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15日至23日，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00名。其中全国性学会、协会、研究会代表369人，地方科协代表1131人。
这次大会的任务是：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动员全国科技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茅以升致大会开幕词，周培源作题为《同心同德，鼓足干劲，为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奋斗》的工作报告。
大会通过了中国科协历史上的第一部章程，即《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章程》。大会还向全国科技工作者发出了《关于为四化建设开展建议活动的倡议书》。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接见了全体代表。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闭幕式的讲话中，提出动员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的三大措施。他说：
第一，建立一支能够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干的干部队伍；第二，大规模地培养中国科学技术的生力军和后备队，第三，全党都要充分支持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展宏图。
胡耀邦还谈到如何改善和加强党对科技工作领导的问题。他说：
科学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科学愈来愈迅速地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没有四个现代化。掌握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关系我们国家前途的根本问题。
1981年5月11日，增选扩大400人的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隆重举行，胡耀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出席开幕式。
在大会闭幕那天，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邀请全体学部委员到中南海做客。
在大家参观了中南海的一些景点后，在怀仁堂举行了座谈。胡耀邦在座谈会上说：
这次学部委员大会是把全国最优秀的、最有威望的科学泰斗组织了起来，成为一个新的强大的领导集团。
这意味着中国科学院的天空升起了一个巨大光芒的星团，将更好地照亮中国科学事业的前进道路，指引我国的科学大军披荆斩棘，满怀信心，向现代化的科学高峰前进。
胡耀邦向科学界提出两点希望，第一点，深入生产实际找任务。第二点，是希望用主人翁姿态工作。他说：“最近我看到有一副对联说，‘风声雨声不吱声了此一生；国事大事不问事平安无事’。我主张把它改一改，改成：‘风声雷声悲哀声枉此一生；险事难事天下事争当勇士’。”
1982年3月，数学家华罗庚给胡耀邦写了一封长信，谈了自己20多年来深入工厂、农村，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的亲身体会。
华罗庚深深感到，科学家要深入生产实际找课题，把科学理论与生产实际联合起来，很不容易，且有风险，如果领导上再不大力支持，就更是阻力重重。即使决心下了，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是只有如此做，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才有希望。他还在信中列举了自己在有生之年打算做的事情。
华罗庚这封信寄出10天，就接到胡耀邦的亲笔复信。胡耀邦用饱蘸浓墨的毛笔写了7页宣纸。他饱含深情地写道：
我们这些门外汉并不反对有些同志继续作纯理论性的研究，去探索还没有为人类认识的新领域、新原理。但我们更希望更多的同志投身到新技术新工艺攻关的行列中去，从而把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推向前进。
这封信充满了对科学家的深情，引申出了希望中国科学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共同建设四个现代化，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热情。
广大科研院所和科技工作积极探索科技改革，开创科技事业的美好未来。
1982年，株洲电子研究所没花国家一分钱，向银行贷款40万，研制成功了CMC80微型机，一上市便畅销全国。
按照所内改革规定，参加研制的5个科技人员共获得成果奖金3300元。
在科技体改探索过程中，株洲电子研究所依靠向工厂转让技术成果，获得了500多万元的经济收入。在自力更生办科研的过程中，该所为了鼓励科技人员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科技人员实行自行选题，费用包干，按科研成果经济效益大小发提成奖，对工人实行合同制，对行政干部实行岗位责任制。
电子所“对内实行课题承包责任制，对外实行有偿合同制，经费由国家事业费用开支改为经济自主”的做法，得到了当时省市领导的高度肯定。
《光明日报》、《湖南日报》等媒体都在一版显要位置予以报道，认为：
改事业费开支为有偿合同制，对于科技体制改革以及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发展战略方针都有重要意义。
此后，株洲市的开发性科研单位普遍推广了电子所的经验，实行干部聘用、人才流动、内部技术职称和奖金等办法。
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电子所的改革方向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其科技体制改革经验向全国推广。
1984年4月12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在株洲市召开科技体制改革现场会，表彰株洲市电子所的改革精神。
国家科委副主任赵东宛出席会议并宣布，国务院已批准国家科委和国家体改委提出的《关于开发研究单位由事业费开支改为有偿合同制的改革试点意见》。
由此，一场科技体制改革热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兴起。科技人员主体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成果更直接联系实际需求，摆脱了体制束缚，科学技术在全国经济浪潮中迎涛而立。
株洲电子所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一开始就深刻理解了中央的科技政策，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并走了科技改革的新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