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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无古人：全国各地先后免除农业税
陈栎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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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培杰和刘兴杰看到《农民日报》的一篇题为《为农民松绑，把粮食推向市场》的社论时，顿时豁然开朗。
在10月的第一个工作日，马明业就让太和县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开始对太和农民负担进行问卷调查。
在研讨会上，有关领导和著名专家都对河北省搞的这个公粮制改革试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1992年12月20日，是个天气晴朗的冬天的早晨。一大早，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镇政府就开始忙碌起来，四处张贴镇长李培杰署名的政府公告。公告中说：
1、实行税费提留全额承包，农民只承担按照政策规定的义务工，不再承担任何费用，不准任何单位和个人向农民摊派或增加提留款；
2、全镇8.9万亩土地，每亩承包费全年上交30元，夏秋各半，实行税费提留一次到位。农民按照国家规定交售的粮食，谁出售，谁得款；
3、镇财政所直接与农民签订协议书，在收款期间，自然村、行政村干部负责落实。同时要求全镇干部、国家职工、教师、党团员带头交款。
这是一张绝无仅有的公告，它虽然是以一个基层政府的名义张贴的，却是最朴实地表明了亿万中国农民渴望摆脱历史的重负、勇敢走向市场的决心。
原来，在20世纪90年代，发源于安徽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辉煌，也伴随中国农村走过了大半个80年代。
但是，后来不断增加的农民负担，使农村各种矛盾与问题不断加深，让农村焦虑不安。
因为在我国广大地区，农村社会的运转基本上就是通过向农民收费完成的。农民负担重就重在要承受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集资和罚款上。
此时，安徽农村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整个中国的农村也都处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上。
“土地承包后向哪里去，如何再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人们期待着中国农村出现第二次飞跃。
当时，上任不久的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镇镇长李培杰与镇党委书记刘兴杰，正在为难以完成的收费任务而头痛。
眼看征收的任务年年在加大，这一年，全镇就要完成农业税31万元，农业特产税24万元，耕地占用税2.4万元，烤烟产品税81.5万元，提留统筹款162万元，再加上修路、治水的费用，总计就是320万元，人均负担高出100元，亩均负担也在50元以上。
为完成以上征收任务，镇政府必须组织人员上门催缴，这些人员所需费用一般达到征收总额的10%，有时甚至达到20%到30%，这笔额外的花销又要加到农民头上。农民怨声载道，镇村干部每年都要用10个月时间，在骂声中强迫种植，在骂声中催促收购，弄得镇村干部上下不是人。
刘兴杰刚过而立之年，年轻气盛，眼看这一年又难以完成收费与收购的任务。他感慨地说：“如何设定一个合理的办法，真正减轻农民的负担。收费收得叫农民明明白白，又能让乡村干部从一年忙到头也完不成的征收任务中解放出来。”
刘兴杰自担任新兴镇的党委书记以来，一直就在寻找一个解决的办法。
9月，当李培杰和刘兴杰看到《农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时，顿时豁然开朗。这篇题为《为农民松绑，把粮食推向市场》的文章，使他们产生了“税费一把抓、用钱再分家”的税改念头。
李培杰说：“咱不妨试试报上讲的这个办法。”
刘兴杰说：“我喊你来也就是合计合计这件事。”
于是，后来被人们称作“新兴二杰”的刘兴杰和李培杰，一拍即合，两人坐下来，按照文章提供出的办法，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核算：新兴镇每月工资支出为7万元上下，全年就是85万多元；办公经费精打细算一年得要20万元；农业税一般是定在50万元；加上建设费40万元，农田水利、植树造林所需的20万元，以及“五保四扶”要的20万元，杂七杂八扣除以后，全年全镇所需资金起码在260万元左右。而全镇耕田面积是8.7万亩，细算下来，每亩一年一次性地上交30元便能基本满足全镇的财政需求。
