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中央推崇丽江改革模式
江泽民说：“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胡锦涛强调：“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支持和鼓励他们创造出更多体现时代精神、符合人民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成果。”
李长春指出：“以股份制的形式改造一般院团，这个改革途径非常好”
200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代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在中共“十六大”上作报告时，提出加强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江泽民说：
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国家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并鼓励它们增强自身发展活力。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各类群众文化。积极推进卫生体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后，云南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各类群众文化运动，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丽江市有丰厚的文化资源，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为其展现出广阔的产业化前景。
但市场机遇如何转变为现实的产业优势呢？
怎样从传统的以计划经济的手段管文化，逐步转变为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文化产业具有自身发展的活力呢？丽江的文化工作者走上了艰辛的探索之路。
丽江市委宣传部部长张红萍后来回忆说：
我们丽江市曾投资40万元创做出一台舞剧《蓝月亮》，还在省里文艺调演拿了奖，但比赛一完，演出也就结束了，从未进行过一次商业演出。与此同时，60人的丽江民族歌舞团却要靠财政发工资，每年政府为此投入80多万元。
这种状况是做不到可持续发展的。丽江市委书记欧阳坚后来说：
我们不能忽视文化产品的产业属性，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绝大部分要靠市场才能转变成群众的消费，才能实现文化的宣传教育功能，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在此是密切相连的。因此，作为中央确定的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我们把改革的着力点放在观念转变和体制创新上。
在2001年初，丽江文化产业进行新一轮改革，把国有文化单位分为公益性、部分公益和经营性、纯经营性三种类型。
让经营性的单位向企业转变，改造和组建成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文化企业；对后两类企业，将经营性的职能剥离转变为企业，公益部分仍由财政支持，但财政资金只用于做事，不再养人、养单位。
此外，丽江市还把参与改革的离退休人员全部纳入社保。
2001年，当时的丽江市民族歌舞团已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全团一年的演出仅集中在“文化下乡”期间，且总共只有10多场，绝大部分演员每月拿到数百元的工资便无所事事，全团人心涣散。
而此时的《纳西古乐》等民营文化项目按照市场模式运作，已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体制性障碍带来的种种弊端越来越明显，新旧两种体制形成的现实反差越来越强烈。面临如此多的困惑与机遇，在时任丽江市委书记欧阳坚的倡议和主持下，丽江市委、市政府经过充分调研，大胆决策，选取歌舞团做试点，尝试把具有经营属性的文化事业单位推向市场，并主动出击，寻求合作者。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深圳能量公司与丽江市民族歌舞团一拍即合，共同组建了“丽水金沙演艺有限责任公司”。
能量公司投入800万元进行演出场地改造、舞美、灯光、布景及节目排练。
丽江市把政府投资建设的丽江国际民族文化交流中心，租借给演出团作为演出场地。此举不仅每年为政府节约了60万元的管理成本，政府每年还获得50万元的租金收入，同时减轻了新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压力。
通过4个月的努力，2002年5月1日，一台全景展示丽江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大型歌舞《丽水金沙》正式公演，并最终通过市场的检验，得到了广大市民及游客的认可。演出场次由每天一场增加到每天两场，旅游旺季达到每天四场。
《丽水金沙》已发展成为绝大多数来丽江的游客必看的节目，成了丽江市文化旅游市场的一大“亮点”和重要的文化品牌。
从政府“输血”到自身“造血”，体制机制的创新是院团转企改制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
好的演出离不开好的演员，离不开有效的管理机制。《丽水金沙》建立了一套庸者下、能者上的竞争管理机制。
无论是台上的演员还是台下的舞美工作者，都以技能的高低作为录用、上岗及演出角色的先决条件。
演员实行A、B角色制，即每个节目都设A、B两个角色，运用摄像等先进技术，对每个角色进行跟踪监督，将每个演员的台上表现及时进行评价反馈，A角色表现不好则B角色上，反之亦然。演员的收入与此挂钩，充分体现多劳多得。
