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发起成立中国佛学院
中国佛学院开学典礼那天清晨，法源寺大雄宝殿内圣洁的香烟，在冉冉上升，有时被微风送到幢、幡、宫灯之间，盘旋缭绕。
中国佛学院院长喜饶嘉措，在举行开学典礼致词说：“中国佛学院得以创办成立，正式开学，标志着中国佛教的重兴。”
周叔迦副会长会同北京图书馆金石部曾毅公亲临石经山主持开洞。他们先把经版抬至工棚，清洗干净，编号后再拓印。拓完后放还原洞，最后仍以石门固封。
培养佛教人才的工作，一开始就受到党中央的关怀和重视。在1952年筹备成立中国佛教协会时，中央就提出并支持开办佛教学院，培养佛教人才。
1956年2月，在中国佛教协会一届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专门讨论了建立中国佛学院的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佛学院章程草案》，组建了院务委员会。
经国务院批准，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1956年9月28日，培育中国佛教人才的摇篮中国佛学院在北京市法源寺正式建立。
在9月28日，中国佛学院开学典礼，在已经有1300多年历史的北京法源寺隆重举行。
清晨，大雄宝殿内圣洁的香烟，在冉冉上升，有时被微风送到幢、幡、宫灯之间，盘旋缭绕；微笑的佛像也显得格外庄严。
典礼盛况空前，出席开学典礼的有国务院副秘书长张策，国家民委副主任汪锋、杨静仁、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等领导人，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道教的代表和正在我国访问的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以及缅甸、印度、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驻华使节、柬埔寨代表团团长等也参加了开学典礼。
8时80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喜饶嘉措大师、副院长法尊法师和赵朴初居士、教务长周叔迦居士等，领导全体学僧在大雄宝殿举行礼佛仪式，北京市僧、尼、喇嘛、居士随同虔诚地诵经和赞佛。
在庄严的仪式中，正在我国参观的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的法师们和国内的西藏参观团、甘肃省牧区少数民族参观团的人员们，也虔诚地绕佛和礼拜。
在仪式结束后，由中国佛学院教务长周叔迦主持了开学典礼。
中国佛学院院长喜饶嘉措，在举行开学典礼致词时，首先对政府和各界的支持表示了衷心的感谢，然后他说：
这样规模宏大的佛学院，自从中国有佛学院以来，是从未有过的。这样的佛学院得以创办成立，正式开学，标志着中国佛教的重兴。这也和国内佛教界大德们的努力以及政府从保护宗教的坚定不移的政策上所给予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自从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印度、斯里兰卡、西域等国的大德高僧不辞艰辛地，历经雪岭、流沙，来到中国，中国的古德也冒九死一生的危险而西行求法，才在中国流传了灿烂的佛教文化。
今天我们的条件是比古德便利多了，我们更应当继承古德的宏愿，更好的发挥释迦如来的遗训，这所佛学院就是为了这样神圣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
佛学院现暂设两班
一班是培养佛教教务人才的。课程除“语文”、“宪法”外，依着不同年级，次第设“佛教历史”、“佛典通论”、“佛学基本知识”、“佛教文物常识”、“戒律”等科目。两年毕业后，希望可以担任各地方的寺院工作。
另一班是培养研究佛教学术和宏法人才的。课程除“语文”、“宪法”外，依着不同年级，次第设“佛学通论”、“佛教历史”、“因明学”、“各宗大意”、“经论研究”、“戒律”等科目。四年级毕业后，还可以继续专门研究。
中国佛学院的宗旨，是培养能发挥佛教优良传统的僧伽人才。那么各位师长和学生在教导和学习之中就都应当特别注重到释迦如来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就更要实践他的慈悲、和平、平等的教训。
人们如能通达了二谛四谛、十二处、十八界、十二因缘、中道实相的真实道理，自然能克制众恶之本的贪、嗔、痴，从而杜绝自私自利、使一切思想、言语、行动，所谓意、口、身三业都会以利他为前提，那就是慈悲、和平、平等的体现。所以慈悲、和平、平等的教义是佛教各宗派共同崇奉无逾的。
在讲话中，提到佛学院将来还要增设梵文、巴利文研究机构和成立尼众分院。
他最后说：
今天要想使佛陀的伟大的遗训能照耀到世界上，发出慈悲、和平和平等的光芒，就迫切需要各国佛教界互相合作。
我们希望遵循古德们遗留的楷模，继续与各个国家的佛教界共同从佛教文化的交流上为昌大佛教的光辉而努力。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在开学典礼上对佛学院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
他表示，宗教事务局今后将继续对佛学院予以协助和支持。
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团长、印度巴丹达·阿难陀·柯萨尔雅雅那法师在开学典礼上讲话时，对佛学院致以友谊的祝贺，并希望中国的中国佛学院和印度的那烂陀大学互相学习，相互协助，密切合作。
他们的讲话诚恳而明确，对佛学院抱着很大的希望。他们一致地希望佛学院师生紧密团结，努力搞好教与学的工作。并希望他们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不断激起听众的掌声。
