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13日至20日，邓小平到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唐山、天津等地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
1979年1月，国家交通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的报告。
邓小平稍微停顿了一会，眼睛闪射出热烈而豪迈的目光：“可以划出一个地方来，叫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8年9月，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后，于9月13日，乘专列途经丹东回国。
邓小平没有直接返回北京，而是在9月13日至20日，到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唐山、天津等地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理论界将这些重要谈话与邓小平1992年春发表的南巡讲话相对应，称之为“北方谈话”。
有专家认为，邓小平1978年东北之行讲话是开辟新道路的先声，集中反映了他在历史转折前夕和邓小平理论形成之初的理论思考。
如果说南巡讲话是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那么，北方谈话则是邓小平理论的开篇之作。
北方谈话的思想背景，是同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掀起了旨在冲破“两个凡是”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支持并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北方谈话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其中最首要的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思想。
首先要解放思想。邓小平一到本溪，就提出了“首先要解放思想”的号召。
邓小平在长春讲话中指出：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
邓小平在沈阳又指出：
全党全国范围的问题，昨天在长春概括地讲了一下，中心讲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最后一站到天津，邓小平更进一步着重说道：
我走了几个地方，一再讲就是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要从实际出发。
可以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贯穿北方谈话的一条主线。也正是由于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主线，北方谈话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开了新思路，提供了新思想。
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这个经典定义说明了解放思想的本质，也说明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一致性。
在北方谈话中，他强调，“实事求是很不简单，不是一个小问题，所有的人开动脑筋，就有希望”。这就明确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主体不是少数领导干部，不是小众，而是“所有的人”，是广大干部和群众。
他还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一定要有苦干精神和科学态度。也就是说，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不仅重申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特别是，他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引申到、运用到党和人民的实践中，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党和人民摆脱迷信偏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思想武器。
邓小平在长春指出：
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此前，他曾指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此后，他又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北方谈话发表时，我国经济总体上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人民群众依然十分贫困。对此，邓小平忧心忡忡，十分焦虑。他的北方谈话，一个鲜明的主题，就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邓小平关于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思想，是与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深刻思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时指出：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
邓小平曾在同年6月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总要通过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来体现，这是最起码的标准，空头政治不行。”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他曾强调：
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他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构思，同样贯穿着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思想。
邓小平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判断社会主义根本标准，不仅在30年前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永恒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多次向沿途省市党政军负责人痛心地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他说：“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他把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看作是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大的政治。
他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生活的改善上”，今后，“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是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加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
在这里，邓小平实际上已经表达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邓小平强调发展生产力，还因为在他看来，生产力本身就具有革命性，而且，生产力方面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根本的革命。
他还进一步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这就深刻地揭示了生产力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最根本的革命性因素。
根据这一思想，他在日后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聚精会神搞建设”，并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
同时，他不仅注重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角度、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角度，来探索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途径；而且注重从生产力本身要素的角度，探索推进生产力质变的途径。他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关于“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思想，关于“采用先进管理方式”的思想等，都深入到生产力的内部，强调生产力要素的质变。
北方谈话作为开辟新道路的先声，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开篇之作，涉及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等历史转折时刻的重大问题，并孕育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提出了如何推进改革开放的一些具体举措。
邓小平在听取辽宁省委常委汇报时指出：
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也要给他这个权。
他强调：
凡是能够这样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肯定会大有好处。这是全国性的问题，也是思想问题，也是实际问题。
在本溪，邓小平强调了要“走出去”的思想。他提出：“现在就是要好好向世界先进经验学习，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应当看看人家是怎样搞的。”
他还强调了引进技术，资金、人才、设备、经营管理经验等“引进来”的思想。在鞍山，他强调：“改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
推进改革开放，必须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此，邓小平北方谈话的一个突出话题，就是按劳分配，破除平均主义，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
在哈尔滨，在鞍钢，邓小平强调要“真正做到按劳分配”。
在天津，他说：
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好的管理人员也应该待遇高一点，不合格的要刷下来，鼓励大家想办法。讲物质刺激，实际上就是要刺激。
同年9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国对外贸易今年又有新发展》的文章，更加表明了我国对开放的坚定信心。
与此同时，一批卓有远见的中国人开始把眼光投向国外。呼吁中国打开国门，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加速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
他在北方之行中亲手点燃了解放思想之火。
在过了4年之后，邓小平在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谈话中回忆中，对1978年9月的北方之行期间所发表的北方谈话作了历史的回顾和科学的总结。邓小平说：
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在开始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困。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困，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面貌大不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