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2日凌晨，解放军北京301医院接诊了华北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
301医院呼吸科主任刘又宁和他的同事们，成为北京地区最早面对“非典”的医务工作者。
原来，在2月18日，山西太原一位女商人，前往广东出差。2月22日，在深圳到广州的火车上，她感到浑身乏力，发烧。2月23日，她返回山西太原后，在多家大医院求诊，但一直高烧不退、呼吸困难。
3月2日凌晨1时，她来到北京301医院，病情是“发热、待查”，随即住进了急诊科病房。
3月3日上午，急诊科主任沈洪为她进行了咽喉、淋巴检查，同时，X光片显示她的肺部有片状阴影。因此，将她转入了呼吸科病房。
3月3日11时，呼吸科医生佘丹阳没戴口罩，拿着听诊器来到这位病人面前，问：“去过什么地方？”
她答：“广州。”
佘丹阳当即打了个激灵，急忙问：“都用过什么药？”
这位病人一时无法说清楚，佘丹阳就与山西太原的主治医生通了电话，回答“都是抗菌、抗病毒的好药”。
佘丹阳向这位病人的母亲交待：用抗生素，这么多天不见好，情况不妙，如果是广州肺炎，死亡率很高。当时，佘丹阳仅仅听说过“广州肺炎”。
这位病人的母亲哭着说：“我也发烧了。”
当天晚上，佘丹阳上网查资料，传说中的“广州流行肺炎”临床表现、怎么防护、怎么治疗，一点可供参考的信息都没有。
3月4日，301医院著名呼吸病专家、呼吸科主任刘又宁走进这位病人的病房。护士长追上前去，给他递上了口罩。
此前，刘又宁曾担忧地说，如果不采取措施，广州不明肺炎迟早会传到北京。这时，刘又宁脑海里闪过几个关键词：“广州”、“发烧”、“抗生素无效”，他本能地判断，这位病人的病情与广州的不明肺炎有关。
为此，他改了医嘱，停用进口的抗细菌的药物，改用抗衣原体药物。可能徐丽本人伴有衣原体合并感染，一天后，徐丽体温降下来了。
同时，刘又宁决定，让这位病人的母亲立刻离开招待所，住进病房。这是当时条件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了。刘又宁说：“我们凭着医生的职业敏感，为北京拉响了第一声‘非典’警报。”
考虑到该病有极强的传染性，呼吸科领导迅即向医院汇报，建议将这位病人转院治疗。但面临的难题是，国家还没有将这种疾病纳入法定传染病管理，直接转入传染病医院，人家会不会接收？
可喜的是，解放军302医院二话没说，同意接收。这位病人于3月5日转入302医院住院治疗。
3月7日，刘又宁在西安开会，向参会者通报了这位病人的病情，他提醒全国各地的医生：“回去后，你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病。”
3月10日以后，在成都、济南开会，刘又宁带去了这位病人的胸片，再次提请各地医生注意。
3月9日，301医院成立了春季呼吸道传染病领导小组和专家组；
3月12日，又制订了春季呼吸道传染病防治办法；
3月16日，建立了针对疫情的发热门诊；
从3月23日开始，先后对有关医护人员进行了隔离和医学观察。
自从3月初，301医院接诊了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在3天的时间内，由于处置及时，密切接触病人的急诊科、呼吸科医护人员和同病房患者没有发生感染。
但是，人们没有想到，那仅仅是一个序幕，一个多月后，抗“非典”战役进入了更为严峻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