由于把演职人员的收入与其演出技能、角色担任、上场频率、遵纪敬业等因素挂钩，因此，《丽水金沙》从推出之日起，节目就不断得到改进完善，每个角色的表演也日臻成熟。观众对《丽水金沙》的好评如潮，充满赞美之辞的留言簿达30多本。
演职人员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了应有的报酬，月收入从过去的平均700元左右，提高到了平均2500元，最高的拿到了8000元。
《丽水金沙》及其演艺公司建立了有利于产业化发展的管理运作体制、人才战略和激励与约束机制，改变了等靠要的思想，带来了演职人员行为和价值取向上的重大变革，激发了企业发展的活力，演艺水平也不断提高，影响也日益扩大。
2002年底，丽江市有文化经营机构1400个，从业人员5000多人的国有文化系统的图书发行、电影行业已全部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玉水寨、洛克博物馆、东巴万神园等一批民营企业，通过文化与旅游的交融，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欧阳坚后来说：
经营性文化单位走向市场，减轻了养人养戏的负担，使我们能集中有限的资金，用于最该办好的公益性文化事业；文化事业同时也要在改革中寻求发展，使其充分发挥社会效益。
丽江又先后投资1亿多元建成了国际民族文化交流中心、东巴文化博物馆、宁蒗民族博物馆、华坪文化活动中心、丽江电影城、云岭剧场等一批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工程，群众文化活动有了载体和依托，文化事业有了可靠的物质保障。
同时，丽江还增强了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等社会公益活动建设，到2002年底，全市共有文化馆、站和图书馆。此外，丽江还完成了6个民族文化保护区和19个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建设规划。
丽江人深知，丰富多元的文化资源是丽江发展不竭的动力，过度的开发和无限制的利用会使宝贵的资源消耗殆尽。
东巴博物馆馆长李锡颇说：“没有对传统文化有组织的传承和保护，只是一味开发利用，最终会导致传统文化的庸俗化、低级化以至于消亡。”
为了重建纳西族最重要的文化古迹，丽江市向世界银行和国内工商银行贷款5860万元，2000年5月，文化古迹木府重建后开院。
为了发展文化产业，丽江电视台成立了由北京大学、云南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参与的大型文化工程，即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数据库，但其拍摄和制作者只有20来人的丽江电视台。
此外，丽江台从拍摄自然风光、民族风情的VCD起步，争取韩国政府贷款，改善了设备；通过与国内外著名高校联合，陆续推出丽江古城、摩梭人等电视专题。转制后的电视台每年仅需财政拨款5%，其余都来自市场。
2003年由于“非典”的影响，旅游业一度萧条，丽江却办成了两件大事。
一是一期投资5000万元，实施古城的给排水和污水管网工程；二是古城管理公司出资200万元，支付古城房租，请纳西族知名文人、学者、手工业者在古城开馆授艺，形成26户纳西文化传播点。
随着文化产业的壮大，丽江有能力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保护与传承进行投入，初步形成了保护、利用、开发的良性循环。
让东巴博物馆馆长李锡颇自豪的是，过去拮据的东巴博物馆，已有能力对国家级重点文物白沙壁画进行修缮。
博物馆出资创办的东巴文化学校开办了10多期培训班，培养出350多名东巴文化的传承骨干，成为丽江纳西文化研究和保护重要基地之一。
丽江文化保护和传承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好评。在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年会上，丽江文化与旅游相互促进的经验被中外专家誉为“丽江模式”。
200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视察丽江时，对《丽水金沙》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丽水金沙模式”是当时国内艺术院团最好的改革模式。
云南省6大省属艺术院团全年演出总收入不及《丽水金沙》，是对改革成效的最佳注解。
丽水金沙演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周志强对《丽水金沙》未来之路充满了信心，他说：
经过6年的市场历练，《丽水金沙》已走上了一条成熟稳健的文化产业发展道路。作为民营企业，我很感谢云南这块文化发展的热土。弘扬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用文化撑起云南的重量，是我一生不变的追求。
第10章 文化体改试点取得成功
2003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宣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正式确定北京、上海、广东、浙江、重庆、深圳、沈阳、西安、丽江九省市为文化体制改革综合性试点地区。
山东大众报业集团、国家图书馆、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等35家单位具体承担试点任务。
为了保障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12月31日，国务院印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试行）》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试行）》两个文件，对文化体制改革涉及的财政税收、投融资、资产处置、工商管理等10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明确指导意见，从具体政策上支持和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深化和明确。
