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2月1日,大年初一清早,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院长唐小平就召开中层干部会议。
各位同仁,广州正流行一种叫“非典型肺炎”的传染病。上级指令我们市八院,从明天起,就开始接收这类传染病人……
唐小平个子不高,黑黑实实的。单看唐小平的相貌,看不出他是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访问学者、病毒性肝炎及艾滋病优秀专家,2002年“广州十大杰出青年”。
唐小平院长原准备与父母亲一起到深圳过春节,疫情一来,一切让路。
“今晚就是不睡觉,也要把明天收治传染性肺炎病人的全部准备工作做好。现在离明天8点,不到20小时了,开始行动吧!”唐小平下了动员令。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也叫传染病医院,几里远也可以看到病房大楼上的这个招牌。除了收传染性肝炎病人之外,还专收艾滋病人。这两种病都是接触性传染病,你不接触病人及其物品,就不会传染上。
现在要收的却是呼吸性传染性,病毒弥漫在空气中,如何进攻和防守,对于他们来说,无论官还是兵,都是一场从未经历过的战斗。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战争,说什么时候上就什么时候上,刻不容缓。
初二早晨,一辆辆呼啸着的急救车,把第一批“非典”病人送进了医院,战斗正式打响了。
感染科主任蔡卫平首当其冲。他对病区里每一位病人都细心检查,认真处置。那时,对非典型肺炎的认识,还处在初级阶段,既不知道它的来源,也看不清它的面目,诊断标准更没有形成,全凭医生的仁心仁术。
“非典”病人如潮涌来,短短几天就升到150多人,仅2月6、8日两天,每天就收治30人。
病区的医生护士全都踩着秒针上班,一直干到深夜1点。每天不知道走了多少路,即使穿着最柔软的鞋,脚也打起了泡;而且,许多路是推着导弹一样的氧气瓶跑的。
2月,是广州最寒冷的月份,被汗水湿透了的内衣,被寒风一吹,冷得又不由得直打哆嗦。护士胡嘉茜、郑淑芳,护士长农菲、医生何凯茵由于加班过度疲劳,累得晕倒在病房,醒过来后,又投入紧张的战斗。
病房很快爆满了。2月8日,遵照卫生局指示,马上开辟第二“非典”病区,由博士医生张复春主任挂帅。
张复春受命于危难。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要招20多精干的护士、医生。消息一传出,报名者竟然超过了50名。
为了少出现一个“非典”患者,他们义无反顾地来了,带着一颗救人于水深的火热之心。
就在张复春开辟“非典”第二病区这一天,“毒王”要从中山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转过来。
这个“毒王”姓周。1月30日,也就是年廿九,他高热咳嗽,呼吸困难,危在旦夕,住进了中山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后确诊为非典型肺炎,按有关规定转到三院传染病区。就那么不到48小时,他不仅把抢救过他的医生、护士传染,甚至连运送他转院的司机,也被他严重的毒性击倒了。这位司机就是后来以身殉职的范信德。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毒王”要转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收,还是不收?这是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不收嘛,当然可以找到顺理成章的理由:本院床位告满,正组建新病区,目前无法再收治了。
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唐小平对大家说:“我们是传染病专科医院,救治传染病是我们的天职,怎能拒收呢?如果我们不收,他就没有地方去了,只有等死了。”
绝不能让“非典”病人等死,即使“毒王”也不例外。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上上下下达成共识,终于把这个撂倒了两个大医院的“毒王”收了下来。
市八院不仅收了“毒王”,紧跟着,还把被其传染上的18名家属也收下来了。
“毒王”驾到,唐小平立即率领张复春、蔡卫平等将士披挂上阵。
打头阵的是张复春主任,他第一时间到病房现场指挥抢救。
在抢救众多非典型肺炎病人过程中,张复春发现,死亡病例均合并二重感染,且病人的T淋巴细胞亚群显著下降,率先提出了细胞免疫缺陷及损伤,是造成多器官损害以及合并感染的重要原因。据此,他们对“非典”病人试用增强剂治疗,收到较好的效果。这项发现在多家医院推广后,提高了危重病人抢救的成功率。
“毒王”被镇住之后,在唐小平的红色方阵中,杀出一员女将,她就是陈燕清主治医生。别看她弱不禁风,性格却活泼开朗。果然,她进出SARS敌阵中,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竟毫发无损。在院长唐小平的指挥下,她和张复春、蔡卫平、农菲等医护人员一起,与“毒王”展开浴血奋战。