学院建立不久，陈毅还亲临中国佛学院视察，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关怀，极大地鼓舞了全院师生办好佛学院的热情和信心。
中国佛学院在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在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佛学院全体师生共同努力和全国佛教界协助下，对培养弘法僧才、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交流国际佛教文化和支援祖国建设与世界和平事业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14章振兴佛教文化学术
1950年6月，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二次会议。
在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各省市佛教界代表赵朴初、巨赞、喜饶嘉措、李济深、周叔迦等人。
几经磋商，一致认为当时中国佛教界思想混乱，组织涣散，颓靡不振，犹如一盘散沙，已在危急存亡之秋，难以适应社会需要，所以有必要在首都创办一个全国性佛教刊物。以传达政府的宗教政策，纠正佛教界内的错误思想，发扬释迦牟尼佛的真精神，以及反映全国佛教界各种情形，团结全国佛教界力量，振兴佛教。
1950年6月18日，现代佛教学社正式成立，负责出版发行《现代佛学》月刊事宜。陈铭枢为社长、巨赞为主编。
9月15日，《现代佛学》出版了第一期，内容包括学理、历史、文物、艺术、问题、通讯等6大类。
1954年6月，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现代佛学》遂成为该会机关刊物，1960年11月起改为双月刊。
《现代佛学》杂志自1950年9月创刊后，始终以满足读者需要为宗旨，其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不断提高，得到广大佛教徒的认可，对于帮助学习佛教理论和传达政府的宗教政策起过重大作用。
为了介绍中国佛教情况，宣扬佛教文化艺术，中国佛教协会还编辑了中国佛教画集、释迦牟尼佛像集等。中国佛教版画集，编写了“中国的佛教”小册子分别用中英文出版。此外，还委托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了“佛教在中国”的电影。
在图书文物搜集整理方面，几年来，中国佛教协会收藏的佛教书籍，已发展到1.76多部，5.1万多册。其中包括各种版本的大藏经5部，另外还有藏文经典830包。保管的佛教文物也逐渐增加，共有雕塑、绘画、经典、法器、水陆画、拓片、照片及杂项等8类。
在推动佛教学术研究和文化普及工作方面，中国佛教协会在成立初期，主要是借助和指导三时学会和菩提学会的研究、翻译力量进行研究、翻译工作。
周绍良、李荣熙等人先后编写了《亚洲各国佛教史要》、《中国与亚洲各国佛教关系史料》、《中国佛教经济史料》及《汉藏佛教辞汇》等。
在中国佛教协会指导与协助下，北京三时学会英译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法显传》、《百喻经》、《法住记》、《比丘戒本》、《比丘尼传》等；汉译了西藏多罗那他大师所著《印度佛教史》和斯里兰卡罗喉罗比丘所著《斯里兰卡佛教史》等；整理出版了韩清净居士所著《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汇编》。
还进行了梵汉、巴汉佛教辞汇的编纂；撰写《中国佛教文化艺术关系史料》、《中国佛教思想史料》等。
此外，应斯里兰卡佛教界的请求，于1955年成立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着手《佛教百科全书》中国部分的编纂工作。
参与《佛教百科全书》写作的法师、学者有法尊、臣赞、观空、隆莲、吕澄、黄忏华、周叔迦、高观如、虞愚、林子青、田光烈，苏晋仁、郭元兴等人，都是当时国内著名学者，前后写成400余篇，约200多万字。中国佛教协会还协助编纂了中国第一部百科辞典《辞海》的佛教条目。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佛教协会的文化普及和研究工作，总结和继承中国佛教文化的精华，丰富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重振中国佛学研究的国际地位。
第15章发掘整理房山石经
1956年春季开始，中国佛教协会进行了对房山石经的调查、发掘、整理和拓印的工作。
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略称房山石经，是一部从公元7世纪至12世纪陆续刻在石板上的佛教大藏经。
房山石经始刻于隋唐，经辽、金、元、明至清，历时千载，刻经1100多部，3600多卷，各种碑刻180余种。房山石经及碑刻，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它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特别是佛教历史和典籍的重要文物，也是世界一宗宝贵的文化遗产。
关于房山石经在文化史上的价值，早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研究，然而由于过去传世的经碑数量极少，大部分石经锢藏在石洞和地穴内，因此要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是不容易的。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历史文物的保护工作。从1956年开始，中国佛教协会和有关部门一起，对房山石经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发掘和整理工作。
