工艺最复杂的陪葬车马。因工艺过于复杂,陪葬物仅是实用物的二分之一大小。然尽管如此,它依然堪称我国古代冶金史上的奇迹,被誉为“青铜之冠”。

1号战车为单辕双轮车,车内配置了弩、矢、盾等多种兵器。辕长2.46米,轮径为0.59米,通高1.25米,总重量1061千克,由3064个零部件组成。

车前套驾4匹铜马,中间的两匹服马举颈昂首正视前方,两边的骖马略视外侧,马口微起,鼻孔翕张,像是正在喘息一般。两侧马头微向外转,静中寓动,造型风格和秦陵陶马相似。

伯乐《相马经》一书中论述骏马时说:马头要方,目要明,背要平,胸要厚,腿要长。

这4匹马无一不符合这些条件,它们个个耳若削竹,目似悬铃,头方肚圆,脊干平整,胸部肌肉隆起,腿部筋腱隐隐可见,就连马口中的6颗牙齿都铸得清清楚楚,表明这些马正处于精力最充沛的青壮年时期。

车上立一御官俑,头戴鹤冠,身佩宝剑,身份相当于兵马俑坑中的将军俑。他目视前方,谨小慎微,体现出古代封建社会森严制度下“伴君如伴虎”的高度紧张感。

然而,严肃的表情中又透出一丝轻松。这是因为,他并不是为皇帝御驾而仅是护卫,表现了心理上的一种踏实。秦代雕塑家一丝不苟、入木三分的雕刻技艺,令人叹为观止。

车分前后,平面呈凸字形,凸突部分是驭手所坐之处。跪坐着的铜御者高0.51米,重52千克。其神态恭敬中又有一丝得意,充分表现出一个高级奴仆的心理。

车室的后面有门,左、右与正前辟有3个窗户。正前窗板为镂空的菱形花纹,窗板可以开启,便于主人与驭手互通信息。

两侧窗可以前后推拉,窗板也是镂空菱形纹,从室内可以观察到车外的情况,但外面的人难以看清车内。篷盖面积达2.3平方米,将驭手也罩在下面。篷用铜骨架、铜条支撑,上覆以绢帛。

4匹马的高度为0.91米至0.93米,长度为1.1米至1.5米。4匹马的重量也不相同,分别为177千克、180.7千克、183千克和212.97千克。耸立于马头之上的是车撑,用于支撑车辕,这样在长途中休息时可减轻马的压力。

2号战车通长3.17米,高1.06米,总重量为1241千克,由大小3462个零部件组装而成,其中青铜制件1742个,黄金制件737个,白银制件983个。

铜车马是帝王之车,其装饰极尽豪华富贵。在这辆车上,所用的金银饰重达7500克之多。加之大量施以彩绘,使整个铜车马显得雍容华贵、光彩夺目。

尤其是铜车马的冶金铸造技术更是令人惊叹不已,采用了铸造、焊接、铆接、子母扣连接等10多种工艺方法制作而成。

如车上的伞篷盖,当初采用了浇铸和锻造两种工艺。伞盖最厚处有0.4厘米,最薄处仅仅0.1厘米,而且有一定弧度。如浇铸水平不高,就会在制造过程中导致铜液流动停滞不前的后果。而秦代工匠能做得如此完美,充分体现了他们高超的技术水平和卓越的创造力。

车窗两头的内孔滚圆,如车门、前窗用的活动铰页,系马肚子、马颈的套环采用了策扣连接。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磨和彩绘相结合,大大增强了艺术效果。作者按马体的不同部位的毛向锉磨,再涂彩色,造成真实的皮毛感。细部的真实和鲜明的质感是这乘铜车马造型艺术的一大成就。

车马通体彩绘,图案花纹风格朴素、明快、大方,以白色为基调的彩绘肃穆典雅,配以大量的金银构件,更显得华贵富丽,这套大型的人俑车马代表了秦代青铜铸造工艺的突出成就。

秦陵铜车马综合各种工艺技术于一车,是秦代青铜制造、冶金工艺达到高度成熟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具有光辉灿烂古代文明的历史见证。

