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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业：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
张学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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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好了。你即刻派人查勘，有资料就直接给我写信，不一定等到系统成熟了才告诉我。”
周恩来指出：“第一，确保质量。第二，要妥善安排移民。第三，设计由长办负责，施工由湖北省政府负责，省长张体学亲自挂帅。”
邓小平说：“我建议由国务院召开一次三峡专业会议。我听了汇报有些看法。三峡问题要考虑。”
1953年2月10日到22日，毛泽东乘坐“长江”舰在“洛阳”舰的护卫下，从武汉往南京。
三天三夜，林一山一直陪同左右。
林一山是位老干部，解放东北时任辽南省委书记，1954年时担任长江治理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水利水电研究和江河治理工作，在治理黄河、淮河问题上，均有独到的见解。
船刚开出，毛泽东就派人叫林一山。
林一山匆忙夹上一本《申报》地图赶来。
毛泽东打开地图，用红铅笔指点着，单刀直入地问：“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
林一山说：“可以。”
毛泽东接着问：“这个问题你研究过没有？”
林一山老实回答：“没有。”
毛泽东问：“为什么？”
林一山说：“我不敢那么想。”
接着，毛泽东的铅笔指向西北高原，指向腊子口，又指到白龙江、略阳、西汉水，问道：“从嘉陵江的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
林一山回答说从这两条江向北引水不行，并分析了理由：“秦岭以南的水，由西北向东南注入四川盆地。越往下，水越大，但地势越低。秦岭太高太大，打洞过不去呀，既不经济，又不可能。上游工程量小，但水也小不划算。嘉陵江的道理也和白龙江一样。”
毛泽东点点头，大口地抽烟，一时二楼卧舱里烟雾弥漫。
停了片刻，毛泽东继续在江河之间寻觅着新的突破点。他指着自己比较熟悉的一条河流又问：“引汉水行不行？”
林一山说：“有希望。”
毛泽东眼眼里射出了光芒，他问：“说说其中的道理。”
林一山说：“汉江与黄河、渭河平行，中间只隔着秦岭和伏牛山，越往东，山越小地势越低，水量却越大，引水工程也就越小。”
毛泽东听得有些振奋，他扔掉手中的烟蒂，在陕西汉中以下的一小峡谷上面画了一道杠，问道：“这里修个坝行不行？”
林一山回答：“可以，但是水量很小。”
毛泽东又在安康以下画一条杠问：“这里呢？”
林一山看了看说：“也不太好。”
毛泽东一贯听得太多的是“很好”和“英明”、“正确”，而今天，他对说了太多的“不”的林一山却越来越感兴趣了。
毛泽东把红杠点到湖北均县问道：“这里行不行？”
林一山回答得很勉强：“这里还可以。”
毛泽东又指向了丹江口：“这里行不行。”
林一山说：“这里可能最好。”
毛泽东接着问：“为什么最好？”
林一山分析说：“这里是汉江中游，又是丹江的汇合口，水量充足，而且引水不用打洞，又在巴山脚下，保持着较理想的高度。这里我们作过规划，但是没有考虑南水北调的问题。”
毛泽东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的机会，他又指着丹江口以下问：“再往下呢？”
林一山说：“那可不行了。再往下游，河水变宽，汉水进入南阳、襄阳平原，没有高山，失去了建坝的条件。”
毛泽东从地图上直起腰来，对林一山说：“好了。你即刻派人查勘，有资料就直接给我写信，不一定等到系统成熟了才告诉我。”
随后，指示林一山立即组织查勘，一有资料就汇报上来。
在第二次汇报中，毛泽东问林一山：“怎样才能解决长江洪水的灾害呢？你有什么设想？怎样才能除害兴利？”
林一山展开了《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指着图上大大小小计划中的水库，汇报长江防洪设想。他说：“要在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拦洪蓄水，综合利用，解除水害……”
长长的汇报完了，毛泽东左手插在腰间，沉吟片刻，右手提笔在图上画上一个大大的圆圈，说出了这么一句话：“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呢？”
林一山说当然抵不上。
毛泽东伸手指向三峡口：“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林一山很兴奋：“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毛泽东笑了：“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你不也这样说？”
毛泽东渴望这一征服长江的浩大工程能尽快上马，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
在长江上航行，毛泽东就地论事，把南水北调引汉济淮济黄、三峡水库和长江流域规划都问到了。
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发生之后，在京汉线的专列上，毛泽东又听取了有关三峡的工程技术问题和坝址查勘情况，以及南津关坝区和美人沱坝区的地质基础情况。
大概也在此时，正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刘澜涛一起率领燃料工业部电力代表团在苏联参观的李锐，也接到征求修三峡工程意见的电报。
李锐是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党组委员兼水电建设总局局长，他的回电很实际：
现在还没有力量顾及此遥远之事。
1955年，黄河流域规划已经完成，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始组织中、苏专家查勘长江和三峡坝址。
到年底，水利部就传出三峡工程可以3年勘测设计、4到5年施工建成的说法。
1956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成立，主要进行三峡工程的研究设计工作。
同年夏天，毛泽东一曲《水调歌头》吟出如潮激情。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特号字标题的新闻，文中还涉及了施工期间的具体措施。
