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12月4日，重庆市军管会就派主管交通部门的程占彪到成渝铁路工程局开会，宣布成渝铁路由人民政府接管，留用原有员工。
随后，军代表刘备耕、陈志坚等先后到局进行各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他们了解过去情况，清理各处室的文书、图纸、表册、档案等等，另一方面，筹划筑路事宜，作积极的复工准备。
接着，工程局就开始了招考技术人员、领工员、测量员的工作。另外工程局还在嘉陵宾馆邀请各方面有关人士就成渝铁路复工的各项问题，广泛征求意见。
1949年12月31日，在邓小平主持的西南局常委会上，被搁置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修建成渝铁路工程被重新提上议程。
当时邓小平也有疑虑：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修不好的成渝铁路，中国共产党能不能修好？因为作为一个四川人，邓小平对引发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太清楚了。
1950年1月，中央将四川、贵州、云南及西藏划为西南区，在重庆市设立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分别由邓小平任西南局书记、刘伯承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任军区司令员，统一领导西南区的工作。
同时，中央将四川地区划分为川西、川东、川北、川南4个行署和重庆市及西康省，均直属大区领导。4个行署和西康省一共管辖21个专区、6个市、191个县。
建国之初，周恩来就把西部的铁路交通建设放在政府工作的重要议程上。他说：
要发展西北，要帮助西北民族文化的发展，首先的问题是修铁路，最大的目标就是跟新疆通起来，并和内蒙古贯穿起来。西南也是这样，不但成渝铁路要修起来，汉东的两条铁路还要连起来，铁路要通过去，通到贵州、云南，另外还要通到湖南、广西，这样把西北、西南贯穿起来，西北、西南才能发展。
四川地区行署向中央详细报告了四川当时的情况，报告中说：
“四川人民要求发展交通，兴修铁路，这是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长久以来，西南的交通条件不能满足生产发展的需要，在若干地方，原始的交通影响和限制了经济的发展。”
“当时西南地区除云南边缘上有一段铁路外，再没有铁路设备，运输非常困难。陆路交通方面公路很少，大都是高低不平、蜿蜒曲折的山道。这些山道无法通行车子和牲口，运输全靠人力挑背。水路运输虽然比较发达，但是山谷很多，水急滩险，航运也不方便。”
“西南矿藏丰富，物产丰饶，史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那里的30多个县中，许多县的水田超过了旱地。”
“成都到处是望不到尽头的稻田和制作‘雪茄’的大叶烟。从成都东南行，经过简阳、资阳、资中到内江，是全国著名的‘糖都’。人们亲昵地把她称为‘甜内江’。这个区域的甘蔗，就像华北和东北的高粱。直到初冬，还是一片碧绿的青纱帐。”
“内江区的蔗糖产量占西南区糖产量70%至80%，最盛时期，年产量曾达2200多万斤。在提炼蔗糖的同时，每月还可生产10万加仑以上的酒精。但也由于无法外运，只得当柴烧。”
“贵州等地过去有很多人就因为吃不到盐或缺少盐，头颈粗肿，身体衰弱。但是在四川，从内江往西南走45公里，是全国著名的自流井盐区，最盛时期曾经年产井盐5200多万斤，盐却成堆地放在那里无人问津。”
“四川的隆昌、荣昌、永川和江津，盛产名贵的四川橘柑，就像北方的柿子那样多。为全国人民所喜爱的夏布，也出产在这里。目前西南最感缺乏的煤炭，这里年产可达200多万吨，而蕴藏量估计最少有4亿4000多万吨。”
“重庆是目前西南重工业的中心，然而这里的交通非常不便，运输货物异常困难。运价贵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一件商品，稍一移动，运费就要超过它本身的价值。永川地区每吨煤价15万元，运到成都就卖80万元。”
“富饶的成都具有发展各种工业的条件，但因煤价过高，许多应该开办的工厂，都不能开办。广大群众没有煤烧，不得不用许多有用的木材做燃料，每年大约要烧去20万方木柴，如果用这些木柴造纸，可以造4万吨纸。”
“由于交通不便，运价不但很贵，时间而且很慢。川西有一个发电厂从重庆用汽车运送400吨机器到成都，竟花费了7、8个月；重庆生产的钢轨，用木船运到内江附近，就要费时40天。”
“成渝沿线地区，多种特种作物，并不出产或者很少出产粮食。而成都平原却是产米区。中间相隔不过100多里，但时常发生特种作物区买不到米的现象。这就严重地影响了特种作物的大量生产。”
“1940年内江地区的蔗田面积曾达54.2万亩，生产甘蔗26亿8000多万斤；到了1941年，蔗田面积骤降至35万亩，甘蔗产量降为16亿7000多万斤。蔗田面积和甘蔗产量骤然下降，就是因为粮食供不应求。”
