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初，在邓小平提出“等一等、看一看”的大背景下，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中指出：
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的能手，请帮手、带学徒，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的若干政策规定》执行。对于超过上述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而应因势利导，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方向发展。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指出：
对当前雇请工人超过规定人数的企业，可以不按照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
邓小平的讲话和以上文件精神，实际上对私营企业的存在与发展起了保护作用，从而为私营企业扩大规模创造了政策环境。
民营经济在国家改革的春风下得到了蓬勃发展，但这种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民营经济刚诞生的时候，很遭人白眼。在当时，人们夸大了刑满释放分子在个体户中所占的比例，正经人家的闺女都不嫁个体户，因为个体户被看是“社会闲杂人员”。
此时，私营经济却还是“妾身未名”，在文件上还是禁区。
当时，不少人还在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禁锢之下，认为个体户是小商小贩，属于自助、自救、自谋生路的性质，对他们可以睁一眼闭一眼。
但是，搞私营企业雇用工人就是明目张胆的剥削，就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怎么能容忍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呢！
一位经济学家林子力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式里边找到一个例子，进而得出结论说：雇工7个人以下，赚了钱自己消费的，算个体户；雇工8个人以上，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就算剥削，就算资本家。
于是，雇工7个人还是雇工8个人，成了个体户和私营业主的分水岭。雇7个人以下，还可以允许；雇8个人以上，就算搞资本主义。
受此当时思想观念和政策因素影响，当时全国很多私营经济受到了打击，尤其以浙江温州的“八大王”事件最为明显。
“八大王”事件，使刚刚走上经商道路的温州农民遭受重创。一时间，就像刮台风一样，工厂关门，商店收摊，人人自危，个个提心吊胆。柳市镇当年工业产值比上一年下降7000万元，电器业经营状况一落千丈。
1987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摸底调查，当时城乡实际存在的私营企业雇工人数达360.7万人。每户私营企业平均雇工16人，雇工30人以下的占70%至80%，雇工100人的接近总数的1%，部分私营企业雇工几百人，有的甚至雇工上千人。
对雇工人数限制的分开，进一步促进了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