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湖南省各地普遍召开乡人民代表会议，总结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
洞庭湖滨水灾地区的农民经过总结，对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很满意。
沣县温家乡今年遭受水灾后，国家供应这个乡36万斤大米，而且价格合理，使全乡农民都安心在家生产。
在汉寿县文龙乡人民代表会上，老年农民刘棣堂激动地说：“我经过了几次大水荒年，从没看到像今年这样的情形。记得1931年闹水灾时，米价一天涨3次，那时我家因为没钱买米，6口人出外逃荒，结果死了3口。今年垸子溃了以后，政府用大船运米送上门，我家10口人一次就买到了4个月口粮。要不是国家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今天灾民那能这样安心在家生产。”
许多农民在会上计算了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免受私商中间剥削的好处，益阳县十二区的农民在代表会议上算了一笔帐：去年全区统购粮食430万斤，每百斤价格比往年新谷登场时私商的收购价格要高二万元，共多得款8.6亿元，全区3640个卖粮户，每户平均多得23万多元。全区统销大米208万斤，每百斤价格比1952年春季私商的出卖价格平均低4万元，全区4500个统销户，共计免受私商剥削8.3亿元。
桂阳县共和乡农民罗百钧在乡人民代表会上说：“我每年要余一些粮食，但过去一到秋收，私商就压价收购，卖得的钱只够零花，谈不到扩大生产。去年我卖了1000多斤稻谷给国家，除了给老婆、孩子添了新衣外，还买了肥料和农具，生产本钱下得足，今年又多收了1000多斤谷子。”
湘潭县正福乡农民去年卖余粮给国家，共得款3亿多元，全乡农民买回30多万斤肥料、8头耕牛和12部水车，今年扩大了双季稻90多亩。
与此同时，四川各地也在举行大会庆祝统购统销的好处。
1954年10月，秋收过后，四川省在统购统销中得到好处的农民，今年决心把更多的余粮卖给国家。
宜宾、内江、江津等专区许多去年进行了粮食统购统销的地区，农民卖出的余粮已比去年同时期增加一倍左右。
宜宾县松峰乡高正英农业生产互助组在去年粮食统购前只有5户组员，统购后，有15户农民看到新道路好，加入了互助组。
这一年内，国家又供应了500斤大米，扶助有困难的组员。因此全组生产特别有劲，今年的秋粮比去年增产二成多。
全组除把增产的68石多黄谷卖给国家外，还节约了1.2万斤粮食卖给国家。
而在当年春耕和夏季生产时，高县怀远乡有45户农民栽不上秧，有19户缺粮，后来人民政府供应怀远乡9200斤粮食，使全乡农民都安心生产，当年获得了丰收。
农民张光明说：“由于国家掌握粮食，我们山区农民再不受奸商剥削了。”
全乡农民表示今年一定要多卖余粮。
许多过去遭受粮食私商剥削的农民，更深切感受到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
筠连县集义乡在粮食统购前，每到新粮上市，粮食私商就压价收买；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又乘机抬价，往往用高出市场一半的价格卖出。
实行统购统销后，粮食私商没有进行投机活动的余地了。农民李孝珍由于把粮食卖给国家，免除私商中间剥削，增加了收入，今年生产投资比往年扩大，收成比去年增产一成。
为此，李孝珍高兴地说：“要不是统购统销，从那里得到这些好处。”为了感谢政府，她决定卖给国家1400斤余粮。
南溪县翻身乡新华村在去年统购前，全村120户家底薄的农民，年年受粮食商人的剥削，去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国家用合理价格收购和供应粮食，农民宋子安说：“以往秋贱春贵情景现在完全没有了，而且物价稳定，这都是粮食统购带来的好处。”
在上年，新华村只有43户卖粮给国家，而在当年增加到100多户。
长宁县公理乡农民牟治安，去年把粮食卖给国家，买了犁头、耙子和肥料，全家添了新衣服，另外还存了30万元到银行，当年春耕时，他又从银行取出一部分存款投入生产，当年获得了空前丰收。
牟治安高兴地说：“政府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等于给农民增加了收入，把死粮变成了活钱。所以我决定今年要比去年多卖500余斤粮。”
1954年，湖南省澧县温家乡遭了百年未有的大水灾，平地水深3尺，稻子和棉花都被淹坏了。
解放前连年的水灾，在温家乡人民的心里留下了极其悲惨的印象。
久远的事情不说，单说1948年受灾后的景况就让温家乡人担忧。那年刚一遭灾，地主、奸商就眉开眼笑了。
冉大成马上在余家台街上开了一个米店。他晓得农民家里等着米下锅，要起价钱来便信口开河。
同时，从冉大成那里买的米，一升只有9合，米粒子用水发得跟饭粒子一样，一捏就成了粉末。
那年，许多遭了灾的农民，在本乡没有饭吃，只好到外地去逃荒。
农民周乃忠，忍痛把16岁的大女儿送到富农家里做童养媳，把14岁的大儿子送到外乡去放牛，叫老婆带着3个小儿女出去逃荒，讨了几个月饭才回来。
这还算是“运气好”的。有的人逃荒出去，至今还没有音讯，不知道是死是活。
面对比往年大的1954年水灾，温家乡农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粮价会不会涨？
有些年纪大的人，想到过去的情形，害怕起来了，准备走逃荒的老路。
李远湖全家5口人，把行李都收拾好了，打算往山里逃荒。他沉痛地说：“逃荒不是好出路。没有粮食，也只好这样！”
但是，此时不是1948年了。
区公所的干部们向农民说：今年国家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府可以保证供应口粮。
