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22日，国家科委向国务院提出《关于抓一批短、平、快科技项目促进地方经济振兴的请示》，国家科委在请示中提出：
要求广大科技人员开发出一批针对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项目。这类项目的特点是科技成果商品周转期短，应用技术与农村现有水平相适应，取得经济效益快。
国家科委在《关于抓一批短、平、快科技项目促进地方经济振兴的请示》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个请示中提出的科技扶贫计划，因此被命名为“星火计划”。寓意为科技的星星之火，必将燃遍中国的农村大地。
“星火计划”的提出，与《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是1985年年初，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亲自领导了为中央起草《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工作，为全面落实“科技面向经济”、“经济依靠科技”的指导方针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与此同时，国家科委党组织根据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中规定的方针政策，对“七五”期间与科技政策有关的几个重大问题向国务院提出了建议。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科委经过反复考虑，提出了著名的“星火计划”。
“星火计划”是经中国政府批准实施的第一个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计划，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星火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支持一大批利用农村资源、投资少、见效快，先进适用的技术项目，建立一批科技先导型示范企业，引导乡镇企业健康发展，为农村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作出示范；
开发一批适用于农村、适用于乡镇企业的成套设备并组织批量生产；
培养一批农村技术、管理人才和农民企业家；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推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农村规模经济发展。
7月24日，国家科委发出关于安排第一批“星火计划”项目的通知。
与此同时，国家科委还制定出选择项目的原则和要求，计划与项目管理，可行性研究与经费等重要内容。
在《关于抓一批短、平、快科技项目促进地方经济振兴的请示》获国务院批准后，经费很快得到了落实。
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的领导都非常支持这一计划，虽然当时已过半年，但经费上仍给予优先，一路开“绿灯”。国家各部委更是积极，他们从当时掌管的少量的经费中挤出几千万元人民币和几百万美元支持第一、第二批“星火计划”项目。
国家科委副主任杨浚、吴明瑜等领导亲自出面组织这一计划的实施。
8月20日，第一批28个项目经审查批准正式下达。
8月21日，国家科委发出《关于执行‘星火计划’程序暂行规定的通知》。
10月10日，正值菊花盛开的金秋时节，全国第一次“星火计划”工作会议在江苏扬州举行。
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亲自主持这次会议。全国除台湾外，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国务院28个部门的科技部门负责同志、两所高等院校、国家科委驻外人员及新闻界代表共160多人出席了会议。
杨浚受国家科委党组委托，代表国家科委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阐述了制定“星火计划”的目的和意义，分析了乡镇企业、中小企业的优势和劣势，指出乡镇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星火计划”不是单纯搞几个项目，而是通过安排一批有代表性和有影响的项目，起到示范作用，培养人才作用，进而在大范围应用推广。逐渐达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这是当前农业发展所必需，乡镇企业、中小企业生存所必需，也是振兴地方经济所必需的。