这样，“一亩耕地一次交清30元，任何人不得再收费”的大胆设想就产生了。
这个办法群众能不能接受呢？刘兴杰和李培杰动员乡村干部去走村串户，广泛征求农民的意见。农民一听一次交清税费后，再没有人上门收钱纳粮，全都乐得拍巴掌。
新兴镇土生土长的镇党委书记刘兴杰，听罢分头下去征求农民意见的汇报之后，在镇党委和镇政府召开的联席会上，他同大家推心置腹地说：“我就是农民的儿子，农村的许多事都亲身经历，亲眼目睹；我这是在家乡的土地上工作啊，如果干不出一点实事，只知道收钱，父老乡亲是会骂娘的！”
然后，两人迅速拿到镇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并广泛征求农民的意见。进展非常顺利，在调查的事实面前，党政联席会议通过了这个意见。主意已定，接下来，他们就想方设法地寻求上级领导的支持。
在1992年10月初，刘兴杰和李培杰专程前往涡阳县城，向县委和县政府汇报工作。
几乎与此同时，涡阳县委扩大会也对这个想法进行了讨论，可惜夭折而亡。
1992年底，在当时任安徽省政府办公厅调研室研究员何开荫的鼓动下，涡阳相关领导也动了税改的念头，并为此召开了一次县委扩大会。
会议开始没有多久，便出现了阵线分明难以融合的局面：县委、县政府很想干，政协态度不明朗，人大则坚决反对。支持者、反对者都振振有词，意见难以统一，最终不了了之。
在这种情况下，涡阳县委县政府对前来汇报的李培杰与刘兴杰却表示了支持。在欣喜之余，李培杰与刘兴杰知道他们必须避免县委扩大会上的分歧。于是，他们干脆把税费改革的方案提交新兴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这样就可以争取到镇人大的参与和人民代表的支持。
李培杰说：“我看这项改革对各部门都有利，唯独没有利的就是乡、镇干部、村干部，因为他们再揩不到农民身上的‘油’了。既然有利于国家，有利于集体，又可以把农民负担降下来，就是个人受点委屈，甚至‘倒霉’，咱也认了！”
1992年11月23日，新兴镇人民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全镇110名人大代表，那天除因事因病有两人请假外，其余的108人均如期到会。
在会上，李培杰代表镇政府作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建立土地承包税费制度》的工作报告。经过代表们充分而认真的讨论，108位到会代表全都投了赞成票。
新兴镇的人民代表在审议通过大会的提案上，从来还没有如此齐心过。
会后，共和国的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由乡、镇政府宣布改革的第一张公告产生了。有着镇长李培杰亲自签名的这张公告，一个早上就贴遍了新兴镇所有的村庄和集市。
新兴镇闹起了税费改革，这消息，像一道骤然亮起的闪电，划过淮北平原这片空寂的原野，惊动了整个涡阳县的乡村干部和农民。
干部们都被征收税费弄得焦头烂额，农民更是被“三乱”搞怕了，听说新兴镇试验起“一次清”的“费改税”，干部群众全打心里欢迎。一时间，去新兴镇参观取经看热闹瞧新鲜的人，滔滔似水，络绎不绝。
新兴镇带头闯出了一条新路，其他乡、镇自然也都跃跃欲试。
1993元旦，还是天寒地冻淮北，涡阳县，以及涡阳周边的蒙城、利辛、太和、濉溪和亳县，却都是在热谈新兴镇税费改革的话题中度过的。
1993年，由于新兴镇同农民签订的协议规定，每亩耕地交足30元钱之后，就不再承担除政策规定的义务工以外的其他义务，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不少农户主动干起了高效农业，仅药材和涡阳的特产苔干，就都一下扩大到1万亩，分别比上年增加了2倍和9倍；池藕也扩大到5000亩，比上年增加到5倍以上。
因为大家舍得投入，用心种地了，老天又帮了忙，夏季出现了少有的大丰收。结果，这一年夏季税费的征收，一没用民兵，二没动民警，更没有乡村干部上门牵猪扒粮，全镇仅用了10天时间，就顺顺当当完成了任务。这是多年来不曾见过的。
同时，因为有着改革《试行细则》的约束，乱伸手的现象，在新兴镇得到了遏制，全镇农民人均负担和亩均负担，都比改革前的1992年同期分别减少了37%和20.6%，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
因为不要组织人员上门催款催粮了，许多编制就不需保留了，仅此一项，全镇精简分流的村组干部就300多人，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
中国税费改革的序幕被新兴镇义无反顾地拉开了。新兴镇也成为“中国税费改革第一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