于是，惶惶不安的人心开始安定了，李远湖把捆好的行李重新打开。
有些人这时候还有点怀疑：今年这么大的灾，政府拿得出这么多粮食吗？
然而，这个怀疑很快也被事实打破了，粮食大批大批地运来，缺粮的户马上得到了供应。原来准备逃荒的老年人，一个个又喜欢又惭愧地说：老眼光真是看不清新世界啊！
经常逃荒的周乃忠更是高兴，政府供应给他900多斤大米，还发给他救济款，一家人的生活可以维持，再也不用东逃西散了。
周乃忠依靠互助组里大伙的力量，排掉高田渍水，种上3亩荞麦、一亩晚稻。
李远湖在政府供应给他600斤大米以后，也完全安下心来进行生产自救了。
接着，他就种了3亩荞麦、1亩草籽。他说：“粮食不成问题，生产也已经搞起来，我们都不用再逃荒了！”
莫家忠在去年实行粮食统购的时候，心里想不通，勉强卖了500斤余粮，有时还发点牢骚：“政府桩桩事情都办得好，就是这件事情没办好。”
这次遭灾以后，政府供应给他400斤大米。他说：“统购统销的办法真好，不然向哪里买米，哪里又有这样便宜的米吃！”
前些日子他要买草籽种的时候，因为供销合作社准备的数量不足，奸商便乘机抬高价钱，他还生气地说：“草籽也实行统购统销就好了！”
温家乡的支部书记方业镜在谈论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的时候，兴奋地算了两笔帐。
第一笔帐是，国家在当年水灾以后，已经供应给温家乡36万斤大米，每斤的价钱一直是780多元。如果不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粮价难免就要波动，如果每斤贵出100元，全乡缺粮户就得多付出3600万元。
第二笔帐是，由于国家供应了足够的口粮，全乡农民能够专心生产自救，排干了2000多亩田的渍水，抢种了1100多亩晚稻、1000多亩荞麦，再加上2000多亩大麦、小麦等，全乡的人可以解决3个月的口粮。
为此，方业镜激动地说：“你们讲，就凭这些事情，农民们能够不拥护统购统销政策吗？今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救了温家乡。明年，我们一定要把更多的余粮卖给国家，用实际行动来拥护统购统销政策！”
全国各地在统购粮食的时候，都采取帮助农民总结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的办法，用农民的切身经验和看得见的事实，对他们进行生动、具体而又亲切、实际的教育，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把余粮卖给国家。
当然，由于我国地大人多，各地情况不尽相同，农民的感受也有所不同，宣传的内容和方式应该多种多样。通过宣传教育，全国人民的认识发生了很大改变。
几千年来，我国农民吃尽天灾的苦头。一有天灾，官僚、地主、奸商就乘人之危，加紧向农民进攻，弄得农民倾家荡产。
推行统购统销时，各地政府宣传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可以促进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削弱农民和资本主义的联系。事实也证明了这话是对的。
在总结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的时候，许多老年农民说：“那些过去不务正业的人，这一年都务正了。”
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前，农村中很多人雇长工、放债、买土地、典青苗、囤粮食、做投机生意，有的人甚至荒了土地，卖掉土地，去做投机生意。
结果，个别的人赚了钱，较多的人破了产，不少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却涣散了、散伙了。
实行统购统销后，很多农民们接受国家统购统销的宣传，懂得统购统销的重要意义，再不作那损人利己的事情，而以巨大的规模和速度，组织互助合作，发展农业生产。
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不仅阻止农民用粮食去作“不务正”的事情，而且有效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在当时，农民普遍缺乏资金，有“底垫”，以便扩大再生产。国家统购粮食，恰恰使农民增加了资金，充实了“底垫”。
首先，国家向农民统购粮食，规定的价格是很合理的。1953年粮食统购的基价比1952年大约提高了8%，全国农民因此得到的利益，约有3万亿元左右。
用这笔钱买水车，能买200多万辆；买牲口，能买两百多万头。
在当时，虽然我们国家的工业还不发达，还不能充分供应农民所需要的一切生产资料，但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国家尽量给农民供应更多的物资。
国家统购统销粮食，完全改变了旧的市场规律。在过去，有余粮的农民陆续出售余粮，常常就把粮款零星消耗掉了。
现在，集中把粮食卖给国家，一次购回大宗的生产资料。
过去，缺粮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候，经常发愁买不到价格适当的口粮；现在，这些农民说：“实行粮食计划供应，一不怕买不到粮食，二不怕粮价上涨，三不怕粮商搀假坑人。”
于是，实行统购统销后，农民们再不像过去那样耽心市场的变化，他们有条件安心生产了。
统购统销使广大农民尝到了切切实实的好处，使广大农民真正认识到，统购统销是为人民着想的，人民政府更是为广大穷苦农民着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