《决定》明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总目标：
是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
《决定》分别提出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改革方向和目标：
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经营性文化单位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
《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
开展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就是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探索，为制定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做准备。
中宣部副部长李从军表示，从总体上看，试点工作进展顺利，态势良好，主要表现在四个“新”方面。
他说：
一是在培育新型市场主体方面，有着新的突破；二是在公益性事业单位内部改革方面有着新的探索；三是政府职能转换方面有了新的进展；四是调动社会力量来兴办文化产业方面有了新的成果。
在北京，文化体制改革的明显成果，是对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改革，它反映了北京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
2004年1月16日，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七色光儿童剧场揭牌成立。其前身是成立于1986年的北京市儿童艺术剧团。
北京市儿童艺术剧团实行股份制改造，由北京青年报社、北京市文化局下属北京市文化设施运营管理中心、北京电视台下属北京电视事业开发集团、北京市教委下属北京高校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和北京市文化发展中心五家股东共同出资设立。
北京儿艺成为股份制现代企业之后，形成了以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组成的核心决策体系，搭建了高效的内部管理框架。引入社会化的人才管理机制，建立了以效绩考核为中心的分配机制。在剧目运作、资源整合、市场推广、品牌经营等方面趟出了一条新路。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洪连成介绍说，儿艺改制后创排的童话剧《Hi，可爱》，由于周密的前期策划和包装，首轮演出票房被中演票务公司以260万元买断，而后的31场演出收入540余万元，开创了北京儿艺原创儿童剧当年演出当年盈利的先河。
随后，伴着中国最大儿童剧《魔山》在首都体育馆上演，现场4万名孩子、家长的欢声雷动印证了北京儿艺的品牌已深深植入北京市民心中，《魔山》首轮仅演出4场，总收入就达550万元。
市场化运作的成功，不仅使北京儿艺自身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还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儿童剧的创作演出市场。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两年来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中大型魔幻童话剧《迷宫》自3月3日在台北市亲子剧场首演，仅前6场就赢得300万新台币的票房，并一次又一次地征服了当地观众。
小观众和他们的家长在演出中一起欢呼鼓掌，并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完全接受了来自北京的文化。
作为第一个踏进台湾主流文化演出市场的内地儿童艺术团体，北京儿艺为打开台湾文化市场抢占了有利位置，并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这次《迷宫》赴台湾的成功演出，证明了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股份有限公司在取得一系列改革成果后，又迈出了令人可喜的一步。
而重新排练加工的《红领巾》，这部思想性、观赏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儿童剧自2001年5月公演以来就很受观众喜爱，已演达500多场，观众达70多万人次。
仅仅一年时间，该剧演出168场，演出收入250万元。此前获得文华大奖的该剧又获得政府最高奖，还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10大精品剧目奖等。
2004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等和出席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的代表观看了北京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红色经典儿童剧《红领巾》，感人的剧情，精彩的表演，深深感染了观众，掌声久久回荡。
演出结束后，李长春、刘云山、陈至立等领导走上舞台与演职员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称赞他们推出了一台好戏，鼓励该剧到全国巡演。
