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17日到21日，四川省温江县苏坡乡召开首届乡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工作。
为了作好当年秋季的粮食统购工作，苏坡乡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详细地研究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来的情况，并从中找出一部分农民闹“缺粮”的真正原因，以便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根据代表们的计算，苏坡乡去年共收入大米1007.8万多斤、小麦87万斤。交了公粮、公田租、土地证照费、乡自筹经费、水利经费等以后，剩下大米六691.7万多斤、小麦61万斤。
统购统销当中，政府又供应了大米40万斤。代表们都知道每人每年平均有370斤粮，就宽余宽剩的够吃了，但去年每人平均446斤粮食，却还闹“缺粮”。
于是，大家明白了闹“缺粮”的根本原因决不是统购多了，供应少了，于是便翻来覆去找真正原因。
在找原因当中，代表们揭发出全乡74户富农就有72户叫嚣“缺粮”，并进行抢购套购。
全乡的13个被管制分子和83户地主中，除3户地主外，全部闹“缺粮”，并乘机煽动落后农民。
当时，快活村富农张绍安有30亩田，每年要余米10多石，年年打谷子时还要在路上拦着买四、五石粮食，囤积起来，进行投机剥削。
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时，群众评议张绍安应卖米2万斤，结果他只卖出4千斤。
然而，统购工作刚结束，他就叫嚣“缺粮”，骗取农民的供应证，套购大米330斤，又到成都抢购玉米、红薯2000多斤。
栽秧子时，张绍安推着车子拿着口袋到青羊宫抢购，一路上大喊大叫：“青羊宫今天开仓卖米了，大口小口一人20斤，快去买呀！”
在张绍安的煽动下，沿公路1000多个农民到青羊宫仓库要求买粮。
天灵村地主巫仕春在自己套购国家粮食的同时，还煽动农民套购国家粮食。
还有一个碾粮商人刘正根应该卖给国家500多斤麦子，他不但不卖，却碾成面悄悄卖给农民，获取暴利。
泰安村被管制分子傅孟林抢购大米、玉米、挂面2000多斤。他还煽动农民说：“你们太老实了，农民嘛，就说没口粮要买粮，怕啥？我还不怕哩！只要有钱，啥子都把它买回来。”
与此同时，城市投机奸商也用各种办法勾引农民，从中进行投机剥削。
黄土村人民代表干子云事后回忆说：
统购后国家供应给我900斤米，我吃不完借给别人240斤。但在闹“缺粮”时，我也跟着闹。第一回到成都去抢购，因为人多，什么都没买到手。
走到一家挂面铺门口，那家老板悄悄对我说：“你明天来，我留着面等你。来时不要在铺面上问，嘴里吃支纸烟，对直朝屋里走，免得政府打麻烦。”还说“我们商人本来知道你们农民照着总路线走困难，想卖面给你，但就是人民政府不让卖。”
第二天，我又跑到成都去，照他的话做，果然买到16斤面。那时，我还认为“这户商人好”。现在才明白他用圈圈套我们。合作社的面粉便宜，他卖给我的面，每斤多了很多钱。
在当时，奸商害农民的事例还有很多。高坎村农民杨成德到青羊宫买了个18斤重的大南瓜，拿回来打开一看里面一大包水。
帅廷彬听卖红薯商人的话，先交定钱，晚上跑到青羊宫背红薯，买了50斤，回来一称才35斤。
在城乡资本主义和不法地主、残余的反革命分子的影响下，苏坡乡有50%的农民跟着闹“缺粮”，跟着抢购套购，形成了全乡闹“缺粮”的紧张空气。
一连串的事实在这次会议上被揭发出来以后，代表们清楚地认识到闹“缺粮”的本质是奸商利用农民某些落后思想进行反限制斗争，而地主就利用这一机会进行破坏活动。
在弄清了闹“缺粮”的本质以后，代表们清算出因为闹“缺粮”给国家和农民造成的巨大损失。
天灵村22个人民代表中，有18人家里有粮也跟着闹“缺粮”，到处乱跑，花费了人民币，吃掉了22只猪和半只牛。每人平均损失很多。
为此，代表刘洪兴检讨说：“本来我的粮食是够吃的，但见地主、富农闹得凶，有些农民也跟着闹，我害怕别人说我‘有粮食吃’，也卖了4只肥猪、两石菜籽和3车竹子，跟着别人到处乱跑。这些钱全浪费了，又耽搁了工，生产受了损失。只怪我思想落后，认不清敌人，上了大当。”
黄土村的人民代表给本村跟着闹缺粮的农户算了一笔损失帐：“栽秧子正忙的时候，有一天听富农说‘青羊宫卖米了’，50多个农民丢下活跑了一天，损失了钱不说，还浪费了50多个工，40亩田的秧子也栽迟了。全乡15个村算帐的结果，共损失人民币5亿多元，即旧币，浪费人工4000多个。大家计算如果把浪费的钱买肥料，可买76万斤；如果把浪费的人工用来积青肥，可积250多万斤。”
通过具体算损失帐，代表们清楚地看到盲目跟着闹“缺粮”的结果，实质上是帮助了不法分子，严重地危害了国家和农民的利益。
于是，大家自觉地批判了落后思想，表示坚决完成当年统购统销任务。
到会的代表和列席的干部，有241人实报了自己的产量。
天灵村人民代表罗子云说：“以前眼睛是模糊的，听见别人闹‘缺粮’，心头拿不稳，也认为农村‘缺粮’，开过这次会，眼睛明亮了。我回村后一定要启发群众算好这几笔帐，教育大家处处照顾到国家工业化的利益，警惕敌人的破坏活动。上半年村里的落后农民是三句话不离‘没饭吃’，只要把帐算好，宣传工作做好，过不了多久，大家就会三句话离不开工业化了。”
黄土村人民代表杨银光以前和富农李尚清的女儿恋爱，李尚清见着他就喊“缺粮”。
起初，杨银光还向富农说明统购统销的好处。后来杨银光受了富农的影响，也认为统购统销“把农民扣紧了”，于是不安心工作，村里的大会小会都不参加，成天和富农在一起，帮助富农干活。
这次杨银光参加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后，认识到自己上了富农的当。
回村后，杨银光立刻揭发了富农闹“缺粮”的花招，工作积极起来。
与四川一样，当时很多地方都有闹“缺粮”问题，在山东兖州田家村一个叫李大发的农民，家里藏了1300多斤粮食，还天天向干部说：“我家都没有粮食了，一家老小一天只吃一顿饭，我作为一家之长，都没有脸活了。你们干部无论如何得给我点粮食啊。”
当时在村了有很多想李大发这种闹“缺粮”的情况，对此，干部非常重视，专门召开群众大会讨论这个问题。
在会上，李大发的邻居也是其堂弟李明礼说：“大发哥不是没有粮食，他家猪圈旁的那个小屋里藏有1000多斤粮食呢。他闹‘缺粮’是怕干部再要他交余粮啊。”
就这样李大发闹“缺粮”的秘密被揭发了。
通过揭发闹“缺粮”问题，为统购统销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