吴明瑜在大会上针对社会上当时有些同志对“星火计划”认识不清，对乡镇企业有不同看法，谈了他对“星火计划”的几点认识。
宋健在会上作了《埋头苦干，为振兴经济而奋斗》的报告。
把现代化生产方式引入农牧渔业生产，提高产量，满足人民的需要，这在当时是一件带有重要政治意义的迫切任务。
“星火计划”是科技界为落实“面向”、“依靠”方针所执行的第一个全国性计划。
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制以后，农民起早贪黑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拼命干，但劳动生产率依然很低。农民想致富，但怎样才能更快地富起来呢？
当时，杨浚是国家科委副主任，这个重大的历史命题，日日夜夜牵挂着他的心。
这时，国家科委在河北省召开一个山区工作会议。杨浚分管这一摊工作，他和国家科委在太行山搞试点的攻关局副局长奚惠达一起前往河北参加这个会。
会前，杨浚和奚惠达深入到太行山区去实地考察。他们来到河北农业大学养兔的试验点。农业大学的老师向他们介绍说，原来农民养兔，就是在地上打个洞。兔子身上有一种寄生虫，传上了就会患球虫病。这种寄生虫是通过粪便传染的，由于兔子把粪便拉在地上，这种寄生虫很容易就传开，兔子便接二连三地死去。因此，养兔在这里很难推广开，也难以致富。
这个农业大学的老师说：“我们只推广了一项技术，就是给兔子搭个简易的小屋，让兔子住在格子板上，粪便通过格子漏下去，兔子接触不上粪便，就传不上寄生虫，也就不会得球虫病，兔子就能一窝窝顺利地繁殖。”
杨浚听了非常高兴。他一户户到农民家中去看，与农民交谈。农民告诉他，养兔子成本低，繁殖快，一公一母，3个月下一窝，一窝10多只，不用买饲料，就吃点槐树叶和草，一年可以挣几百元。
杨浚还上山去考察了饲料资源，只见洋槐树满山都是，树叶随手可摘。农业大学的老师告诉他，洋槐树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是很好的饲料。
“资源加技术就是财富啊！”杨浚感慨万端。
接着，杨浚又来到河北农大推广修剪果树的试验点，只见满山遍野都是枣树、柿树。板栗树原来要10年左右才挂果，这里经过修剪的板栗树才3年就已经挂果了。
农业大学的老师告诉他，太行山果树资源很丰富，但农民不懂科学，从来不修剪。他们来推广剪枝，开始农民不信，有些农民怕把他的树剪坏了，专门挂上块牌子：“此树不剪”。可是，第二年，看见修剪的果树结得特别好，这些农民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他们都抢着让农业大学的老师为他们的果树剪枝。
杨浚听着高兴地笑了。
在山区工作会议上，杨浚又和大家进一步研讨山区技术开发中的问题。
1983年12月15日，杨浚给万里、方毅副总理写了《关于科技进山，振兴山区的报告》。杨浚的这份报告受到国务院的重视。
1985年元旦，国家科委的一些领导没有休假。他们正在科委主任宋健的办公室开党组会议。
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1号文件指出：
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国家科委实施“星火计划”。
“把科技的恩惠撒向农村”，这句话成了“星火计划”的指导思想。
全国第一次“星火计划”工作会议结束以后，国家科委立即起草关于实施“星火计划”的报告。
1985年11月18日，宋健、杨浚写信给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将国家科委关于实施“星火计划”的几个报告及有关材料一并送上，恳请得到万里指示。
1985年11月20日，万里就“星火计划”召见宋健、杨浚时，深有感触地说：
“我看了你们的报告，完全同意。我已批给田纪云同志了，请他办。农村、乡镇需要科学技术太迫切了。现在吸收科学技术积极性最大的是在农村。那里人们迫切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产品，摆脱贫困以致富。但是，缺少知识，没有技术，没有人才。”
1986年，中央把“星火计划”写入中共中央1号文件，决定在全国实施。杨浚被任命为实施“星火计划”的负责人。
杨浚这个“星火司令”一上任，立刻从国家科委10多个部门里，调兵遣将组成了“司令部”，即后来的“星火计划”办公室。在“司令部”的指挥下，科技星火便在全国点燃了。
