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二滩电站进行前期工程
1987年7月1日，雅砻江边的方家沟一声炮响，二滩水电站前期工程开工了。
经过国内招标，铁二局、水电七局、西南送变电工程公司、攀枝花市建筑总公司等十几支队伍来到了雅砻江畔，在沿江10多公里的悬岩陡壁间安营扎寨。
山高坡陡，江流湍急，大型机械根本无法进入工作面，甚至连简单的机械也没有放的地方。铁二局职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硬是用人背肩扛，把几百吨重的设备、水泥、沙石顺着60度的陡坡运到了隧道施工现场。
隧道施工刚刚进行，便多次出现岩爆，由于条件十分简陋，有的民工不幸牺牲在岩爆之中。
没有路、没有桥、没有电，征地条件没有谈好，连搭个临时施工棚都不行，被褥让雨淋得湿透，露天煮饭，雨“哗啦哗啦”地下到了锅里。
没有桥梁，过江全靠一只拴在缆索上的小木船，时时都有被激流冲翻，被漂木撞毁的危险。
具体负责前期工程的王音辉、刘孝璞、冉以祥、崔子钧等人，不得不背着帆布书包在树下、屋檐下流动办公，夜晚睡在汽车下面，饿急了，到地里偷偷掰农民的包米，偷偷挖农民的红苕。
铁二局一个老工人长期在外面施工，妻子扔下4个孩子离去了，他把3个孩子寄养在亲戚家里，咬着牙把最小的一个带到工地。
由于省内筹资艰难，资金往往不能及时到位，尽管孙中弼等八方奔走，四处筹措，但要到的一点钱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于是开发公司不得不长期拖欠施工单位，施工单位有时几个月拿不到工资。
铁二局甚至曾经向职工们借钱买钻杆、钻头。
工人们加班加点地干着重体力劳动，但是孙中弼亲眼看到，吃饭时送到建造斜拉桥顶工人手上的，只有一碗米饭、一碗咸菜，他听说有时还仅仅只有一碗盐水！此情此景，多少次让孙中弼这个大个子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除了资金异常匮乏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干部严重不足。偌大一个开发公司竟只有20多个人，常常忙得焦头烂额。
为了解决干部问题，孙中弼曾派王音辉两度北上，向中国水电一局求援。借来了40多位懂工程、能吃苦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一位借调来的姓丁的高工，在返回东北的前夕，由于车祸，竟葬身在雅砻江的滔滔流水之中。
经过3年多的时间，到1990年底，建设者们完成了46项非常漂亮的前期工程。
这些前期工程绝不是当时传统意义上的“三通一平”或“五通一平”。它们包括3座跨雅砻江的大桥，9条专用公路，3条施工供电线路，2座施工变电站，微波通讯系统470公里，4个居住点，扩建桐子林铁路车站及建立物资转运站，改造金江油库，扩建及改造渡口水泥厂，两万亩地的施工征地，13处主体土石方明挖等等，使二滩水电站完全具备了主体工程开工的条件。
三年时间，四川省在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单独投入4亿多元资金，确保了二滩电站准备工作的完成。
二滩电站的准备工作得到了世界银行和外国承包商们的普遍赞扬。就连世界一流的水电专家也称二滩电站的前期工程是世界水电建设史上最好的前期工程。
外国承包商们来到二滩现场踏勘后都兴奋不已：“OK！这里的准备工作太漂亮了！”“即使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甚至说：“全世界没有一个业主达到这样的水平！”
中国的建设者们超额完成了在招标中的诺言，为二滩正式开工争取了主动。
第9章江泽民视察二滩施工现场
1991年4月17日夜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省长张皓若的陪同下，来到了攀枝花市。
4月的北京是乍暖还寒的季节，而地处亚热带的攀枝花市已开始进入了骄阳似火的夏季，婆娑的凤凰树成片成行灿若云霞，到处如火如荼地盛开着三角梅、五色梅，一派艳丽的南国风光。
4月18日，江泽民一行坐着汽车到二滩电站的现场视察，汽车沿着雅砻江边新修的专用公路疾驰。