一时，上三峡工程的舆论四起，呼声日高。
然而，不同意见也时有表露。李锐几万字几万字地写文章写论文，阐述和林一山的不同观点，发表在专业刊物上。
在国务院有关三峡的会议上，李锐也在尽快动工的众口一词中坚执己见。
对《人民日报》的文章，李锐也写出3000字《论三峡工程》寄该社。
由于周恩来不赞成当时在党报上公开争论此事，文章的清样也就搁下了。
于是，李锐再写6000多字的长文《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做好长江规划工作》，发表在《水力发电》1956年第11期上，认为长江规划以大三峡方案为主导的急于上马的思想，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
这些情况，毛泽东有时了解得多一些，有时了解得少一些，但争论存在的事实他是不回避的。
争论激发了毛泽东更大的兴趣，他要看看，双方都有些什么理由？
1954年的一天，在广州小岛宾馆对面，一个水上凉亭内，毛泽东听取李富春汇报“一五”计划。参加汇报的还有国家计委综合局局长杨英杰。
听完汇报，毛泽东说：“要把三峡工程列入计划，但按我们国家现在的物力、财力，又不能列入五年计划，只能列入长期计划。我是看不到了。将来建成时，你们写一篇祭文，告诉我。”
1956年，毛泽东在畅游长江时，充满激情地写下《水调歌头·游泳》这首充满浪漫精神的词，下阕有这么几句：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这几句描绘的就是将来在鄂西、川东建立巨型水坝的壮丽景象。
1954年，有一次毛泽东乘火车去广东。
火车行至武汉附近，毛主席要林一山上车谈长江治理问题。
从1954年开始，1955年，1956年，毛主席每次经过武汉，都要林一山上车谈话，有时不到武汉就上车，有一次是从许昌上来的。
林一山讲话既有材料，又有观点，有时谈得毛泽东哈哈大笑，一谈就是两三个钟头。
一次，毛泽东说：林一山这个人很有本事，很热心。这说明在治水问题上，林一山钻进去了，有见解。
1957年，毛泽东就想亲自看看三峡的地貌是否适合修建大坝。为此，他于当年7月7日给中央发了一封惊人的电报：
我拟于7月24日到重庆，25日乘船东下，看三峡。如果三峡间确能下水，则下水过三峡，或只游三峡间有把握之一个峡。请中央考虑批准。
经过调查，中央政治局没有同意他的这个要求。
1958年1月17日，南宁会议临近尾声，下榻明园的毛泽东的情绪仍在亢奋之中。
毛泽东不停地在想：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自己两年前横渡长江后在《水调歌头》中描绘的宏伟蓝图能实现吗？
毛泽东考虑着：在三峡筑坝，解决长江防洪及水力发电问题可不是什么小事。就自己内心来说，是希望三峡工程尽快实施的，对水利部特别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及其负责人林一山的主张，也有了较详细的了解。
但据薄一波反映，此事还有反对派，而且在水电和水利两部之间还有许多矛盾难以协调。
毛泽东下定决心：“看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争论的双方林一山和主管水电建设工作的李锐找来，当面锣对锣，鼓对鼓，各抒己见谈个清楚。”
毛泽东心中惦记着：“已经是中午了，去北京、武汉接李锐、林一山的专机也该回来了吧？”
这时，林一山和李锐已经到达南宁，下榻同一座宾馆。
过去在延安就和李锐熟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找到李锐，三言两语介绍了会议的一些情况。
随后见到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也告诉李锐：“毛主席在插话中批了张奚若的那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显然，政治气候不适宜李锐唱反调。不过，他的心情还算平静，他相信自己的理由站得住脚。
晚饭时，了解林、李二人争论经过的人开玩笑说“两个冤家碰了头”。
晚饭后，在离“明园”不远的一间会客室中，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专门研究三峡问题的会议。
像考生面对考官，林一山、李锐二人都坐在正对毛泽东的长条桌的那一面。
参加会议的除各大区和中南各省的负责人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
会一开始，毛泽东便开门见山，要林一山、李锐开腔，并问林一山：“你要讲多长时间？”
林一山说要两个小时。
毛泽东又问李锐：“你要讲多少时间？”
李锐说要半小时。
两人客气地推让一番，自然还是主管长江的林一山先发言。
林一山是个博学的人，他侃侃而谈，很有激情。搞三峡工程是他朝思暮想的宏大心愿。
林一山从汉朝贾让治水谈起，历数长江洪水灾害给百姓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以及至今存在的众多隐患：长江流域丘陵地区也有的旱灾，水力发电是我国工业的主要来源，以及为了15年内赶上英国，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要求与电力增长要求之间的比例。
林一山还谈到了三峡工程投资的可行性和技术上的可能性。
李锐则首先对黄河与长江不同的水量、洪水及泥沙量、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做了比较，说明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好河，想以三峡工程一下子解决百年、千年一遇洪水是不现实的。
李锐还提出，修建三峡工程需要移民100多万人，极为困难。
李锐还讲到，左右三峡修建时间是国家财力、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电力而不是防洪，而三峡这样大的电站，要在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
李锐说：“另外，还有地质情况及工程技术等问题不容有任何疏忽，三峡工程同国防与世界形势也有不容忽视的关系。”
听到这里，毛泽东点头说：“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绝不能遭受破坏。”
也有人附和：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生命安全问题。
争论的双方都把自己的理由陈述完了，该毛泽东表态了。