秦始皇陵有大型的兵马俑坑,在这里发现的青铜剑比春秋时代的吴、越王剑晚了近200年,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长度。春秋以前的剑很短,只有二三十厘米长,春秋时的剑发展到0.5米至0.7米左右,而秦陵完整的9把剑,最长的达0.94米,最短的也有0.81米。

这反映了剑的功能从主要以显示身份的象征物向战场上实用兵器方向发展。

另外,秦剑在设计上不仅长,而且薄、窄,状如柳叶,特别是剑身不完全平直,在离剑头的地方有束腰,即呈弧形内收,从而增加了穿刺的速度和力量。另外,秦剑全是铸造成型,然后进行锉磨。锉磨之后,采用抛光工艺,使剑身光亮平整,没有沙眼,经测试,光洁度很高。2200年前的加工技术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令人惊异。

青铜剑一般都是短剑,它无法做长的原因是青铜材料易折断。在青铜时代,铸剑的关键是在冶炼时,向铜里加入多少锡。锡少了,剑太软;锡多了,剑硬,但容易折断。

秦兵马俑坑中发现了一把完全不同的青铜剑,这把剑的长度竟然超过了0.91米。秦王剑之所以长度超出0.6米,不仅仅是增加锡的比例,主要还是它的外形决定的。

秦王剑从正面看,由剑锷部开始到剑尖,整把剑的形状是呈梯形由宽至窄逐渐变窄,从侧面看,也是由粗变细的,剑身的形状略似于锥体,这样的形状可以减少剑身前端承受的应力,自然不容易折断。

秦剑的代表左剑通长0.93米,身长0.72米。右剑通长0.92米,身长0.71米。两剑的形制相同,剑体长而窄薄,中部起纵脊,近锋处束腰,而且首、格、鞘附件齐全。特别是剑通体光亮,刃锋锐利。经检测,剑表面经过铬盐氧化处理。我国在2000多年前就发明了这种先进工艺,堪称冶金史上的奇迹。

除秦皇陵青铜车马和剑之外,秦朝比较著名的青铜器还有陕西咸阳长陵车站发现的秦青铜蒜头壶,高0.37米,环形腹,细长颈,在壶的近口处鼓大呈蒜头状,分为6瓣。盖底,圈足,通体素面。

另外还有双诏椭升、北寖壶、弦纹鍪等,也都是秦朝不可多得的青铜精品。

第二节 汉代青铜器彰显匠心独运

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定都洛阳,开创了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汉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及强大帝国。而且文化的统一,为中华民族两千年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和挺立千秋做出了巨大贡献,华夏族因此逐渐被称为“汉族”。

在汉朝,我国的青铜制造主要是以一些皇家和贵族用具为主。比较著名的有长信宫灯、锉金云纹博山炉、马踏飞隼、镂空云纹壶、楚大官壶、弦纹鎏金熊足樽、龙纹矩形铜镜、兽钮熊足鼎等。

西汉之初,刘揭在消灭吕后的势力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被封为阳信夷侯。汉景帝时期,刘揭的独生子因参与“七国之乱”而被废除了爵位,他的财产被没收,进入了长信宫,其中就包括一盏做工精巧的青铜灯。

长信宫是汉景帝时皇太后窦氏居住的宫殿,这盏灯被送入长信宫浴府使用,故又增加了“长信宫”字样的铭文以示宫灯易主。后来,这盏灯又由窦氏送给她心爱的孙儿刘胜。刘胜之妻窦绾将铜灯视为珍宝,死后就将灯随她埋入河北省满城县中山靖王刘胜夫妻墓中。

此灯的形态为一跪地执灯的梳髻覆帼,着深衣的跣足年轻侍女,手持铜灯。整件宫灯通高0.48米,重15.85千克。由头部、右臂、身躯、灯罩、灯盘、灯座6个部分分别铸造组成,头部和右臂可以组装拆卸,便于对灯具进行清洗。

