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7月5日，在首都北京，国家科委召开党组会议，研究在振兴和发展农村经济的短平快计划，即“星火”计划的同时，还提出了包括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内的高新技术发展设想。
宋健明确提出：
高技术比短平快更重要，一定要抓好，要搞出个抓高技术的战略。
这样，为了实现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战略方针，国家科委设想要制定几个科学技术发展计划，也就是后来的“星火”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丰收”计划等等。
“863”计划、“火炬”计划都是20世纪80年代，由邓小平同志倡导，与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同时制定实施的。但这两个计划又具有不同的特点。
“863”计划主要是一项高新科技计划，是应对如美国“星球大战”计划那样的向高新科技挑战而产生的；“火炬”计划则是科技工作转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重要内容，是科技发展的战略决策。
1986年3月3日，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通过非正常渠道呈送到邓小平面前。同时上面还附着一封措辞简短的信。上面署着王大珩等4位科学家的名字。
邓小平快速地看了这份建议。在建议中，4位科学家认为：
对国外的高技术竞争浪潮绝对不能置之不理，应当根据国情选择有限的目标，积极跟踪研究，并尽可能在某些方面得到领先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与国外科学界进行对等的交流。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应该特别珍惜经多年培养出来的高科技人才，不要轻易散掉或改行。
仅仅两天后的3月5日，邓小平就作出了批示：
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1986年3月8日，即邓小平批示后的第三天，国务院便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王大珩等4位科学家的建议信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议最后决定，由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和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负责组织论证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具体事宜。
接着，国务委员张劲夫邀请4位科学家就信中所提到的有关问题专门做了一次交谈。张劲夫详细听取了4位科学家的意见后，问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个计划你们预算过没有，大体需要多少钱？”
4位科学家相互看了看，谁都没有先作回答，显得既敏感又迟疑。别看4位科学家谈起科学问题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但穷惯了也节省惯了的4位科学家一旦真要说起钱来，便一下显得难于启齿、不好意思了。
再说，科研经费是个很难说的数字，说少了，高科技很难搞起来；说多了，说了也等于白说，不但得不到所要的经费，反而连计划也可能告吹。
“说吧，没关系。”张劲夫当然知道4位科学家的心理，便鼓励说：“你们说个基本的数字出来，我好向国务院领导汇报。下一步作经费预算时，也好有个底。”
1986年4月，全国200多名科学家云集北京，讨论研究《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从1986年3月到8月，国务院先后召开了7次会议，组织专家讨论制定《纲要》。
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又用了近半年的时间，组织了124位各个领域的专家，分成12个小组，对《纲要》进行了反复的探讨和论证，最终才形成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
《纲要》从世界高技术发展趋势和中国的需要和实际可能出发，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共选入了7个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这7个领域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材料技术。
当时，计划的具体事宜由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工委组织。当时，宋健、吴明瑜分别任国家科委主任、副主任。吴明瑜跟宋健提出，如果制定“863”计划，那涉及计划的基本方针是什么？因为写信的4位科学家都在国防系统，着重从国防角度发展，但国家在当时已经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该以哪个为重点？
吴明瑜就计划提出了“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建议。他们的意见得到了邓小平的赞成。
1986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这个《纲要》，邓小平批示说：
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
1986年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纲要，并决定拨款100亿。这大大出乎了4位科学家的预料，他们认为当时国家还处于困难时期，而他们提的建议主要是在国防科技上，估计能花几个亿就不错了。
经过充分的论证，我国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终于制定出来。纲要选择了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等7个技术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开始了高技术的攀登。
198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的通知。
通知中指出，中央认为，当代世界的新技术革命，将对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产产生重大影响。这个计划纲要是经过各方面专家反复论证后制定的，符合当前改革、开放的方针，与我国国情也比较相适应。只要精心组织实施，纲要中的任务，有可能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顺利完成。
《纲要》提出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等7个领域中15个主题项目，作为我国今后发展高技术的重点。
纲要希望通过15年的努力，力争达到下列目标：
1、在几个最重要高技术领域，跟踪国际水平，缩小同国外的差距，并力争在我们有优势的领域有所突破，为本世纪末特别是下世纪初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创造条件；
2、培养新一代高水平的科技人才；
3、通过伞型辐射，带动相关方面的科学技术进步；
4、为下世纪初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奠定比较先进的技术基础，并为高技术本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5、把阶段性研究成果同其他推广应用计划密切衔接，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发挥经济效益。
中国的宏伟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就这样坚定地开始实施了。国务院关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通知的正式发出，标志着我国的“863”计划进入实施阶段。也标志着科学家们对中国高新科技发展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
中央对“863”计划的批准公布实施，至此，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诸于世。
1987年2月，由国家科委开始组织实施。这个计划根据王大珩等人提出的建议，采取了制定有限项目实行重点突破的方针，重点选择那些对国力影响大的战略性项目，强调项目的预研先导性、储备性和带动性，并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实行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原则。
这是一个跟踪国际水平、缩小国内外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在有优势的高技术领域创新、解决国民经济急需重大科技问题的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
由于这个计划建议的提出和邓小平的批示都是在1986年3月进行的，故命名为“863”计划。这个由科学家和政治家联手推出的名字“863”一下子就叫响了。
这就是举世瞩目的“863”计划。后来，当王大珩谈及包括自己在内的4位科学家对“863”计划起到的作用时，他这样说：
我们几个人顶多是起了些催化剂的作用，或者说是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
宋健在《两弹一星元勋传》中这样评价这4位科学家，他写道：
这个催化剂能否正确地发挥作用，关键取决于作用者是否具有敏锐的目光和胆识。
但一个计划不仅仅是在它被制定出来，或者发布出去就算完成了。它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在实施中得到补充完善。
王大珩说：
“863”作为一个计划，它是在不断探索中不断加以完善的，是在滚动中得到发展的。比如起初我们对海洋领域就没有充分考虑，后来根据世界高新技术的发展趋势，就把它及时地加进去了；比如通讯，我们当初意想不到它在过后的几年会发展的那么迅猛，后5年我们的决策部门审时度势添加了这一项，现在我国通讯领域的高技术研究和产业化业绩令世人瞩目；航空过去一直游离于高技术研究与发展领域，现在大家达成了共识，航空在我国应有的高技术地位也得到了确立。现在，“863”计划已经和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对接起来了，相信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挥出不可估量的深远作用。
在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深入人心的形势下，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的实施得到了不断深入。经过“七五”入轨，“八五”攻坚，“九五”拼搏，“863”计划的预期目标于2000年基本完成。
从此，“863”计划作为我国高科技的一面旗帜，引领着中国科技发展的脚步。
1988年邓小平指出：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制定实施高科技发展计划，下个世纪将是高科技的世纪。
任何时候，中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高科技的发展和成就，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能力，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现代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也不能不参与。我们不仅要搞加速器，还要参与其他高科技领域的发展。
各种科技规划出台，是与邓小平不断的思想探索分不开的。邓小平的一系列思想为中国的高新科技发展及其产业化指明了道路，指导了“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863计划”是国家发展高技术指令性计划，是靠政府拨款的，但高技术成果还没有实现商品化、产业化。
1988年5月，国务院在总结“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经验的基础上，正式批准建立北京市高新技术开发试验区，并施行18条优惠政策。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实践，突破了几十年来人们思想观念中的习惯与禁锢，让人们初次领略了高新技术的真正价值和在中国实现高新技术向产业化转移的可能。这样，创造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高技术的道路，为“火炬”计划的实施开辟了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