一路上，重叠的群山、陡峭的峡谷、湍急的江流不断扑入视野。孙中弼汇报了二滩水力资源的利用情况；四川省副省长马麟仔细答复了江泽民提出的关于二滩水电站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
大家发现，江泽民的神色越来越专注了。
汽车来到了波涛汹涌的二滩坝址前。江泽民等人下了汽车。
江泽民称赞了二滩的公路修得漂亮，他又站在坝址旁的山岩上仔细观看了二滩全景。
在挖掘机和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江泽民看着工地上忙碌的人们，他点了点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并且郑重地说：“到工地看一看跟不看大不一样，国家计委的同志也应该来看一看……二滩这个项目在中央没有不一致的意见。这个项目的效益这么大，四川又已投入了4个亿，怪不得汝岱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老是提二滩。”
杨汝岱得意地笑了。
在炎热的阳光下，江泽民视察了二滩新修的桥梁、专用公路、供电线路等。面对规模宏大的前期工程，江泽民赞许地说：“你们一方面积极地干，另一方面积极争取贷款，这是对的。”
在视察到悬岩下巨大的导流洞时，江泽民意味深长地说：“这是给中国人民争气的‘争气洞’。”
江泽民对雅砻江蕴藏着的巨大能量和二滩优良的前期工作印象颇深，他幽默而深刻地对陪同视察的四川省的领导和开发公司领导说：
宣传工作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说这个工程多么重要，效益多好；二是讲现在山都劈开了，交通洞已打到厂房了，导流洞也进去了，已是既成事实，你看怎么办？我们都是搞工程技术的，要讲现实，这是最现实的。宣传工作，画龙要点睛！
江泽民总书记走了，但他的话却迅速传遍了整个工地，极大地鼓舞了困境中的四川省、攀枝花市、二滩开发公司领导以及参加前期工作的人们。大家明白，二滩在“山重水复”中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二滩工程大有希望了！
江泽民离开二滩仅仅一个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便风尘仆仆地来到二滩。
经过整整一天的实地考察和听取了孙中弼的详细汇报后，邹家华非常明确地说：“江总书记来‘画龙点睛，了，不管情况怎么样，我们都要想办法把这个项目干起来。即使世行不通过，也一定要干。”
在这一次考察中，邹家华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原则和全新的思路。关于资金来源，他主张由国家投资公司和四川省投资公司作为两大股东共同投资，国家从收益中征税。
邹家华同时指出：二滩开发公司则将成为一个新型的、集经营和建设于一体的公司，负责经营，建设，再经营，再建设。公司多渠道筹集资金，不但建设电站，而且要经营电厂，并负责对雅砻江流域进行滚动开发。
展望前程，邹家华兴致勃勃地给二滩挥毫题词：
万山丛中现平湖，二滩电站携繁荣。
1991年7月3日凌晨3时，孙中弼在北京临时住处的电话铃“叮铃铃……”急促地响了起来。睡梦中的孙中弼被惊醒了，抓起话筒一听，原来是远隔万里之外的世行执董会官员打来的越洋电话，通知他：“二滩贷款已经通过了，第一期贷款3.8亿美元……”
激动和欣喜使孙中弼睡意全无，握着听筒的手久久不愿放开。对这个消息，他实在已经等待得太久太久了。
紧接着，二滩水电开发公司成都办事处收到了世行亚洲地区局副总裁发来的电传：
二滩水电开发公司总经理孙中弼先生：
我高兴地通知您，1991年7月2日世行执董会已批准了二滩水电项目贷款3.8亿元。我和我的同事们期待着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中继续进街，紧密和成功的合作。
顺致问候。
7月11日，世界银行第一期贷款正式签字。在邹家华副总理的亲自干预下，国家有关部委以最快的速度办完了各种手续，7月25日，国家计委批准了正式兴建二滩水电站。
1991年9月14日，二滩工程公司正式发布了开工令，30多年纸上的蓝图终于逐步变成现实。
第10章二滩水电站建设正式开工
1991年9月14日，国家正式发布二滩工程开工令，参加二滩水电站的中外建设者们，拉开了建设二滩的序幕。