这里没有刺刀见红的拼杀声,但敌人都是看不见摸不着、不知来自何方的隐形职业杀手;这里没有冲锋陷阵的号角声,无声的战斗却十分惨烈。
连续作战13天、日夜奋战疲惫不堪的蔡卫平主任开始发烧了;与病人作零距离支纤镜检查、一做就是10多个的陈劲锋主治医师也中招了;跟着,有20多位医务人员相继被传染上。
身体魁梧的蔡卫平,刚发烧时还不太在意。病人一双双求生的眼睛,令他不忍心离开病房去休息。他坚守岗位,坚守阵地,直到2月19日病情加重,确诊为非典型肺炎,才不得不住入自己的医院。
即使在隔离病房里,他还念念不忘他的病人。他躺在病床上,用手机遥控指导科里的医生工作,回答各病区甚至外院医生的咨询。
但是,到了住院第十天的时候,高烧回升。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到了上氧气罩和呼吸机都不见好转的程度。蔡卫平心里很清楚,这一次加重预示着非典型肺炎的第二波高峰来了。
作为医生,蔡卫平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在SARS最猖狂的时候顶不住,那就完了。此时此刻,他真有一种自己快不行了的感觉。
躺在病床上的日子,蔡卫平看着同事们穿着笨重的防护服在身边忙碌着,他恨不得立马拔掉针头继续回到这支队伍中去。然而,他只能老老实实地躺在那里,用眼神、手势和同事们交流。
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想到这洁白的病房、洁白的被褥是为自己准备的,那一段时间他体验到了作为病人的痛苦,尤其是作为“非典”患者的那种悲壮。
他才41岁,生命难道就这样结束了?难道就这样离开远在湖南读书的女儿,连最后见她一面的机会也没有?难道就这样离开志同道合、并肩战斗、相亲相爱的妻子,让她留下永远也无法愈合的创伤?难道就这样离开每日颤颤巍巍给自己送汤水的老母亲,让她老人家白头送黑头?
有多少事还没有做啊,国家正是用我的时候;有多少病人还在等着我,等着我去重唤他们生命的光彩……
SARS无情人有情。21时,蔡卫平的妻子,同院护士长倪仁芳,尽管看见戴着呼吸罩的丈夫,像往常那样,一再打手势叫她走,赶她尽早回家休息。
但是,此时,倪仁芳明显预感到,丈夫的生和死就在这一夜了。对付恶魔SARS,眼下还没有特效药,挺得过去就生,挺不过去就死。今晚,怎么也不能走!
就这样,倪仁芳坚持留下来,陪丈夫度过了最危重的一夜。
万幸!蔡卫平最终病情好转!
当战友纷纷被传染上时,并没有把身体纤弱的陈燕清医生吓倒。面对着高度的传染危险,面对死神的威胁,她每天多次进入“毒王”的病房,动态观察呼吸机、心电监护仪的数据变化,面对面为病人吸痰、取痰、采集口腔分泌物。那都是极毒极传染的东西呀,但为了救死扶伤,为着收集第一手临床的宝贵资料,她明知山有虎,也向虎山行了。
经过几天舍身忘死的奋战。终于把“毒王”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毒王”苏醒了!
这位迈出地狱之门的水产商哪里知道,为了抢救他,先后60多个医护人员倒下了,中山二院的范信德,中山三院的邓练贤甚至献出了生命。他们付出的代价,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够衡量?!
当周先生得知他18个家人也住进医院后,十分忧心。陈燕清医生马上到有关科室病房,逐一了解他家人的病情,逐一向他作详细的交代,消除了他的焦虑,鼓励他树立最终战胜病魔的信心。
陈燕清总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每天下班前,她总是逐一巡查危重病人,调整、查对呼吸机和心电监护的每一个数据,对值班医生详细交代注意事项,才放心地离开。在科室里,她几乎包下了所有星期六、日的值班。
一天,一位当值医生拉肚子,临时又找不到别的医生顶替,陈燕清马上说:“我来顶他的班。”这一顶,就是28小时,此前,她才刚刚值完夜班。
经过艰苦卓绝、人梯式的战斗,终于把“毒王”降住了。
3月18日,周先生康复出院。他紧紧地握着医生的手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他做了一面锦旗送给医院:
起死回生,再世华佗。
压在院长唐小平心中层层石头,总算落下了一大块。
这些日子,从早晨忙到凌晨,虽然已经疲倦不堪了,但却无法入睡,即使吃下安眠药,他还是睡不着,人命关天啊,怎能不紧张!
市八院又是广州抗击“非典”的主力部队,收治的“非典”病人,占全市四分之一以上。每天有多少事情等着唐小平安排、处理;有多少会议等他主持、参加;有多少“非典”难题需要他付出心血研究探索……
当时,弟弟又做颅脑外科手术,唐小平忙得实在无法抽身照应,直到弟弟手术后第三天,他才满怀对胞弟愧疚之情,挤出一点点时间到医院探望。好不容易合上眼,又常常被猝然响起的电话惊醒,幸亏他有牛一样的身体,不然早在这超负荷的工作中倒下了。
4月6日,世界卫生组织著名流行病、传染病学家马奎尔博士到医院视察时说:
你们所有抗击“非典”的医护人员都是英雄,都应该获得一枚勋章。
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战斗中,千千万万的白衣战士,一如既往地执行着他们神圣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