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7日，对于王石来说，这一天是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标记。对于房地产业来说，这一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因为在这一天，作为铁路局工程五段技术员的王石要下海了。抱着想做点事的想法，他乘广深铁路抵达深圳。
在以后的岁月里，踏入商潮的王石给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王石，1951年1月生于广西柳州，兰州铁道学院给排水专业毕业。1977年，王石从兰州铁路学院排水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做技术员，当时他的工资是每月42元。
当他看到一个巨大的建设工地般的深圳，“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一股脑涌了上来，手心汗津津的”，他强烈地意识到这块尘土飞扬的土地孕育着巨大的机会。
一天，王石在去蛇口的路上，看见高高耸立着几个白铁皮金属罐，那里面储藏的全是玉米。
广东不产玉米啊，经打听，玉米来自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其中来自东北的玉米却不是直接从东北运来的，因为解决不了运输。
经过一番调研，王石了解到，只要能解决运输工具，运来的玉米不愁没人要。他找到广州海运局，对方回答只要有货源，随时开通。
于是，王石找到做玉米生意的正大康地，说他能解决运输，他可以组织来玉米，“你们要不要？”
“要！马上就可以签合同！”
于是，玉米生意开始了。
这家公司立即设立了一个“饲料贸易组”，由王石任组长，独立核算。
玉米到了，第一次30吨的玉米生意成交。
王石在自行车后座上夹了两个条纹塑料口袋，骑车到了养鸡公司收钱。
“我来收钱。”他向养鸡公司的袁经理扬了扬手中的编织袋。
“发票呢？”袁经理问。
发票是何物，王石不好意思问，但他立刻想到，无非就是收款证明一类的东西。
王石回到公司，对财务部的小张说，“给我开个收款证明！”
暨南大学财会大专班的毕业生不懂“收款证明”。
“你就写收到谁多少钱，特此证明。就行了。”
小张一边嘟噜着“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证明”，一边照办。还加盖了财务章。
王石再骑上自行车，后座还是放着编织袋又到了养鸡公司。
王石对袁经理说，“给，发票。”
袁经理笑得前俯后仰，一边咳嗽一边带王石“参观了发票的真面目”。
“他们要发票。”王石再次回到特发的财务室。
“早开好了，我还纳闷不开发票怎么能收到钱。”小张说。
王石又一次来到养鸡公司财务室，他彻底糊涂了：塑料袋仍然没有用上，却拿到两张一模一样的薄纸，即银行转账单。
公司财务室的小张告诉王石，这个转账单就是钱，如果对方账上有钱的话。
王石在这两来两往的经历中，深刻感受到业务知识的贫乏，尤其财务方面，更是个门外汉。
从那以后，他每天下班无论多晚，都要看两个小时财务书。还学着记账，跟财务的对照。
3个月以后，他阅读财务报表就没有障碍了。
就这样，三四个月之后，通过做玉米生意，他赚了40万元。
1983年8月，香港媒体的新闻报道说，鸡饲料中发现致癌物质。
一夜间，香港人不再吃鸡肉，改吃肉鸽，畅销玉米成了滞销货，王石只得以30吨玉米1.2万元的低价卖给鱼塘佬养鱼，相当于每吨400块。
整个一役下来，赔了110万，把白手起家赚的40万搭进去，还得负资产70万。
足足睡了24小时，王石起来打点行装，踏上北去的火车，再从广州搭上飞大连的航班。
找到大连粮油进出口公司，将所有1.5万吨玉米全收了，第二站天津，第三站青岛，把外贸库存的玉米全买下来，总共3万多吨。
此时王石已经濒临破产了，为什么还敢豪赌？这就是王石，他已经想好了，大不了失败了移民国外做个二等公民。
他不相信香港人今后永远不吃鸡，但什么时候开始吃，这是个问题。
如果玉米运到深圳，香港人还没有唤起吃鸡的热情，就会造成更大量的玉米积压；如果玉米到了深圳100天后香港人仍然固执地“以鸽代鸡”，那王石只有彻底认输了。
还差两天，7000吨的货船就要停靠蛇口赤湾码头了，这时香港报纸刊登了一条消息：之前的报道有误，饲料中不存在致癌物质！
这消息如同一场及时雨！
香港两家大饲料厂全向王石订货，这一次，他不仅弥补了赔掉的钱，还赚了300多万元。
王石来到赤湾港，站在一个高台上，看着万吨巨轮耸立眼前，载重翻斗车一辆辆向正大康地、远东驶去，掀起尘烟滚滚，他双手叉腰仰望天空，感觉天空是那么的蓝，云朵是那么的白。