宫灯部分的灯盘分上下两部分,刻有“阳信家”铭文,可以转动以调整灯光的方向,嵌于灯盘沟槽上的弧形瓦状铜版可以调整出光口开口的大小来控制灯光的亮度。右手与下垂的衣袖罩于铜灯顶部。

宫女铜像体内中空,其中空的右臂与衣袖两片弧形板合拢形成铜灯灯罩,可以自由开合。燃烧的气体灰尘可以通过宫女的右臂沉积于宫女体内,不会大量散逸到周围环境中。灯罩上方部分残留有少量蜡状残留物,推测宫灯内燃烧的物质是动物脂肪或蜡烛。

灯盘有一方銎柄,座似豆形。宫灯表面没有过多的修饰物与复杂的花纹,在同时代的宫廷用具中显得较为朴素。灯座底部刻铭文9处,共65字,内容包括灯的重量、容量、铸造时间和所有者等。

宫灯通体鎏金,光彩熠灼。宫女身穿长衣,衣袖宽大,她面目端庄清秀,凝眸前视,目光十分专注,头略向前倾斜,神情恭谨、小心翼翼,表现出一个下层年轻宫女所特有的神态。宫女双手持灯,左手持灯盘,右臂上举,宛如举灯相照的神态。

长信宫灯采取分别铸造,然后合成一体的方法,此灯设计之精巧,制作工艺水平之高,在汉代宫灯中首屈一指。

长信宫灯形象秀美,设计精妙,将灯的实用功能、净化空气的原理和优美的造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整个造型自然优美、舒展自如、轻巧华丽,一改以往青铜器皿的神秘厚重,是一件既实用、又美观的灯具珍品,体现了古代匠师的创造才能以及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

长久以来,长信宫灯一直被认为是我国工艺美术品中的巅峰之作和民族工艺的重要代表而广受赞誉。这不仅在于其独一无二、稀有珍贵,更在于它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和巧妙独特的艺术构思。堪称“中华第一灯”。

刘胜墓同时发现的一件金青铜云纹博山炉高0.26米,腹径0.15米。炉身呈半圆形,炉盘上部和炉盖铸出高低起伏的山峦。博山炉汉代开始出现,多为铜铸,后代多有仿作。香炉的肇始起因于焚香习俗。

西汉初期,汉武帝之前,已经有了许多专用于焚香的香炉。古人多采用焚烧香料的办法驱逐蚊蝇或去除生活环境中的浊气。特别是在南越,薰香的风气更盛。但那时所用香炉造型大都非常简单。

汉代神仙方术流行,汉武帝嗜好薰香,也信奉道教。道家传说东方海上有仙山名称“博山”。武帝即遣人专门模拟传说中博山景象制作了一类造型特殊的香炉,即博山炉,博山炉盖做尖锥状山形,仿佛传说中的海上仙山。

刘胜墓发现的这件锉金青铜云纹博山炉,炉盖呈尖锥状博山,因山势镂孔,雕塑出生动的山间景色。通体用金丝和金片锉出流畅、精致、舒展的云气纹,金丝有粗有细,细的犹如人的头发丝一般。座把呈透雕3龙出水状,龙首顶托炉盘,象征着龙为沟通天、地、人三界的神兽。

炉盘装饰以锉金流云纹。盘上部铸出峻峭起伏的山峦,奇峰耸出,山林间饰锉金线神兽出没、虎豹奔走,轻捷的小猴蹲踞在高层峰峦或骑在兽身上嬉戏玩耍。

猎人们出现在山间,有的肩负弓弩,有的正在追捕逃窜的野猪,气氛紧张,画面生动。两三棵小树点缀其间,刻画出了一幅秀丽山景和生动的狩猎场面。

当薰香点燃时,香烟透过峰谷间铸有的空隙缭绕于山间,产生山景迷蒙,群兽灵动的奇异效果。炉器座较低,座把由透雕的3条蛟龙腾出波涛翻滚的海面,盘成圈足,以龙头擎托炉盘随风飘荡的流云。