由于工程规模浩大、技术复杂，主要土建工程实行国际竞争招标，10多家工程承包公司分别获取了大坝和地下厂房工程标。几大国际性的联营体进驻二滩，开创了我国水利开发史上的第一个国际性联合开发的先例。
在当时，世界各地43个国家、600多位外籍人员参加了二滩建设。在雅砻江边随时都可以看到开着汽车急驶的、肤色不同的人们，以致被戏称为“多国部队”和“小联合国”。
二滩自列入国家计划起，便成立了二滩水电开发公司，1995年又按“公司法”的要求改组为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后，第一任董事长张全为建立公司现代企业制度倾注了大量心血。年近七旬的张全50年代毕业于重庆大学水利系，他态度和蔼、思维活跃、作风细致，曾担任过水电部基建司副司长、水电部办公厅主任、国家能源投资公司总经济师。
来到二滩的外国人常说：“这里的厂区环境非常好，世界上的水电工地很少有这么优美的地方。”也有许多人说：“我最喜欢攀枝花的气候，世界上很少有这样可爱的气候。”
外国人在称赞二滩的同时，也满怀感慨地说过一句话：“我们感到最困难的是语言不通。”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但长期的闭关锁国，竟把学习外语也视为异端，再加上汉语与西方国家的语言本就属于不同语系，当二滩一下子出现了一个多国组成的“小联合国”时，语言自然成了一个特别突出问题。
德国老板招呼中国司机：“GO，GO……（走）”中国司机一下火了：“你骂我狗！你才是狗，德国狗！”
一位外国工头用英语问中国人：“‘我不高兴’怎么说？”
中国人跟他开玩笑，教他学说汉语“我很高兴”4个字。
这位工头一路上念叨着“我很高兴，我很高兴”到了现场。看见工人们正在玩儿，没有干活，便大吼一声：“我很高兴！”工人们一下被怔住了，工头一看很得意，又连吼几声：“我很高兴，我很高兴！”工人们轰然大笑了，工头这才明白自己上了当。
澳大利亚工程师肯？格来斯比栗色头发栗色眼睛，留着两撇俏皮的八字胡，40多岁，大高个，十分健壮，经常穿着一套牛仔服，性格豪放而幽默，极像美国西部荒原上的牛仔。
肯？格来斯比的汽车开得像旋风一样，而且在下坡和转弯的地方也从不踩刹车。在遇到漂亮的女士时，他更会双手撒开方向盘炫耀地在车上跳“桑巴舞”。
肯？格来斯比和中国的建设者们合作得很好，但中国人也常常友善地跟他搞恶作剧。
有一次，他问一位中国职员：“我想骂偷懒的民工‘杂种’该怎么说？”中国职员回答：“你就骂‘爷爷’！”肯？格来斯比果然生气地对着偷懒的民工们大吼：“爷爷，爷爷！”最初民工们莫名其妙，后来明白了，大家几乎笑破破了肚皮。
又有一次，肯？格来斯比问一位中国技术人员：“我到舞厅里去请中女孩子跳舞，应该怎么说？”
中国人告诉他：“你应该称赞她长得像个大青蛙，眼睛像青蛙的眼睛，脸庞像青蛙的脸庞……”
肯？格来斯比果然依计而行，当他用不熟练的中国话说出这一连串奇妙的“赞美词”时，其结果自然不难猜到。
在工地过了几年后，肯？格来斯比仍然只会一些简单的中国单词，他常常幽默地把自己闹的笑话告诉别人，感慨着：“中国话太难学了！”
来自意大利的一标制图室负责人强伯里1991年来二滩时也深深感到语言不通的困难。语言不通，在工作上无法配合，更谈不到感情的交流。在他的眼里，黄皮肤的中国人似乎都长着一样的面孔。
而中国人呢，对这个爱唱意大利歌剧、个子不高、戴着眼镜、满头白发却穿着红背心的老头儿也很诧异。强伯里星期天去攀枝花市，人们不但好奇地围观他，似乎把他当成了动物园的珍稀动物，而且还友好地摸摸他的脸庞、他的胳膊，似乎把他当成了什么“外星人”。
由于语言不通和技术上无法配合，他换了许多助手。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换了25个人才找到一个满意的。”
语言不通使中国人同样吃了很多苦头。
民工们来打工，由于语言不通，只得可怜巴巴地求助于翻译们介绍。这样沟通起来就麻烦多了。
来自水电八局、曾担任过大坝混凝土浇筑主管的青年工程师王晖，刚来二滩时由于外语水平不高，和外方老板无法直接沟通，便吃过翻译不少的苦头。
由于王晖对工作的建议无法及时反映，正确的施工措施无法及时贯彻，以致最后和外方老板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两人多次发生争吵，不得不交了辞职报告。
