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以后，随着商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关于商业的放开已经成了大趋势。
以前，在计划经济时期，商业的从业人员都是让人羡慕的职业，营业员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
实施改革后，一些胆大的个人开始偷偷做起了小买卖，虽然赚到了一点钱，但他们的地位一直不高，而且经常遇到各种部门的打击。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各地在中央的号召下，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放开商业市场。
在山城重庆，打破封锁搞活流通改革，经历了一个从敞开城门、搞活流通，到国营零售商业实行经营、价格、用工、分配“四放开”试点的过程。
1984年，针对当时流通环节是国营商业一统天下，渠道不通，网点不足，人民群众衣、食、住、行、买难等问题，重庆市委、市政府从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入手，发展多种商业经济形式。
当时，重庆市首先放宽对集体和个体户申请登记营业的范围。
1984年，重庆市政府下达《关于城乡个体工商业管理办法规定》，新《规定》提出，“停薪留职”的机关、企事业职工均可从事个体经营。
为了提高工商部门为个体户办事的效率，《规定》提出，工商部门核发执照的时间不能超过20天。
同时，《规定》还提出，农村个体商贩可进城设店经营。这样以来，重庆市就改变了长期以来对集体和个体控制很严的状况，允许新开业的集体和个体户，从事工业品、城乡贩运、饮食服务、修理等经营活动。
经营的方式也是灵活的，可以单个经营，也可以合伙经营，可以零售，也可以经营批发，还可以零售批发兼营。
长期以来，和其他地方一样，重庆日用工业品的流通基本上是由国营商业统购包销。
在这种体制下，计划商品逐级分配，按一、二、三级批发和零售的层次调拨，固定供应区划，固定供应对象，固定倒扣作价方法。
这种统购包销方式既限制了人民的购买，也不利于商品的自由流动。
1984年下半年，重庆市进一步放开工商关系，工商企业之间的购销关系由过去的“统购、计划收购、订购、选购”，创造性地调整为：商业选购、工厂自销、提倡联合，发挥国营商业主渠道作用。
从此，重庆市的工业纷纷建立自销机构，以后逐步发展，除少数计划分配商品外，大部分商品都打破了按照一、二、三级批发层次供货的格局。
建立贸易市场，也是重庆搞活商品市场的一个重要举措。
从1984年初重庆建立工业品贸易中心，到1984底，全市共兴办各种贸易中心111家，其中工业品贸易中心25家，农副产品贸易中心75家，生产资料贸易中心11家。
贸易中心放开购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谁都可以来买，谁都可以来卖”。
同时，重庆的贸易市场还实行批量作价、协商作价，并为交易中心提供必要的服务。
为了进一步理顺价格，放开经营，扩大市场调节，1985年初，重庆市政府还决定，放宽农副产品购销政策，对牛、羊、禽蛋、水产品、干鲜水果全部放开经营。
同时，重庆还进一步扩大了粮、油、菜、猪的市场调节比重，由市场经营的粮油量相当于计划内经营量的四分之一。
接着，重庆市按照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1号文件精神，改革了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除少数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副产品统派购任务。
粮食、棉花、油脂油料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定购以外的粮棉油允许农民上市自销；生猪、蔬菜取消派购、自由交易。取消统派购以后，农产品不再受原来经营分工的限制，实行多渠道流通。
在放开农副产品购销的同时，重庆市还注重有步骤地放开农副产品价格，逐步理顺过去长期存在的价格与价值背离，价格不反映供求关系，解决部分主要商品购销倒挂、经营越多、亏损越大的不正常状态。
在全国要求对商业企业进行改革的情况下，重庆全市首先于1984年8月，在市中区5个饮食自然门点开展租赁经营。
到年底，全区有149个自然网点实行集体经营和租赁经营。
紧接着，重庆又在全市推开市中区搞活小企业的经验。
到1986年，全市划小放开的小企业已经有1204个，占重庆市小企业总数的73%。
在重庆市推动商业体制改革过程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四放开”，即经营放开、价格放开、用工放开、分配放开。
商业企业“四放开”改革，不仅是重庆市商业流通领域改革一次新的突破和深化，而且它对全国商业流通领域的改革，都具有较大的引导和指导意义，可以说是重庆商业流通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而“四放开”的提出还有一个过程。
改革之初，重庆商业遇到市场疲软、效益下降。出现这个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宏观紧缩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微观不活出现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商业流通主管部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当时酝酿的思路，一是调整结构；二是搞活分配，特别是研究了东欧剧变、苏联动荡的原因后，对搞活分配更加注意。
在这个时候，重庆巴县汇报了青木关供销社经营、价格、分配“三放开”试点情况。
对此，重庆商业流通主管部门觉得，青木关供销社这个尝试很有意义。
接着，重庆商业流通主管部门就专门组织人员，到沿海特区去考察。
通过考察，对如何发展重庆经济，重庆商业流通主管部门提出了8条建议，其中之一就是在商业零售企业进行“四放开”试点。
1991年1月，在全市财贸工作会上，有关部门正式提出在商业零售企业试行“四放开”。
“四放开”改革意见提出后，市委、市府、市人大十分重视，并得到市级各部门和区县的赞同。
在这种情况下，市财办下发了“四放开”的文件，选了“四放开”试点单位，开始了试点。
在试点过程中，中国商业部召开全国商业工作会议。在此次会上，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和商业部领导，了解了重庆“四放开”试点的情况。
当时，田纪云对重庆的“四放开”很感兴趣，并立即给予了肯定和支持。
在中央的支持下，《内参》15期介绍了重庆“四放开”的情况。
同时，中国商业部还专门派了一个由司长带队来重庆专门考察，并在重庆召开了“四放开”工作经验交流会，田纪云亲自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由此，“四放开”经验推向全国。在重庆“四放开”的带动下，全国各地都采取了给商业解禁的举措，这些举措包括对从业人员的限制、经营方式的限制、购货渠道的限制等等。
随着各地对商业发展的放开，各地商业开始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