被“锉金锉银”工艺装饰过的器物表面,金银与青铜呈现出不同的光泽,彼此之间相映相托,将图案与铭文衬托得格外华美典雅,色彩对比纹饰线条更加鲜明,艺术形象更为生动。该作品色彩黑、黄呼应,工艺精湛,装饰华美,是一件古代青铜珍宝。

汉时博山炉有竹节形长柄熏炉和短柄龙座熏炉等形制,而以短柄博山炉最为常见,其器身较短,较适合于当时席地而坐时置于席边床前或帏帐之中。而另一类长柄炉多适用于宴会等公共场合。

汉武帝之后,博山炉依然十分流行。据记载,汉宣帝时的博山炉上还刻有刘向做的铭文:“嘉此王气,崭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绮,朱火青烟。”

据《西京杂记》记载,汉成帝时,长安的著名工匠丁缓,就曾制作了极为精巧的9层博山炉,镂以奇禽异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丁缓还做出了更为著名的放在被褥里用的“被中香炉”,其原理与现代航空陀螺上的万向支架完全相同。

博山炉盛行于两汉与魏晋时期。后来,这种炉盖高耸如山的博山炉逐渐演变成香炉的一个固定类型。后世历代都有仿制,并各有变化,留下了各式各样的博山炉。

虽然在博山炉之前已经有了熏炉,但都不像博山炉那样特点明确,使用广泛,影响久远,所以人们也常将博山炉推为香炉的鼻祖,并常把“博山”“博山炉”用作香炉的代称。

“锉金锉银”工艺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不仅容器、带钩、兵器等使用“锉金锉银”,在车器、符节、铜镜和漆器的铜口、铜耳等处,也大量使用精细的“锉金锉银”纹饰。

因为这种工艺制作复杂,材质昂贵,所以当时也只有贵族才能使用。而东汉以后,盛极一时的“锉金锉银”工艺逐渐被当时的战乱淹没了。

马踏飞隼,又名马踏飞燕、马超龙雀、铜奔马,发现于甘肃省武威雷台的东汉墓。墓主身份,依考据马俑胸前的铭文,应为守张掖长张君“陆墓,赙赠者为”左骑千人张掖长“西汉初年,由于张骞开通了”丝绸之路“大宛国的特产大宛宝马也传入了中原,汉武帝非常爱好这种宝马,称之为”天马。

马踏飞隼就表现了一匹躯体庞大的大宛宝马踏在一只正疾驰的飞隼背上,隼吃惊地回过头来观望,表现了骏马凌空飞腾、奔跑疾速的雄姿。真正形成了天马行空的一种神奇的势态,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动感,的确是一件引人入胜的古代造型艺术精品。

奔马身高0.34米,身长0.45米,宽0.13米。形象矫健俊美,别具风姿。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捷,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飞隼。这匹铜奔马以隼作为托衬,主要是为了表现马奔跑的神速。因为隼飞行的速度可达每秒80米,只有大宛宝马才具有这样的优良特性。

从力学上分析,马踏飞隼为飞隼找到了重心落点,造成稳定性。“马踏飞隼”虽然是静止的,但却给人以静中有动、半空虚蹈、一跃千里的感觉。铸造以娴熟精深的技巧,把所具有的力量和速度整合成充沛流动的气韵,并浑然一体地贯注在昂扬的马首、流线型的身躯和刚劲的马腿上。

这种浪漫主义手法烘托了骏马矫健的英姿和风驰电掣的神情,给人们以丰富的想象和感染。既有力的感觉,又有动的节奏。

马踏飞隼中的马同一侧的两条腿同时向一个方向腾起,这种姿态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对侧步”。这在一般马的奔跑中是看不到的。但是可以在野马及其他野生动物那里,欣赏到这种步伐的风采。难怪人们认为它反映的是天马的雄姿。

汉朝的青铜珍品,还有山东淄博古墓陪葬坑发现的东汉齐王墓“龙纹矩形铜镜”,镜长1.15米,宽0.57米,重56.5千克。背部有5个环形弦纹钮,两短边又各铸两钮。每一环钮四周饰柿蒂形纹。背又饰有夔龙纠结图案,卷曲交错自如。