他的玉米畅销时，从成本的角度考虑，超过200公里距离，通过铁路运输较划算，但特区内的饲料产品并没有纳入铁道部门的货运计划，要想利用铁路运送成品饲料只有申请计划外指标。
打听之后，王石了解到计划外指标很难申请到。
王石还了解到笋岗北站货运主任姓姚，抽烟，也得知了他的住处。
怎么同姚主任套近乎呢？他交代手下邓奕权买两条三五牌香烟给姚主任送去。
“烟放下，什么也不要说就回来。”王石交代道。
两个小时后，小伙计提着香烟回来了，“主任不收。”
“真没用，两条烟都送不出去！不会赚钱，还不会花钱？”
王石决定亲自出马。他骑自行车到了铁路宿舍，敲门进了屋，将两条烟放到了桌子上，动作却不大自然。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某种好处给对方送礼，这还是第一遭。
“要车皮的吧？”货运主任笑吟吟地问。
这种开门见山的询问，让王石反而不知该怎么回答。
“若说‘是’，突兀了点；若说‘不是’，我来干吗？”王石心想。
“能给批两个计划外车皮吗？”他终于还是说明了来意。
姚主任将两条烟递到他手上：“哪，烟你拿回去，明天你或小伙计直接去货运办公室找我。别说两个车皮，就是10个也批给你。”
王石愣住了。
“我早注意到你了，你不知道吧？在货场，常看到一个城市模样的年轻人同民工一起卸玉米，不像是犯错误的惩罚，也不像包工头。我觉得这位年轻人想干一番事业，很想帮忙。但我能帮什么呢？我搞货运的，能提供帮助的就是计划外车皮。没想到你还找上门来了。你知道计划外车皮的行情吗？”
“什么行情？”王石一头雾水。
主任伸出两个手指头：“一个车皮红包100元，两条烟只是行情的1/10。”
王石带着两条烟返回了东门招待所。躺在床上脑海里浮现着姚主任的那张笑脸，是嫌两条烟太少还是真想帮忙？他辗转反侧，一宿难眠。
第二天，王石顺利办下了两个计划外车皮指标。
通过这件事，王石悟出一个道理：在商业社会里，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是买不来尊重和荣誉的。想通了，也清楚了经营企业的底线：绝不行贿！
王石认为：
在不规范的市场环境中，这或许在短期内会遇到问题和麻烦。
但从长期来看，市场一旦公平化，大家都是处于同一条起跑线时，我们就处于一个很主动的地位。
此后不久，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沿袭了约40年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终止，这是中国房改最具突破性意义的一步。
随着国家修改法律，把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二字删去，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石，就此奠定。
那时开发房地产的门槛比很高，非建筑行业的企业要想进入房地产开发必须通过招投标，拿到土地才批给单项开发权。
当时，王石的万科公司参加了威登别墅地块的土地拍卖，以2000万的高价拍得这块地，买了一张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入场券。
按市场价，把附近的住宅楼买下来，拆掉再重新建的土地成本价都低于万科获得的这块土地的价格。
在王石代表公司上台签订土地转让协议时，深圳市规划局长刘佳胜望着他，劈头就是一句：“怎么出这么高的价格？简直是瞎胡闹。不管怎么说，还是祝贺你们。”
一度，万科团队的主流派视这张入场券为“烫手山芋”，建议毁约，“不执行同国土局签订的合同，大不了交些罚金，否则高地价的经营压力太大。”
但是，王石认为：不仅不能毁约，还要继续竞标拿第二块地。
一个月之后，天景地块推出，通过投标，万科再次夺得。深圳地产同行再也不敢轻视万科这只不怕虎的牛犊了。
万科绝不行贿的底线，最初让万科拿地非常困难，在深圳拿到的地是免税公司的半边工程，地基打下来，没有钱做了，万科接手后四六分成，再就是高价投标拿地，拿到的地都很偏，郊区较多，价格也高，是人家都不看好的那种。
地价很贵，怎么办？万科只有非常认真研究市场。经过认真研究，他们认为：高地价带来高建设成本，万科地产只有坚持“高来高走”的原则，即建高档房、高售价，才能有利润回报，使新拓展的房地产业继续下去，并使公司在房地产业务的支撑下开展其他业务。
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以建造高档次、高品位的物业，向社会奉献高尚的居住空间为己任，在高起点上树立万科地产的企业形象。
正是靠着这种敢于创先和诚信的精神，在以后的岁月里，王石带领万科不断创造出辉煌，王石也因此成了较早下海者中的佼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