“但在成都、新都和离内江不远的大足等地，是西南重要的产粮区，每年却有1/3或1/4的余粮；四川、云南和贵州等省的若干山地，还有拿大米喂猪、或者当做燃料的离奇现象。那里的大米吃不完，又运不出去，米价贱到每斤200元。”
“可是山地特别需要的工业品，又贵到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在重庆，1匹芦雁白布只要348斤大米，到川北山区却要700斤以上。1条上海毛巾，运到山地就值好几十斤大米。”
“在西南区，距离百多里的邻近县份，物资交流就这样困难，和外省、外区的交通，就越发不容易了。华北、华东都需要西南供给许多东西，因为运输困难，许多应该供应的东西都运不出去。”
“1950年，上海急需粮食，当时西南准备了4亿斤大米，只是因为运输不便，不能全部运去。西南需要上海的工业品，但上海的商品不能直接运来，必须绕道徐州、郑州、西安、宝鸡转成都。”
“西南的交通困难，障碍了西南人民经济生活的上升，影响了西南工业的发展，也阻塞了全国物资交流的正常进行。”
“交通闭塞也是四川农村破产的原因之一，同时阻碍了城市工业的发展，所以很久以来，四川人民一直渴望在这里修筑一条铁路，并曾经为了筑路出了不少钱，流过不少血。”
中央领导都审读了四川地区行署的报告，而当时中央主要考虑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单就铁路来说，至少有两条亟待开工：一是刚成立的海军提出修建从山东蓝村到烟台和浙江萧山的铁路，以备海防；二是新疆的王震将军给中央打了四五次报告，请求加快对宝兰、兰新铁路的修建，以巩固西北边防。这些都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因此，当邓小平赶赴北京向毛泽东请示时，毛泽东回答说：“你能说服我，我就鼎力相助；若说不服，那就暂时搁置。”
当时邓小平用三条理由说服了毛泽东：
第一点，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畅，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作为西南首省，不修铁路不利于政令畅通。
其二，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如修铁路，不仅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还可向全国提供优质大米、猪肉、禽蛋和副食品，互通有无。
第三，中国人还从未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铁路，如果成渝铁路率先修成，既可提高我国的国际声望，又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
邓小平说了这三点后，他接着说：
我们还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我们只好集中力量办一两件事，绝不能百废俱兴。成渝铁路一开工，不但可以带动四川的经济建设，而且可以争取人心，稳定人心，给人民带来希望。从政治大局着眼，从整体带动工商业恢复入手，建设新西南的工作。
毛泽东听了邓小平的三点理由，他也同时考虑到，成渝铁路沟通巴蜀，同是也确实是四川通往贵州及华南地区的重要通道。
毛泽东同中央、政务院多方组织会议，最后终于下定决心，作出批示：
修成渝铁路，先期启动资金拨2000万公斤小米工价。
邓小平回到西南后，他同刘伯承商议，当时建设成渝铁路，是在经济和设备都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因此他们商量，由西南军区抽调所辖部队组成军工筑路队，开始先期的铁路建设。
邓小平说，我们调出一部分部队参加建筑，也是为着替人民少花一些钱，把铁路建设起来。
邓小平又把这个意见上报毛泽东，说明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先用军队来修筑成渝铁路等几条路线的做法的必要性。
毛泽东听后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当即批示：
甚为必要，望即着手布置进行。
1950年3月21日，中央成立“重庆铁路工程局”。并确定了沿线9个工务段和成都工程处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安排，接着就用武装护送到各自工作岗位的所在地，以防土匪和特务的侵害。
1950年5月，中央批准了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提出的筑路方案，并专门调拨了1亿公斤大米，作为工程的第一次投资。
1950年6月15日，被搁置半个世纪的修建成渝铁路工程决定重新开工。
所有中国人意识到，成渝铁路将会在中国铁路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将是新中国自行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