这件大型铜镜大概要用柱子和座子加以支撑,镜背面和边上的钮可能就是与柱子和座子固定时用的。另外,四川省绵阳市汉墓发现的东汉青铜摇钱树也为青铜精品,通高1.98米。整体由基座、树干、树冠等共29种部件衔接扣挂而成。

基座为红陶质,树用青铜浇铸。树冠可分7层,顶层饰凤鸟为树尖;其下两层的树干与叶合为一体,饰西王母、力士和壁等图案;下部4层插接24片枝叶,向四方伸出。饰龙首、朱雀与犬、象与象奴、朱雀与鹿以及成串的钱币等图案。

特别有意思的是,树干上有造像,两侧各有一条飞龙。人像站立状,身着袍衣,双手下垂合于腰前,整体造型美观而大方。

细看枝叶,每两片为一对,有如芭蕉叶的,叶片上铸有圆形方孔钱,每钱相互连接,铸有一人做弯腰伸臂捡钱状,叶片外侧四周犹如太阳的光芒,延生出许多长短不一的万缕细丝。有如椭圆形的,一头为核桃大小的圆环,两侧铸有飞龙,龙头顶着钱币,两龙之间用钱币连接,叶片外侧如同刺猬般的短刺所包裹。

第三节 汉代以后珍稀的青铜精品

我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青铜器制作开始走向衰退,至宋元明清时期,流行的则是对古代青铜器的仿制,仍然坚持向前发展的只有铜镜的制作。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统一前这300多年间,虽然战争长期不断,但其间也有相对的和平稳定时期。

这一时期的青铜冶铸业,南方较北方兴盛,湖北鄂城曾发现了吴、晋时期的采铜和炼铜遗址,并红烧土和炼渣,但从总体看,比两汉时代衰退了。湖北鄂城是孙吴前期的都城,据传世或发现的铜镜镜铭看,当时在鄂城设有铜镜制造行业,当地冶铜业颇为兴盛。这一时期的青铜制品,从器物种类到风格特征,主要是沿袭两汉以来的传统,但一般较汉代铜器要粗糙许多。

而由于各民族融合,在青铜器铸造上也表现了各民族相互学习和借鉴而形成的共同文化特点,当然,有些青铜器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某一民族的特色。

三国、两晋时期铜器种类仍以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器皿为主,主要有:釜、斗、勺、酒樽、耳杯、洗、博山炉、灯、炭炉、熨斗、唾壶和铜镜等;武器主要有弩机、刀等;车、马器主要有镶、辖。

西晋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件龙首柄斗,敞口,带流,曲折龙柄,竹节足。

斗的柄端做成龙首,口微开,口内含珠,龙角向后紧贴长颈,龙眼外突炯炯有神地探视前方,长颈曲折,恰似蛟龙横空腾飞,形象生动。此器仍完好无损,弥足珍贵。

斗又称“刁斗”,是古代青铜炊具,盛行于战国汉及魏晋时代,一般认为斗为温羹器,是军队用的一种铜制的锅,白天用它烧饭做菜,夜里做打更的柝用。器身做盆状,腹较深,可储食物。腹下三足临空着地,供堆放柴火燃料加热之用。这一时期,斗形体常常较先前瘦高些,腹沿伸出一长柄,柄端常做成龙首形或兽头形,便于握提。

两汉时代的酒樽,多做圆形,直壁或圆形鼓腹,下均有3短足,有的在腹壁有两铺首。两晋时期的酒樽有的则做成长筒形、平底。铜洗在江苏宜兴晋周处墓和其他地区的晋墓都有发现,其特点基本上沿袭汉代作风。

这时期铜灯上常有纪年,传世的西晋元康元年雁足灯即是,而且雁足灯是三国两晋时期铜灯的主要类型。这一时期青铜弩机相当发达,在形制上与两汉不易区别,但许多弩机均具铭,有的还有纪年,因而可确定其绝对年代,如魏青龙三年弩机。

