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2日，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科技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方毅在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现在，改革科技体制人心所向，时机比较成熟。要搞好这场有历史意义的改革，避免发生不必要的社会波动，需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耐心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争取花几年时间，取得显著的成效。
方毅还说：
搞好这场改革，需要各级政府的精心指导，需要科技部门、计划部门、经济部门、教育部门的通力合作，需要基层单位的不懈努力。特别是需要充分依靠科技工作者的自觉行动。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为改革作出自己的贡献。
国务委员、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副组长宋平主持了开幕式。
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就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
在谈到科技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时，宋健说，科技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是紧密衔接的。它的任务是改革现行的管理体制，造成这样一种环境，使大部分研究机构，特别是那些与技术开发密切相关的研究单位产生面向经济的内在活力，自动地面向经济，重视经济效益，社会将给予为振兴经济而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以更多的尊敬和荣誉，科技人员的物质待遇也将和他们的贡献相联系。
宋健说，科技要面向经济，就需要开放技术市场。把技术流通的一切大门都打开，使科技从研究部门、高等院校源源不断地流向企业，流向农村，流向内地，带动企业的进步，推动农村乡镇企业的兴旺，促进内地和边远地区的开发。要改变过去长期存在的不重视市场人才的观念，培养一大批能够献身于开拓技术市场的科技人才。
宋健还在当天开幕式上强调，应当依靠大科技振兴大农业，他认为这是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根本出路。
在3月4日，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李绪鄂在会上，首次披露我国“八五”期间科技工作的设想。主要是有关“863”高技术研究计划、基础性研究的投入、农村科技工作、“火炬计划”、科技成果推广、科技促进社会发展、推动企业科技进步、科技经费投入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在3月5日，国务委员陈俊生代表国务院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科技兴农不是权宜之计，它是根据我国现实国情和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吸取国外成功的经验而确定的长远发展战略。他强调说，科技兴农要搞大合唱，要方方面面结合起来形成巨大的合力、凝聚力。这样将会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业的面貌。
在3月6日上午，在这次全国科技会议上，中央有关领导就科技体制改革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当天，方毅、余秋里、胡乔木、姚依林，郝建秀、宋平等，以及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的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
3月7日，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闭幕式。
胡耀邦、邓小平、彭真、邓颖超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闭幕式，会见了与会同志和首都科技界代表。
在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
去年，中央作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世界都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的创举。现在，中央还要作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你们这次会议为中央作出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了准备。
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中央有关领导在讲话说：
改革科技体制，目的就是要动员千军万马上山摘桃子。千军万马，是指整个科技界、知识界。上山，是指投入四化建设的洪流中去。摘桃子，是指把创造出来的科技成果应用于四化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
改革科技体制一定要牢记这个根本宗旨。当前最迫切的，是要把我们现有科技力量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使之对经济建设作出在现有条件下可能作出的最大贡献。
在改革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调动老年知识分子和中青年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时任国务院代总理的李鹏，在会议的闭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发挥科技优势为振兴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的讲话。他评价这次会议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大精神，加快和深化改革，推动科技全面进入经济，实现国民经济的技术进步，必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接着，他就如何加强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发挥科技优势，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为经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在这次会议上，凝聚着全国800多万科技工作者智慧的《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终于正式出台。
《决定》提出：
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转变科技工作运行机制、调整科学技术系统的组织结构，改革科技人员管理制度等。
这一阶段以改革研究机构的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为突破口，使科学技术机构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和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鼓励科技人员以多种方式创办、领办企业等。
在这些措施的引导下，科技界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经济建设主战场，以多种形式进入和长入经济。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
这个决定草案，我看是个好文件，这个文件的方向，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
在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之后，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
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彭真、邓颖超、薄一波等也在会上讲了话。
方毅主持了当天的会议。
乌兰夫、习仲勋、王震、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张廷发、胡乔木、姚依林、秦基伟、邓力群、谷牧、陈丕显、乔石、田纪云、吴学谦、宋平，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宋健、吕东、赵守一、何东昌、严东生、王兆国等出席了闭幕式。
这次会议，充分表现了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技体制的改革。
在全国科技大会后，国务院陆续作出《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
两大决定对转变科技工作运行机制、调整科学技术系统的组织结构、改革科技人员管理制度等作出了具体部署。
宋健亲身经历了这段时间，他后来回忆说：
1984年，我受命担任国家科委主任职务的时候，有些如履薄冰，“惶惶不可终日”。因为，有一个重大难题需要去破解，那就是寻找和开拓科技和经济结合的新路。
科技体制改革并不像今天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当时很多人尚不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深远意义，对中央提出的“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方针存有疑虑。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的方针，取得科技界、经济界对这一重大转变的理解和支持，做到既面向经济又能更快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提出新的发展目标，创造新的方法，开拓新的途径。
以改革研究机构的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为突破口，国家鼓励科技人员以多种方式创办、领办企业。这些政策促使科技界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经济建设的主战场。
全国科技大会召开后，全国迅速掀起了科技体制改革的高潮。
曾经率先进行科技改革探索的营口市大受鼓舞，1985年8月2日，营口市召开科技工作会议，传达了1985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讨论修改《中共营口市委、营口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若干规定》。
《规定》主要内容有：
在运行机制方面，改革科技经费拨款制度。逐年抵减事业经费，建立科技发展基金，对于重大科研和开发项目实行重点扶持。大力开发技术市场，要打破克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无偿转让技术成果的做法，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使科学技术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
营口市委、市政府积极促进与生产企业在组织结构上的联合。科研单位打破部门所有，面向社会，从“计划科研型”转变为“科研经营型”，逐步达到科研方向社会化、科研管理企业化、科研成果商品化，最终实现经济自主。
大力加强企业的技术吸引与开发能力和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能力的中间环节，促进研究机构、设计机构、企业之间的协作和联合，并使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合理的配置。
在人事制度方面，营口市委、市政府实行“双放”方针，即放活科研单位，放活科技人员，促使科技人员流动出现活跃的局面。让科技人员走出科研所大门，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社会、大搞技术承包、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开拓技术市场，把科研成果及时地转化为生产力。
市委副书记、市长许仕廉指出，全市的科技体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曾经显示过可以集中力量解决某些重大科技课题的优点，但是现在这种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四化建设的要求，这种体制的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科技与生产相脱节，其表现在国家对科研单位包得过多，统得过死，使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缺乏活力，因此长期以来科研单位基本上是供给制，靠国家拨款过日子，课题上面定，经费上面拨，成果交上级转让。
在组织上，是科研、设计、教育、生产部门相脱节，各自分割，缺乏横向联系。科研和生产之间本来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应当有横向的、经常的、多方面的千丝万缕的渠道。过死的体制，把它们之间直接联系的渠道堵塞了；在人事制度方面，科技人员由国家统包统配，部门所有，不能流动，影响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因此，许仕廉认为，为了更好地进行四化建设，科技体制非改不可。
进行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就要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促进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进而大大提高工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这就是营口市委、市政府进行科技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较早为全国科技体制改革探索了一条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