杨浚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组织人马，兵分几路，到各省、市、到基层去调查研究。他自己亲自到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福建……深入调查研究，几乎走遍了祖国大地。他一边调查，一边指导基层实施，一边吸取群众中好的经验。
杨浚是一个不辞辛劳，不知疲倦的领导者。到基层去调查研究，无论刮风、下雨、下冰雹，都挡不住他；年轻人都累得吃不消了，他照样干劲冲天地在工作。
1986年3月，杨浚从安徽调研结束，坐汽车赶到浙江常山时，已是晚上21时多，他不顾休息，也不顾吃饭，边吃点心边听汇报，连夜还到常山食用菌研究所去看项目。深夜23时多，他又马不停蹄赶路到巨县考察。
在山东临沂考察时，当晚又是风又是雨，县科委主任一再劝阻，他坚持上路，半夜24时多才赶到枣庄。
1986年5月，杨浚带领一行人来到山西，接待他的山西省科委副主任仲济学以为，在太原市给他汇报一下，然后请他到五台山玩玩就完事了。没想到，杨浚不去五台山游玩，一定要到星火点去亲自看，他要亲耳听，亲自作实地考察。仲济学只好陪着他一个县一个县、一个点一个点、一家一户地仔细考察。
汽车来到广灵县的麻地沟，山路太崎岖，汽车开不进去。
仲济学陪着杨浚在山路上艰难地行走，他们爬了半个多钟头的山路才进了麻地沟。一进村，杨浚不歇也不坐，就直奔水井。他在井边看了半天，问道：“这井怎么这么深？水够不够吃？”
老乡告诉杨浚，井里的水很少，一掏就干了，全村人轮着打水吃，只够做饭，连洗碗的水都没有。杨浚听了非常难过。
杨浚跑得又干又渴，老乡倒了一碗水给他。因为没有水洗碗，盛水的碗很脏。
仲济学看见老乡拿出一块布擦碗，那布又脏又黑，仲济学不禁开始担心，这样黑的擦碗布，这水，杨副主任能喝吗？没想到，杨浚接过来就喝了。
杨浚充满感情地地对仲济学说：“要集中力量，先帮老乡解决吃水问题。不要以为与科技无关、与星火无关就不管。科技是靠人来搞的，首先得解决人的生存问题。”
在麻地沟，杨浚亲自到地里看，直接和老乡交谈，了解到这里非常贫困。他对仲济学说：“咱们科委要用星火科技，给群众雪中送炭，首先帮助农民摆脱贫困。”
这次，杨浚从太原直走到大同，看完了山西的北半部。这一年9月间，杨浚又来到山西，从太原直走到陕西边境，看遍了山西南半部。
杨浚在祁县看了窑洞苹果保鲜项目，认为这个项目可以加大力度。山西省科委对这个项目加大了投资，果然，这个项目成了县里支柱产业，又成了全国星火项目。
杨浚在洪洞县看了甲鱼养殖项目后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保健食品要受到欢迎，甲鱼身价也会很快提高。”
山西省科委按杨浚的意见推广了这个星火项目，太原以南都搞了甲鱼养殖。很快，甲鱼身价百倍，远销香港，出口国外。杨浚的话被实践证实了。
杨浚一边考察，一边结合实际项目和仲济学交谈着。他对仲济学说，不要搞科技含量不高的项目，要搞先进适用技术，要结合本地的资源，形成商品优势，才能收到明显的效益。老百姓看不到明显的效益，是不会干的。
山西省科委根据杨浚实地考察的意见，将省里的星火项目重新作了调整。由于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星火计划”一出台，对计划目标、规模、步骤、方法就都制定的比较切合实际。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杨浚又和大家一起规定了10条选择、使用、开发新技术的原则。
这些规定，都是针对在“星火计划”实施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调查得深入，抓得准，保证了“星火计划”一开始便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在“星火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杨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2月2日，国家科委由宋健亲自签发向国务院呈报《关于实施“星火计划”的请示》。
1986年1月1日，“星火计划”正式写入1986年中央1号文件。至此，“星火”计划在中央1号文件精神的号召下，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展开，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兴趣和关注。
实施“星火计划”第二年，各地报上来的项目一下翻了好几倍，靠国家拨款和匹配投资都不行了。开发项目没有资金。钱，钱从哪里来？
“钱从哪里来？来钱的渠道多得很。”杨浚总是这样对大家说。
