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有商业企业是整个国有企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商业领域“霸主”，几乎占据了整个中国的商业领域。
在当时，国有商业企业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是各级行政的附属物，企业吃国家、职工吃企业“大锅饭”已经成为商业企业久病的病症所在，严重阻碍企业、职工生产积极性的发挥。
针对上述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国有商业企业实行调整和改革。其举措是：实行扩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
1981年，国有商业企业推出经营责任制。
根据不同商业企业，采取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如实行利润留成，超额分成和折账制分配制度等。
到1983年，全国商业企业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的门点达到10.3万个，占全部门点的56.6%。
对国有大中型商业企业实行经营责任制的同时，国家还对集体商业企业进行了调整和改革，恢复供销合作社的性质及其地位、任务、作用；改变经营方式、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多种形式经营责任制等。
通过对国有、集体商业企业的改革，使“两权”开始分离，企业活力有所增强，企业和职工的两个积极性有所发挥。
天津市蔬菜总公司，就是此次商业企业改革的一个成功典型。
1980年9月，原天津市蔬菜总公司副经理张士珍，就零售商业的贪污问题，给副总理姚依林同志写信，讲了自己的看法。
很快，姚依林就给张士珍回了信，姚依林在信中指出，要通过研究商业体制改革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商业企业的分权问题。
收到姚依林的信后，天津市领导很重视，由市区结合，进行三种办法的试点：一是由上缴利税改为交税；二是搞收支包干；三是搞超额利润提成。
在天津市领导的推动下，天津市蔬菜总公司进行了改革试点工作。
很快，天津市蔬菜总公司的改革就取得了成效，它调动了职工搞好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改善了服务态度，增加了收入。同时，职工中互相监督，贪污浪费情况也有很大好转。
在推动国有、集体商业企业发展的同时，允许个体经济进入商业领域，是这个时期商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成就。
在各类商业企业的带动下，各地的商业开始繁荣起来。曾经无比繁华的上海，在沉寂了多少年以后，在改革的春风里，又让人依稀看到了当年“大上海”的影子。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上海，传统的“生意经”搬了出来，一项项服务项目恢复起来。
这些“生意经”的恢复，一改过去供销社“脸难看”的局面，给上海的商业带来了繁荣。
“上门服务”率先恢复。如洗染店上门收送衣服，中药店代客煎药送药，菜场营业员给孤老、病残顾客送菜，理发员到床前给病人理发，五金店上门修锁、开锁，玻璃店下里弄配装门窗玻璃等等。
“拆整卖零”，花样繁多。“生意经”恢复后，上海市场上，有零卖、零剪、零拷和零配。袜子、手套可以配一只，缝衣针、纽扣可以买一枚。在有的油盐店，花一分钱可以买到一小包咖喱粉或者胡椒粉、五香粉、鲜辣粉。
“一卖多带”，越带越多。绒线店代打毛衣，医药店代量体温、血压，陶瓷店代客在瓷杯、瓷碗上烫金、凿字，煤炭店帮助居民修理煤炉。
在“生意经”恢复的同时，上海的很多行业都开始活跃起来，与老百姓紧密相关的水果行业就是一个例子。
在当时，为了使水果保质保鲜、快进快出，上海果品杂货公司在加强计划采购供应的同时，又在传统的水果集散地十六铺设立了一个交易市场，市区交通方便的地段又设了5个代理分行。
在这种情况下，一批水果店、待业青年开的商店和几百个个体有证摊贩，被批准进场，销售水果。
这些小商贩可以向直接携货来上海的果农、商贩采购水果。每到入冬，橘、柑、橙、柚等水果源源涌到上海，交易市场的橘柑价格一度跌到国营牌价之下。
在商业繁荣起来后，上海的夜市也开始活跃了起来。
当时，在夜市的带动下，上海全市12个区有70多家日夜服务商店，还有一批早晚服务商店。
而闹市区的淮海中路在开放周末夜市的基础上，有88家商店天天晚上营业到20时，而且行业配套，吃、穿、用齐全，顾客购买称便。
在上海商业不断发展过程中，随着职工收入水平提高，各类商品，尤其是高档商品开始畅销了起来。
有些商品如服装，款式流行快，淘汰也快。1981年冬年轻人爱穿滑雪衫，1982年却是羊皮、麂皮和仿皮的猎装、夹克衫风行了。
在商业日益发达起来后，上海的商业从业人员还开始了提高业务能力的学习。
例如，家用电器闯入人们生活领域后，家电销售火爆了起来，这就要求营业员懂得商品性能、使用方法，还要会操作示范，以指导消费。
面对新情况，新歌电视机商店的营业员经过训练，不仅熟悉各种牌号、规格的电视机，而且会拆会装。
顾客上门先到试看室，营业员边讲边帮挑选，并附赠简明易懂的说明书。
在买去电视机发生故障后，新歌电视机商店的人员还可以上门免费维修。
由于服务到家，信誉好，不少顾客慕名来到新歌电视机商店前来购物。
商业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推动了中国商业从传统的简单“卖产品”，向“卖产品、卖服务”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商业领域在初步解禁的情况下，获得了重大发展，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商业体制改革向更高的层次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