后来，在八局中方经理的协调下，王晖调去主管过木机道。从此，他痛下决心学习外语，甩掉翻译，局面才迅速好转，和外方人员配合得很好。
学文学的不懂工程，连电工用的连接板、控制板都翻成了另外一样东西；设备和原材料也弄不清楚，常常不知所云。
为了解开“语言之谜”，在二滩，持久地出现了外国人学中文、中国人学外文的热潮。有人说，全国哪个地方都没有二滩这种“外语热”。
当时，外国人的家里到处都贴上了汉语的日常单词，主人随时随地背诵；中国人更利用业余时间努力学习英语。
哈札公司咨询专家皮尤的夫人在家里办了一个免费的英语培训班，利用晚上时间对二滩公司的领导们进行培训。皮尤夫人对“学生”们要求十分严格，经理们经常被考问得张口结舌，连出差的路上也得完成作业，回来后还要补课。
一年多以后，经理们的英语水平都大有长进。
为设不设副职一事，一位中方经理曾和外方经理进行过争论。
中方经理说：“各个部门应该设立副职，一正一副，便于工作。”
外方经理说：“如果正职的工作副职干得了，那么要这个正职干什么？要是干不了，又要这个副职干什么？”
中方经理问：“一个人请了假咋办？”
外方经理回答说：“请了假可以委托别人负责。”
最后，这位外国经理甚至说：“没有工作时宁肯出钱让人们回家去休假，也不能让他们闲坐在工地上。”他还一再强调：“没有事干的职务绝不能设！”并且反问中方：“你们国家为什么要养活一些不干活而又管人的人？”
施工现场上常常有发生争论的可能。但是外国公司上级下了命令后下级只能服从，既不允许更改，也不允许问为什么。外国人常说：“中国人不听话，随便叫他们干什么，他们都要问几个为什么……”
就这方面的问题，中方经理和外方经理也进行过讨论有。
中方经理：“我在提出一个施工方案时总要反反复复地想，反反复复地考虑，也要征求大家的意见，把大家的意见集中后再贯彻下去……”
外方经理：“层层动员、层层讨论会浪费很多时间，我们主张干错了不要紧，干错了自己去改正，改正了再干，最怕的是不干。”
中方经理问：“下级有不同意见呢？”
外方经理回答说：“布置工作是上级对下级下命令，下级只能服从，不应该问为什么，也不应该随意修改。”
说到这里，这位中方经理笑了：“如果下级的意见不正确呢，难道也不应该考虑？你们不民主，是专制！”
外方经理也笑了，沉吟一会儿后又说：“也许你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如果把你我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再创造一种新办法，可能会更好一些……但说起不民主，我不同意，我们可以当着总统的面喊打倒他，这难道还不民主？”
在这样一个大型水电工地上同时施工，中方与外方人员，甚至不同国籍的外方人员之间自然就避免不了各种“摩擦”和“碰撞”，并经历了从激烈碰撞到相互信任协作的过程，从而真正使这一世纪工程成为了中外水电人共同智慧的结晶。
第11章开凿水电站泄洪洞明挖段
1992年3月，山外正是春光明媚、桃红柳绿的时候，二滩的工地现场却已经进入初夏，阳光一天一天地变得更加热气逼人了。
在当时，二滩工程刚刚开工仅过了6个月，所有的人员都在探索和磨合之中，一标和二标联营体中，中外关系和外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进入协作的最佳状态，不时遇到各方面的困难。
一标泄洪洞明挖段和右岸缆索影响区都是极困难的施工阶段。这里山高谷深，没有前期通道，汽车和其他的施工机械都上不到作业面上去。
于是外方经理向中方水电八局领导小心翼翼地提出：“你们能不能想办法找一些员工把这一部分工程完成？”
八局的领导干脆地答应了下来。他们考虑到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多年来习惯于在艰苦条件下施工的中国水电职工并不畏惧这种工程，中国施工队伍的光荣传统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原始的肩扛背驮和“蚂蚁啃骨头”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的确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其次，八局领导早就已经感觉到外国人有些看不起中国人，于是对大家说：“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的国家修建电站，无论如何要为中国人争口气。”