在一次大会上，杨浚列举了10多个渠道的钱可以利用。他说：“‘星火计划’要长期坚持下去，就要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不能躺在国家身上光靠国家喂养。仅仅依靠国家拨款总是有限的，应该着眼于从多方面获得支持，其中，主要是金融单位的支持。”
杨浚主张，以贷款为主，自筹为主，集资为主，国家适当引导的原则。
“星火计划”一上马，在资金问题上，便提出匹配投资，即由国家出三分之一，地方出三分之一，实施项目的企业、事业出三分之一。杨浚认为，这三个三分之一，不仅可以使国家以少量的投资办更多的事，而且可以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这是改革机制、市场机制。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是成功的。后来其他科技开发计划都仿效这个办法。
贷款，把“星火计划”推上了市场经济的管理水平。星火项目还款都非常好。后来，银行对星火项目非常支持。农业银行不仅将人民银行分给“星火”的这块规模贷给“星火”，而且将农业银行其他的规模也切一部分贷给星火项目。
“星火计划”开创了科技与金融结合的先河。杨浚还提出在国家、省、地、市、县建立四级星火发展基金。后来的实践证明，凡是建立了星火发展基金的地方，“星火计划”实施得都比较好。
“星火计划”不仅使用国内银行的贷款，还使用了世界银行的贷款。
在国家科委党组织的领导下，宋健、杨浚等做了很大努力，终于争取到世界银行给“星火计划”贷款1.143亿美元，开创了世界银行给科技项目贷款的先河。
后来，国家科委用世界银行的这些贷款，支持了108个星火工业项目，4个先进的星火人才培训基地，3个省、市科技信息系统及国家、省、市“星火计划”管理信息系统。
从1985年在扬州召开第一次全国星火工作会议开始，紧接着，1986年开成都会议，1988年开广州会议，1989年开兰州会议，1990年开潍坊、绍兴会议，1994年开德阳会议。一次会议留下一个里程碑，一次会议跨上一个新台阶。
在国家科委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科委和广大的“星火”战士，使“星火计划”取得了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效果。
1987年，为鼓励实施“星火计划”，促进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和广大农村科学技术进步，振兴地方经济，国家设立星火奖。
国家星火奖包括星火科技奖、星火人才培训奖、星火管理奖、星火优秀青年奖和星火示范企业奖。
星火奖每年评定一次，主要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奖励形式、奖金金额由评审机构确定。
袁隆平是“星火计划”的杰出代表。
早在1986年，袁隆平就在其论文《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中提出将杂交稻的育种从选育方法上分为三系法、两系法和一系法三个发展阶段，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至简且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
从杂种优势水平的利用上分为品种间、亚种间和远缘杂种优势的利用三个发展阶段，即优势利用朝着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
根据这一设想，杂交水稻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是一次新突破，都将把水稻产量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袁隆平提出的杂交育种新设想，得到了国内外科学家一致公认，被科学家们称为“袁隆平思路”、“袁氏设想”，国外有的科学家认为，“袁隆平思路”是水稻史上跨世纪的伟大构想。
根据袁隆平的新设想，就是要在“三系法”的基础上，推出“二系法亚种间杂交水稻”，袁隆平这样描述它诱人的前景：理论上可比现有杂交稻的产量高30%以上，米质可超过世界上最优良的品种。
袁隆平将自己的设想上报以后，获得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从这以后，袁隆平协调和率领全国22个协作单位、数百名科研人员，围绕这一课题，开始了杂交水稻的新长征。
每年，袁隆平去海南岛，顶着烈日，亲自到田间考察和进行技术指导。他还赴英国、美国、印度等地讲课和实地考察。