2005年，北京儿艺推出了3部戏。同时，通过课本剧的研发和与景山学校联手排演《迷宫》英文版，打造戏剧演出与市场接轨、利用市场规律的大舞台，探索出新的儿童艺术教育教学模式。
课本剧工程是北京儿艺三大发展方向之一，也是北京儿艺改制两年来重点推进的项目。
北京儿艺于2005年9月初步确定了课本剧项目的切入点，除舞台剧形式外，采用了当时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即动漫来打造推出课本剧精品。
《快乐就从课本来》是北京儿艺为课本剧项目排演的第一部舞台剧。
由于其新颖的形式和幽默、诙谐的风格，在首演时即受到孩子们的欢迎。许多学校闻讯纷纷预订演出，当年就订出了100多场。
在演出时，孩子们还根据剧本自己排演了《西门豹治水》一段。老师们说，孩子们从来没有这么专注过一篇课文的学习，课本剧的形式调动了孩子们的学习热情。
另外，为延伸《迷宫》品牌，尝试新的剧目生产模式，北京儿艺同北京景山学校合作排演了英文版《迷宫》。该剧原版在2004年演出69场，总收入达到693万元，创造了儿童剧单场次票房收入等多项纪录。
排演英文版的过程中，儿艺委派导演和表演指导等人员全程指导，由景山学校的学生们出演剧中角色。
同时，拿出原版《迷宫》的全部布景，并邀请原创班底中的全部舞美人员参与演出，给孩子们提供了一次既能学习英语又能亲身感受舞台艺术的难得机会。
这种新颖的教学排演模式，得到了老师、家长和孩子们的欢迎，搭建了一个新的教学平台。同时，儿艺还以北京为轴心，与全国各地的文化公司合作，建立“北京儿艺基地”剧目的巡演工作。
北京儿艺与云南花飞四季文化传播公司合作成立的“北京儿艺云南基地”在昆明正式挂牌。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颖后来回忆说：
改制至今，北京儿艺实现了两个飞跃：原来演出每年仅有100多场，而现在可以达到400多场；演出收入由2003年的77万元上升到2005年度的5000余万元。同时，职工工资总额从2003年的200万元上升到2005年的600多万元。
短短两年时间，儿艺变依靠“输血”为“造血”，成为实现资金自给的文化企业。
改制后的北京儿艺完全进入中国文化产业的大市场环境中，面对强手如林的竞争环境，儿艺大胆创新，主动参与市场、开拓市场，逐步走上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的良性发展轨道。
过去儿艺是靠艺术家来排戏，靠学校组织学生来看戏。后来，北京儿艺每推出一部剧目都要“看观众的脸色行事”，观众喜欢什么，他们就生产什么，观众成了剧目的“主导者”。
为此，儿艺请来专业的市场调研公司协助进行广泛的调研，同时还邀请不同年龄段的小观众及其家长观摩部分剧目，并与他们座谈，探寻孩子的心理需求。
为了顺应市场需求，创作出孩子心目中最好的剧目，儿艺采用“制作人”和“出品人”制度对剧目生产机制进行了大胆创新。
制作人通过竞聘产生，对出品人负责，具体负责产品或项目运行计划的制定、团队的组建和管理，各个工作阶段的具体实施，市场的开拓与运作，财务支出等，用市场化手段整合文化资源，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李长春在讲话中指出：
北京市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城市之一，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精神，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努力探索文化体制改革新路子，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股份制改造很有特点，积累了新鲜经验，在全国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针对一般院团以股份制的形式进行改造，李长春说：
以股份制的形式改造一般院团，这个改革途径非常好。改制解决了长期以来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弊端，使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一步到位；有利于整合社会文化资源，增加对文化的投入；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改变了文化单位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局面。
李长春要求，在改制过程中，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处理院团职工关心的问题，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
几乎在北京开始文化体制改革的同时，重庆市也开始了自己的文化体制改革。
2003年，重庆共有省级广播电台1座、5个广播频率，省级电视台1座、9个电视频道，图书出版社3家，电子音像出版社3家，各类期刊社132家，报社46家，全行业从业人员近10万人。
虽然数量不少，但产出却不高：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62.5亿元，仅居全国城市第二十二位。与此同时，行业垄断严重，多数事业单位由国家投资建设。
在推进全市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政企分开成为一个重要转折点。
重庆市委宣传部产业处处长李斌后来回忆说：
在文化体制改革期间，市广电局与市广播电台、电视台等10多个原直属企、事业单位彻底分离，并与市文化局正式合并，成立新的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此外，还加强了对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