另外，八局和其他水电局一样，待岗人员很多，都急于找到活来干，以解决企业和职工们的生存危机。
鉴于这些情况，于是八局组织了100多个工人上了山。首先开辟出一条窄窄的通道，人们顺利上到作业面。
由于上不去汽车，大家就把四五百斤重的潜孔钻拆成两部分，再用肩扛上去。手风钻和其余的机具也全部是自己扛上去的。
当时，八局的装备非常落后，推土机不是推岩石而是推泥土的，一遇到岩石就发生故障，虽然发动机发出震天动地的响，但推土机就是寸步难移。
有段时间，推土机天天都出故障，往往正要放炮了，推土机突然不动了，工人们冒着大雨抢修，汗水和雨水湿透了全身，直到最后把机器修好。
工地经理、来自意大利的扎伐洛尼到现场考察后不断地摇着头评论：“形象进度还可以，只是设备太差，设备太差……”
后来，八局向意大利方租了一台现代化的推土机和一台钻机，设备的状态才有了好转。为了加强对这支队伍的领导，八局调来了年富力强的张怀川担任队长。
张怀川个子不高，敦敦实实，方方的脸膛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中专毕业，工人出身。他和中国许多优秀的基层干部一样，一方面能以身作则，带头苦干；一方面关心职工，善于做思想工作。这两个特点使张怀川在职工中很有威信，生产任务总是能圆满地完成。
在右坝肩开挖的紧张时刻，一个农民合同工的妻子由于宫外孕引起了大出血，在医院里抢救。因为失血太多，病人陷入休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医院通知，病人急需输血。
张怀川知道后，没有强调任何客观，也没有因为对方是合同工便置之不理，他立即组织了10多名当时工作不很紧张的职工到医院献血。
一滴滴新鲜的血液流进了这个贫穷的农妇血管里，她终于得救了。
事后，这个农民合同工全家感激不尽。整个施工队的凝聚力和劳动积极性也空前高涨起来。
1994年春天，经过近一年的苦战，泄洪洞进口明挖段和右岸缆索影响区的开挖任务完成了，并创造了人均年产值11万元的二滩最好效益。
良好的敬业精神和顽强拼搏的作风使这支队伍声威大震，以致外国曾对中国职工的劳动态度颇有微词的管理人员们，也对这支队伍刮目相看。
扎伐洛尼更向八局明确要求“整体收编”这支施工队。最初八局不愿答应，想把这支能打硬仗的队伍调到别的地方，但精明的扎伐洛尼一方面向二滩开发公司总经理孙中弼反映，请求他出面说情。一方面向远在北京的水电部领导和水电八局局长报告，请求他们出面干预，最后还向八局交了一笔管理费，终于“收编”了这支队伍。
“收编”后，一标联营体的外方人员们曾想派几名外国工头去管理这支施工队，但是中方经理善意地提出了警告：“也许你们不派人去他们会干得更好。”
于是，这支队伍便成为唯一没有外国工头管理的劳务们，被戏称为一标联营体的“红色根据地”和“独立大队”，他们独立地完成了泄洪洞进口明挖、右坝肩开挖、水垫塘开挖、采石场开挖等许多困难的工程，完成的开挖量占一标开挖任务的60%以上。
后来，队伍当中的一批骨干被八局派往巴基斯坦的水电站。
在水垫塘开挖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已升任一标施工工部副部长的张怀川召开了多次“诸葛亮会”，按联营体的规定，上班时间只能干活，不准开会、不准讨论，这些“诸葛亮会”全在下班后或星期天进行。
职工们常常主动研究到深夜，大家想办法、出主意，群策群力，终于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采石场开挖则更具挑战性。这是直接供应大坝混凝土骨料系统的工程。二滩大坝混凝土浇筑之所以能实现稳产高产，能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和骨料的供应有很大关系。
1995年9月，“独立大队”进了采石场。过去外国人带队施工时，每月只生产1.4万方，而张怀川带队进入后，第二个月便达到了3万方，年底提高到8.5万方。1996年二滩混凝土浇筑进入高峰期，采石场平均每月完成14万方，最高达20万方，充分满足了工程的需要。
二滩采石场不但要求稳产高产，而且由于场地狭窄，整个采石场是个高边坡，垂直高度达200多米，坡度很陡，从下往上看去，陡峭的山岩似乎随时都要垮塌下来，让人感到胆战心惊。