石经山上有9个石洞，上层7洞，下层2洞，除上层雷音洞为壁镶经版可以进入外，其他8洞均以石门固封。各洞大小不一，所藏经版也有多有少无规律地重叠在一起。另一部分则是瘗埋在山下云居寺地穴中，过去从未被发掘过。
1956年春，工作人员首先在石经山上搭建两个工棚作为拓印经版的场地，同时在半山原接待庵处修建工房五间作为生活区。山上没水，要从山下往上挑，买粮要到15公里外的南尚乐村，副食也要在12公里远的石窝村去买。当时唯一交通工具是小毛驴，条件较艰苦。
4月21日，周叔迦副会长会同北京图书馆金石部曾毅公亲临石经山主持开洞。先把经版抬至工棚，清洗干净，编号后再拓印。拓完后放还原洞，最后仍以石门固封。
每石拓印7份，还拓印山上下附近的碑记、摩崖石刻、经幢、造像、题名、题记等75份。石经山上拓印工作1957年底结束。
1957年夏季，周叔迦副会长同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阎文儒、文化部的王去非、俞志超来到云居寺共同研究地穴的发掘工作。
他们根据重要文献资料，找到进行地穴发掘的有利线索。8月7日下午，发现了地穴：南北长19米、东西宽10米，深5米。面层以方砖铺墁，四周砌砖墙。
穴内中间有1米宽土墙相隔，北部大于南部，占全穴三分之二，南北两穴经版的排列形式不同，北部是一排排顺序排列，南部则是纵横交错，共藏经版6层。北穴藏6295片、南穴3787片，共计10082片。
当时，由于山上拓印工作未完，便在地穴上面搭建一大蓆棚加以保护。
从1958年初开始，先在穴内编号后再抬至工棚拓印，年底拓完。山上下全部拓印工作历时3年圆满结束。
从1956年开始，中国佛教协会对房山石经，进行全面调查、发掘、整理，不仅拓印了山上9个石洞中的全部经版，而且首次发掘了瘗埋于地穴中的辽金经版，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有系统的调查。
后来，又作了整理、研究，对具有很大学术价值的历代石经题记，作了专题整理和出版发行。
当时，中国佛教协会准备将这份世上希有的法宝全部拓印出来后，整理摄影印行，作为纪念佛涅盘2500年向国内外佛教界和文化界的献礼。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把房山云居寺塔和石经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部石经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从而为深入研究房山石经提供了全面、丰富的资料。
第16章恢复保护金陵刻经处
金陵刻经处是中国近代编校刻印佛经的著名佛教文化机构，由清末佛教学者杨仁山创办于1866年。
1866年，因江南长时间经历兵火战乱，加上太平天国的狭隘宗教政策，使佛教典籍损毁殆尽。当时，杨仁山和朋友们商讨，认为当时佛经大部分刻版都毁灭了，这对于弘扬佛学很有影响，应当把刻印经书的事业恢复起来。
于是，杨仁山与志同道合的10多个朋友募捐集资，创办了金陵刻经处，经营刻经事业，募款重刻藏经。在发起人中，以曾创扬州砖桥“江北刻经处”的郑学川赞助最力。
金陵刻经处草创时期，设写手1人，刻手7人，主僧1人，香火2人，杨仁山自任校勘。
1873年，杨仁山又研究造像，拟好结构，请画家画成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图、大悲观音像等，另外还搜集古代名画佛像，一并刻版流通。
金陵刻经处成立后，多次搬迁。1897年，杨仁山把在延龄巷的住宅60多间，并宅基地6亩多，无偿捐给刻经处，作为永久刻印经像、收藏经版、流通佛经的庄严场所，为弘扬佛法、推动佛教事业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
金陵刻经处正式成立后，杨仁山对各类佛教典籍更是热心搜求，并先后从日本和朝鲜等国寻回了《中论疏》、《百论疏》、《唯识述记》、《因明论疏》、《华严三昧章》等约300种国内早已散佚的隋唐佛教著述，加以刻印流布，使得三论宗、慈恩宗、华严宗等佛教宗派教义复明，俾便后人研讨。
在杨仁山的精心策划下，金陵刻经处还先后刊刻了《大藏辑要》，选佛典465种，计3300卷，另印刷佛像10万多张。鲁迅先生在为他的母亲祝寿时，也曾在这里捐资刻印过《百喻经》。
由于金陵刻经处刊印流通的经书，有不少是中国古代失传的佛典，加上刻版采用了经文与注疏结合的方式，而且划分段落，添加句读，并经严格校勘，所以，人们都称赞这里刻印的经书是“最精善之佛典版本”。
1911年，杨仁山逝世后，葬于金陵刻经处的庭院中，并建塔纪念。此后，金陵刻经处由欧阳竟无等主持，因经费拮据而渐趋衰败。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时，金陵刻经处的经版、房屋大多损毁。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2年，上海佛教协会成立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赵朴初任主任委员，推徐平轩主持恢复工作。
在政府及中国佛教协会帮助下，和国内佛教同人护持下，金陵刻经处业务得到开展，规模逐渐扩大。除原有的经板外，中国佛教协会并将扬州、苏州、天津、北京等地刻经处经板和重庆前支那内学院经板都集中在金陵刻经处，加以整理和保管。
1957年起，金陵刻经处成为中国佛教协会下属的事业单位。从此，业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继续刻印佛教典籍，先后补刻及新刻经版200余卷，出版了《玄奘法师译撰全集》，所藏经版也从4万多片增加到15万片，包括典籍1570种，图像18种，年刻行经籍4万多册，发行国内外。
此外，金陵刻经处还收藏有唐人所写汉文与藏文佛经，五代、宋、元、明、清历代所刻藏、蒙文经籍，以及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文字书写的贝叶经。
在佛教协会的领导下，金陵刻经处已成为接待国内兄弟民族和国际宗教界、文化界人士的重要场所之一。
第17章领导成立地方佛教组织