袁隆平有胃病，发作起来，满额头冒汗，却从不吱声。他又黑又瘦却自己调侃：我是铁骨人，长不胖的。当袁隆平的手和农民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是分不清科学家和农民手的区别的，一样厚的茧皮，一样的黑。有的农民见了袁隆平，还这样说：袁教授，你咋晒得比我们还黑呢。
在袁隆平战略设想的指引下，各路诸侯纷纷报捷，喜讯频传。全国试种50余万亩“袁氏法”杂交水稻，均增产10%左右。
袁隆平被国际上称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
1989年，全国著名育种专家李登海主持的“玉米良种选育及其推广”科研项目荣获国家星火奖一等奖。
随着登海种业在中小板的上市，李登海这位与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并称为“南袁北李”，被誉为“杂交玉米之父”，第一次被资本市场衡量出身价，并以超过11亿的纸上财富，超过袁隆平。
从1972年起，李登海一直进行紧凑型玉米杂交种的育种研究。他先后选育玉米高产新品种30多个，6次开创和刷新了我国夏玉米的高产纪录，这些新品种获得了大面积的推广，最多时推广种植面积占到全国玉米总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其中“掖单13号”年推广面积曾超过3000万亩。
李登海先后有10项科研成果获省级以上奖励。其中，1989年，“玉米良种选育及其推广”获国家星火科技一等奖。
李登海的人生与玉米是不可分割的，他研制出来的杂交玉米品种让玉米的产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同时，玉米也成就了李登海人生的辉煌。
1985年4月，李登海创办起我国第一个集科研、生产、推广、经营于一体的农业民办科研单位，即莱州市玉米研究所。
李登海经过20多年的攻关探索，先后5次开创和刷新了我国夏玉米的高产纪录。同时开创了小麦、玉米一年两季亩产1576公斤的世界粮食单产最高纪录，他在我国率先确立了紧凑型玉米育种的方向，开创了我国玉米生产上应用紧凑型玉米杂交种的新时代。
李登海先后选育出16个在我国玉米育种上被广泛应用的具有株型紧凑、抗病、抗倒、高配合力等突出优点的骨干自交系，特别是选育出被誉为是我国选育亩产900公斤产量水平的新品种基础自交系478，被我国玉米育种科研单位广泛地利用，先后育成了22个掖单系列玉米杂交种及一大批紧凑型玉米新组合。
从1996年开始，年推广面积达1.3亿亩，每年为国家增产粮食100亿公斤以上，社会效益100亿元以上。
其中，掖单13号创造了全国春玉米亩产的最高纪录和世界夏玉米最高纪录。掖单12号从1988年开始出口创汇，成为我国唯一连续6年打入国际市场的玉米良种。
同时，中早熟、抗病、高产夏玉米新品种登海1号在日本雄本的评比试验中，超过其他几个国家种子公司的品种；中晚熟、紧凑、大穗型玉米杂交种掖单22号是目前我国春夏玉米区的高产型玉米新品种。
李登海的成功绝非偶然，他对玉米研究到了痴迷程度，天天都在与时间赛跑。为了延长玉米育种事业的生命周期，一年当两年用，从1977年开始，他每年的夏季都在山东育种，每年的冬季再到海南育种，至今已不间断地在海南呆了28个冬天，也在海南度过了28个春节。
在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天涯海角，为了事业，连续在外度过28个春节，在中国，只有李登海一人能做到。
李登海是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每每说到春节时不能膝下尽孝、妻儿不能团聚，就黯然神伤。但为了中国的玉米事业，他以前是以后依然会冲出亲情的包围，毫不迟疑地奔向海南。只是到了每年的大年三十晚上，李登海才会真情流露。他率领远离家乡的育种人，面向北方，高举酒杯，高唱着《三百六十五里路》，祝福亲人平安幸福、吉祥如意，祝福家乡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当时的李登海已功成名就，但他依然保持着农民的本色和科学家的勤奋。只要是不出席较为隆重的场合，他都是一身工装，一双黄胶鞋，风来雨去，顶着烈日，拱在玉米地里，专心搞育种。每天早上五、六点钟，李登海都会去玉米地里看一看，摸一摸，想一想，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忙碌一天后，晚上22时多钟，打着手电再到玉米地里转一圈，听听玉米说话，听听玉米唱歌。应该说，这是李登海一天里心情最愉快的时候，因为玉米的欢笑，他的心也在欢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