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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邓小平支持私营经济

1980年,仿佛一夜之间,中国从事个体营业的人数突然猛增到86万人,比1979年翻了一倍多。

1981年,中共中央的相关文件中指出:

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使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得到健康发展。

听到这些消息,曾经因为卖板栗和贩鱼多次被抓的年广久察觉了党中央是要鼓励私营个体经济的发展,希望个体经济遍地开花。

于是,年广九就在芜湖的十九道门也摆起了一个卖瓜子的固定摊位。瓜子一直是国家供销社统购统销的二类商品,此举在此之前是很难想象的。

年广九做生意比较会经营,当时,别人买他一斤瓜子,他还要抓一把送给他。正是这个原因,年广久得了个傻子的称号。

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中国,被称为“万元户”的商贩都还很少,但已经是百万富翁的年广九并不满足。1979年他注册了“傻子瓜子”商标,生意越做越大,越来越红火了。为了改进瓜子质量,他前往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学习取经。

1981年,全国的大小媒体开始兴起报道个体经济的小高潮。卖瓜子的年广久,以及芜湖另外3家个体户被《芜湖日报》作为重点典型事例加以报道。

1981年9月5日,在的《芜湖日报》上,《名不虚传的傻子瓜子》刊登出来,是这个个体户为大家所知。

在报道见报后的一个月,年广九的瓜子产量翻番了,营业额翻了一两番。生意火了,年广久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把家里的亲戚都搬来帮忙;不够了,又请来雇工帮忙。

到1983年,雇用的工人增加到103人,加上他儿子的分店,雇工达140多人。日产瓜子5000公斤,月营业额60万元。

在当时,“七下八上”是一条铁定的界线,即雇用8个人以上,性质就变了,变成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了。

当时国家工商总局也有关于个体工商户雇工应在7人以内的规定,即个体经济的雇工人数不能超过8人。

于是,“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久的资本家”、“年广久是剥削分子”等说法开始不胫而走。

“傻子瓜子”的雇工问题大讨论也引起了当时的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的注意,并专门派当时的工作人员杨绩龄到芜湖进行了调查。

调查中,工作人员发现,在当时,富裕起来的年广久对社会贡献是很大,仅1982年,这一年的总收入中,他个人所得、雇工工资、上缴国家税费分别为44.6%、12%和43.3%。

同时,年广九还打开了江、浙、沪的市场。在他带动下,芜湖一下子出现了60家瓜子企业,销售量达1500万公斤,被誉为“瓜子城”。

从此,全国各地出现了瓜子加工热,涌现出许多新的品种和品牌,并成为一个不小的产业。

杨绩龄等人调查结束后,得出的结论是:应该支持年广久,允许他发展。

不久,周曰礼把这份调查报告带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也就是这份报告改变了年广九的命运。

邓小平看了这个材料以后,明确指出:

像这个私营经济啊,不要匆忙地作决定,要看一看,放一放。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

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表态以后,关于雇工问题的讨论渐渐消失无声了。生意红火的年广九继续雇佣工人炒卖着他的傻子瓜子,在人数最多的时候竟然达到130多人。“傻子瓜子”有了更大发展,触角伸到全国各地,销量与日俱增,还出口到美国。年广久也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人物,被誉为瓜子大王、瓜子状元。

后来,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还说:

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

这一年12月,识字不多的年广久请安徽师大一位教授代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致谢信:

敬爱的小平同志:

您好!

我们是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经营者。今年年初,您在南巡中讲到了我们“傻子瓜子”,我们感到好温暖、好激动。这是您对全国人民讲的,但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光是今年下半年,我们“傻子瓜子”就新建了13家分厂,生产了700多万公斤瓜子。这都是由于您的支持和您的政策好!从经营“傻子瓜子”以来,我们已经向国家交纳了200多万元的税,向社会提供了40多万元的捐赠。但我们还要兢兢业业地继续做“傻子”,为顾客提供更多美味可口、价钱公道的瓜子。我们还计划更大地扩大经营规模,把“傻子瓜子”打到国际市场上去,为国家多做贡献。

……

“傻子瓜子”的问题绝不是一个普通瓜子的问题,它涉及到改革开放的大政策。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对个体、私营经济具有广泛的示范效应。

当时,在安徽芜湖,个体户、私营业者都说:“老傻子没事,我们就平安;老傻子挨打,我们就赶快缩头。”

邓小平在讲话中,通过“傻子瓜子”这一个事例,稳定了大局,鼓舞了个体、私营经济经营者的积极性。

正是由于有邓小平等人的保护,才使20世纪80年代在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政治改革还没有完成时,一批首先创业的经济个体被保护了下来,并使它们逐渐得到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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