采石的时候，要把垂直的岩层一层层地剥下来，的确非常危险，很容易发生事故。
一标外方的施工部长白特尤纳是个开挖方面的内行，在水垫塘施工快结束时，他被意大利方调到别的工地。临走前，白特尤纳专门邀请张怀川到他“欧洲营地”的住处进行了一次恳切的谈话。
白特尤纳告诉张怀川说：“我一直在担心采石场，垂直的高坡，高度达220米，太危险了。在国外，像这样的采石场都要出问题，都要引起坍方等等。南非一个电站的采石场发生了大滑坡，一下子埋进去80个人……太可怕了！张先生，你千万要记住，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
张怀川感谢并记住了白特尤纳的忠告，他确实非常小心。为了保证安全生产，采石场成立了专门的安全检查组，随时进行检查、修正和支护，边坡上喷射了混凝土，增加了支护的铆索，还搞了3个岩石移位观察点，随时监视和观察岩石是否发生了裂纹，有无坍方的可能。
由于安全措施扎实，在两年多的施工过程中，只有一个工人被击伤肩胛骨，没有发生一次死亡事故。
在这个陡峭的采石场上，八局的职工们为大坝浇筑采下了400多万方优质岩石。整整一座山岩竟被齐刷刷地切去了一半，看上去十分壮观。
张怀川为了提高工效，降低成本，特别是保证质量，他和大家一起讨论后在管理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
降低成本方面，适当调整了爆破孔，做到既不浪费炸药，而炸出的岩石大小又适合需要，不用进行二次爆破。
在发挥装运设备潜力方面，规定每台挖掘机每小时要装20车，每台运输车辆每小时要跑8次等，使采石场的每立方毛料成本从8美元降到了3.5美元。
质量方面层层负责，层层设立质量监督员，进行自检自测；然后加上工程师检查、主管工程师检查。进度、消耗、质量还都和奖金挂勾。
施工队的职工们都表示说：“这里在建设中国的水电站，我们是这里的主人。”
有关专家后来评价说：“‘外国现代化管理+中国的思想工作’是最好的管理模式。”
第12章二滩水电站实现大江截流
1993年11月26日，温暖的雅砻江边仍然阳光明媚，随着晨雾的散去，两岸的山峰更加显出了绿装，妖娆的山花变得婀娜多姿，一辆辆25吨的载重大卡车和平时一样，来来往往地奔驰着，往江中倒着碴石。
从11月11日开始抛碴，算起来，截流施工已经15天了。
为了避免截流中的风险，并尽量降低截流成本，业主采用了外国承包商们的建议，一改过去传统的河床立堵的施工方法，用半个来月时间，从横跨江面的钢桥上，均匀地向河中抛投石碴形成围堰，当平堵提高了水位时，又与立堵相结合。
这种截流方案不需预先准备庞大的混凝土块，不但安全平稳、成功率高，而且大大降低了费用。
11月26日15时29分，大坝在不知不觉中合龙了。
卡车司机张宜新说：“我从早晨到下午3点25分，已经运了40多车碴石，但却没有意识到大坝就要合龙了。当我倒完最后一车碴石往后倒车时，看见下面的伙伴在兴奋地示意我快按喇叭，才知道大坝已经合龙了！”
12月初，各大新闻媒体几十家新闻单位的记者们不辞辛苦地赶赴二滩，想实录这个世界级工程，在中国水电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的电站在截流中人们战天斗地的恢宏场面，但是，他们都失望了：截流已按原计划提前14天完成。
截流后，面对记者们的失望和诘问，二滩水电开发公司总经理孙中弼解释道：“对截流时间我们既没有有意提前，也没有有意延后，而是顺其自然地、科学地形成了最佳截流期，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才可以避免一切浪费。”
“二滩截流”在水电行业中传为佳话，它包含着的思维方式和深刻意义，的确值得人们思索和品味。
在人们的印象中，大工程总是“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灯”，总是和群体性的、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明显的政治色彩联系在一起，似乎应该人山人海、号子震天、喇叭高呼、标语四起。
但是，二滩工地的寂静却使所有人感到惊异。
当时，有记者住在工地现场上采访，他们曾经多少次在深夜或是黎明，特意打开窗户，侧耳倾听着工地上的动静。
但是，传进大家耳朵里的，只有雅砻江的滔滔水声和公路上汽车的鸣笛，有时，或会听见断断续续的马达声，恍惚如梦境。