三国两晋时代的青铜生活用器已进一步被陶瓷器、铁器所代替。青铜器以素面为主,外表较粗糙,仅少部分青铜器具有简单的弦纹,铜洗中饰有鱼纹,也有少数制品鎏金。

铜镜的制作这时得到全面发展,如做于273年的神兽镜,属西晋宫廷器具,发现于河南淇县。镜面圆形,球形钮,钮外浮雕环绕式神兽,结跏趺坐仙人,外有钤印式铭文。

南北朝对峙时代,南、北两方的经济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发展,在各族人民的长期交往中,加深了民族间的融合。这时的青铜冶铸业虽已衰落,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民族文化交流的特点和某些民族的特色。

南朝宋、齐、梁、陈四朝,青铜器的主要种类有锥斗、勺、熨斗、碗、杯、盘、唾壶、虎符等。湖北省当阳长坂坡一座南北朝墓发现的铜制品种类较多,有一瓶、一盆、一唾盂、一高足杯、一铜熏。随葬铜制品如此半富,在南北朝墓葬中是少见的。

这时期斗造型多微侈口,盆形平底,直腹或斜腹,口上一侧常有一流,三高蹄形足,直柄或折柄。

江苏省镇江发现的548年的青铜熨斗特征是直腹、平沿、直柄。共有4件,最大的一件熨斗上有朱书文字“一千太清二年二月十六日张”。

青铜碗为扁圆腹、矮圈足。如广东省韶关的一件在器身与口沿还饰有4道弦纹。隋朝时,各种手工业部门主要在官府控制下制作产品。国家设少府监,“由少府监统左尚、右尚、司织、司染、铠甲等署”。

唐朝朝廷也设有管理各种手工业的机构,其中矿冶业与隋朝一样仍由少府监下的掌治署管理,掌治署“掌熔铸铜铁器物之事”。从文献记载看,唐朝采矿冶铸业非常发达,冶铜的处所已达96处。从这时期的青铜器实物资料看,铜镜铸造业此时得到高度发展。隋唐统治者对铸造铜镜颇为重视,如唐中宗时曾“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

文献还记载扬州要对朝廷进献:“土贡:金、银、铜器、青铜镜。”江苏省扬州市西扫垢山有一处多种手工业作坊遗址,其中即包括冶铸造坊。

唐代景云钟铸于711年,故名。此钟原为唐长安城内的景龙观钟楼所用,明初移至西安钟楼用以报时。

景云钟高2.47米,腹围4.86米,口径1.65米,重6吨。用铜锡合金铸成,铸造时分为5段,共26块铸模,钟体可见铸模痕迹。钟形上锐下侈,口为六角弧形。

钟身有可调节音律的“蒲牢”形钟乳32枚,钟声纯美优雅,清脆洪亮。钟身周围铸有纹饰,自上而下分为3层,每层用蔓草纹带分为6格,共18格。格内分别铸有飞天、翔鹤、走狮、腾龙、朱雀、独角独腿牛等图案,四角各有4朵祥云,显得生动别致。

钟身正面有骈体铭文一段,共292字,分为18行,每行17字,空格14字,字体为篆隶的楷书。此铭文由唐睿宗李旦亲自撰文并书写,内容是宣扬道教教义,阐述景龙观的来历、钟的制作经过以及对钟的赞扬,是李旦传世极少的珍贵书迹。

而几百年后,明代永乐年间,又出现了我国最大的青铜大钟,即永乐大钟,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德胜门铸钟厂铸成,铸造工艺精美,为佛教文化和书法艺术的珍品。撞击之,音色好,衰减慢、传播远。充分显示铸造工艺高超,奇妙独特。

初创于2000多年前商周时代的陶范法,至明代,在能工巧匠手中早已成为驾轻就熟、炉火纯青的工艺。他们能够制作出精美实用的大钟。

明成祖朱棣登基之后,想通过铸佛钟来超度死去将士的亡灵,并假借佛祖之名为自己篡位找到一个借口。道衍和尚猜出了明成祖的心思,请旨铸钟,于是诞生了“永乐大钟”。

永乐大钟上的铭文据说是大书法家沈度率京中名士先在宣纸上把经文写就,然后用朱砂反印到钟模上,再由工匠雕刻成凹陷的阴文。剩下的事,便是以火为笔,以铜为墨,将这光洁挺秀、见棱见角的22.7万金字一挥而就了。

