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13日，受国家工商局委托，大连市工商局将在这一天颁发全国首个私营企业执照。
在此之前，姜维早就想好了，就用“光彩”二字作为公司名。
那天早上，姜维和准备记录这一时刻的新华社记者一起到了大连市工商局。不料，工商局老局长想不通为什么当初国家消灭私营经济，如今自己却要亲自给它送上“准生证”。
老局长坚持不肯发，别扭了半天之后，姜维才终于拿到了这个不同寻常的执照。
早在1980年，辽宁省大连市文化局一下子就接收了400多名回城人员，复转军人姜维也是其中之一。
虽然接收了，但如何安置这些人却是个大难题，于是，安置工作迟迟没有被解决。
漫长8个月等待，让姜维这个30岁的小伙子感到烦躁。他决心靠在部队当文艺兵的底子，做点小生意。
姜维的想法一说出来，便立刻招到父母坚决反对。“好人都有工作，没工作的人才干个体户”那个时代瞧不起个体户。而姜维在部队时是营级干部，只要安置了岗位，就是铁饭碗。
到冬天，姜维终于说服了父母，拿妹妹当临时工挣的400元，买了一台“海鸥”相机，在大连市动物园的门口摆起“照照看”照相摊。
开张的头一天，姜维就挣了3元，而1981年劳动节那天一天竟然挣了500元，顶上一个普通工人一年多的收入。
丰厚的回报给了刚刚创业的姜维以巨大的精神鼓舞，他决定继续好好干好他的那个在当时被人瞧不起的个体户。
不久，中央明确提出，将发展个体经济作为解决就业的重要途径，“鼓励和扶植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
于是，就在挣到“第一桶金”时，动物园门口个体照相者增加了6家，而全中国个体户的数量，已由1978年的14万户发展到了185万户。
个体户的生意火了，但地位并没有改变，得不到尊重和理解。一次，两个不满20岁的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让姜维站着，像训儿子一样训他。
个体执照动辄被没收，然后再求爷爷告奶奶要回来。更有甚者，在严打的时候，一句“净化城市”，姜维们像尘土一样被清出营业场所。
1982年，曾和姜维一起在电影厂工作过的斯琴高娃到大连拍电影，约姜维见面。姜维当时很想见面但没去。姜维想到斯琴高娃已负盛名，自己却是个体户，心理有隔阂。
虽没有地位，但是姜维等个体户也有很开心的时候。每晚收摊后，姜维和其他6家照相摊的兄弟，结伴到繁华的天津街上吃两角钱一碗的“焖子”，而一般人只吃得起5分钱一小碟的。
卖“焖子”的大妈看见他们，会乐呵呵喊一句“大户来了”，这时，自豪感会涌上姜维们的心头。
1983年8月30日，辛苦了一天，刚冲洗完胶片的姜维，正在吃晚饭。
收音机中忽然传来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声音：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陈腐观念妨碍我们前进。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从事集体和个体劳动同样是光彩的，因为你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贡献……我请同志们回去传个话，说中央的同志讲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广大劳动者不向国家伸手，为国家富强，为人民生活方便做出了贡献，党中央对他们表示敬意，表示慰问！
那一刻，姜维真是激动万分，泪水一下冲出了他的眼眶，个体户终于被别人看得起了，而且是中央的领导们。
第二天，在动物园门口照相的几个人都买了当天的《大连日报》，上面全文登载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全国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标题为《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
买到报纸后，姜维他们7个人都停下生意，坐在一起读报纸，一边读一边哭。
路过的行人感到奇怪，走过来问怎么了，7个人抬起头，说：“胡耀邦说我们是光彩的！”
姜维感到从这天起，他要激动万分地活着，因为他终于觉得活着有意义了。
于是，姜维的世界变了。
姜维在繁华的中山街租了个小门面，门外的墙上却悬挂了5米长、3米宽的匾额，上书“姜维影书社”，开业那天，他还请来了大连的很多名人。
1984年2月，一位香港商人到大连考察投资，了解了姜维的影书社后，表示可以成本价提供一台19.8万元的彩色洗印机。
然而，这一天价难住了姜维。突然，与外商合资经营的想法从他脑子里跳了出来。说出他的想法后，港商立即同意了，大连市领导也十分重视。
但是，就在准备签合同时，政府忽然告诉他：不许再提合资的事了。
原来，政府工作人员查遍有关中央文件，也看了宪法和中外合资法，都不允许个人同外商合资。
面对困难，倔强的姜维不肯放弃，他决定到北京去“找政策”。
在当时，中国还没有身份证，要到各个部门，需手持县团级的介绍信才能登堂入室，而姜维什么都没有。
在北京奔波近3个月，无数次被拒之门外后，姜维毫不气馁，终于，有了转机。
一天，在一次活动中，姜维见到了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同志。之后不久，1984年5月，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任重在家中接见了姜维。
这次谈话近4个小时。谈完后，王任重说，要将这件事立即报告给胡耀邦同志，并写信给时任国家工商局局长的任仲林，要他接待姜维。
第二天，在国家工商局，任仲林和4位司局长同姜维一起谈话。
姜维着急地问：“个体户怎么样才能有法人资格？”
任仲林说：“那只有将个体户变成私营企业。”
姜维回答道：“那就变呗。”
任仲林严肃地说：“小同志，你知道吗，我们党在1957年向全世界宣布，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果就是取消了私营企业……你一句话，变了呗，怎么变，我可说不好。”
此时，又一位司长说：“姜维同志，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雇工问题”。根据当时的规定，雇工不能超过8个人，否则视为剥削。
姜维急了，说：“我不管，反正耀邦同志说我们是光彩的，我是共产党养大的，我不会剥削人，也不会当资本家”。
任仲林笑了，说：“小同志不要着急，正是耀邦同志的讲话，才给了我们来同你研究你提出的问题的勇气，如果你作为私营企业同港商合资办企业，那你就是资本家，不过你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现在任重同志这样关心你，相信党中央，相信耀邦同志吧。”
不久，姜维借住的友人家里，突然来了两个人。
一位是王任重的女儿王晓黎，另一位，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
当来人自我介绍后，姜维惊呆了。
一席交谈后，胡德平带着姜维写的材料，蹬着一辆旧自行车走了。
这一次，姜维很快就接到了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的通知，要他到中南海去参加研究成立公司一事。
参加会议的有全国人大、国家工商局、对外经济贸易部、海关部门等。
在此次会上，关于私营经济问题争论很激烈。
许多年后，姜维在深圳遇到了当年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李灏，李灏说：“姜维同志，你的事，耀邦同志没少费心。我们当时也有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可耀邦同志说，让他先试办一下嘛。就这样，你的公司才得到国务院的特例批准。”
1984年11月9日，时任中央经贸部副部长的魏玉明在办公室里向姜维宣布：“你要办的私营公司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同港商合资办公司了。”
接过特批文件，奔波了几个月的姜维激动万分，眼泪忍不住地流了出来。
第一个私营经济“准生证”的诞生，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新华社发了通稿，许多国家报纸也都报道此事并做了评论。
姜维创办的光彩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销声匿迹20多年的私营企业又重出现在印着国徽的文件上，姜维也将作为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经理载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册。
若干年后，身处北京，时任光彩中国实业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姜维，回首往事，仍激动地说：
我所接触的环境和人物都比较超前，正是那个环境和年代给予了我这些东西。
是啊，正如姜维所说，正是有了中央的解禁，正是有了那些意识超前，敢于突破的人们，中国的私营经济才在那种限制颇多的环境下，一步步发展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