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以来，已经有许多城市，如天津、上海、杭州、重庆、武汉、昆明、福州及山西省等，都已先后成立了地方性佛教组织。
上海市佛教协会为上海市佛教界的联合组织，成立于1954年12月，是较早成立的地方佛教组织。
在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以后，仍由原上海市佛教会负责联系寺、庵等佛教团体及佛教信徒，行使领导上海佛教界的职能。
7月27日，该会成立上海市佛教会生产节约委员会。
1950年1月，成立上海市僧青年联谊会。
1951年8月2日，成立上海市抗美援朝分会佛教支会。
在上述基础上，上海市佛教界人士决定筹建统一的佛教组织。
1954年8月7日，成立上海市佛教协会筹备委员会，推选赵朴初为主任，苇舫、方子藩为副主任。
12月，上海市佛教协会第一届代表会议在静安寺正式召开，出席代表134人，代表会议选出理事61人，常务理事21人，通过了《上海市佛教协会章程》，正式成立上海市佛教协会。
会议推选应慈、静权为名誉会长。选举赵朴初为会长，持松、苇舫、方子藩为副会长，苇舫兼秘书长。
上海市佛教协会的宗旨是：
遵循佛陀的遗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团结全市佛教徒，遵守宪法和法律，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全市佛教徒的合法权益，为祖国建设和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上海市佛教协会章程》规定上海市佛教协会根本任务为：
组织佛教徒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法令，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管理好全市各佛教寺庙和团体，协助各寺庙和团体进行正常的法务活动，反对不法分子利用和假借佛教名义进行各种非法违法活动；开展佛教学术研究，配合有关方面保护佛教文物古迹；参加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工作，发展与国际间佛教界人士的友好关系等。
1956年12月19日，上海市佛教协会举行第二届代表会议，选举应慈为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持松、苇舫为副会长，苇舫兼秘书长。
上海市佛教协会成立以来，在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佛教徒，办好教务，开展国际友好交往，推动佛教文化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56年11月，在拉萨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
1957年2月，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于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分会，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成立了分会筹备委员会。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的佛教组织也正在筹备之中。
这些地方佛教组织，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佛教组织的建立，对于各地区各民族佛教徒的互助合作，对于整个佛教事业的进展，将起很大的作用。
第18章贯彻宗教信仰政策
中国佛教协会自成立后，就把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为主要任务之一。
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就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文规定。
在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又被列为专条。
事实上，在我们的国家里，宗教不仅是在法律上受到保障，而且是在具体事务中受到政府的积极协助和支持的。
自佛教协会成立以来，全国各地区数以百计的佛教丛林大寺得到政府的支持修复。在中国佛教协会兴办的各项事业中，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当时，我国正在致力于大规模恢复建设中，佛教事业能得到这样巨大的帮助，使所有信仰佛教的人民受到无比的感动和鼓舞。
但是，另一方面，各地区发生了不少防碍宗教信仰、违反国家宗教政策的事件。分析其中原因，颇为复杂。有的是由于佛教徒自身行动有越轨之处，滥用了信仰自由，妨害了群众利益；也有的是一些坏分子混到佛教徒中来，因而引起了事件。此外，也有一些地方对政策了解不够，因而发生了矛盾。
因此，中国佛教协会号召全国佛教徒，首先应当要求自己爱国守法，分清敌我邪正，不要使宗教政策的贯彻执行遭遇困难。
在这段时间中，作为佛教群众和政府之间的桥梁，中国佛教协会随时向政府反映情况和意见；也随时向佛教群众传达政府的政策、法令和计划；以求宗教的正当的利益和要求得到保障和满足；使违反宗教政策的事情不致发生或及时得到纠正，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中国佛教协会将继续发挥在群众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并加强中国佛教协会与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联系，以随时了解与反映情况，解决问题，协调关系。