1420年前后,永乐大钟铸成,朱棣传旨把大钟悬挂于汉经厂。汉经厂位于紫禁城的边上,属于皇家宫殿群的一部分。

永乐大钟可以说是一口集我国各类古钟之大成的巨钟。它通高6.75米,最大直径3.3米,钟壁厚度不等,重约46吨。钟体内外遍铸经文,共22.7万字。

铜钟合金成分为:铜80.54%、锡16.40%、铝1.12%,为泥范铸造。除含有铜、锡、铅、铁、镁外,还含有金和银,而且含量很高,其中含金18.6千克、含银38千克。

金铸在铜器中,可防止锈蚀,银则可提高浇铸液的流动性,这正是永乐大钟500多年保持完好,钟声依然洪亮悠扬动听的原因。

永乐大钟有“五绝”。第一绝是形大量重、历史悠久;第二绝,永乐大钟是世界上铭文字数最多的一口大钟;第三绝是大钟奇妙优美的音响,有人给永乐大钟的钟声下了8个字的评语:“幽雅感人、益寿延年”;第四绝是大钟科学的力学结构。永乐大钟的悬挂钮是靠一根与钟体相比显得很小的铜穿钉连接的。别看穿钉很小,却恰恰在它所能承受40多吨的剪应力范围之内;第五绝是大钟高超的铸造工艺。

最为举世罕见和引人惊叹的奇迹,莫过于将22.7万字的佛教经文和咒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铸满了大钟的每一寸表面。明成祖晚年潜心撰写《诸佛世樽如来菩萨樽者神僧名经》40卷。其中前20卷便铸在永乐大钟上。

钟上的铸字还有许多其他汉文佛经和梵文佛咒。23万字的版面,安排得如此匀称整齐,从头至尾绝无空白,又一字不多一字不少,真要经过一番精心的运筹和计算。

永乐大钟作为一个发声装置,体现在几何形状大致固定的情况下,单靠厚度的变化就能带来极为丰富的泛音。重击一次,钟声持续时间可达3分钟之久,可以传出四五千米之远。最后绕梁不绝的余音是最低的基音,总带着庄严的嗡嗡之声。

永乐大钟外形设计简洁、流畅,外壁“中宫”均匀地铸有6道平行环形线,最上面的一道环形线在“钟肩”位置,最下面的一道平行环形线与钟裙上沿波曲弧弦纹局部呈有规律靠近但并未重叠状。

区分钟体的“中宫”与“钟裙”,可以用以划分“铭文圈”和美化“合范缝”。划分铭文圈的实用性是为了方便经文排版布局和句读的需要,能够增强佛经铭文感染力;美化合范缝指的是铸钟工艺的需要,运用若干条规整的平行环形线把其美化了。

永乐大钟上各个佛经的布局安排、起讫部位十分考究缜密,一些重要佛经的起讫部位大多安排在钟体的东方,不仅如此,《诸佛名经》在钟体外壁各“铭文圈”的衔接部位,以及在钟壁内外“三进三出”的出发点和回归点,大多也在各铭文圈的东方。

1577年,北京西郊新的皇家寺院万寿寺建成,万历皇帝想起了沉寂150多年的永乐大钟,他下令把汉经厂的永乐大钟迁到万寿寺。

1733年,北京城北的觉生寺建成,有一位大臣想起了万寿寺里的永乐大钟,就建议把永乐大钟移至觉生寺。雍正皇帝立即颁旨迁大钟至觉生寺,后称大钟寺。

明、清两朝,每逢辞旧迎新之际,大钟寺的和尚都要敲钟108下。据说一是因为一年有12个月、24个节气、72个候;二是因为佛教认为人有108种烦恼,敲108下钟,人听了钟声便可消忧解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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