2004年，成立了重庆市国有文化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李斌回忆说：
这是市政府出资组建并授权经营的国有独资公司，解决了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缺位的问题。
公司成立后，建立起对所属国有文化集团下达年度资产经营考核指标等制度。
2005年，全市计划在未来5年大力扶持10大文化产业，包括广播影视业、报纸期刊业、出版发行业、文娱演艺业、艺术品交易业、节庆会展业、动漫游戏业、文化经纪业和信息网络业等。
重庆市举办的各类大型演唱会越来越多，看电影和演唱会已经成为众多市民茶余饭后最普遍的文化生活。李斌认为，这和那些年全市对文化项目的投资有很大关系。
随着重庆图书馆、三峡博物馆、奥体中心、重庆大剧院等重点文化设施的相继建成或动工，对重庆市文化消费的促进极大。
此外，重庆还争取市政府进一步支持，成立文化产业发展担保公司或设立担保资金，探索建立文化产业发展担保机制，为重点项目和中小文化企业贷款提供担保。
“越演越赔，少演少赔，不演不赔！”这是曾经流传于重庆演出界的一句话。不过在改制后，这种情况发生了转变。
2005年3月，歌舞团被整体划转至重庆广电集团（总台），转制为重庆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成为重庆文艺院团转制第一例。
在两年时间，歌舞团演出收入就翻了一番。实际上，歌舞团的“翻身”并不是个案，它的背后，是重庆四大国有文化集团整体实力的上升。
市文改办解释说：
四大集团指的是报业、广电、出版、新华书店。从2003年7月开始，重庆市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政事、政企分开，转企改制。市新闻出版局与重庆出版社、重庆新华书店集团脱钩，分别组建相应的集团公司，并将直属的重庆商报社、重庆新华印刷厂等划转至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重庆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谢尚碧说，最近忙得很，演员们正加紧排练“中国重庆第二届文化艺术节开幕式晚会”，即《巴歌渝舞》整台节目，演出一台接一台！焕发新活力的重庆歌剧团正是重庆市文化体制改革成果的缩影。
第11章 体改试点注重社会效益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在文化建设方面，胡锦涛指出：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把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
《决定》还具体要求加强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抓紧制定文化发展纲要和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一方面文化体制改革理论上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改革的实践有很大突破，最主要的是试点工作顺利开展。
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各地的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深深感受到了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但在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却感受到一派生机。
这个被中宣部列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的文化馆，究竟是怎样使自己与众不同呢？
进入21世纪以来，朝阳区文化馆不断加强阵地建设，着眼于政府关注、百姓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值得一提的做法便是打造精品，逐渐形成品牌效应，以提高社区文化中心地位。
馆长徐伟介绍说：
文化馆创意了馆中馆概念，建立全家福老照片、古旧文物陈列厅等，创造了从建筑景观到人文生态景观品牌；每年举办如“百姓之家”、“新春大集”、“社区一家亲”等各种大型公共文化活动20余次，用以提升社区文化水平。
在朝阳文化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很强，年均参与人数可达100余万人次。文化馆还利用品牌战略的实施，培养锻炼了一批一批的专业人才，促进了文化馆文艺创作的繁荣，并使其相继涌现出了一大批文艺创作的精品。
文化品牌效应的扩大，使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不断增强，而文化产业的壮大又不断拓展了业务领域范围，带动了文化馆事业的发展。
文化馆通过开发演艺策划和制作、展览展示等业务项目，打造文化培训艺术学校品牌，以市场为导向拓展培训项目。
随后，他们又把目光瞄准了馆外市场，拓宽了凤朝阳文化发展公司经营范围，承接综艺演出、舞台管理、装饰装修等项目。
文化馆每年都要关闭一些不具竞争力和先导性的经营项目，提高创新能力，以个性化发展获得竞争优势。他们为了改革小剧场话剧，建立了独立财务制度、剧场管理模式、人才引进机制，与北京人艺著名导演林华、李六乙等戏剧工作室合作，成立非职业戏剧团体，推出网站，开发电子商务。
朝阳区文化馆党委书记金童介绍说，在自给自足基础上，他们每年的创收都在增长。他们把经营收入投入到文化馆的业务建设之中，对公共文化活动投入年均达到260万元，开辟了工作的新局面。该馆年接待群众百万余人次、接待外宾5万余人次。
在起初，在被中宣部列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之后，北京朝阳区文化馆是在坚持文化馆公益性文化事业不变的前提下，着眼于职能范围的转变，树立传播先进文化阵地的公众形象。