毛泽东却说：“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
第三天，林一山扬扬洒洒2万多字成文，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
李锐的文章8千字，题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
两人的文章付印后，迅速地发至与会人。
第三天的晚上，会议室里又坐满了人。虽然没有人说笑，但气氛已不似前几天那么紧张。
李锐后来说：“大概有点像围棋什么名人战、天元战的结局一样，胜负已决，只待主持者宣布结果，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散了。”
毛泽东宣布的结果是：
三峡问题并没有最后决定要修建。
毛泽东的讲话是从赞赏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开始的。
毛泽东特别称赞李锐文章中关于电站容量跟电网及全国电力的比重关系，以及坝址地质条件的说明。
毛泽东说：“对于三峡问题，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修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
毛泽东说：“关于水电，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没有水力的地方，当然要搞火电。”
最后，毛泽东又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南宁会议最后一个议题——三峡问题，到此算是有了眉目。
对此，李锐后来评价说：“由此可见，三峡这样具体问题争论的结局，同当时的形势完全不协调，但只要言之成理，毛主席是很听得进反面意见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
会后，周小舟对李锐说：“你中了状元了！”
散会前，毛泽东指着李锐说：“你当我的秘书，需要这样的秀才。”
李锐忙道：“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
但毛泽东却不容他推辞，说：“是兼职的嘛。”
于是，李锐的命运由此改变。
三峡工程之争暂告一段落，舆论也渐平淡。
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把三峡问题交与办事一向细致缜密的周恩来管。
周恩来在会后出访朝鲜，2月底一回京，便风尘仆仆赶往武汉，在李先念、李富春的陪同下溯江而上，视察三峡。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
1958年3月8日，周恩来到重庆，又旋即转赴成都，出席在此召开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周恩来把查勘三峡的情况以及对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作一个全面的报告。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会议批准了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动工兴建的项目，并把一项引汉灌溉工程列为丹江口的同期工程。
对三峡问题，会议也作出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
毛泽东在审阅时，在其第一项中“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一句后，落笔加写了一句话，把自己在南宁会议时的意见更加明确化了。
毛泽东说：
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方面考虑，三峡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
1958年3月，当毛泽东再次踏上重庆的土地时，已是他离开重庆13年之后。
这一次，毛泽东是为治理长江这件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而来。
治理长江是长江流域人民的千年企盼。
为了这个企盼，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在1918年的《建国方略》中就提出了建设三峡水利工程的设想。但是，在当时内忧外患、战乱频繁、国力衰弱的中国，伟人的构想，只能是一个美好梦想。
新中国建立不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高度关注长江水患治理问题。在新设立的国家水利部中专设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专家研究长江的治理。
1953年2月，毛泽东大胆提出在三峡卡住长江，修建大型水利枢纽的思路。
这一重要思路，为后来国家制定“水利工作必须从流域规划着手，采取治标和治本结合，防洪与排涝并重的方针”确定了政策指导，并促成了国家对三峡水利工程大规模可行性科学论证工作的上马。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风尘仆仆地来到重庆。
毛泽东在视察企业、看望工人后，登上了“江峡”轮，顺江东下，视察长江。一路上，他迎风屹立船头，听专家讲解，观地形水势，以诗人的情怀、政治家的胸襟，绘就他心中“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三峡新貌。
1958年夏季，在武汉的东湖之滨，毛泽东又让林一山汇报长江泥沙问题，也就是规划中的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
当时，林一山说：“长江的含沙量远比黄河少，相对量少，但绝对量还很大。根据计算，三峡入库泥沙，每年约5亿吨，合4亿多立方米，三峡水库的总库容，大约200年才能淤死。”
毛泽东沉思着，说：“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只200年太少了！”
这让人想起毛泽东的一句有名的感叹：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的确，毛泽东渴望着国家能够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以改变在世界上一穷二白的落后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