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秋和1952年秋，刘伯承和邓小平先后调离西南，贺龙成了西南地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他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抓经济建设工作上。
早在1949年5月下旬，毛泽东指出：
一野4个兵团35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因此，贺龙从在担任西安军管会主任期间，就积极进行入川准备。他从西北地区抽调了6000余名军队和地方干部，集中在山西临汾作南下准备。
贺龙还从晋绥军区抽调一些干部，化装成商人、老百姓到西南侦察，了解政治、军事、经济情况。
7月16日，毛泽东指示：
刘伯承、邓小平率二野主力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2月到重庆地区；贺龙率10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
西南地区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逐步把工作重点转到经营西南，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进行经济建设，以及建设现代化国防军上来。
贺龙进成都不久，他就指示军管会，在成都平原周围兴修水利工程，发展农业生产，并派部队参加抢修都江堰，亲自写信对施工部队进行鼓励和慰问。
贺龙进一步了解到，四川境内山高水险，交通不便，自古被称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交通不便，不仅影响到与全国的联系，而且严重地影响了四川经济的发展。为此，四川人民早在20世纪初，就想修建一条从成都到重庆的铁路，但在满清、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未能实现。
而贺龙同时认识到，重庆是西南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西南是政治、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贺龙非常重视这里的建设。
50年代初，贺龙亲自领导先后建成了人民礼堂、西南博物馆、大田湾体育场和体育馆等6大建筑，建起了西南第一座自动化火力发电厂等1批工厂和经济项目。
贺龙还亲自过问云南、贵州和西藏的各项大型经济建设项目，去云南、贵州同省领导研究部署工作。
新中国一成立，在国民经济恢复与建设的蓝图上，关系国计民生的交通和铁路建设便摆到了突出的位置上。政务院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说：
毛主席、中央所有领导都希望中国有铁路，中国铁路太少了，两万多公里，一半多在东北，1949年解放时大部分铁路都破坏了，1950年一方面抗美援朝，一方面修铁路，这些铁路都在修。
在贺龙、邓小平向中央提出修建成渝铁路的报告后，中央很快就批准了。由此，新中国成立后，决定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就是成渝铁路。
贺龙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肩负着领导军队和地方的双重任务。而建造成渝路，必须调动军队和地方两种力量，所以，修路的重担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贺龙的肩上。
1950年6月成渝铁路开工时，贺龙从西南军区抽调了3万官兵作为骨干，又在地方动员了10万民工，组成了一支筑路大军。
为加强领导，贺龙组建了由西南军区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铁路局参加的铁路工程指挥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