这主要体现在对服务对象界限的突破，对公益性多种实现形式的探索以及对文化馆自身要求的转变，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
如“非典”时期分别以团结和信心为主题推出两块公益宣传牌，鼓舞士气。2004年围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推出宣传牌等专题活动。
随后，文化馆便积极面对服务角色和服务对象的转换，实现与市场同行、与社会同步、与世界接轨的目标。他们积极参与基层文化建设，在四进社区、三下乡中开展了丰富的文化活动。
为尽快实现这些转变，文化馆还制定了《朝阳区文化馆公益文化活动评估指标体系》。
通过对公益文化活动的基本状况进行量化研究，找出公益文化活动组织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薄弱环节。
馆长徐伟说，2003年10月他们完成了行政正职、副职的聘任工作，并制定了未聘人员安置管理暂行办法，妥善处理了职工内退、离岗、未聘等问题。还招聘了高学历人才、技术专长人员，实行签约制、兼职制、义工制等多种用工制度。
文化馆制定了《朝阳区文化2004年基本工资可调节部分、创收效益工资调整方案》等一系列工资管理办法，还设立了包括现代化管理、群众文化工作、文化艺术培训学校等6大类50余个项目，制定了各项目指标，并根据项目对全馆人员及社会人员进行公开招聘。
文化馆还配合政府项目制、订货制的实施，以竞标方式获得活动项目经费。同时，它们还积极开发创收新项目，以产业发展带动事业发展。
如2004年创立的9个剧场新项目，即在同一设施内设置了9个剧场或演出厅进行演出，形成了多厅演出的戏剧超市。
这种全新经营模式的大胆尝试，目的在于推进小剧场戏剧运动的发展，增加了营业收入，再把这些收入投入到文化事业的建设中去。
朝阳区文化馆自新馆开馆以来，就以发展为主题，不断探索努力实践，历经创立理念、全员聘任、开放办馆、多元发展等几个阶段的内部机制改革，逐步走出了一条适应自身发展的创新之路，在全国文化系统产生较大影响。
回顾8年来走过的改革之路，徐伟深有感触地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文化事业单位发展目标和服务对象的市场化，事业资源及其价格的市场化，以及事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要求等，传统的服务意识、内容、标准和技能，已无法适应现代化文化馆的需要，必须尽快实现群众文化向公共文化的转变，实现文化事业发展与经济发展一体化，走出一条适应自身发展的创新之路。
住在北京市地安门附近民工宿舍的上百名打工者，隔不了多久就能在宿舍门口看上“专场电影”。
原来，为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朝阳区文化馆成立了一个流动电影放映队。放映队深入民工宿舍、打工子弟小学等场所，免费放映电影，被民工亲切地称为“民工影院”。
这是朝阳区文化馆深化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改善公共文化服务的举措之一。
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一个新的提法，反映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即把文化建设明确区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通过不同的政策和措施，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相互促进，两个轮子一起转。
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根本目的，就是为群众提供基本的文化服务，以实现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
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政府的一项主要职责。
第12章 比照试点形成强势方阵
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对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目标任务作了全面部署，郑重强调。
《意见》说：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迫切需要，是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总之，全面深化和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是十六大以后党和政府继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卫生体制改革之后做出的又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
为加速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文化体制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保障。
《意见》下发后，全国各地迅速组织学习，在贯彻落实意见精神的基础上，抓紧研究制定深化改革的实施方案，力求积极稳妥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全国有20多个省区市成立了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机构，由省区市党委宣传部牵头，起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工作方案。
湖北省坚持自我加压、主动改革，在一些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被中央领导赞誉为“比照试点，自学成才”。
