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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中国涌现下海经商热潮

1984年前后,在整个中国,私营经济到处充满了悬念,也充满了风险和机遇。

那些胆大有经营头脑的人,已从这些信号中获得了足够多的暗示。

民众对经商的态度,开始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那些小商小贩及留洋打工、倒腾紧缺商品的人,开始过上悠闲、富裕的生活,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据《中国青年报》调查,那一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三名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最后三名则是科学家、医生、教师。

一时间,“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成为四处流传的顺口溜。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机关、学校、科研单位的人,离开了令人羡慕的工作,走上了商场,开始当时人们所说的“下海”。

一时间,在全国各地,下海、经商、挣钱,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渐渐地“投机倒把”这个词没人提了,“下海”成了人们常用的问候语,而“倒爷”则成为人们眼中体面的职业。

小倒爷们肩扛尼龙袋,在火车硬座的座位下,踡曲身体做着金钱的美梦;大倒爷们,凭着眩目背景,拿着一张张批条,靠赚取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

后来的商界精英,有一些便是1984年的第一批下海者。

当时,在中科院计算所干了13年研究工作的柳传志在不惑之年义无返顾地下海了。

柳传志生于1944年,1961至1967年,在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学习。

20世纪70年代初,他被调到中科院计算所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涌现下海潮时,柳传志在中科院干部局工作。

中国在经济初步放开之时,整个中国近乎全民性的躁动、迷惘、不知所措,很多下海的人驱动着一艘艘小舢板不明就里地下水了,这其中,竟然不乏后来的成功者。

柳传志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下海的,他“传奇”的起点因离谱反而显得平常无奇:中关村街上哗啦一下办起了一片公司,中科院计算所也有人出去办公司,或者给人打工、验收机器,一天收入三四十元。

在当时,中科院计算所一个月的奖金也就30多元,这对该所正常的科研冲击很大。

面对这种局面,计算所所长曾茂朝就想:能不能计算所自己办个公司,积累点钱,上缴给所里,解决所里的实际困难。

在考虑人选时,柳传志以往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使曾茂朝觉得他是最佳人选。

创业之前,柳传志在科学院计算所外部设备研究室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的研究。

而当时柳传志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呢?多年后,他回忆说:

虽然也连续得过好几个奖,但做完以后,却什么用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只是到最后,1980年,我们做了一个双密度磁带记录器,送到陕西省一个飞机试飞研究所,用了起来。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但就在这时候,我们开始接触国外的东西,发现自己所做的东西,和国外差得太远。这使得我坚决地想跳出来。

就这样,在机缘凑巧之下,40岁的柳传志终于下海了。11个人、20万元资金,尽管起点低,他还是先知先觉地意识到,立意高才可能制定出利于企业发展的长远战略。

1984年的中关村,11个人、20万元资金,柳传志起步阶段可谓窘迫。

更富于戏剧性的是这20万元,一个多月就被人骗走了14万元,这对他们的打击特别大。

创业之初,柳传志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街头寻找商机。他摆摊卖过电子表、旱冰鞋,批发过运动裤衩和电冰箱。他绝不会想到,这家小公司多年后将成为IT业知名度最高的民族品牌。

没有资金,柳传志只能替人家卖机器,在当时的情况下,柳传志也只有这种选择,但柳传志多了个心眼,琢磨用户的需求是什么?怎样的价格和服务才能更吸引用户?因为他相信,学会做贸易是实现高科技产业化的第一步。

为此,柳传志对员工们说:“不把贸易做通了,再好的产品你也不知道怎样卖;不把制造业搞精良了,再好的科研会被制造业的粗糙掩盖了。”

搞科研的人最怕做贸易,主要是这段苦他没吃过,一定要干下去,一定要对市场有个理解。会做贸易以后,看问题才会有穿透力。

经过几年的磨练,柳传志的“贸易”做得颇有声色。他们代理的ASTPC,一个月能卖好几百台。

就这样,打通了销售渠道以后,柳传志开始准备自己搞生产。

此时,柳传志就感到自己和很多员工都是计算机所的人,自己有这个能力做好生产。

但当时是计划经济,他的名叫“联想”的公司很小,国家不可能给他们生产批文。

面对这种情况,柳传志等人多次向有关部门解释,但怎么说都没用,因为潜在的能力没有人相信。

于是,柳传志就决定到海外试试,海外没有计划制约。

就这样,柳传志就把外向型和产业化并作一步跨了。计划确定以后,柳传志就急忙开始把计划付诸实施。

于是,柳传志和他的公司带着30万港币闯荡香江。

初来乍到,只能和在内地一样,先从做贸易开始,通过贸易积累资金,了解海外市场。

接着,柳传志的联想公司选择了板卡业务,然后打回国内。此举为联想PC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在以后的岁月里,柳传志带领联想在PC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以后的联想已经发展成为我国乃至世界上知名的大企业。

后来,柳在回忆自己的下海经历时,这样说道:

我挺值。我和科学院老同志比,他们今天还在那里做科研,他们什么享受都没有,而我生活条件在国内已经是一流了,做的事情又符合国家的需求,还需要什么呢?

是啊,柳传志的这段话也许正好反映了第一批下海者的心声。

第一批下海吃螃蟹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好运。后来被处决的资本枭雄沈太福,也是这一年下海的。他从科协辞职,办起了吉林省第一家个体科技开发咨询公司,每天骑着辆破自行车在街头巷尾刷广告。

后来,沈太福因创办北京长城机电公司辉煌一时,最终,他却因13.7亿元的“第一非法集资案”,葬送了性命。

下海是充满了风险,然而,在多年计划经济束缚下的人们却对它充满了兴趣。

就这样,一批接着一批的下海者加入到了这个充满生机的下海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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