这让人们不由得怀疑：难道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规模巨大的二滩水电工地？难道这就是五彩缤纷、热闹非凡、融会着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和“多国部队”的二滩？
在二滩工地上，“一片沸腾”、“热火朝天”、“轰轰烈烈”等这些常用的描写施工紧张场面的词汇似乎都失去了地位。它是冷静的、有条不紊的，不像一个莽撞的、火爆的、气冲牛斗的小伙子，倒像一个从容镇静、胸有成竹的将军。
这里不存在人海战术，在庞大的机械旁，看不到几个操作人员。月浇筑量达到国际大坝浇筑量最高水平的庞大拌和楼系统，全部由计算机控制运行，从选料、破碎、运输直到搅拌，工作人员竟只有3名。
所有一切似乎都经过精密计算，一切都在计划之中，没有嘈杂的人声，没有呼标语喊口号，没有人山人海齐上阵，当然更没有喝茶聊天甚至打瞌睡的人群。一切的一切都处于良好的控制之中。
中方管理者不由感叹：“这正是多年以来中国的建设者们梦寐以求而又难以达到的境界啊！”
和工地相比，办公室里却似乎更热闹些，计算机的屏幕上不断出现新的图案和数字，人们的手指不停地在键盘上敲打，桌上、墙上、书架上到处挂满了报表和图形，外国和中国职员们连走路都是一路小跑带着风。
工程负责人说：“正是办公室的忙碌造成了工地的秩序，办公室的热闹促成了工地的冷静。”
多年来的艰苦生活以及二滩工程的过度负荷，终于摧毁了孙中弼原本健康的体魄，在心力交瘁中，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1994年6月，孙中弼被强行送进医院，两次大手术，肺切掉一页，胃切除了三分之一，生命垂危，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就又开始关心二滩的建设。
但是，由于孙中弼身体极为虚弱，他主动辞去了公司总经理职务。1995年他担任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董事长后，仍带病坚持工作，为二滩电厂组建、运行、上网电价、购销电合同、调度协议努力工作，并为二滩公司的后续工程奔忙。
孙中弼常常内疚地感到自己愧对母亲。辛劳一生的母亲，少年丧父，中年丧夫，抚养了儿子又抚养孙子，老年后瘫痪了，但作为长子，他竟无法侍奉晨昏，只有倚重弟弟。
上海电视台摄制了一个电视专题片《建筑大坝的上海人》，片中的主角就是孙中弼。整个专题片中最使人感动的是孙中弼清癯的脸上带着苦笑，眼睛里含着忧郁和无奈谈起自己的母亲和儿子的情景。
儿子常年由奶奶带着，母亲疼爱孙子也娇惯孙子，时间长了，孩子和父亲间的亲情逐渐变得淡漠。孙中弼重病期间，思念瘫痪的母亲，也思念弟弟和儿子。儿子来了，但长久的离别使父子俩几乎变成了陌生人，很长时间以后才重新建立感情的交流和心灵的沟通。
二滩工程公司总经理王音辉平时嘻嘻哈哈，极爱开玩笑。调皮的女儿对他的穿着很有意见，常亲昵地讥笑他：“堂堂一个大经理，不愿意穿西装，穿了一件30来元的‘歪’牛仔服还十分得意，到处对人说：你看，我年轻多了吧？”
正如女儿所说，平时王音辉不修边幅，有一次上了主席台，上身穿着夹克，下身是牛仔裤，而脚上却是一双老布鞋。女儿又讥笑他了：“爸最喜欢这双布鞋了，什么好鞋都不管，只有这双布鞋老是亲自把它刷洗得干干净净……”
王音辉1988年便来到二滩，但儿子和女儿一个在昆明，一个在成都。一遇气候变化，他便要打长途电话去昆明和成都嘱咐两个孩子“注意加衣服”。
有一次，王音辉病了，他打长途电话向女儿诉苦：“我病了，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很想你们……”
女儿问：“害什么病呢？”
王音辉回答：“方便面吃得太多了！”
女儿难过了，也感动了，和丈夫商量后终于从昆明市工商银行调到了二滩，一面上班，一面给爸爸妈妈做饭。
在女儿来到之前，王音辉激动地到处传扬，兴奋地敲开了全楼每一家的房门，满面笑容地告诉每一个人：“我的女儿要来二滩了！”
女儿到来之后，王音辉每逢外出开会或接待客人，一到吃饭时间，必然要和女儿通一次电话，除告诉她自己不回去外，还要询问她吃些什么。一听见女儿的声音，王音辉便会马上笑逐颜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