湖北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意见》要求：
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从财政扶持、税收优惠、市场准入、工商和价格管理、土地使用、资产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人才培养九个方面，落实文化经济政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正是这种主动改革的精神，使湖北省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大大提升了文化软实力。
在文化管理体制方面，湖北省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原则，积极推进文化、出版、广播电视等领域的管办分离管理体制。
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培育和造就了一批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
湖北先后组建了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省广电总台、湖北长江出版集团、省新华书店集团、长江日报报业集团等9大国有文化集团。
省文化厅原有的直属艺术表演团体由原来的7个重组精简为歌舞、京剧、话剧和地方戏曲4个院团。
改革使这些文化企业焕发了勃勃生机。
2007年，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和知音传媒集团总资产分别达到14.5亿元、40.08亿元、6.86亿元，销售收入达到10.7亿元、28亿元和3亿元，利润过亿元，综合实力均排在全国同业的“第一方阵”。
在文化单位内部机制创新方面，湖北以劳动、人事、收入分配为核心内容的三项制度改革逐步铺开。
省直文艺院团实行剧院与演职人员统一签订聘用合同。省歌剧舞剧院、省话剧院、武汉杂技团等一批院团坚持面向市场，探索剧目股份制、剧目投资招标制等，增强了剧目生产和营销能力。
截至2007年底，湖北省直主要文化经营单位资产总额达到82亿元，比2002年增长近80%。
此外，湖北还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让非公资本进入文化领域，为文化产业注入活力。
湖北长江崇文国际文化交流股份有限公司、湖北长江海豚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天生天时财经资讯有限公司、湖北华视数字移动电视等相继成立，为多元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唱主角提供了成功范例。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在全省展开，湖北的黄石、咸宁、随州等市党委、政府，紧密联系本地实际，通过改革实现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手抓、两加强”。
黄石在对黄石日报社进行体制改革时，成立了编委会和经委会，编委会全面负责采编业务，经委会统一负责经营，实现了采编和经营两分开，初步建立了报社党委领导和法人治理相结合的领导体制和运营机制。
《黄石日报》和《东楚晚报》先后改版，《大江报》成功实行异地发行；东楚新闻网创办1年，日最高浏览点击率达30万次。
经过改革，黄石的“三报一网”成为当地最具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强势主流媒体。
咸宁市崇阳县重视乡镇文化站建设，一改过去文化站经费“以钱养人”为“以钱养事”，加大了财政投入，使“以钱养事”经费从2005年的12.6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63万元。
2008年，随州市紧紧围绕“文化随州”建设项目，积极探索建立“政府主导、多元投资、市场运作”的投入保障机制，筹集资金3亿多元用于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投资规模是过去8年的总和。
据湖北省委宣传部改革发展办介绍，“十一五”期间，湖北省财政每年安排2000万元用于农村文化设施建设，筹集1000多万元为县级文化部门配备流动演出车和流动电影放映车。
全省院团年均演出场次近2万场，壮大繁荣了地方文化舞台。
湖北初步形成了江汉平原以花鼓戏为主、鄂西北以豫剧和曲剧为主、鄂西南以民族歌舞为主、鄂东北以楚剧为主、鄂东南以黄梅戏为主的艺术发展格局。
同时，初步形成报业、期刊业、出版发行业、广播电视业、文娱演艺业、文化旅游业、印刷复制业、文博业、动漫游戏业9大优势文化产业。
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昌尔说：
通过文化体制改革，湖北作为社科大省、报刊大省、出版大省、文学大省、戏剧大省、文博大省的优势日益明显；湖北的文化产业发展步伐逐步加快，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基础渐趋合理，基础条件不断改善，综合实力稳步提升。
《知音》、《特别关注》等期刊和长江文艺图书出版等文化品牌在发展中壮大，成为在全国有重要地位的知名文化品牌。
《张居正》、《家住长江边》、《筑城记》等一批精品力作不断涌现，文学艺术作品获得国家级大奖。
在2007年的第八届中国艺术节上，湖北创作的《家住长江边》、《大三峡》、《大别山人》等7台剧目获一等奖，4台剧目获二等奖。
其中，8台剧目取得“八艺节”的参赛资格，占全国54台参赛剧目的15%。
这一成绩，在湖北舞台艺术史上是空前的，也创下了全国各省参加历届中国艺术节之最，使得湖北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发展步入了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