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第二二四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和《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并于9月14日公布。
为此，中央决定：
从9月15日起，国家对棉花实行高度集中的统购统销政策，除留给农民少量自用外，全部由政府指定的棉花经营部门，即供销社收购，同时取消了私商棉贩和公私合营纱厂联合购棉处。棉花销售执行严格的计划分配，国家每年根据棉花可供资源和纺纱计划进行平衡，下达调拨供应计划。
于是，一场对棉花与棉布的统购统销工作在全国展开了。
中央关于棉布统购统销和棉花统购政策公布后，各地的宣传工作迅速展开，仅几天的时间久已经是“家喻户晓”。
当时在北京，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政府这项新措施，并且表示要以实际行动保证这项措施的贯彻执行。
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女工李玉英、沈芝莲等都表示要尽量减少棉花的浪费，生产更多、更好的棉布。
亮马厂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邢玉贵等提出要努力改进技术，争取多生产更多更好的棉花卖给国家。
许多私营布店的工人也纷纷提出保证，要帮助资本家改善经营管理，作好经销工作。
与此同时，北京市的私营棉布零售商，也由政府分别情况加以安置。许多零售商已经申请并被批准为“北京市花纱布公司棉布临时经销处”。织布业和棉布工业也都进行了库存登记、编制计划等工作。
为了配合统购统销政策，北京市人民政府商业局还印制的3000多万枚棉布购买证，分发给全市居民，市民们就是凭证购买棉布。
实行棉布计划供应后，北京棉花与棉布市场平稳，棉布销售情况正常。
中央决定实行棉花与棉布的统购统销后，武汉市的报告员、宣传员、街头的大字报、广播站连日来不断宣传棉布计划供应的办法和好处。并组织群众进行了讨论。
广大群众根据自己几年来生活改善的情况，进行了对比、算帐，普遍认识到棉布计划供应的必要性。
武汉市郊区和平乡的农民在座谈棉布计划供应时，一致认识到计划供应可以稳定物价的好处。他们还拿食油和粮食打比喻说：自从实行计划供应后，我们就再也没吃过私商的亏了。
烟厂工人王大金、吴汉芝还说：“我们过去看见别人做一件好衣服，自己也做一件，结果还有一些衣服放在那里没有穿。今后我们应该注意节约用布。”
国营武汉第一棉纺织厂等许多纺织业工人都表示要用节约原棉、提高生产的实际行动，来支持国家棉布计划供应。
9月14日，湖北武汉市开始实行棉布计划供应，供应开始后，棉花统购统销政策得到群众热烈拥护。
从清晨到晚上，武汉全市60多家公、私营棉布零售店忙碌地接待着顾客，与政策之前的略显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已经领到购布证的棉布摊贩，开始在中国花纱布公司武汉市公司批发门市部批购他们所需的布匹。
有些私营零售布店的店员工人们，在商店门口结上了彩绸，表示他们开始为国家经销棉布的喜悦。
全市服装、雨伞、童装、印花、帆布等服制业商店，也照常营业。
与此同时，上海市的统购统销也在顺利推广。
在决定实行棉布计划供应之前，全市数千名报告员和数万名宣传员分别向广大居民宣传了棉布统购统销和棉花统购的政策。广大人民热烈拥护这项政策。
国营上海第五印染厂工人缪永生等都表示要带头遵守国家计划供应的制度，并且努力生产，为人民多印染更好的花布。
许多有经验的家庭妇女还利用各种形式，积极向人宣传节约用布的办法。
信大祥绸缎呢绒棉布庄等私营绸布业工人保证督促资方订好棉布经销合约，老老实实经营业务。
15日，市民们开始凭购布证在商店内买布，秩序良好。他们看到商店内摆满各色棉布，都流露出对实行棉布计划供应的信任与满意的神情。
上海市开始实行棉布计划供应，市场保持稳定与正常状态，这表现了上海各阶层人民对国家这一重要措施的热诚拥护。
北京、上海等地一样，当时全国各地包括西安、广州等大城市也都纷纷表示拥护对棉花与棉布实行统购统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